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烨 田 耀

(天津外国语大学，天津 300204)

一、宓亨利简介

宓亨利(Harley Fransworth MacNair，1891-1947)，研究外交史的著名美国学者。1891年7月22日，宓亨利出生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格林菲尔德。1912年宓亨利作为传教士到华布道，驻上海，于圣约翰大学担任讲师。1916年获哥伦比亚大学文科硕士学位，1922年获加利福尼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在华期间，他一度兼任上海《密勒氏评论报》特约编辑、《教务杂志》编辑部执行委员和圣约翰大学华东夏令营学校院长。1926年宓亨利离华回国，嗣历任华盛顿州立大学和芝加哥大学远东史教授。编著有《中国近代史选读》、《华侨志》、《中国新民族主义论文集》、《中国国际关系论文集》、《远东国际关系史》、《中日冲突之真相》、《中国赈灾纪实》、《中国》以及1950年出版的《近代远东国际关系史》等。

二、宓亨利在华的理论研究和实际活动

(一)教授科学知识，传播西方文化

19世纪末，随着美国海外传教运动的觉醒，宓亨利作为新教的虔诚信徒，在听了青年会的演讲之后，积极地加入了学生志愿传教运动的队伍。1912年，21岁的宓亨利来华布道，并于美国圣公会主教施约瑟在中国筹建的第一所现代高等教育学府——上海圣约翰大学担任讲师，教授英语和西方历史等多门课程。1916年，宓亨利荣升为上海圣约翰大学历史学和政治学教授。1919年，圣约翰大学创办华东夏令营学校，宓亨利被任命为院长。在校期间，宓亨利与中国学生交往密切，常邀学生交流思想，探讨中西差异，给予学生指导与帮助。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与学生们的互动反过来又帮助宓亨利更好地了解中国，对于中国的研究能够更加客观更加准确。在圣约翰大学从事教学工作期间，宓亨利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编纂了多部书籍，为中国学生了解西方文化打开了知识的大门，为中国的教育事业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其中包括1919年出版的《中国学生用短篇故事集》以及1922年问世的《中国学生用西洋史入门》等。

(二)担任报刊、杂志编辑

1917年6月，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驻远东记者汤姆斯·密勒在上海创办《密勒氏评论报》。这份具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色彩的英文周报，以报道、评论中国和远东的政治经济时事为主。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之后，当时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授课的宓亨利便受邀加入《密勒氏评论报》，并担任特约编辑一职。对于远东国际关系，宓亨利表现出了极高的研究兴趣，其独特的视角和敏锐的观点吸引了西方国家各界读者的广泛关注，对中国的知识分子也有一定的影响力。除了特约编辑一职，宓亨利同时担任上海《教务杂志》编辑部执行委员，促进中国文化的传播与推广。

(三)沉浸学术研究，撰写多部著作

20世纪20年代，中国局势动荡不安，民族矛盾日益加剧。身处非凡时期，宓亨利凭借其客观的分析及理性的思考，完成了多部著作的撰写工作。1923年宓亨利完成《中国近代史选读》，对近代中国的历史事件进行了详尽和客观的记录。1924年撰写了《华侨志》，该书叙述了中国人移居美国的历史过程以及美国的排华运动。1925年宓亨利完成了《中国新民族主义论文集》，随即于1926年出版了《中国国际关系论文集》。

由宓亨利与马士二人合著的《远东国际关系史》，是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版的远东国际关系史名著。该部著作则是按照1910年由马士出版的《中华帝国关系史》一书改编而成。宓亨利征询马士同意，对《中华帝国关系史》一书进行了择要叙述[1]。在后出版的《远东国际关系史》一书中，宓亨利增添了除中国以外的其他地区，并参考了最新的研究成果，赋予原书以时代的新义。其中包括泰勒·丹涅特的《罗斯福与日俄战争》以及《美国人在东亚》这两部著作。尽管书中的观点浸透着帝国主义强盗逻辑和资产阶级反动历史观[2]，但该书对于史实的记述较为详细。作为西方学者，马士与宓亨利在书中对于殖民主义者侵略中国的种种罪行有所揭露。例如东印度公司向中国贩卖鸦片、第二次鸦片战争中额尔金下令焚烧圆明园等等罪行，在书中均有较为客观详实的记载[3]。《远东国际关系史》一书的出版立即受到了西方学界的欢迎，并用于学术研究与日常教学当中。尽管该书清晰地阐明了近百年来中国的对外关系，但是学者们一致认为其价值并不仅局限于国际关系史的研究，对于其他相关历史学科同样具有参考价值[4]。西方学术界对于这部著作的评价颇高，认为这是一部“独一无二、富有价值以及充满趣味的著作”，叙事“详尽且清晰”。

三、宓亨利对华贡献

(一)充任外交使者，促进中美关系

1941年底珍珠港事件爆发后，中国成为美国在亚太战场的最大盟友。除了经济、军事交流，在文化上的交流也日渐频繁。美国于1942年1月设立了对华关系处，全面负责战时与中国的文化学术交流，中美学者的互换交流是重要项目之一。1943年，在宓亨利的主持安排下，中国学者费孝通等一行被美国政府邀请到芝加哥大学，参加题为“自由中国”论坛，并就中国抗战以来的情况展开了讨论。论坛结束后，宓亨利将中西学者的部分演说和讨论整理后集结为《来自自由中国的声音》一书，并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于1944年出版。宓亨利组织召开的中美学术交流论坛，为中美外交关系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二)传播中华历史文化，促进海外汉学研究

1926年宓亨利离华回国，继续从事教育事业。1927年，宓亨利在华盛顿州立大学担任远东史副教授。1928年，宓亨利加入芝加哥大学历史系，并担任历史系系主任。回到祖国后，宓亨利将自己在中国多年的所见所闻真实客观地讲述给美国的同僚及学生们，向他们介绍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并对早期研究中国的一些不实论著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指正。事实上，宓亨利关于中国的很多著作在西方学术界都有着广泛的影响，尤其是他与马士合著的《远东国际关系史》一书，成为研究远东国际关系以及近百年来中国对外关系的重要参考书，并成为许多高校的参考教材。宓亨利对中国文化的传播，使得西方学者对中国有了更准确的认识，并从某种程度上激发了西方对于汉学研究的热情和兴趣，从而促进了汉学研究在海外研究的发展。

(三)推进中西学术交流，搭建沟通合作桥梁

1946年，由宓亨利主编的《中国》一书由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被列为联合国从书之一。宓亨利在写于1946年3月9日的“编者序言”中说，他希望这本《中国》除了服务于丛书的总目标之外，还能“体现学界有关这个具有数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的最新研究成果。”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宓亨利邀请了33位作者协同完成，其中有11位学者来自中国，22位来自西方，他们均是各个研究领域的知名研究专家。《中国》作为一次成功的集体合作，促进了中西学者的学术交流，并集中展示了汉学研究在美国的新进展。

四、结语

被誉为“中国问题专家”的宓亨利，起初凭借着满腔的热情来到中国，并以讲师的身份在大学授课，积极传播科学文化知识，对当时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在华期间，宓亨利通过多种方式、从不同角度了解中国，分析研究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和相关社会问题。回国后的宓亨利继续保持对中国的研究兴趣，并撰写出版了多部著作，在西方学术界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坦率地讲，宓亨利对于中国文化的“西方传播”起到了不容小觑的作用，其研究成果为西方学者了解汉学提供了有力的文字资料。作为中西学者学术交流的桥梁，宓亨利加快了汉学在海外发展的脚步，对中美良好外交关系的发展也有一定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