崔 壮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上海 200241)

章学诚论史标榜“史意”，他提出的“刘知幾得史法而不得史意”[1]887，以及“刘言史法，吾言史意”[1]817等论断已经成为中国史学史研究领域的经典文本。所谓“得史意”与“言史意”，主要是针对古人的撰述行为来说的，所“得”与“言”者也大多指“古人之意”，即古人著书的旨趣①目前学界研究章学诚“史意”的成果很多，但经常出现脱离与刘知幾进行比较之语境，甚至置章学诚“言意”文本于不顾的现象，致使诠释出现偏差。实际上，在《文史通义》中可以找出许多体现刘、章论史之不同的例证，有力凸显出“言史意”与“言史法”的治学异趣。如《书教上》篇：“刘知幾以二典、贡、范诸篇之错出，转讥《尚书》义例之不纯，毋乃因后世之空言而疑古人之实事乎？”“后世之空言”指后人对《尚书》“记言”体例的认知；刘知幾以后人认识来讥讽前代史书义例不纯的做法，在《史通》中俯拾皆是。这一点在《书教下》篇中被进一步总结为：“不知古人著书之旨，而转以后世拘守之成法，反訾古人之变通。”这完全可以视作对刘知幾史学批评方式的高度概括。从中我们可清晰地分辨出两种不同的论史方式：一是以后世之成法，来批评前人；一是舍弃后世成法，转而探求古人著述之旨，以理解古人的变通。前者大致就是“言史法”，后者即为“言史意”。“史意”的含义也因此而明了，即“古人著书之旨”。。《〈和州志·志隅〉自序》文中说：“诚得如刘知幾、曾巩、郑樵其人而与之，由识以进之学，由学而通乎法，庶几神明于古人之意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