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红霞/中共浙江省委党史和文献研究室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也是浙江解放70周年。7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风雨无阻的坚定前行，中华民族正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70年来，浙江儿女艰苦奋斗、大胆改革、勇于创新，在极富传奇色彩的“中国故事”中，谱写了一曲壮丽史诗。

一、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和对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探索

1949年5月3日，浙江省会杭州解放，5月6日，中共浙江省委宣告成立。到7月8日 ，全省大陆除磐安县（10月30日解放）外，全部获得解放。7月29日，浙江省人民政府在杭州正式成立，新浙江就此诞生。

但此时，省委、省政府接手的是农村凋敝、工厂歇业、经济萧条、物价飞涨、匪特猖獗、民不聊生的浙江。为了站住脚、迈开步，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省委、省政府带领全省人民破旧立新。在农村，实行剿匪反霸、减租征粮、组织群众与生产自救，并实行土地改革，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农民第一次成了土地的主人。在城市，通过肃清潜伏特务、镇压反革命、打击不法奸商和金融投机、合理调整工商业，建立起社会主义国营经济领导下的国营经济、合作经济、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等五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与此同时，在城乡开展了禁毒、禁娼、禁赌、铲除邪教、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扫除文盲运动，社会面貌焕然一新。为保家卫国，浙江儿女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之中。到1952年底，浙江胜利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工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初步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也有了一定的改善。

从1953年开始，根据党中央的统一部署，获得新生的浙江人民以极大的热情投入社会主义改造和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到1956年底，全省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个体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改造任务的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浙江的确立，这是浙江历史上最为深刻的社会变革。与此同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也随之确立，为浙江的进步和发展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基础。到1957年底，浙江兴建了一批以工业为主的骨干项目，第一个五年计划胜利完成。1957年，全省工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4倍多，8年间年均递增18.8%。这一时期，浙江到处呈现欣欣向荣的景象，社会主义建设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从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开始，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项建设中，勇于摆脱苏联模式，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大胆的探索，但由于时代条件的局限和实践经验的不足，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中，走了弯路。浙江与全国一样，在探索的过程中经历过挫折，也犯过错误，特别是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给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深重灾难。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浙江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开始平反冤假错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有效地消除“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消极后果。同时，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调整经济政策、整顿厂矿企业、发展农村经济，全省国民经济重新得以恢复和发展，各方面工作在历史的转折中前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图为旅客们争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

知识改变了个人的命运，也改变了国家的命运。图为浙江青年奔赴高考考场

1979年，长兴县狄家㘰村在全省率先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图为乡镇干部参观该村联产到劳责任田

浙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是一段波澜壮阔而又曲折复杂的历史。在这29年当中，党领导浙江人民取得了巩固人民政权和恢复国民经济的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当代浙江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此期间，浙江在共和国的历史上留下了许多闪光的印记：1949年新中国第一个居委会——上羊市街居委会在杭州建立，标志着基层民主自治走上历史舞台；1950年浙江麻纺厂一期工程竣工投产，结束了我国麻袋以及麻纺工业设备主要依赖进口的历史；1956年永嘉县雄溪乡燎原社进行了农业生产责任制的试验，尽管很快夭折了，但在全国首创了“包产到户”；1959年新安江水电站建成，周恩来同志专门留下“为我国第一座自己设计和自制设备的大型水力发电站的胜利建设而欢呼”的题词；20世纪60年代初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探索形成了“枫桥经验”，成为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一面旗帜；1966年全省粮食亩产量达到437公斤，成为全国第一个超《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亩产指标的省份……

但由于全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还没有完全搞清楚，浙江同全国一样，只是初步改变了 “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人民生活并没有富起来。通过对包括浙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在内的经验教训的总结，党中央认识到中国必须变革。

二、浙江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地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开启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新篇章。浙江也开始了全面的拨乱反正，并把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走出了一条富有时代特征、中国特色、浙江特点的发展路子。

浙江的改革率先在农村起步。1979年，长兴县长城公社狄家㘰村等地点燃了浙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星火。到1984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省得到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助推了乡镇企业（1984年前称为社队企业）的发展，涌现出了如鲁冠球的万向集团这样的企业，之后万向集团成为我国第一家上市的乡镇企业。浙江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曾得到邓小平的称赞。

浙江省各级党委、政府还尊重群众意愿，发展个私经济，恢复农村集贸市场和农副产品市场。随之，全国第一张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和社员联营营业执照在浙江诞生；永嘉桥头纽扣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绍兴轻纺市场等一批专业市场应运而生。面对当时社会上出现的姓“资”姓“社”争论，各级党委、政府坚持不争论、不压制、不张扬，从而使以发展个体私营经济见长的“温州模式”被广泛接受并得以推广。浙江“小商品、大市场”模式为全国关注。

与此同时，浙江开始对城市经济体制进行改革，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到逐步推行多种形式的经营承包责任制和厂长负责制。在企业改革中，步鑫生在浙江海盐衬衫总厂的改革推动了当时的城镇企业改革。《人民日报》称步鑫生“剪开了企业改革帷幕”。

在改革的同时，浙江开启了对外对内开放的窗口。1978年宁波港开放，1980年7月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成立，1984年宁波、温州成为全国首批对外开放的沿海港口城市。1991年底，全省完成对外开放，并初步建立起省内外经济协作关系。

由于浙江各级党委、政府创造性地执行党的政策，全省人民的创业热情持续高涨。1984年全省粮食产量创历史最高水平，农产品供给长期短缺的局面得到全面改变。同年，苍南龙港建成“中国农民第一城”。到1991年，浙江的市场个数和成交额均居全国前列，市场大省初步形成；全省乡镇企业产值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半壁江山”；个体私营经济和股份合作制经济快速发展，为后来民营经济的大发展赢得了先机。市场与产业互动的块状经济开始兴起，进出口总额从1978年的0.7亿美元增加到38.5亿美元。全省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财政收入均成倍增长，继1985年前后全省人民基本解决温饱问题后，到1991年，部分地区开始向小康迈进。

步鑫生在海盐衬衫总厂的改革推动了城镇企业改革。图为1985年，步鑫生与海盐衬衫总厂时装表演队赴京

宗庆后创立的杭州娃哈哈集团从校办厂起家，发展成为中国规模最大、全球饮料产量领先的饮料企业。图为1987年，宗庆后骑着三轮车送校簿

1986年，浙江市场上部分摊贩开始用上了对讲机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后，浙江以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

探索乡镇集体企业和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放手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和混合所有制经济，符合浙江经济发展路子的所有制结构不断完善。在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中，浙江有许多值得书写的事件和人物。如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宗庆后，于1991年以一个百人小厂兼并了2000多人的国营杭州罐头食品厂，开创了“小鱼吃大鱼”的全国先例。又如，1997年10月，在正大青春宝药业有限公司改制中，总经理冯根生“持股300万元”，曾引发一场媒体关注、众人热议的风波。这场讨论既促进了“青春宝”改制的进程，同时也为我国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作了有益的探索。再如，南存辉领导的正泰集团从一个家庭作坊迅速发展壮大成为大型现代企业集团。

市场辐射突破地域界限，向省外甚至国外拓展，“市场大省”名扬中外。国内有北京浙江村等群落、国外有义乌小商品市场巴西分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绍兴中国轻纺城稳坐全国专业市场成交额第一、第二把交椅。

投融资体制改革不断深入。采用“四自公路”“五自水库”等模式，基础设施得到极大改善。金温铁路、沪杭甬高速、天荒坪抽水蓄能电站、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千里海塘、杭嘉湖南排工程等一大批事关全局的重大项目建成投用。全省形成四小时交通圈，全省人民的出行日益便利。

调整优化农业结构。大力发展“一优两高”农业和效益农业，引导农民什么来钱种什么，探索农业产业化经营，并在全国率先开始粮食购销市场化改革，有效地促进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繁荣。

做强做大县域经济。先后多次扩大经济强县（市）的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出台有利于县域经济发展的省对县（市）财政政策，并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实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对外开放取得重大突破。坚持“贸易兴省”，发展外向型经济，到1996年，在全国率先实现“县县有外贸”。浙江中大公司成为外经贸部批准的第一家上市公司，绍兴县炎中贸易有限公司成为全国首家获得外贸经营权的私营企业。浙江外经贸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逆势上扬，引起了全国关注。在对内开放方面，抓住上海浦东开发开放的机遇，加快推进以长三角地区为重点的合作与交流。

此外，浙江在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改革创新实践也日益增多，显示出了“走在前列”的态势。

1992年，省委、省政府提出“科教兴省”发展战略。推进科技体制改革和科技成果转化；全面加强基础教育，成为全国第三个实现“基本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省份；高等教育跨入大众化阶段，民办教育、职业教育得到蓬勃发展。1999年，在全国较早提出建设文化大省的战略目标。提炼浙江精神，加强精神文明和民主法制建设。

1987年，72岁的台湾退伍老兵回到故乡舟山

物资短缺的年代，购物需要票证。图为当年的老票证

青年人自发形成的杭州六公园英语角

在前期发展中小城镇的基础上，加快城市化进程。1998年，省第十次党代会提出了不失时机地加快推进城市化进程，努力推动大城市、中心城市和小城镇共同发展。全省城市化水平迅速提高，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就业制度、住房制度和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工伤、生育和失业保险等为重点的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建立起来。

到2000年前后，浙江形成了富有活力的区域特色经济格局，基本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县域经济发达成为浙江经济发展的重要特色。1997年，浙江成为全国第一个没有贫困县的省区，提前3年实现翻三番，并于1999年提前实现总体小康。浙江已从站起来走到了富起来，尤为重要的是浙江的很多做法都是开全国风气之先的，如专业市场、民营经济、农民城镇农民建、投融资体制改革、粮食购销市场化改革等。浙江已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地，并成为全国各地竞相学习和效仿的对象，“浙江模式”“浙江现象”“浙江经验”成为人们研究和思考的热门课题。

三、浙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萌发地

2002年10月，习近平同志到浙江工作。在他的主持下，通过广泛的调查研究，2003年，省委十一届四次全会通过进一步发挥八个方面的优势、推进八个方面的举措的“八八战略”。从此，浙江以“八八战略”为指引，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浙江的改革开放从经济体制改革一马当先，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领域全面推开，初步构建了“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改革开放由此开辟了全新境界。

面对成长的“烦恼”，浙江以“腾笼换鸟、凤凰涅槃”的理念，推进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实施建设创新型省份和品牌大省，加快先进制造业基地和大平台大产业大项目大企业建设；以增强企业主体活力为核心，实施新一轮国企改革，推动民营经济大发展大提升，涌现出了阿里巴巴集团、吉利集团这样的企业和马云、李书福这样的民营企业家；率先推进农村税费改革，以粮食生产功能区和现代农业园区建设为重点，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大力发展海洋经济，省委、省政府出台《关于建设海洋经济强省的若干意见》，推动海洋强省建设，形成了以宁波舟山港为中心，环杭州湾和温台沿海为两翼的海洋经济发展格局；加快发展服务业，培育增长新支撑；坚持跳出浙江发展浙江，推动浙商回归；全省域全方位推进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以“一带一路”建设为统领推进新一轮对外开放，全面提速自贸试验区建设，不断开拓国内外市场；线下线上交易不断融合，商品交易方式不断创新，大型专业市场的风向标效应日益凸显；鼓励支持企业上市，证券市场“浙江板块”特色鲜明。以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义乌市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舟山群岛新区、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等国家级重大改革试点为契机，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不断深化，在更大范围内实现资源要素的有效配置。

全国第一个互联网法院——杭州互联网法院诞生。图为互联网法院法官宪法宣誓仪式

2016年9月4日至5日，举世瞩目的G20杭州峰会成功举办。图为G20杭州峰会会场

着力推进城乡区域统筹协调发展。2005年，在全国率先制定出台了《浙江省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纲要》，2006年又在全国率先提出走新型城市化道路。在实践中，从“千万工程”到“美丽乡村”，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不断推进；通过实施“山海协作”“百亿帮扶”“欠发达乡镇奔小康”“低收入农户奔小康”等工程，欠发达地区加快发展，2015年，26个欠发达县集体“摘帽”，家庭人均年收入4600元以下的绝对贫困现象全面消除；积极构建以杭州、宁波、温州、金华—义乌四大都市区为主体，海洋经济区和生态功能区为两翼的区域发展新格局，深化中心镇培育工程和小城市培育试点工作，全面推进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加快构建省域、市域、城区三个“1小时交通圈”，实施大湾区大花园大通道大都市区建设；坚持新增财力七成以上用于民生支出，每年确定十方面民生实事，把钱用在刀刃上、把实事办在群众心坎上；城乡之间融合发展、区域之间联动发展呈现良好态势。2018年，浙江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已经缩小至2.04：1，成为全国城乡比差距最小的地区。

积极建设“法治浙江”。2004年，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时明确提出建设“法治浙江”的要求；2006年，省委作出建设“法治浙江”的决定。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得到加强；村民自治、社区自治等基层民主制度不断推进，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民情沟通日、村务监督委员会等基层民主实现形式不断创新；从“四张清单一张网”到“最多跑一次”改革，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正在建立；地方立法、依法行政、公正司法和法制宣传教育不断加强，全社会民主法制意识不断提高。

加快建设文化浙江。2005年，在习近平同志的主持下，省委作出《关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决定》。以后，浙江又相继提出了建设文化强省和推进文化浙江建设的意见。大力弘扬红船精神，积极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浙江人共同价值观，大力弘扬民族精神，推动浙江精神与时俱进；弘扬“最美现象”，全力打造农村文化礼堂，扎实推进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积极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实施文化建设“三大体系”“八项工程”“十大计划”；加快推进浙东唐诗之路、钱塘江唐诗之路、瓯江山水诗之路、大运河诗路“四条诗路”和之江文化产业带、大运河（浙江段）文化带建设，加快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全省已拥有江郎山、西湖、大运河（浙江段）、良渚古城遗址等4处世界遗产。加快建设教育强省、科技强省、卫生强省、体育强省，提高人民综合素质。

全面建设“平安浙江”。2004年，省委作出建设“平安浙江”的决定。构建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积极推进教育、医疗卫生、城乡公共设施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确保人民安居乐业；坚持并创新发展“枫桥经验”，加强社会管理和社会公共安全建设。全省人民群众安全感满意率连续15年位居全国前列。

全面部署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自2005年8月15日,习近平到安吉县天荒坪镇余村考察，首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后，浙江一直坚持这一生态文明建设理念，以建设生态省为主要载体，对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一类目标”完成情况实行“一票否决制”。为整治生态环境污染，浙江开展了多轮“811”行动、发展循环经济“991行动计划”。浙江还在全国率先探索排污权有偿分配和交易机制，出台首个生态保护补偿制度，优化财政转移支付结构。从“绿色浙江”、“生态浙江”到“美丽浙江”，从“三改一拆”“五水共治”“四边三化”到“厕所革命”“垃圾革命”“污水革命”，开展城乡环境的综合整治，大力推进美丽城镇建设，加快打造美丽乡村建设升级版，浙江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积极成效，生态环境综合指数连续多年居全国前列。

外国人在杭州菜场使用手机结账

杭州市民欢庆亚运进入“杭州时间”

党的自身建设也在继承和创新中全面推进。2004年10月，省委十一届七次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浙江省委关于认真贯彻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切实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意见》。在会上，习近平同志代表省委提出了“巩固八个方面的基础、增强八个方面的本领”具体要求。从此，浙江通过系列教育实践活动，坚定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和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通过不断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进一步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党的执政基础更加坚实；通过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作风建设明显改进；通过全面从严治党，党的肌体更加健康。

2018年，全省 GDP 总量继续保持全国第四位，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从1949年的116元和47元，增至55574元和27302元，连续18年和34年位居全国省（区）第一，恩格尔系数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60%以上降至27.8%。浙江全面小康实现水平居全国各省（区）首位，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大幅度提高。

“八八战略”的制定和深入实施，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孕育和诞生提供了种子和丰厚的营养。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的很多做法，在党的十八大后都上升到了国家治理的高度。从再创体制机制新优势到全面深化改革，从“腾笼换鸟、凤凰涅槃”到高质量发展，从“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到乡村振兴战略，从山海协作、城乡统筹到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从“民生为重”到“以人民为中心”，从法治浙江到法治中国，从平安浙江到平安中国，从文化大省到文化强国，从生态省建设到美丽中国建设，从海洋强省到海洋强国，从“巩固八个方面的基础、增强八个方面的本领”到新时代党的建设……两者之间从传承到丰富、从发展到跃升的递进关系，深刻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浙江萌发的内在逻辑。还有由习近平同志主持起草的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关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此前在浙江已有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