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萌

1959年，由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摄制的《今天我休息》和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制的《五朵金花》两部电影，同时出现在观众的视野中，此时正值新中国建国十周年，大跃进运动也如火如荼地展开。不同于1956年“双百方针”政策刚刚出台时所出现的《新局长到来之前》（1956）、《不拘小节的人》（1956）、《未完成的喜剧》（1957）等“讽刺喜剧”的创作，这两部电影一改讽刺官僚主义、揭示人民内部矛盾的创作思路，转而在影片中着重塑造了英雄模范人物，其歌颂为主、轻松愉悦的喜剧风格深受观众欢迎。在1960年关于喜剧电影的讨论中，这两部影片也被归类为“歌颂型喜剧”[1]。更为重要的是，这两部影片中展现了“社会主义爱情”的典范，与1949年以来新中国电影展现新思想、新文化的要求相契合。本文以《今天我休息》和《五朵金花》这两部歌颂型喜剧为例，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探讨其所讲述的社会主义爱情故事，以“寻偶”为主题的爱情喜剧是怎样服务于当时的国家话语的。

一、纯粹、忠诚与社会主义爱情故事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在以表现“工农兵”、服务人民与新政权的电影政策指导下，爱情主题与喜剧类型一度成为电影人不愿触碰的禁区。“双百方针”后，爱情与喜剧相结合的创作才重新走进观众的视野。1957年1月，陈沂提出：“我不是说不要写爱情，甚至于着重写爱情，我都赞成，写好了我想人民也想看、愿看，问题在于是否符合今天人民（而不是一些小资产阶级，或者根本没有经过任何艰苦奋斗的人）的现实情况……所以所谓描写爱情绝不能空喊，要有社会基础……”[2]在爱情故事中加入政治诉求成为当时电影的一种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