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马

塔塔建议尼赫鲁注意国企的盈利状况。尼赫鲁则回答说，“杰汉，别提利润。这就是个脏词。”

在世界古代和近代历史上，近两千年间，印度和中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从棉麻纺织品、金属制品、丝绸、染料、矿石，到香辛料等，印度曾经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生产国之一，并在国际贸易中占据重要地位。

然而在西方工业革命之后，到19世纪中后期，美国和英国本土的国民生产总值，就超过了印度。对此，颇为开明的印度前总理辛格说道，“毫无疑问，我们对英国的抱怨有充分的理由。正如杰出的英国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逊所说，印度的国民总收入在1700年占全世界收入的22.6%，约等于全欧洲的总和。而到建国之初的1952年，剧跌到了只占世界的3.8%。”

英国的殖民统治给印度人留下了不快的回忆。但是，一些印度精英想当然地将印度经济的衰落，归咎于西方国家工业品对印度传统产业的冲击，以及外资企业对民族企业的竞争优势。在印度建国之后，以尼赫鲁为代表，信奉费边主义的印度领导人们，便实行了保护主义、计划经济、印度式“社会主义”的片面经济政策。他们用高额关税阻止外国产品的输入，同时对外资企业实施国有化或者严格的管制，希望以此扶植本土产业。

当然，尼赫鲁也知道外国对印度的投资多少也值得利用。为此，他曾专门发表讲话，并且印成小册子公布：“我们向对我国投资的企业家承诺，十年之内都不会进行没收或者征收。”这样的宣传，其效果可想而知。

而对本土民营企业，印度政府也并不亲善。除了直接国有化的重要企业外，其他的民营企业也落入繁琐困难的“牌照管制”和部门官僚管理之中。比如，塔塔集团的董事长杰汉吉尔·塔塔就说，他并不能决定企业怎样进货，生产什么东西，卖什么价，借多少钱，发多少股，给多少工资，分多少红。这些都需要政府做来决定。他建议尼赫鲁注意国企的盈利状况。尼赫鲁则回答说，“杰汉，别提利润。这就是个脏词。”

这样的政策严重阻碍了印度的发展。国企、民企的资本得不到良好的保值增值，外资的投入也相当匮乏。而资本投入的多寡能明显影响劳动力大国的生产力发展和国民收入。在亚洲四小龙、四小虎们利用纺织机器、集成电路组装生产线，接力发展适合新兴国家的产业的时候，大量的印度农民还在国家政策的保护下，日复一日地转动手摇纺车，以和莫卧儿帝国时代差不多的方式辛苦劳动。

印度的这种缓步发展被学者们遗憾地称为“印度式增长”。可以说，建国几十年后，独立了的印度人民并没有摆脱贫穷。到1991年之后，危机和困境中的印度不得不走上了市场化改革之路。用无数部门繁琐管制企业经营的牌照制度被基本废除；关税明显降低，这使得印度企业有机会降低自身的生产成本，印度人民也有机会降低消费成本、有助于储蓄投资；政府不再实行全面的经济计划，民企获得了更多的自主性；对外国投资的管控也逐步放松。在1992年以后的二十多年间，印度的国民人均收入增长了十几倍，改革取得了明显成效。这被称为新世纪的“印度式增长”。

不过，总的看来，1992年以后的经济发展，印度仍然逊色于中国。中印两国改革开放以来，根据世界银行的历年营商环境排名，印度从世界中下游改进到了世界中游，而中国则跃居发展中国家前列。印度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和管控仍然较多，这不仅滋生了腐败，也挫伤了印度民间和外资投资的积极性。对比而言，1992年以后，中国每年接受的外国净投资都是印度的约十倍，甚至几十倍。可以说，外国投资的巨大差距，以及背后反映出的企业经营环境，是解读中印两国从相差无几的1990年代初的经济基础，转变为中国大幅领先的钥匙。

不过，近年来发展迅猛的印度，仍然有充分的潜力可以挖掘。印度仍然有超过一半的劳动力没有进入城市，在从事传统劳动。今天，印度的快递员利用外卖软件，骑着自行车、摩托车，为班加罗尔、海得拉巴、孟买的工程师们繁忙地送着外卖。在骑手的背后，是从农村进城，无需高额开业资金就能营业的小店主们。跨国公司新设的生产线源源不断吸引北方和中部落后省份的青年。新技术、城市化“补课”和经济全球化的合力，使有充沛年轻劳动力的印度充满了希望。

但历史留下的阴云还没有散去。随着印度前期深入参与自由化改革的留洋或者外籍经济顾问的渐次离开，随着莫迪政府交出不错成绩单之后面临的选举压力，传统的音调又已经升高。在最近两年，不知不觉间，印度又频繁动用了新的保护主义措施，成为近期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卷入贸易争端最多的国家。印度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谈判也未成功。

（作者系历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