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育号

(温州大学人文学院，浙江温州 325035)

地方自治作为清朝在最后十年推行的一系列改革的重要一环，历来为学界所重视。既有研究多关注士绅权力在此过程中的变化，有学者认为，清末地方自治的推行延续了自太平天国以来的绅权扩张趋势，促进了绅权的“组织化”发展和膨胀，在地方社会中成为国家组织之外的另一极社会权力[1]。也有学者认为，随着地方自治中国家的责任和功能的大幅度扩展，由绅、民构成的民间社会反而日见退缩，这种“国进民退”的倾向延续到清末以后[2]。本文拟以温州士绅与地方自治为例，探讨清末地方自治进程中士绅的地方社会政治参与及其限度，以期为相关问题的讨论带来某些与既有研究同异互见的认识。

一、地方自治思潮与地方自治的推行

晚清“地方自治”的思潮由来已久。早在甲午战争前，一些思想前驱就有效仿“泰西”广设地方议会以实行地方自治的议论，这其中就包括瑞安人陈虬和平阳人宋恕。1892年，陈虬在《救时要义》中提出：州县“一律创设议院”，“可即就所有书院或寺观归并改设，大榜其座。国家地方遇有兴革事宜，任官依事出题，限五日议缴。但陈利害，不取文理”[3]。陈虬的好友宋恕亦有类似建议，“每县置议院一区，略筹公费存院应用。令本县举户公举议绅、议生”，“县中一切事件，或先由知县照谕集议，或先由议绅、生照禀知县。议绅、生有所争于知县，不听，许通照，通禀大宪”[4]。陈氏和宋氏的地方“议会”论，真实意图是希望借此赋予地方士绅以参政、议政的权力，与分权治理理念下的地方自治尚有相当的距离，其思想史的价值要远超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