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璐璐

(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湖南 长沙 410000)

一、抗美援朝战略决策研究

抗美援朝的战略决策研究一直是学界对于抗美援朝研究的重点区域，以前学界较多关注中国参加抗美援朝的原因，以及是主动参加还是被动参加的问题。近五年来，学界开始逐渐转变方向，并出现一些新的研究视角，使研究不断深入。

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刘赵昆则从美国方面出发，结合美国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的相关解密文件分析认为，杜鲁门在面对美国军队逐渐逼近中国边境，在即将引发战争的边缘，没能及时作出应对，是致使战争进一步扩散的重要原因。除此之外，面对选举和国内反战情绪的压力，被假情报所误导，和过度信任麦克阿瑟也是杜鲁门做出错误判断的重要原因。

陈少铭则以《人民日报》为视角，通过梳理战争初期《人民日报》对朝鲜问题的报道情况，结合中央政策的变动，认为在战争前期，在中美两国未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的情况下，人民日报所透漏的信息成为中方向外界表达自身立场和底线的重要渠道，而这一渠道并未引起美方重视，也是美方出现误判的重要原因。研究《人民日报》与新中国出兵朝鲜判断和决策之间的关系，为研究新中国出兵朝鲜问题提供了新视角，对研究今天的中美关系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1]。

除此之外，赵丽的《中共中央“抗美援朝”决策分析》以及王力的《毛泽东抗美援朝决策的心路历程及战略构想》都为研究朝鲜战争的战略决策问题打开了新的思路或方向。

二、抗美援朝社会动员研究

朝鲜战争爆发之后，在党和政府的号召之下，社会各界纷纷开始支援志愿军，从而形成一股社会热潮，这一问题向来是抗美援朝研究领域的重点。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学界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宣传动员方面，或限于一般的过程性梳理，或运用地方档案讲述某个地区的动员过程，和讨论宣传动员的特点和动员的具体方案[2]。近五年来学界沿着这几个研究方向，程度进一步深化，视野逐渐放开，研究区域也不断扩展。

武汉大学的江光亮在他的博士论文《抗美援朝运动中江西省的民众动员研究》中通过走访江西各地进行访谈，并加以利用江西各地档案馆所存资料，以及各种地方志和统计数据，分析了江西各阶级在抗美援朝战争社会动员过程中的种种状态，并加以总结，是五年来关于抗美援朝区域研究最深入的成果之一。

福建师范大学的黄秋霜则以抗美援朝运动中福建妇女组织社会动员运作为个案研究，探究在远离抗美援朝主战场的福建，福建妇女组织是如何动员妇女支援战争，剖析中国共产党实现最广泛社会动员的组织结构网络逻辑[3]。

江林译则在《抗美援朝中的新华书店》一文中，以新华书店为研究对象，主要论述了这一刚刚建立的国家文化宣传机构的宣传、捐献、前线服务等各项工作，肯定了新华书店为抗美援朝做出的重大贡献。

西南民族大学的聂文晶则主要关注了西藏人民对抗美援朝的积极响应，从民族认同的角度出发，认为藏区人民对于朝鲜战场的积极支援除了为志愿军做出了巨大贡献外，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藏区人民的这一行动更是在无形之中增强了它们的政治觉悟和爱国情感，特别是对于整个中国民族的民族认同感有很大提升，是少有的从少数民族问题出发的成果。

值得注意的是吴淑丽的《抗美援朝运动对乡村社会的影响——以聊城县为中心的考察》改变了以往的这种研究模式，她充分利用聊城县档案馆的馆藏档案，以社会变迁为视角，开始讨论了抗美援朝社会动员对农村社会所产生的深刻影响，认为社会动员将农村由原来的“强生产，弱政治”逐渐转变为“弱生产，强政治”，逐渐加强了农村生活中政治的声音，使农民的国家意识进一步强化，他的研究为抗美援朝社会动员问题的研究打开了新的方向。

三、抗美援朝影响研究

抗美援朝对于刚刚建立的新中国影响是深远的，无论是日后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国民意识的变更，还是社会各阶层的生活状态，都受到了抗美援朝的影响。首先是抗美援朝对各项社会制度的影响。

尹传政在《抗美援朝期间北京市优抚对象就业情况考察》一文中对抗美援朝期间北京市对优抚对象重新就业的帮助，从号召、组织、具体措施等几个方面进行了考察，论述了抗美援朝对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影响。

江光亮在《抗美援朝运动对建国初期土地改革影响初探——以江西省为例》中，从土改政策，土改舆论营造两方面出发，分析了抗美援朝对江西土地改革的影响，认为朝鲜战争不仅大大加速了土改运动在新解放区的进展，而且促进了“和平土改”向“斗争土改”的转变，强化了土改中阶级斗争和民族主义的观念，为土地改革的彻底完成创造了政治和舆论环境[4]。

靳道亮在《抗美援朝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知识分子的教育改造》一文中主要分析了抗美援朝对中共教育和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的影响，认为抗美援朝战争的爆发使知识分子的改造由谨慎走向急迫，由松散的政治学习转为组织化的政治教育和激烈的思想斗争[5]，从而促使对知识分子的教育改造工作顺利完成。

刘进伟则主要关注抗美援朝期间发生在国内的参军参干运动，以北京市为例，以原始档案和相关文献、报道为依据，考察参军参干运动的历史背景、具体过程，以及中共兼顾国防、经济和组织建设的情况，力图还原这一运动的历史地位和深远影响。[6]

值得注意的是霍晓玲在《宗教革新与政治认同——1951年开封驱逐外籍传教士事件剖析》一文中，以宗教改革的视角，梳理了反帝爱国运动逐渐与宗教革新运动合流开封华阳中学学生与天主教外籍主教阳霖等人争斗的事件始末[7]，以小见大，认为事件的仓促处理不仅未能平息矛盾，反而为日后处理宗教问题留下一系列难题，但事件的处理结果从政权建设角度讲，契合了民众的社会心理，为新政权赢得了政治认同，也为中共对教会的改造打下了基础[8]。

除了抗美援朝对于各种社会政策的影响研究之外，近年对于抗美援朝所引发的反帝爱国和社会进步思潮的研究也屡有突破。

南京师范大学的孙萍利用南京市档案馆的诸多资料，以及当地各种报刊的相关报导，“三视运动”为背景，对南京市抗美援朝初期的学生反美控诉运动进行了研究，从侧面折射美国意识形态在南京的逐渐退却。

李湘宁则以新华社主编的《内部参考》为材料，从社会各阶层出发，分析了朝鲜战争期间社会思潮的变动，认为随着朝鲜半岛局势的推进，社会各阶层的思想也不断变化，但因为种种原因始终落后于国家意志。

同样以媒体报道角度出发的还有华东师范大学的范美琪，她的硕士论文《上海媒体对“抗美援朝”报道的研究一一基于《文汇报》的考察》以文汇报为例，论述了随着时局的变化，上海媒体的宣传重点和上海人民对美军态度日益转变的全过程。

四、抗美援朝期间国际关系研究

抗美援朝期间的国际关系主要聚集在中美苏朝韩五国之间，其中中朝苏之间的相互援助是研究的热点，近年来这一领域的研究依旧活跃，并逐渐填补了一些空白。

山西大学宋晓芹的著作《隐于幕后：苏联与朝鲜战争》从苏朝关系出发，以朝鲜问题的产生、朝鲜战争的爆发、中国与抗美援朝、朝鲜停战协定和抗美援朝的政治解决为主线，以此分析了苏联与抗美援朝的关系。

华南师范大学的王刘伟在《朝鲜战争时期苏联对中国空军的援助及其成效》一文中，通过利用苏联解密档案，从武器装备、配套设施、人员训练三个方面，对朝鲜战争期间苏联对我国空军的援助过程及所取得的成效进行了梳理。

华东师范大学的谢定元在他的硕士论文《从援战到援建—中国对朝鲜的铁路援助(1950-1955)》中梳理了战争期间我国对朝鲜的铁路建设由“援战”到“援建”的整个过程，而这种政策上的转变和两国之间发生的激烈争吵也反应出社会主义阵营国家间关系的一些心得特征，以展现出了一段不同寻常的中朝关系。

梁志则在《朝鲜战争的缅甸回响：吴努政府中立外交缘起再议》从国际关系的视角出发，审视了朝鲜战争的爆发对缅甸政府所产生的影响，认为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后，杜鲁门政府对国民党在缅残部的支持和寻求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经贸往来，促使缅甸政府由原来积极向西方靠拢逐步转向了中立，而这背后所反应的是重大的冷战事件所带来的跨地区的影响。他的文章也给了我们研究朝鲜战争的国际关系很多启发。

五、其他相关问题的研究

除了以上四个方面的研究，其他一些学者也在近五年内为抗美援朝的研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东北师范大学的宗兴波，以及学者陈卓都对志愿军去台原因进行了分析。宗兴波在其硕士论文《志愿军战俘去台原因》中从政治斗争的角度出发，通过分析国共双方，以及美苏在对待这一问题时所采取的态度和政策，认为原本应按照国际公约及时解决的战俘问题在朝鲜战争中实则成为了各方势力角力的平台，在冷战的国际大背景下，大陆和台湾这个特殊的历史境遇才造成了这样的结果。

而陈卓的《朝鲜战争时期志愿军俘虏遣台背景考》通过对战俘个人背景因素的分析认为，促使这一现象发生的原因主要是俘虏营中高度自治的环境，战俘中原来属于国民党的人员较多，以及战俘的来源地发生了一系列政治和社会运动等三方面原因所造成。

此外，张放在《朝鲜战争中的中国新闻生产(1950-1953)》一文中，关注了朝鲜战争期间战争消息转变为新闻报道的整个过程，从观念、制度、实践三个层面出发，认为抗美援朝的新闻活动是经历了观念层面和制度层面的塑造和影响之后才产生的。同时作者也关注到了前线记者的个人情感因素，以话语观念为纽带，新闻生产和情感因素紧密的联系起来。他们的文章都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抗美援朝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使之更加全面化和立体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