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胜 周舟

摘 要：辉县在殷属于畿内之地，在商周考古发掘研究中有着重要的位置。文章对馆藏辉县出土的青铜器族徽文字作以简要梳理，以期窥探殷商时期辉县的商代文化性质。

关键词：辉县;殷商;青铜器;族徽文字

殷商时期的文字具有较强的象形性，较为常见的有一字、两字、三字、四字铭文，研究者多把这类铭文称之为族徽文字。马承源在《中国青铜器》一书中对商代铜器铭文有这样的观点：“铸铭的目的在于标记器主的族氏，识别用途。”[1]这些族徽文字应是商代一种特有的文化，正如张懋镕《周人不用族徽说》一文中所言“族徽文字是殷人的专利，周人则弃而不用”。[2]在新乡市博物馆中藏有辉县出土的青铜器有子觚、圍斝、戈斝、子龙、卫父己觯和聑妇□青铜组器等，部分青铜器的族徽文字是比较典型的，为研究商代氏族结构提供了珍贵资料。

“子”氏族徽，子在金文中作或（拓片均出自《殷周金文集成》），“子”在甲骨金文中单独出现或以子某的形式出现，如《殷周金文集成》中：子觚、子觯、子癸簋、子妥、子系等等。葛英会在《金文氏族徽号所反映的我国氏族制度的痕迹》把金文氏族徽号以子字作为类属标记的，称作为子类氏族。张懋镕认为“子”是准族徽文字，是一种爵称和身份地位的标识，器主将其铸于器上以显荣耀。[3]严志斌则认为“子”应是族徽文字，并且代表一个具体的氏族。[4]在《殷周金文族徽整理与研究》所载：“单独一个‘子类族徽据统计有94器之多，可见‘子既是一个具体的方国名、族氏名，不可能是指“爵称”。[5]

“戈”氏族徽，戈在金文中多作、、，该类族徽在金文中和甲骨文中有着不同的具象表现方式。王长丰认为“戈”在卜辞作为族长名或国族名，“戈”是商王朝的方国之一。[6]陈晓华则认为殷周金文族徽之“戈”是“该族以发明先进的兵器而闻名，并奉之为族徽，其聚居之处就成为戈地，其方国被称为戈方。因此，戈族的原居地应与考古发现最早的戈相关。”[7]邹衡则根据出土的和认为，在商代晚期和西周初期作为夏遗民的戈族，其主要居地有陕西泾阳与河南安阳二地，但从《左传》中记载，戈地似更接近郑。[8]由此可见，在商代戈族应是一个较大的氏族。在殷周铜器铭文中凡带“戈”子族徽，其所代表均可视为夏部落内氏族之后裔，或夏族部落联盟内其他氏族之后裔。[9]

“圍”氏族徽，圍在金文中作、、、，在甲骨文中作、、。甲骨文中对于该类有着两种写法，有学者认为这是应是不同的族徽。严志斌先生将此类金文称之为“正”，并将其分为五型，（A型）、（B型）、（C型）、（D型）、（E型），并指出“正”字的演变应是从A型到E型。[10]正如《说文》中：是也。从止，一以止。凡正之屬皆从正。雒有仓在《商周青铜器族徽文字综合研究》[11]中认为和应释读为“圍”而，、、解读为“征”，征两足皆在方框外，与圍氏族徽四足有两足在方框内不同。通过对《殷周金文集成》中“正”和“圍”的比较，金文“正”和“圍”差异于两足的位置，足位于圈内的称之为“圍”，《说文》：圍，守也，从囗韋聲，足位于圈外的称之为“正”。“圍”氏家族在殷商时期应为王室成员，甲骨文中也有着圍氏家族的记载，殷商青铜中有着不少圍鼎、圍斝、圍爵、圍觚等等。

“子龙”氏族徽，子龙在金文中作、、等，据有关学者研究殷商时期“子某”，一种为私名，一种为氏名，“子龙”应该也有着以上两种可能。李学勤在《论子龙大鼎及有关问题》指出：子龙应为一个族氏，而非个人。[12]朱凤瀚则认为：作为私名的“子某”之称，是商人贵族一种习惯称为方式，对于王室“子某”指的是王子，对于非王室而言，则指的是宗族之长，并且该氏族是与商王室有着密切的关系的高级贵族。[13]王冠英认为“子龙”应是商末的王子或宗族，有着自己的軍队和政治权力。[14]

“卫”氏族徽，“卫”在金文中作、，四足在圈外，中间可以理解为城邑或者地方。《说文》：作衛，“宿衛也，从韋、帀，从行。行，列衛也。”四足围绕形象地展示出卫士围绕城邑行进巡逻的景象。因此，可以推测“卫”应是殷遗民中的商人外服诸侯的一种，而“卫”应是商王派驻在外保卫商朝的武官或者氏族。在安阳地区也出土了数件带有铭文“卫”的青铜礼器，这也有可能说明卫氏部族应居住于殷墟附近，起到守卫城邑之用。

辉县在殷为京畿之地，这里应该有着商王族和贵族封居于此。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辉县地区出土一组聑妇□青铜器组器，分别为一鼎、一尊、一卣、一簋、三爵杯，尤其是带盖牛首爵杯甚是精美。在纹饰上与安阳殷墟出土青铜器比较往往只有“大致相似，局部变化”的特点，这既是商周青铜器在铸造时一范一器的特点，也是地域的差异而有变化所致。[15]从辉县丰富的商代文化遗存和出土青铜器数量、规格和工艺上而言，使用如此精美青铜器的群体应与商王室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辉县境内出土青铜礼器的地点相对较为分散，青铜器物族徽文字也是不尽相同，是否可以推测在辉县地区可能分布着不同的氏族。但是，目前除了辉县孟庄三叠城中已确有的商城之外，其它古商城址尚未确定，这仍是值得探讨的一个问题。

参考文献

[1]马承源.中国青铜器[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358.

[2]张懋镕.周人不用族徽说[J].考古，1995（09）：835.

[3]张懋镕.试论商周青铜器族徽文字独特的表现形式[J].文物，2000（02）：50.

[4]严志斌.也谈“准族徽文字”——读《试论商周青铜器族徽文字独特的表现形式》[J].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2000（02）：64.

[5]王长丰. 殷周金文族徽整理与研究[D].郑州大学，2006.65-66.

[6]王长丰.殷周金文族徽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270.

[7]晓华.戈器 戈国 戈人[J].人文杂志，1999（04）：106-109.

[8]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294-295.

[9]曹定云.殷墟妇好墓铭文研究[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76

[10]严志斌.商代青铜器铭文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103-104.

[11]雒有仓.商周青铜器族徽文字综合研究[D].陕西师范大学，2007.185-186.

[12]李学勤.论子龙大鼎及有关问题[J].中国历史文物，2006（05）：5.

[13]朱凤瀚.子龙鼎的年代与铭文之内涵[J].中国历史文物，2006（05）10.

[14]王冠英.子龙鼎的年代与子龙族氏地望[J].中国历史文物，2006（05）：16.

[15]傅山泉.“妇（女桌）”组器考[J].新乡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5（02）：100-105.

作者简介

饶胜（1989-），男，汉族，河南省信阳市人，硕士研究生，新乡市博物馆助理馆员，研究方向：馆藏文物与地方文化。

周舟（1990-），男，汉族，河南省焦作市人，硕士研究生，新乡市博物馆助理馆员，研究方向：馆藏文物与地方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