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玉

双面间谍同时受雇于两个情报间谍组织，但这并不是衡量间谍人员是否是双面间谍的唯一标准。只有背叛原来受雇的情报机关，转而服务于其他情报机关，并得到原机关的信任的间谍人员，才能被称为双面间谍。通过双面间谍，反情报机关巧妙地将真实情报与误导性情报混在一起，或者是直接的假情报，由双重间谍提供给对方，以误导对方。双面间谍是国家安全情报机构获取情报和反情报的结合。

苏联的双面间谍现象并不是冷战的产物。十月革命后，面对国内外严峻的形势，苏维埃成立了全俄肃清反革命和怠工非常委员会，简称契卡，负责谍报工作，与国外情报机构和国内反革命势力作斗争。1922年苏联成立后，于1923年设立隶属于苏联人民委员会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负责国家的安全工作，即获取国外情报以及反间谍工作。

“二战”期间，苏联积极开展反间谍工作，同时致力于发展双面间谍，向敌方传递假情报，隐蔽苏联真实的军事力量和战略意图。通过侦查，苏联发现了德军派来苏联的间谍，于是对部分间谍进行逆用，发展其成为苏军的双面间谍。在“二战”初期，有些德国苏军战俘出于自身安全原因与德军合作，在经过德军谍报机构培训后潜回苏军后方，但有相当一部分战俘进行了坦白，得到了苏军的信任，于是成为双面间谍。比如，苏军战士茹科夫在成为德军战俘后被舒尔茨谍报小组招募，受到简单培训后返回原部队，但他并没有真心听从德军的命令，相反他向特别处做了坦白交代，特别处将茹科夫发展成双面间谍，向舒尔茨谍报小组提供苏军的假情报，并且搜集更详细的情报。

“二战”后期，苏联第一次设立了单独的机构来管理双面间谍。

所谓美苏两大阵营的“冷战”，除了军备竞赛，很大一部分属于无声的战斗——间谍谋略战。双面间谍甚至是三面间谍在冷战开始后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二战”结束后，部分区域性战争并未结束。苏联利用在某些地区抓到的战俘，发展其成为双面间谍。乔·布莱克原在英国秘密情报局工作，朝鲜军队占领汉城后，驻汉城使馆的布莱克被俘。关押期间，苏联对外情报机关成功将布莱克发展成为双面间谍。他继续回到军情六处工作，向苏联提供了大量关于英国以及英美联合实施的反苏行动，协助苏联查处了百名英美派往苏联和东盟的间谍。

德国分裂后，东德和西德成为美苏分别安插间谍的前线。比如，苏联赫赫有名的 “剑桥五君子”之一的约翰·凯恩科罗斯，早在“二战”时就向苏联提供了英美联合研制原子弹的计划。“二战”结束后，他继续为苏联服务，向苏情报机构提供了大量北约的军种、驻扎位置、配备武器种类、海陆空战略计划、组织的结构和运作方式等情报，还报告了西德核武器基地的布置情况。此外，西德情报局中也有苏联安插的“鼹鼠”，他们在东德与西德的对抗中起了很大作用，提供西德向东德派遣间谍的情报，保证了东德情报机关什塔济免遭西德联邦情报局和中情局的渗透。正因如此，西德联邦情报局中的苏联“鼹鼠”甘·齐格被发现后，才一度引起了美国和北约集团的恐慌，以及对西德情报局自身的怀疑。

20世纪80年代，苏联对外情报机关为确保自己的情报安全，急需美国情报部门特别是中情局内部双面间谍的配合。他们看中了年轻的中情局工作人员爱德华·李·霍华德。虽然他没有通过“测谎仪”的测试，遭到了中情局的开除，但他向苏联方面提供了有关中情局驻莫斯科情报机构的情报，于是许多美国间谍在莫斯科行动失败，被逮捕或驱逐，包括中情局一号人物托尔卡契夫。最著名的是中情局的高层阿尔德里奇·艾姆斯，他向克格勃提供了有关中情局的大量情报，还将中情局安插在苏联情报机关的“鼹鼠”挖出来。

冷战初期，苏联国家安全机构改组十分频繁，直到赫鲁晓夫上台，于1954年把内务部的国家安全总局分立出来，在此基础上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即克格勃。克格勃承担了传统的国内安全和反间谍职能，而且负责海外除总参情报部之外的一切秘密活动，把对外情报活动作为职能的重点。克格勃最初由九个业务管理局组成，为对外侦查、军事、交通、政治、经济、监视、通信等方面的反间谍机构。70年代后期，克格勃无疑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情报机构，无论在机构设置、组织分工、人员编制、财政支出等方面，还是在活动的手段和规模上，都堪称世界首位。克格勃的触角伸向世界各地，为苏联争夺世界霸权的全球战略服务，成为超级大国时期苏联的象征和工具。

克格勃除了在日常谍报工作中物色双面间谍，也进行过很多发展双面间谍的计划。根据当时克格勃档案馆长叛逃时携带的绝密情报，克格勃的绝密招募计划包括精心策划招募后来成为美国国务卿的万斯当间谍；也曾经密谋把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玆格尼尔·勃列玆斯基招到克格勃的麾下；甚至想把当时的西德总统勃兰特发展成双面间谍，但最终都没有成功。可见克格勃在发展双面间谍方面是十分大胆的。

在美苏为首的东西方两大阵营争夺世界霸权的大背景下，当时克格勃中的一位情报人员这样说道：“我和我的同事最关心的，是如何在美国人中物色间谍，以及如何破坏美国的利益。我想我们的对手所做的事情也是一样的。”双方并不了解对方真正的军事战略意图，这也能解释为什么在美苏斗争的核心地带“冷战”，而在一些边缘地带进行“热战”，双方都在猜测对方下一步将在哪里采取行动。而双方都想潜入对方内部，窃取对手的核心战略信息。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致力于发展高科技的军事武器，苏联对此十分担心，也十分迫切想得到西方的军事战略计划。根据后来叛逃的克格勃官员的情报，当时苏联有很多军事武器设计都是通过间谍或双面间谍获得情报后，直接抄袭西方的设计。而冷战时期与克格勃针锋相对的美国国家安全机构中情局，对苏联也采取了一系列获取情报或反情报的行动。

发展双面间谍本身比直接派遣间谍有优势，派遣间谍这种方式的时效性和效用都不如直接策反对方内部人员为我所用更为快速和更具价值。双面间谍虽然对间谍自身心理素质和能力要求很高，但确实能提供大量有价值的情报，特别是处于对方核心领导位置的间谍人员。这就很容易解释为什么克格勃会冒险在冷战时期不留余力地招募中情局的工作人员，甚至是总统身边的人员了。

除了情报机构的策反和积极招募，谍报人员自身的动摇也是双面间谍产生的因素之一。在官僚体制下，某些情报人员得不到重视，对上司不满，对自身工作产生怀疑，于是萌生了向对方靠拢的想法。中情局的年轻情报人员爱·霍华德就是对上司心存埋怨，才自愿成为苏联在中情局的“鼴鼠”。有些则是经受不住金钱的利诱。阿尔德姆斯·艾姆斯原是中情局出色的“克格勃专家”，本来他不需要放弃安稳的生活，冒险与苏联进行合作，但他还是选择了背叛，他承认“金钱起了一定作用”。

克格勃的谣言散布计划曾进行得惟妙惟肖，以至于愚弄了美国所有情报机构和反间谍机构，甚至连当事者本人也被蒙得一愣一愣的。乔·帕克是戴高乐最亲近的助手，但他是个爱慕虚荣的人，苏联情报机构抓住他的这个弱点，想方设法资助他。乔·帕克借助自己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地位，向苏联提供北约的重要情报，甚至包括所有对抗苏联以及华约组织的情报，企图帮助苏联在美苏冷战中处于道德制高点。

双面间谍导致西方阵营对自身情报机构的不信任，阻碍了阵营的向心力。比如潜伏在英国“军情六处”的乔·布莱克被发现而逮捕后，不仅对英国情报机构造成了严重打击，而且很大程度上破坏了美国情报机关与“军情六处”的联系。有时候直接打击敌人反而不如让敌人“窝里斗”、自己怀疑自己更有效果。1945—1974年在中情局负责反情报工作的主管詹姆斯·安格尔顿，致力于在中情局内部实施“灭鼠”行动，即大规模清查苏联安插在美国情报机构特别是中情局的双面间谍，该行动导致很多工作人员蒙受不白之冤，也造成了中情局的混乱。而安格尔顿之所以执意如此，是因为他坚信所有情报机构都是可能被其他情报机构所渗透的——既然盟军能够在“二战”中利用双面间谍实施大规模的欺骗行动，那么苏联在冷战中也同样能够效仿。

克格勃进行反间谍工作的项目之一，是发现潜伏在苏联的西方国家间谍，破坏其行动。克格勃机构设置中将反间谍部门设置得非常细致明确，可见克格勃对于机构本身的纯洁性十分重视。

其实，间谍本身就是国家间或团体间存在隔膜、互不信任的产物。但在当今这个仍旧以各自国家利益为出发点的时代，国家安全机构有必要大力加强反间谍法律机制建设，同时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特别是在高科技迅猛发展的今天，反间谍战正成为一场愈演愈烈的全球性持久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