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久阳

(国防大学政治学院教研保障中心，上海 201703)

西方传统的道德体系肇始于古希腊时期，它影响着人们的道德判断，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已被尊为正统，即关于“善”的“知识”。纵观西方哲学史关于道德的论断，无论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还是奥古斯丁的信仰体系，都或多或少地囿于悲观消极的“虚无主义”框架，他们无一例外地强调人的渺小和生命的无意义。然而以上诸类，在批判哲学家尼采眼中却一文不值，他认为所谓的“传统道德”是人的自我否定，是对生命本能的背离和谴责。尼采之所以如此排斥“善”的知识，正是出于他自称体系的“道德观”，与传统伦理学不同，尼采眼中的善恶标准正是以“生命本能”的充盈与否为准绳，他把这种充盈的生命本能称为“权力意志”(will of power)，从“权力意志”出发，尼采建立起了专属于他自己的新道德体系。

一、传统道德的“奴隶性”

尼采将西方传统哲学所提倡的道德称为“奴隶道德”。在他看来，道德有主人和奴隶之分，二者的区别在于获得价值观念的方式不同。奴隶由于其“生命本能的匮乏”，在主奴关系中处于劣势，但他们不满足于这种处境，心中充满怨恨并伺机反抗。

这里要说明，尼采眼中的“生命本能”，并非指传统道德意义上的“谦卑、温和”，相反，诸如此类的道德被尼采斥为“低下的、卑微的、粗俗的”，是为充满生命力的贵族所不齿的奴隶式的衰弱。尼采认为，奴隶道德的核心主张无不“对人类的整个状况表示悲观主义的怀疑，而且或许会谴责人类及其状况……那些有助于缓和受苦受难者的生存痛苦的品行，则受到推崇和吹捧正是在这里，同情、温和、乐于助人、宽厚、忍耐、勤劳、谦恭和友善，赢得了尊敬；因为在这里，这些是最有用的品质，而且几乎是承受生存重负的唯一方法”[1]。

换言之，西方传统道德观将具有旺盛生命力的“主人”或“强者”所具有的品质树立为“善”的反面，如是则使原本“坏”的道德转化为“善”，从而彻底颠覆了旧有的道德价值建构。具体来说，例如奴隶欠了主人的债无法偿还，继而产生了道德上的负罪感，久而久之，奴隶习惯了这种莫名的“负罪感”，而去否定主人坦然的心理，称之为“恶”。如此这种“负罪感”成为奴隶天生的某种情愫进入了其道德规定中。

为此，尼采声称：如果站在“奴隶道德”的反面就是“恶”，那么他宁愿成为这样的“恶人”，并鼓励所有人都成为这样的“恶人”，因为他认为真正意义上的道德应该来自对“自我”完满品质的认同，而“奴隶道德”则是建立在对“非我”的否定上的从反方向寻求价值的功利道德观。

二、摆脱“奴隶道德”之法

尼采的道德理论都是围绕权力意志展开的。他指出，权力意志是强者对自身生命力的肯定，人生就是一个对权力意志的追求过程。“权力意志分化为追求食物的意志，追求财产的意志，追求工具的意志，追求奴仆(听命者)和主子的意志，这是以肉体为例……精神的功能就是陶铸意志、同化的意志等等”[2]。

然而尼采认为，西方的传统价值体系，尤其是传统道德体系，是对权力意志的否定和削弱。尼采常将自己比作“站在高处的巨人”，俯瞰着传统道德对人的生命力的荼毒以及对“非理性”精神的背离，他在《快乐的科学》中描绘了一个提着灯笼跑到市场高喊着寻找上帝的“疯子”，借此来讽刺柏拉图主义、中世纪哲学等西方哲学的理论基础。如此看来，在尼采的道德体系中，权力意志的对立面正是传统伦理学所提倡的价值追求——“善”。

针对“主人道德”普遍缺失的现状，尼采提出，想要重新获得权力意志，实现生命本能的充盈，首先就要对一切道德进行重新估价，也就是说，道德的评判标准并非“善恶”，而是生命力的“强弱”。

尼采并不认为传统道德一无是处，相反，他将古希腊及至中世纪时代的传统哲学视为道德观发展的必经阶段，在很长一段时期都曾起过积极的作用。然而20世纪以来，随着古典哲学的逐渐瓦解，现代人早已失去了自主进行道德判断的能力，对传统形而上学体系的依附关系一经崩塌，社会随即陷入了无所适从的状态。如此，则只有像尼采般偏激的主张才能发出振聋发聩的声响，引起人们的注意，正如他所指出，“我们应当将当下的道德样式看成是完成道德批判所必须的要素，并受之制约。我们的目标不应当瞄准在对道德现实仅作决然的谴责上”[3]。在重新估价的过程中，尼采找到了权力意志的精髓——“酒神精神”。他认为“复苏以酒神精神为根基的审美的悲剧文化，将生命本能从理性的压制下解脱出来，倡导超于善恶之外、享受心灵的自由和生命欢乐的审美人生”[4]。

三、权力意志伦理学的局限

如前所述，尼采认为判断一种道德观正确与否，关键要审视其背后所具有的生命本能。强者为自身立法，而弱者则依靠反对强者所立之法肯定自身，归根结底还是没有摆脱强者对其的“奴役”。然而，尼采的这种道德划分的局限性有二：

首先，不是所有人都拥有强大的生命本能，如果把权力意志作为道德的判断标准，那么天生的弱势群体将永久失去道德层面的主动性，然而其自身并未触犯任何道德律法。换言之，尼采理想中的“超人”凭借自身充盈的生命力，蔑视传统道德，奴役弱者，将群氓置于道德的反面。或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说法，弱者天生处于生命力匮乏的社会基础中，非主观能动的意志所能改变，精神不能改变物质基础，那么只能在同为精神领域的道德层面做出变革，从这个意义上讲，以“善恶”为评判标准的道德的产生无可厚非，甚至有利于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另一方面，众所周知，当今西方社会的主流价值仍是以柏拉图为蓝本的二元体系，如此，先前具有丰富生命本能的“主人”阶层必定处于“奴隶”所设立律法的反面而逐渐衰落为弱者。按照尼采的说法，其批判传统道德的想法是否也是将强者道德树立为反面的“奴隶道德”也不得而知。

其次，无论古希腊的论辩还是中世纪的信仰，都为世人描绘了一个远高于现世的理想世界，几千年来，人们遵循着理性乐观主义的范式生活，似乎寻找到了人生的意义。然而，自从悲观主义大行其道，叔本华将人生的意义定义为“欲望无法满足时的痛苦和欲望得到满足后的空虚”，如此为世人不可承受之重，人们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精神指标，被取消了对彼岸天国的向往，取而代之的是“永恒轮回”，周而复始地重复着人生的苦难。如尼采在《快乐的科学》中描述的“假如恶魔在某一天或某个夜晚闯入你最难耐的孤寂中，并对你说：“你现在和过去的生活，就是你今后的生活。它将周而复始，不断重复，绝无新意。你生活中的每一种痛苦、欢乐、思想、叹息，以及一切大大小小、无可言说的事情皆会在你身上重现，会以同样的顺序降临……存在的永恒沙漏将不停地转动，你在沙漏中只不过是一粒尘土罢了!”你听了这恶魔的话，是否会瘫倒在地呢?你是否会咬牙切齿，诅咒着口出狂言的恶魔呢？”[5]的确，与古希腊时期的乐观主义生命观相比，“永恒轮回”过于残酷无情，既然现实世界的人生充斥着痛苦，是逃离此世寻求幸福完满的存在，还是无限重复痛苦，将人生的“无意义”推至永恒？相信人们都会倾向于前者。另外，缺少了“末日审判”的约束，人们对“神”的敬畏也将随之消失，如此人们在道德上失去自律，如同放荡不羁的“酒神”，诚然，这实现了生命本能的释放，但与此同时，社会的发展将不再能够维系，这说明尼采所提倡的道德在现实意义上无法成立。

尼采无疑是西方哲学史上不可磨灭的一笔，他提出的“权力意志”生命本能”等道德标准，给古典哲学统治下的道德体系以强烈的震撼，为人们展示出现实的荒诞，使之反省西方传统伦理学对人生命力量的摧残和抹杀，纠正了其将人和自身敌对化的错误做法。然而，尼采哲学是“强者”的哲学，他并未奢望其主张为大众所用，只是为世人提供了一个精神的指标，正如他所说，“超人是大地的意义”，也许真正做到“权力意志”的完全充盈只能是“大地”才具有的意义，就连尼采本人都否认了“超人”的真实存在，但这丝毫不影响尼采哲学的价值，他对“生命本能”的呼吁、对生命意义的思考，为生命力萎靡低下的“末人”敲响了警钟，使其人生的意义从沉醉于渺小的幸福转向对强大生命本能的无限追求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