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清华

遥祭玉堂

隐雷从天边传来，都是坏消息。

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走了。这几日真不知是怎么了，接二连三都是噩耗，有年轻人，有稍长者，但都不是该走之人。尤其是他，这只曾经的“沂蒙灵手”，这个所到之处必风趣满堂的山东汉子。据说他是无疾而终。无疾，是说未曾忍受病痛的折磨，未及卧榻多时，算是人生之幸，可是毕竟谁也没有准备好他的倏忽仙逝，遽然离去。一个那么乐观的人，前一天还好端端、乐呵呵的，还在配合他故乡沂源所建的玉堂文学馆的诸多事务，忽然就传来了这叫人难以置信的噩耗！

或许是感应，还是巧合？就在这噩耗将至的头天晚上，大约八九时许，我正在阿来《云中记》长篇小说研讨会后的晚餐会上，与朋友吃着饭。忽然阿来说起了山西的贾家庄，那里在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仍然保留了集体所有制，大家就联想到了同样的情形——河南的南街村，天津的大邱庄，江苏的华西村。我则说起了山东临沂的那个曾被刘玉堂在小说中写到的“最后一个生产队”。陈福民兄记忆力好，马上背出了小说中的一段快板：“集体劳动好，能把爱情来产生，个体劳动则不行……”我便就凑上了个“不管你多么有水平”。大家遂一片哄笑，觉得这作者风趣至极。但我万万没有想到，就是在这个当口，不到五百公里之外的济南，金鸡岭下的一栋宿舍楼里，我们正谈论的那位朋友，那位幽默了一辈子的玉堂先生，正因为身体不适，从沙发上面溜到了地板上。

未知多长时间之后，他无声无息地离开了人间。

家中刚好无人，只有他带着无语的表情，趁着无人看护的时刻，不打扰任何人地走了。

这使我们只有一个理由，一个解释，他来到这个世界就是为给人带来快乐的，所以他走的时候，亦不肯让一点点悲伤和恐惧打扰到别人。

此时此刻，我在微信里看到朋友发来的他手持由张炜题签的“刘玉堂文学馆”条幅，满面笑容的照片，看到他在朋友们中间吟咏沂蒙小调的短视频。回想着我与他相交相识近三十年的一幕幕情景，心里不知道是什么滋味。

第一次见到他，是在1992年4月的“沭春笔会”上，那时我刚刚谋得了山东师大的教职，还是硕士毕业留校工作的毛头小子，并未发表过什么像样的东西。不过混在其中觉得很兴奋，而同行的作家中名气最大的就是刘玉堂。那时的他不过刚刚四十岁出一点头儿，“最后一个生产队系列”正引发热烈反响。笔会上还有几位学人师长，大家在一起十分融洽。而且此时正逢该县的县委书记是师大的一位校友，故笔会安排周到细致，自不待言。我们一行人在鲁南的山区采风考察，参加了县里举办的座谈会、联欢会，晚上一起兴奋地聊文学，白天在车上还要轮番唱歌。那时就领教了玉堂先生的民谣，他的声音并不高亢，但柔和婉转，可谓原汁原味。因为曾在秦皇岛当兵，他还会唱河北的评戏，《刘巧儿》中那些段落，从他嘴里唱出来，除了地道，还多了些沂蒙山味儿。

那一次我便领教到，玉堂是一个仁厚诚恳之人，也是一个平和睿智的人，他对文学的理解，并不尖锐激烈、钻牛角尖儿，也不故作深刻，而总是用了类似农民的方式——很低的底线，最宽的伦理——来思考问题。所以他笔下的正面人物也总有很多缺点，反面人物也并不十足坏，总有一些或稀松或可怜的弱点，而这正是他提供给文学界的独特而重要的美学风格：民间的、温情而幽默的、松弛而平和的、充满和解意味的、教人忍俊不禁的……这样一种新式的乡土风神。

从那以后，我就喜欢上了这位亦师亦友、亦兄亦长的朋友，这位没有架子的忘年交。古人云，读其文，想见其为人也。我再读他的作品，就觉得特别亲切，特别有同感和共鸣，那些人物如在眼前晃动，他的腔调和音容也总在眼前晃动。1998年，他以年届五十岁的老熟，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乡村温柔》，在我看来，那真是一部杰作。他用了独有的幽默精神写出了半个多世纪乡村历史的变迁，从三十年代的抗战，一直写到改革开放，写出了两代农民的爱恨情仇与悲欢离合。相比过去阶级斗争模式的乡村故事，他的小说真正还原到了民间，充满了苦难中的温情、残酷年代的和谐。这是奇迹，也是历史的原生样态。

《乡村温柔》中的主人公名叫牟葛彰，取的是谐音“木格杖”的意思，大约就是“榆木疙瘩”的意思，是个笨人。这非常符合那一时期文学的潮流，作家喜歡写弱智式的人物，写白痴或精神缺陷者。牟葛彰笨，但并不傻，非但不傻，而且还很狡黠，他办企业发了财，便惦记着要有点社会地位。怎么才能有地位？当然是摇身变为“公家人”。故他忽发奇想，要把企业捐献给国家。他是这样算账的：企业在自己手里，个人充其量就是个乡镇企业家，还是个老百姓，但如果他把企业捐给国家，国家还得让他来管理，他并未损失什么，但企业的性质却变成了国家的，自己也变成了“公家人”，不就有地位了吗。

于是乎他就这样做了，他梦想着自己变成“公家人”的那一天，要来一个四座皆惊的演说，于是便每天对着沂河边的柳树和石头练习，把那些东西都比作是观众，然后错别字连篇地开始他的演讲：“同志们好——吃饭了？”他的语言是混合着“官话”和“老百姓话”两种话语的“怪话”，中间还加了快板等曲艺因素，总之非常好玩。

小说还讲了牟葛彰的成长故事，他的家庭很复杂，父亲既是抗战时期的地下交通员，同时又曾被迫给敌伪做事，但那时所有农村人都很难分得清政治上的界限，孰是孰非，谁个清白正确，很难说得清楚。

现在想来，刘玉堂的这种写法，不止是为了诙谐好玩，而是包含了对于当代文化内部构造的超常敏感。他小说中对权力和民间两种文化的关系，表达得可谓生动：沂蒙山因为闭塞，所以对于任何外来的东西都抱以欢迎，但接受的过程则充满了误读和喜剧意味。比如他们喜欢把白萝卜、胡萝卜叫作“老白”“小胡”，是为了有机会和城里人一样，有个“五湖四海”式的称呼;白居易的《忆江南》中有句“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这本是文人的抒情，属于“白色话语”，但在革命年代被引用的时候，它便有了表述“形势大好”的政治含义，可是乡村人不问其详，随口又将之变成了灰色甚至黄色的话语——有两位年轻人在玉米地里谈恋爱被人发现了，大家就说他们在那里“日出江花红胜火，胡啰啰儿”云云。

他其实是想告诉我们：乡村人可不傻，他们就是靠这个来化解城乡间的等级关系，权力与民间的差异与摩擦的。在意识形态化的乡村历史背后，还有一个更为原始和真实的乡村，刘玉堂敏感地将这个世界轻轻擦拭出来，恢复了它本来的样子。

这是一个重要的贡献。玉堂讲出了真实的农人心理和性格，原汁原味地使用了沂蒙山的口音，加上他诙谐的风格，温暖的调子，便在90年代的氛围里，留下了敏感而重要的一笔。有人因此说他是“赵树理的传人”，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他从不以高于农人的眼光看问题，和现代以来启蒙与浪漫的两派作家——鲁迅和沈从文们相比，他既不俯瞰，也不仰视，他的乡村没有乌托邦，只有熟悉的日常性。这和赵树理的态度是最接近的，他们都喜欢将自己混同其间，而不是置身其外。

如此也就不难理解玉堂总说自己是农民了。他一直说着一口地道的沂蒙话，只是因为他的舌头软软的，这掉渣的方言便被他说得活色生香。他还喜欢说俏皮话儿，什么概念和论调到了他的嘴里，便先自轻逸了几分。比如他喜欢说——“有点小得意”“有些小复杂”“有点小情况”“有些小麻烦”……什么东西这么一“小”，便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他还喜欢来点儿快板体，说着说着就要押个韵，“当里个当……”摹仿那种小人物的“小碎嘴子”的感觉。

玉堂好朋友，亦好饮，酒量不算大，但豪气要干云。动不动就说，哥儿几个小聚一下？聚的时候便喜欢主持，三巡之前，永远有充足而得体的理由，为了友情要喝一个，为了某件好事儿要喝一个，为了心情好也要喝一个，气氛很快就上来了。气氛一起，便要露一手，通常他还要低调些，先让别人来，但也经常经不住劝和起哄，他就开始唱了。

玉堂喜欢唱沂蒙小调，通常和男女间的偷情有关，但一定是“文人版”的，不粗俗，唱时还要加些道白，附以解释，所以也是个“诲人”的过程，他那里绘声绘色，我们这里便笑声不断。尔后，他又忍不住自个儿夸自个儿——说：“你大哥我好吧？”大家就必须接上说：“好啊。”他就又来了——“那还不干一个？”大家就齐声：“来，干一个。”

便微醺了。通常玉堂到此即有数了，他喜欢开场，也总要负责收场，尽兴处他会说上句：“没有不散的筵席嘛，过几天咱再聚。”临别时，也总爱说：“你好好的，我也好好的，咱们大家，都好好的。”

我和玉堂属于忘年交。他大我十五岁，故我二十多年中一直呼之为“刘老师”，但那是人前，私下里我也常斗胆喊他玉堂哥，因为他总是以哥自称，总是问“你大哥我好吧”之类的问题，如我辈者便蹬鼻子上脸，哥啊哥地叫起来。

他很少会当面批评人，有时候发个无名火儿，也像逗乐子。有一次几个报社的朋友请他吃饭，席间一位兄弟，看不出眉眼高低的，一个劲儿地劝酒：“刘老师，多喝点——您今晚放开点儿。”劝着劝着，他便火儿了：“放开，放开，俺早就放开了！你还一个劲儿地叫俺放开，俺问问你，还怎么放开？”窘得那位兄弟连忙赔不是。他便又笑道：“你这么老叫俺放开，好像要让俺干什么坏事似的，倒叫俺紧张起来了，饭吃得不开心嘛。”

后来我还在他的文章中出现了一回，可惜不是作为正面人物。记得那是1998年夏，我和山东的几位朋友随他一起赴京开《乡村温柔》的研讨会，我们是坐火车进京的，一路无话。但不久后我却读到了他发在晚报上的一篇随笔，叫《当了一回坏人》。看着看着差点喷出饭来，原来文章的主角是我。他大意是，原来出门时总是心里惴惴，免不了东张西望、左顾右盼的，怕遇见坏人。但这次一上火车，坐定后发现周围的人神色紧张，一观察才发现，是因为自己身边坐了这位兄弟，他胡子拉碴，留着长发，看上去不像个好人。这一路心里便暗自得意，原来当坏人比当好人安全，当好人是自个儿瞎紧张，当坏人则是让别人紧张。

我看了自然忍俊不禁，但也很不高兴，心想，咱虽不修边幅，但一向也算儒雅，怎能将咱比成坏人。后来趁着酒兴想讨伐他，他便说，我身边没有坏人嘛，找来找去就只有你了，你要当好人，我这文章怎么写？你就牺牲一回嘛，再说了，光当好人你多累啊。

想想也是，当回子坏人，让别人紧张一下，不是挺好吗。于是就哈哈大笑，多碰了几杯。

2004年底，我要从济南调北京工作，玉堂便张罗为我送行，他说，清华到北京，最不开心的是我，可我为啥还要为他送行？因为这对他好啊;对他好，对我不好，我还是要攒这个局，送得我眼泪快要掉了……说着他转头对我说：“你大哥我好吧？”

我便咧着嘴说好啊。“那还不多喝几杯？”“來，走一个。”喝着喝着便有点多了。没过两天又凑了一个局，他便说，我看越送越送不走你了，要不，你就别走了。

一晃就是十五年了。

十五年中，也断续有聚会，但毕竟越来越稀，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少。因为大家都忙于俗务，过年过节也不一定碰到一起。有时偶然见到，便想多喝几杯，到最后，他还是那些话：“你要好好的，我也要好好的，咱们大家都好好的……”

如今，我多想说，玉堂，我们的好兄长，你为什么如此匆匆，没有告别就离开了？

多想再听听你那婉转的小调，那诙谐的段子，听听你爽朗的笑声，看看你一脸温暖的笑容。

而今，都不能了。此刻，我回想着那些匆匆逝去的岁月，仿佛大风刮过檐角，或者是一场夏日的暴雨过后，夜色中，只有一片可怕的沉默。

但这静寂中似有些许天籁的动响，仿佛小调，又仿佛是虫鸣，它们仿佛在低低地絮语：

你就别走了……

忆红柯

见过他的人，第一眼忘不了的就是他的长相。虽然也是汉人，但他身上流着西北的血液，便显得那样与众不同。一头浓密的卷发，红脸膛，络腮胡须，还有那一双胡人式的浓眉，若是个头再高一点，那便是一位标准的骑士了。但他有着谦逊而憨厚的表情，一张看谁都像老师的脸，嘴里还要把“老师”二字叫出来。再加上那浓重的西部口音，陕西人特有的那种鼻腔里的发音，大手与你一握，便有了兄弟或者老友的感觉。

这就是红柯。有一年我到新疆，车子一路驶过克拉玛依、乌尔禾，直到布尔津、喀纳斯，不知为什么，红柯的身影似乎一直如影随形。仿佛那里不是沙漠，而是一片水草茂密的丛林草地，有野鹿和兔子出没，红柯也不再是那位憨厚和质朴的作家，而是变成了一个扛着猎枪、行走在林间草地中的猎手。他在前面一路拨开荆棘和杂草，带着我们寻找着大大小小的猎物，不时举起枪，“砰”的一声，猎物应声倒地。但当我上前捡起的时候，猎物立刻化成了一本沉甸甸的书。

那是《美丽奴羊》《金色的阿尔泰》《西去的骑手》《老虎！老虎！》《大河》《乌尔禾》《生命树》《少女萨吾尔登》……

红柯是诗人小说家，是小说家中的诗人。他的西北气质仿佛天然地接近于诗，接近于洪荒和本源，所以他是独一无二的、重要的作家。中国作家中不乏有善講故事的，有语言精细和技巧娴熟的，有油腔滑调诙谐俏皮的，但最缺的就是他这样义无反顾身体力行的作家，这样本色的、接近原始和质朴的作家，将自己的生命编进了西部行走的忠实记录、将文字织进了其躬耕垄亩的生命履历之中的作家。

在没有读到红柯的作品之前，我对新疆真的没什么概念，只知道那里是一个干燥的地方，沙漠和荒山、戈壁和雪峰交错着，原野洪荒一片。但当我读到《乌尔禾》中这样的句子的时候，顿时改变了我原来的看法：“茫茫戈壁间的一片仙境啊，密林中有河水喧哗、闪烁，有百鸟齐鸣飞翔，树也是杂树，最高大者皆白杨，如同燃烧的白蜡……兔子呢，兔子全进林子里了……狭长的河谷清凉幽静。”原以为这地方是属于作家的虚构，没想到有朝一日会真的身临其境，经过那片神秘之地。

当然，我经过的时候，大概是在它以东的侧面，并没有看到它那仙境般的景致，而只是看到了它不远处的一片风蚀地貌——魔鬼城。这大自然的杰作让我意识到，真正的艺术创造其实是造化本身，人力的极境是在与自然本身的奥妙无限接近时才会出现的，所谓道法自然，其如是乎。

在这样的地方，人的命运感方能够彰显。每当我看到红柯，总是觉得他与那片土地之间有着某种不解之缘，甚至他那红红的、略显粗糙的皮肤，也是那风蚀的产物。我坚信，没有在那个地方生活过的人是不可能真正读懂红柯的，因为他对生命的热爱不是来自修养、来自想象，而是来自经历;不是来自道德，而是来自本性，来自那大自然的浸淫、雕刻、侵蚀和赋予。从这个意义上，读红柯，是读一部真正的自然之诗。

《美丽奴羊》是那么短，但它似乎就是一部史诗，一部天籁般的生命与生存的协奏曲或史诗。除非有上帝的眼光，否则不会那样写——上帝眼睁睁看着这人间的美好与恶，人间的屠夫与刀子杀向羊群，他什么也没有说，但是一切尽行看在眼里。河川和林带，溪流与草地，时光仿佛停滞，羊群咩叫着，人群兀自生老病死吃喝拉撒着，谁也不能阻止这名屠夫，但是羊群在用它们的生命，演奏着属于它们的音乐——准确地说是哀乐——用这音乐证实着什么是羔羊，什么是无言的反抗和承受。

“那么白的羊那么绵的羊，不跑也不闹，静静地待在林带里，像树梢挂住的一堆白云……”在这一片祥和与宁静里，手持刀子的屠夫向它们走去。

红柯用了音乐的笔法，用了绘画的笔法，用了人间最美的文字，来描绘这场屠杀。不动声色地犹如一个真正的牧师，他不是用牧羊人的眼睛，而是用了牧师的眼睛、上帝的眼睛来写这场景，所以才让我们看了惊心动魄。而他自己并没有大惊小怪，因为他见得太多了，他置身其间，仿佛他就那个是善写牧歌和赞美诗的上帝，那个一向悲天悯人的救赎者的上帝。

我不能详说当年我在读到他的小说时的激动，那样似乎显得有点幼稚。但二十多年过去，我老了，他则已作古，我只想说，这是我读过的最美最残酷的小说，胜过诗。

《西去的骑手》或许是另一个代表，红柯把近代史和西部风情混为一谈，将一部并不容易评价的混战史，写得这般悲怆跳荡、淋漓尽致。因为这样一部小说，那些被关闭的历史和固化了的人物又活了起来，马步芳、盛世才、马仲英，这些人物走出了概念的黑屋子，重新粉墨登场。在他们的成长、求学、励志、厮杀、争斗中，沉埋于时间尘埃之下的那些善与恶，黑与白，红与黄，那些罪孽与不得已，还有天山南北广阔原野上的那些或壮志少年，或权谋诡诈，都一一还魂复活。

或许红柯给人的感觉是习惯于太美太抒情，这部小说反而给我留下了更深印象。他并没有将那些历史人物予以过分道德化的装裹，而是相反，将他们置于动荡与杀伐的生存之战中，如此才会像《静静的顿河》或者《战争与和平》那样，将残酷与洗礼混合起来，将人性的种种侧面，还原至生命的真实处境本身。

丰富性就这样显现出来。假如你还不满足，那么就是视而不见，或是吹毛求疵了。红柯没有得上茅奖，或许只是命——我们没必要慨叹命运，与真正不朽的作品比起来，任何奖项都渺小得可以忽略不计。现在这个人走了，我们反而倍觉珍贵，他的那些诗意与残酷，温暖与质朴，会长久地感动着我们，这就足够了。

仿佛此刻我还在握着他的手，摇一摇，以示亲热。记不得第一次是什么时间、在什么地方见面的了，但一定是在读过他的许多作品之后。那时，我们彼此紧握着，他用他浓重的陕西口音称呼我“张老师”，我又叫他“红老师”——“你才是老师”，我们彼此哈哈大笑着，就这样成了朋友。

以为他是个能喝酒的主儿，但有过几次吃饭也没有见他豪饮，只是很有数、有礼数的样子，说不定还有点儿敷衍。我的一位有学医经历的朋友说，红柯中年的面相，一看就是容易罹患心脑血管疾病的那种。红脸膛最可怕，看起来神采奕奕，但其实下倾的眼角暗藏着危险，容易患上高血压。或许他也是个爱贪杯的人，尤其是有着那么多年新疆的生活经历，那样的苦寒之地，没有酒怎么成？

最遗憾的是没有与红柯兄一醉方休一次。十多年前，我应一个出版社的邀请，帮助组一个书稿，我起名叫“精神插花”，其中约了红柯一本，大约十来万字的随笔散文，还同时自备了朋友配的插画，记得是一些油画的图片，厚厚的一大摞。我自得意呢，但不期该出版社有人非要把这选题给否了，一来二去，竟流产了。此事我万分觉得对不起朋友，尤其是红柯这样忠厚质朴的朋友，就这么一件美事，一点点真正的交集，居然就给搅黄了。

但红柯并未在意。再见面，他还是紧握着我的手说，没事，感谢。不说便罢，一说便叫我耳根发烧了。

唉，人生有多少遗憾，对于红柯，似乎我欠着他一顿酒，欠着一次酒酣后的长谈，一次郑重的致歉。如果有来生，我一定请他喝好酒，喝醉，然后好好地谈一谈，谈他的西部，他的小说，他笔下的山川自然，他年轻时代或许有的罗曼史，以及那其中滔滔大河般的永不疲乏的丰盈诗意……

缅怀雷达

三月末的温度升得如此之快。周六的下午，我与友人正在一片春光的郊外踏青聊天，忽然接到朋友的电话，说雷达先生走了。听到这消息，半晌回不过神来。只是隐约想起，最近的这几年，每次见到他，都会觉得他比以前要苍老一些，脸色要灰暗些，再也没有往常那種神采了。早有隐隐的担心，觉得原来那样一个身体强健、神采飞扬的人，怎么会变化这样之大。会议上听他的发言，虽然也还是思路敏捷，但每每听上去会有些气喘。会议间隙，我会上前和他打个招呼，问候一下，但若提及身体状况，他一定会说：我身体很好，我没事的。

现在，他却突然走了，走得这样急促，像他的性格，利落干脆，毫不犹豫。

我与友人说了这消息，大家一时语塞，沉默和唏嘘了半晌。觉得他还是没有给大家留下思想准备的时间，因为他平时看起来，再怎么说，也没有卧床不起、重病缠身的那种印象。

确实，一个要强的人、有自尊的人就会是这样。或许他会把你的关心挡在半米之外，但换位思之，你又会生出些格外的敬意。做长辈的往往有两种：一种是撒娇诉苦型的，见到朋友，话题无非是老了，不中用了之类;还有一种就是永远端坐如山，只给人以力量与尊严，绝不吐露半个字的衰败，与服软。

前一种往往是可爱，后一种则是可敬。

我忍住情绪的沉痛，在迅速地回想着多年来的交往和印象，忽然就看到了微信中许多名家同道的挽联或祭文。这都印证了他在大家心目中的地位和分量。我也在通过作协的朋友，打听着送别的安排，希望能够有机会最后看一看这位整整长我二十岁的文学前辈。

我订了一个花环，从位于北城的学校，驱车前往位于南城的“劲松”。因为我算了一下时日，刚好有一趟不能更改的行程，无法到八宝山送别。但念及这么多年的交集，还有我对他的敬重，我想应该亲往他家中吊唁一下，以表达缅怀与悲痛之意。平时很少去到这边，只是知道作家协会有不少老人还住在这地方。这个奇怪的地名或许有历史的旧迹，但作为文学界的一个聚居区，则确是很有意味。

一路堵，花了近一个半小时才到了雷达先生所住的叫作“华威北里”的院子。看到他所住的北区48号楼。周遭是老旧和略有些凋敝的景致，我甚至看到院子里胡乱堆放着的垃圾桶，下面有污水横流，更感觉不是个滋味。

好不容易进了楼，一路打听来到雷达先生的家，与夫人和家属握手，表达了来意，在雷达先生的遗像前深深鞠躬，默默凝视了片刻。之后，我被迎进了他的书房。家中不相识的亲友很多，几乎连个坐的地方也没有，但是见到雷容，还有雷达先生的几位弟子，都是相熟的朋友，我便在这个只有十平米左右的书房里坐了下来。

我没有想到如雷贯耳的雷达先生，他的书房竟然是这样小，一张单人床上面，有一床看上去颇旧的被褥，显得单薄和简朴;两个书橱中摆满了书，中间是一个电脑桌，他的电脑还开着，屏幕上似乎还有没写完的文字。对着电脑有一张靠背很矮的椅子，大概已坐了多年，有些残破了。一些日用家居之物散放在周围。这就是他写作和思考的场域了，说是“斗室”也并不夸张。要说在二三十年前的话，这属正常，若是在学校的旧址和老房子中，也是常态;但如今人们的家居环境已普遍改善了，这样局促的书房，还是着实让我吃了一惊。尤其他是这样著名的批评家，文学界举足轻重一言九鼎的人物，居然是在这样简朴甚至简陋的环境下思考和写作，不由我不暗自震动、感慨。

我坐下来，凝视着墙上他的那幅照片。远处的背景像是大海，他的目光深远，如炬，让人顿生敬重，也更有一番复杂的滋味涌上心来。

我最早知晓“雷达”这个名字，要上溯到上世纪80年代的后期。那时我在一个小城的专科学校执教，刚刚入门文学的行当，虽然角色是讲授外国文学，但我依然偷偷写作，痴迷当代文坛的时新消息，自然也会常常翻阅评论刊物。尤其是看到那本《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差不多每期的开篇或者最前面，都会有这个名字，“雷达”，他确乎很像是一部“文学的雷达”，在不知疲倦地扫描着，那些宏观文字的把握和分析，让我钦敬、着迷。

后来我侥幸考上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考学的隐秘动力，当然是觉得那个小城已无法安顿我日渐膨胀的精神需求。但细想可能还有一个压抑在无意识中的念头，就是也想写一点像他那样的几乎是挥斥方遒、激扬文字的东西。所以接下来的几年中，虽然我的研究方向是现代文学，老师也是学界有影响的文学史家，但我还是偷偷将精力转向了当时还不怎么被重视的当代方向。

想来自己走上批评之路，所受影响之中，雷达先生大约也是其中的一位。当然，究竟是怎样的影响，影响了什么，我自己也说不清楚。只是为一种所谓的“总体性冲动”攫持着，在最初的几年中，为了在刊物上露个脸，也会不知天高地厚地写一些扫描性的文字。只是后来，随着年龄的渐长，也知晓了一些道理，渐渐地便不敢再充愣了。

但我还是觉得，雷达和他同代的一些批评家们，在当代中国现实的文学场域中，还是创造了一个时代，创造了一种批评文体，甚至是创造了一种工作，一种于文学而言有效性很强的工作。

比较近距离地认识他，还是到了90年代中后期。那时我偶尔会有机会随一些长辈从山东来北京，参加一些作品的研讨活动。大部分时候还没有资格发言，或者有机会发言时也还总是怯生生，说得慌慌张张磕磕绊绊。而那时，就领略并感受到了雷达先生的权威气场。大多数场合，领导一旦致辞完毕，头一个学术发言的必然是雷达。其实那时候批评界还有很多比他更年长的前辈，但也多是让他先说，一旦他说了，也就意味着这部作品评价有了一个基调。

会议间隙，偶然也会有一点点交集。比如上厕所的时候碰到，便会聊上几句，他会说一两句鼓励的话，当然不是单独鼓励我，而一般是说，你们山东的这几个年轻人不错，文章我会看到。

我便诚惶诚恐，磕磕巴巴地说，很幼稚呢，请雷老师多指教。他便笑了，说，多联系嘛，多联系。

但实际见到他的机会还是很少。有时候，他会驾临山东，山东地方的文学圈子便视为大事，会有朋友略带些神秘地说：前两日雷达来了，你见到没有啊？见到的自然很是欣慰，一块儿吃饭的更感有面子。而多数情况下我自然是无缘相见，便有些讪讪，掩饰不住尴尬与失落。

2005年后我流落京城，忝列执教于师大，自然有更多机会见到雷达先生。他依然是最先发言，依然是定调人的角色。但那时也知道他在外地有了很多兼职，比如成了东莞文学院的掌门批评家，在广东这样的开放前沿，有一个令人艳羡的工作室;他还成了兰州大学的兼职教授和博士生导师，开始收徒授业，等等。但飞来飞去，多数时间还是在北京才能见到他。他也依然还是最有权威的前辈批评家，所以也还是有距离的。

但偶尔会有更近的交往机会。碰上评奖，在西山一待就是半月二十天，朝夕相处，抬头不见低头见，就知道他的很多故事，知道他的爽朗和任性，爱吃面的习惯，还有运动健将式的身体，如乒乓球打得好，等等。我一般都是观战，有一次我试着摸起球拍，趁着他的对手上厕所的机会，与他回合一下，但总是发过球去就接不回来，只好满面羞惭地把拍子奉送别人。再看他时，是一脸宽厚的笑容。

但有一次，在会议的间隙，他忽然很认真地对我说，清华，我看了你的一些文章，觉得以前没有足够地重视你，你真的很不错喔，在你们这一批人中，属于文章越写越好的。我说，雷老师夸奖啦，我没有什么像样的东西啊。他说，我很严肃地和你说话，你不要认为是客气嘛，以后我们要多交流。我连忙说好的，好的，一定多向您请教。

这大约就是这么多年来，他与我之间说的距离最近、最体己的话语了。我自然知道那还是鼓励，但人性的弱点就是这样，可能一个前辈，一个师长，他说了多少至理我们不一定记得住，但若有一两句私相授受的夸奖，必定会为我们一生所铭记。

有了这个记忆，我觉得我们之间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许多，变成了朋友。再后来，我们之间见面的话题就多了，最近的这些年，每次听到他身体欠佳的消息，我也还是要问候一下。当然，每次问候的结果，都会是显得有些多余。

最后一次见面，是春节之前不久，在鲁敏的长篇《奔月》的研讨会上，他发完言后，大约又坐了半个小时就早退了。我幸亏及时站起来与他送别一下，他握着我的手，有些气喘地对我说：我刚刚在编一套书，其中既选了你的诗，又选了你的文，可以吧？我连忙说，谢谢雷老师提携……多多保重。

如今，他的手的温度似乎还在，但是人却真的成为了画像。

想来，我或许不是有足够的理由来写这篇文字，因为确乎这么多年中，我们的交往就是如水一般的君子之交，从未有过世俗的利益交集，情感交流也未及特殊而亲密的程度。但我还是想要写几句以作纪念。因为看到这个书房，看到他的厚厚的文集，回想这一幕幕旧事，只有写一点文字，也许才能搁下。

我并不想说当代文学批评有多重要之类的话，只是说，从若干年前作为政治斗争工具的批评，到今天还算是有着正常生态的批评业态，中间毕竟经历了几代人的努力，以及智慧与生命的奉献，而雷达先生是至关重要的过渡的一代。他的批评，至少在八九十年代之交以前，是有引领意义的，将社会主流价值与艺术审美标准融合起来，做出了有益的实践。仅凭这一点，就值得我们长久地纪念和修习。

当然，当代批评作为学术工作和作为生动的文学实践，中间或许会有若干“地段”，在文学体制与文学生产的复杂因素参与之下，也会有很多的缝隙与弊端，置身其间的批评家们，自然不能至纯至善，但雷达先生的功业是杰出的，堪为这一代的一个翘楚，一个模范。

还有，如果说文学批评文字天然地有着某些短板，那么散文随笔的写作，便是一个文学中人赖以弥补的有效手段了。雷达先生的散文，写人纪事，抒发情志，都有大开大合的胸襟气象，读来令人心胸顿阔，受益良多。他的文字的魅力，也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他作为批评家所写的一切，并不限于生产流程的一個环节，而是融汇了生命经验与内心情感的文字，因而也定然是有生命的文字。

仿佛手中的温度还在，我凝视着他的画像，缅怀着他的音容，仿佛看到他的长眠之地，也仍是一座氤氲着文学气息的山岳，散漫着诗情画意的去所。相信若有来生，他也还会与文学做伴，与这些大大小小的朋友们相交，纠缠。

2018年4月至2019年6月，北京清河居

责任编校 邓沫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