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盈盈 江苏省苏州市苏州大学金螳螂建筑设计学院

□钱秋虹 江苏人文环境艺术设计研究院紫砂研究所

佛教艺术用以传递宗教思想、表达象征意义，其中的造型、衣饰、神态、手印等均遵循佛家经卷的规定，构成基本稳定的程式，用以凸显宗教内涵的要义，使普通信众能一目了然。在这样基本稳定的程式框架之内，不同时代的艺术家通过主观艺术改造，精雕细琢，使不同时期的造像呈现出不同的艺术风格，形成极致、精到的特征表达，留下了诸多古代佛教艺术精品。

“思惟菩萨”，唐代《大日经疏》中有描述：“半跏坐”“稍侧头，屈手向里，以头指指颊”，即单趺一足，跏于另一足上安坐于莲台，以右臂屈肘往上似托面颊，左臂自然撑于腿上，低头敛目，或有微笑，仿佛正在冥想。禅法主张寂坐修心，修禅须先观像，不同于其他造像的肃穆庄严，体现出另一种旷达风度，阐述佛家思想中的“苦思”“禅定”以及之后的“顿悟”，正是指“思惟菩萨”。《无量寿经》中《重重诲勉第三十六》说：“汝等得佛经语，熟思惟之。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离三涂忧怖苦痛之道。”《至心精进第五》亦有“汝自思惟，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汝自当知。清净佛国，汝应自摄。[1]”

有学者认为，“思惟”这种样式的起源是古代欧洲的忧郁妇人图像，这一观点未能得到考证。能够考证的是后来出现在犍陀罗艺术中的各种“思惟”雕刻，该时期的“思惟菩萨”数量众多，既有观音菩萨，也有弥勒菩萨，比较写实，有希腊艺术风格，人物表现比较健硕，多表现佛传或佛本生故事。

刚传入中国时，“思惟菩萨”造像都小而简单，大多只能看到基本样式。魏晋南北朝时期，“思惟菩萨”造像逐渐从简单趋于丰富，既能看到太子形象，又能看到菩萨和罗汉形象，既有单尊造像，又有石窟彩绘，也会加上龙树、莲台等造型。“思惟”造像在5～6世纪时最为流行，尤以北齐、北周时期的艺术感最好，当时社会动荡，无论是太子忧思或释迦证道，都源于悲悯众生，所以说“思惟”是人们用以证道修行、解脱凡俗，揭示生命的探索过程。例如，北齐天保八年“张延造石思惟像”，菩萨在静思中微笑，龙树华美、形制端庄，透雕与圆雕相结合，整体感极强。其中发愿文：“大齐天保八年岁次丁丑七月戊戌朔廿日丁巳，曲阳人张延为亡妻陈外香造白玉思惟像一区，愿令亡妻长辞四生，永绝六趣，转报女身，道成圣果，又愿己身，居眷大小，龙华之期，一时悟道。”再如，北齐天宝九年“张寄兴夫妻造思惟像”中发愿文：“天保九年，岁在戊寅十二月庚申朔十三日，佛弟子张寄兴夫妻二人为亡息永康、息比丘神璨，敬造白玉龙树思惟像一区，以此微愿，使亡息舍此秽行，神游净境，又愿国祚永隆，边方宁太，现在己身，内外眷属，咸作斯泽。[2]”

7世纪以后，“思维菩萨”从山东沿海传入朝鲜、日本。现存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的半跏思惟菩萨像与日本京都广隆寺的半跏思惟弥勒像等，无论是形体、头冠还是手臂、手指的位置动态，都极为相似。这样的造像特征，也与当时的中国佛造像乃至犍陀罗造像有许多近似之处。

一、传入期造像

“思惟”造像的第一次繁荣是在贵霜时期的犍陀罗地区。犍陀罗艺术融合了本地民间艺术和希腊、罗马的装饰特征，有着双重个性，其造像大多面部椭圆、鼻梁高挺、神情肃穆庄严，通常右肩袒露，希腊式大衫披于左肩下垂，呈现出一种挺劲健硕、自然写实的艺术风格[3]。“思惟菩萨”穿插在连续性的佛传、佛本生故事之中，基本样式较多，数量也较多。

目前所见国内最早的“思惟菩萨”像，应是从西南陆路或者海上丝绸之路传入的，造像相对小而粗糙，线条也简单生硬，翻版复制的概念居多，只能简单传递禅定、思惟的基本样式。但从基本程式上来看，半趺跏坐、左臂支颐、低头敛目等，观念、表达都与印度本土一致，是为了表现悉达多太子在菩提树下“苦思”“证道”，从而“悟道”的情景。三国时期的一面铜镜有着断代最早的“思惟”图像，这面铜镜有柿蒂钮、连弧纹，保持着汉镜基本的传统样式，其间却纹饰复杂，有夔凤纹、佛像纹等。其中的一组佛像纹展现出佛尊托腮、侍者侧立、信者跪拜的场景，是典型的“思惟”造像。

当然，印度本土中其他“思惟”造像，如头戴宝冠、手持莲花的菩萨，在之后也通过路上丝绸之路陆续传入中国[4]。这一点可以从北方几大石窟中看到，如云冈六窟中的南壁“决意出家”图，正是太子在夫人床前抚颊沉思、决意出家的场景。再如，莫高窟第275窟中树形龛内的思惟菩萨，半趺跏坐，一条腿搭在另一条的膝上，左手支颐，笑容显露，是很典型的犍陀罗风格。

二、繁盛期造像

南北朝时期，佛教信仰日益繁盛，“思惟菩萨”也从西南和西北逐步传入山西、河北等地，之后又传到山东沿海。这一阶段文物遗存数量非常多，从中可以看出，“思惟”造像日渐清晰，表现语言日益丰富，逐步有了背光、龙树、佛龛、莲台、荃蹄座等背景[5]，单尊变化成双尊，或在一个大场景内出现，在某个区域数量上大幅增长。

在这一繁荣期内，“思惟菩萨”造像的体量开始变大，随着体量的变大，细节处理得以精微。造像追求与时代等同的思想性，从原来的袒露右肩到褒衣博带，从秀骨清像到圆润丰满，表现为线条简洁而有韵律，具有区域化和民族化。尤其到北魏中晚期，可以看到，思惟造像开始越发地强调圆润和弹性，叠加的衣纹更加注重装饰和律动感，世俗化的特征也开始明显起来。造像的汉化，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个性和风格，特别要提及的是北齐的“思惟菩萨”，其独具特色的笑容，呈现出对表情和精神的精微雕琢，笑意盈盈中透露出的是内心的自信和安宁，其艺术性已极具深度。

三、后世精品造像

隋朝国力强盛，佛教信仰更加中国化，弥勒信仰越来越多，超过其他。“山之极顶造弥勒堂，众事庄严，备殚华丽，四事供养百五十僧。”这一时期存世的“思惟”造像也基本是弥勒菩萨。一直到隋末，由于民众造反皆托以弥勒之名，在强权镇压下，对弥勒的信仰迅速衰落。到了唐代，道教信仰超过佛教，后期武帝以及后周世宗的灭佛运动极端激烈，毁坏甚多。至此，“思惟菩萨”再不多见，只仅有数尊精品传世。

唐代往后，“思惟菩萨”的造像风格已从繁盛期的清秀演化为丰满、婉约的气质，女性形象取代男性形象并不断完善且增多，线条已经基本稳定在弹性、流畅的意象之内，开始注重虚实、主次的塑造以及施设各种更具吸引力的色彩，使画面浓淡相宜、艳而不俗，艺术的表达更加醒目。

唐代“思惟菩萨”的代表作品是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一尊铜鎏金思惟菩萨像，此尊造像高11cm，除半跏坐姿稍有不同外，低头敛目、屈肘托颊，是标准的思惟样式。从整体上看，铸工精湛、造型优雅，身着丝绸质外装，手指纤细、飘带畅达，莲瓣、璎珞等无不雕琢精到，是雕塑艺术和宗教艺术的完美结合。

明代德化窑也有精美的“思维菩萨”存世（见于2015年普艺拍卖），此尊白釉思惟菩萨像高13cm，下有方块连木座，表现为长衣半坐，左臂撑在地面，右臂支于右腿向上似要抚颊，沉眉安详，极尽雍容。作品的造型风格和德化窑观音造像较为近似。

结 语

佛经曾有云：“从闻思修，入三摩地。”闻思修是修行的一种方法，用来契悟菩提、证到三昧，那么“思”，就是要从思想悟道，或者说“念”，然后“觉”，有着深厚的哲学道理。佛经在这里所规定的程式，通过基本手足姿势得以固定，与其他要素一起表达智慧生命的律动，得到了传承的固守。而艺术在其中的参与和表现，更加强调了这种寓静于动，这种单纯统一而又变化丰富的非俗形象，既让技艺的表达越来越精准和精微，又体现出觉者的精神升华以及佛教精神的外化。思惟菩萨造像艺术，在变与不变的历史传承中，让人们感悟到思惟的神性，从而使人超脱世俗、观想觉悟，让精神抵达彼岸，是中国传统艺术的代表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