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来顺 毛 颖

（1.中国博物馆协会 北京 100034；2.南京博物院 江苏南京 210016）

内容提要：21世纪以来，中国博物馆事业持续保持迅猛向好的发展势头。国际博协副主席、中国博协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安来顺先生认为，国际化、高质量、可持续是今后中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方向与战略。交流互进、借鉴融合的国际化进程，使中国博物馆成为整个世界博物馆体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与此同时，全球化下的特色化发展将使中国博物馆更具活力，并在国际对话中形成自己的话语体系。中国博物馆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内涵，既有可量化指标的增长，更有对社会使命的践行、对文化互鉴的推动、对专业化水准的追求，以及对职业道德准则的恪守。在中国倡导的可持续发展事业中，博物馆可在文化、环境的可持续性教育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而博物馆机构本身亦应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典范。

安来顺（1962年3月—），男，天津人。博物馆学硕士、历史学博士，北京鲁迅博物馆研究馆员，国际博协副主席、中国博协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中国博物馆》杂志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博物馆学科》主编、《国际博物馆》（全球版）杂志编委，浙江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兼职教授。2004—2010年担任国际博协博物馆学委员会副主席、跨文化事务委员会委员，2004、2007、2010年连续参与第20、第21、第22届国际博协大会决议起草工作；2010年11月在国际博协第22届大会上被选举为国际博协执行委员会委员；2013年担任国际博协财政与资源分配委员会委员；2016年在国际博协第24届大会上被选举为国际博协副主席。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博物馆学、文化遗产学的理论研究工作和中国博物馆的国际合作事务，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发表论文近百篇；参与开发了一批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的科研项目，其中有1994—2001年作为项目协调人和主要研究成员之一的中国与挪威在贵州合作开发的中国第一批生态博物馆工作。2018年12月4日，“第二届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博物馆高峰论坛”在南京博物院召开，本刊在会议期间就中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历程、方向与战略等问题采访了安来顺先生。

毛颖（以下简称毛）：安主席好！今天的采访主要是想请您从国际博物馆协会（以下简称“国际博协”）副主席、中国博物馆协会（以下简称“中国博协”）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的身份，谈一些事关中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宏观问题。本世纪以来，我国从国家和政府层面大力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倡导增强文化软实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让文物活起来”，将博物馆发展提高到国家战略高度，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博物馆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博物馆的交流合作提供了更为广阔而坚实的平台。中国博物馆事业蓬勃发展，突出表现在与国际博物馆的交流日益广泛、深入，完成了从数量增长到质量提升再到高质量发展的历程，博物馆在区域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并追求自身的可持续发展。您在很多场合、很多著述中都阐述过本世纪以来中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总体进程以及未来一段时期内的发展方向、发展战略，请问我是否可以将之用“国际化”“高质量”“可持续”来概括？

安来顺（以下简称安）：我认为是这样的。

毛：首先请您谈谈“国际化”的方向与战略。中国的博物馆是近代从国外引入的，从一开始就带有国外的“印记”，虽然建国后学苏联，但要说真正的国际化基本上是在改革开放后特别是本世纪了。请您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以及理论和实践层面，概述一下中国博物馆的国际化进程。

安：中国拥有数千年的收藏文化，但直到20世纪之前并没有在这种传统的文化土壤上生长出欧洲那样的博物馆。对中国而言，博物馆这种文化现象基本属于来自西方的舶来品，引入中国后被不断地调适和改造。19世纪下半叶，与西方的全球性扩张和相关学科的发展相关联，欧洲样式的博物馆最初被探险家、人类学家、古生物学家、传教士、外交官们带到了中国。后来，这些欧洲元素又与日本的实践相混合，引起中国人的关注，像张謇先生这样的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开拓者们就借鉴了不少欧洲和日本的经验。在当时国衰民弱的社会背景下，第一批中国博物馆人对西方博物馆在学习的同时也进行了一些改造和本土化探索，而且试图通过博物馆的社会教育功能为挽救衰落中的国家贡献一份力量。从博物馆专业化角度看，这些外来博物馆的理念和方法，对中国博物馆的早期孕育和初步发展是产生过不小影响的，例如原本无序的奇珍异宝的收藏和保管有了分类学支撑，原本缺乏逻辑的陈列橱柜有了百科全书式的教学意义等。当然，对上述博物馆现象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学术界尚有不同意见。我认为，把这种复合性的文化现象简单地贴上政治口号式的标签显得不太严谨。当然，我也读过一些西方人的记述，其中有不少所谓“极大地促进了中西文化理解”之类的褒奖之词，我认为更值得商榷。客观而言，那时的博物馆基本是中西方文化在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学科发展背景下的一次历史性“相遇”，并留下了“印记”。大约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那时中国博物馆归属教育部门管理，非常强调美育在博物馆中的核心地位，这显然是深受欧美博物馆特别是欧美国家艺术博物馆的影响，加上那时中国国家统一，社会环境相对宽松，博物馆迎来了一次短暂的发展小高峰。20世纪5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需要构建与新的社会制度相适应的博物馆理论和实践体系，苏联博物馆无疑成为中国学习和借鉴的对象，1956年提出的“三性二务”非常具有代表性。其实那时还有一个背景，学术界关注还不够，那就是刚刚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世界博物馆在整体上的一次转型，从那时起博物馆的社会功能尤其教育功能愈发受到重视。应该说从20世纪20年代以后的三十多年，是中国比较积极主动地学习、接受国外博物馆理论和实践的时期。

毛：这以后的国际化就要到改革开放后了。

安：主要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的四十多年。这个我想结合我自己的经历和观察谈一些体会，可能会挂一漏万，权作一些缩影吧！基于我个人的观察，这四十多年中我国博物馆的国际化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无论是我们看西方发达国家的博物馆还是西方看中国的博物馆，彼此的好奇心态占了很大比重，很难谈得上有深度交流；第二个阶段，是中国既学习西方博物馆的理念方法，又在引进时增添了中国人的辨析，尝试构建中国博物馆自己的基本话语体系；第三个阶段，是中国经济体量和文化影响扩大后，越来越多的平等合作关系逐步取代以往的迷信与好奇；第四个阶段，是一些传统的博物馆超级大国在对中国博物馆的迅猛发展心存敬意的同时，把中国视为对他们绝对主导地位的竞争者甚至挑战者。以上这些变化让中国博物馆得到了锻炼，变得更加成熟，并进一步加快了自己的国际化进程。如果简单概括的话，我认为，20世纪80年代后，伴随着中国打开通向世界的大门，国际博物馆尤其是欧洲和北美博物馆的理论和方法逐渐较为系统地为中国人所了解和接受，并被赋予了更多的中国内涵，它们在中国特定的社会和文化语境下，一直在进行着不断的调试，总的趋势是彼此融合、相互借鉴。

毛：每个阶段的持续时间大致是十年？能否请您着重分析一下本世纪以来的国际化历程？

安：四个阶段都差不多十年。21世纪以来的十余年间，我国博物馆的对外开放和国际合作是全方位、多层次的，无论是通过政府间的交流互动、“一带一路”国际交流，还是与相关国际组织的合作，展示传播渠道、陈列展览和文物保护及人员等的交流。例如2010年由中国主导起草的《博物馆致力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上海宣言》，迄今依然是国际博协所有文件中最有东方特点的——以前的文件更多是侧重于技术，而这个文件则更加强调社会文化领域中的博物馆。还有2003、2004年中国积极参与起草的《关于博物馆和文化旅游的万象宪章》回答的就是博物馆与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这对我们今天讨论“诗和远方”的问题仍不过时。可见，这十几年中国博物馆的国际化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一系列有意义的变化，已不再满足作为被影响者的角色，而是在努力成为全球博物馆事业发展的积极的参与者和有价值的贡献者。

毛：就是说这个“国际化”是一个交流互进、借鉴融合的过程，中国博物馆事业从中获得了发展机遇，提升了自身的地位，同时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您能不能列举一些机遇、地位和作用？

安：是的，正如我前面谈到的，中国博物馆国际化涉及的双方关系毫无疑问是双向的和双赢的，这是认识中国博物馆国际化应该有的基本方法论。具体的发展机遇和地位很难一一拆分出来，所涉及的方方面面也很难用一两句话来概括清楚。我想还是谈几个具体领域，算是小中见大吧！

比如，中国与国际博物馆领域非政府组织国际博物馆协会（ICOM，国际博协）的合作很有代表性，国际博协也是近年来中国博物馆国际化最重要的舞台之一。我国于1983年正式加入国际博协，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政府在文化领域最早批准参加的国际组织之一，这在中国博物馆国际化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35年来，在国际博协这个网络和平台上，在全球、区域、双边等几乎所有的水平上，中国进行了全方位的合作。中国的博物馆极大地受益于这些合作，同时也在不懈努力，作出自己的贡献。如果我们做细心比较的话，就会发现我国博物馆领域最高级别的行政法规《博物馆条例》中借鉴了许多《国际博物馆协会博物馆职业道德准则》（The ICOM Code of Ethics for Museums）中的专业标准，这让中国博物馆的国际交流有了相同或接近的专业语境。

比如，吸引了自来全球3500名博物馆代表的国际博协第22届大会在上海的成功举办，更集中地让世界认识了中国博物馆作为国际博物馆大家庭重要成员的愿望和努力。2013年由国际博协、国际博协中国国家委员会和故宫博物院在故宫博物院联合创立的国际博协唯一的培训中心已连续成功运行6年，为来自世界五大洲的70个国家225个博物馆机构的344名青年博物馆从业者提供了专业交流和分享的机会。在我看来，这种互动最重要的价值还是中国与代表世界各种不同文化背景的博物馆同行在文化上的尊重、理解和欣赏，他们是现在和未来中外博物馆文化合作的重要桥梁。所以这个培训中心被誉为“中国博物馆国际合作的典范”。

比如，11月中国福州的第八届“中国博物馆及相关产品与技术博览会”期间举办的首届“国际博物馆青年论坛”，是国际博协首次与一个国家共同举办以青年为主题的国际论坛，也是世界上第一个高级别的博物馆青年论坛。“数字化时代博物馆的社会形象该怎样重塑？”“青年人如何基于社区传承传统文化？”“青年人如何把传统带向可持续的未来？”这些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博物馆的共同课题，更是年轻博物馆人面对的共同课题。这样的全球青年人的“共振”无疑是共赢的，中国博物馆从中受益的同时，也对国际博物馆事业作出了贡献。

再比如，作为中国文化“民间大使”重要组成部分的国际展览项目越来越丰富了。1973—1978年间举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足迹遍布欧洲、大洋洲、非洲和亚洲的16个国家和地区，被认为是博物馆作为民间外交组成部分的第一次成功尝试。随后，中外博物馆交流展览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无论是政府主导还是博物馆之间合作，水平都大幅提升。我国在已建成的35个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和512个孔子学院经常举办由国内博物馆组织实施的展览项目。据不完全统计，我国2000—2017年间举办对外文物展览约840个，是之前50年举办对外展览数的6倍多，其中仅中国文物交流中心就举办对外文物展览119个，涵盖五大洲29个国家（地区）的78座城市，参观人数超过1800万人次。而2011—2016年的6年间，全国各地引进的境外文物展览也达84个。2016年12月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Abu Dhabi）举行的“保护濒危文化遗产国际会议”上，中国政府积极响应国际倡议，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框架下，通过设立国际基金和建立国际性文物避难网络，支持和加强濒危文化遗产的国际保护行动。我国后续的举措您也看到了，包括来自阿富汗文物在不同城市的巡展。还有2017年先后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和上海博物馆举办的“大英博物馆100件文物中的世界史”展和“大英博物馆百物展——浓缩的世界史”展以及同年在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和中国国家博物馆分别展出的“帝王时代”展都成为当年备受关注的文化事件。一个不同寻常的例子是，2012—2013年“中华大文明展”的开幕及其在日本四个城市的巡回展，正值中日政治和外交关系自两国邦交正常化以来最困难的时期。随后，另一个赴日展览“中国西域·丝路传奇”展也于2013年2月至2014年1月如期进行，该展览仅在长崎一地就吸引了13.9万名日本观众，显示出博物馆在民间外交中所发挥的独特作用。

毛：的确，中国博物馆已成为整个世界博物馆体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在文化、外交、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乃至对人类社会发展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那么未来中国博物馆的国际化还将有哪些期待和提升？

安：前面我们说了这么多的作用、意义等成就的一面，但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国际化中没有短板。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我们在国际对话中要进一步巩固自身的话语体系。比如在展览策划方面，其实真正特别优秀的、有开阔国际化视野的展览项目数量还不是很多，我们的短板往往并不在硬件或技术上，而是在策展理念上。还有更重要的，我们是不是牢牢掌握了展览交流项目的话语权？是不是真正掌控了从内容到形式的全过程？这还仅仅是从具体工作层面的观察。

由于工作关系，我有机会接触到许多国家的博物馆同行。他们大多属于知识分子群体，或者说白领阶层，他们对中国的认知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这些人中间确有部分人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中国政治，对中国经济发展成就的心态也很复杂，但唯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高度一致，就是心悦诚服，这也是中外观众最容易心灵相通之处。这就特别需要我们的博物馆能站在利益相关方的立场上，比如策划一个展览，它既要让其他国家的观众在文化、社会心理、接收和消化信息的方式上容易接受，又要喜闻乐见、突出中国元素，否则就不清楚展览是在和谁进行交流。如果外国博物馆对中华文化不很熟悉，那么中华文化特有的内涵就体现不出来。当然，我们借助旅居海外的华人学者的力量也策划了一些成功的项目，但总体上数量还比较少。基于这种观察，我认为可能我们的博物馆在“走出去”上已经实现了跨越式的进步，但是不是真正“走进去”，走到当地观众的心里，让他们接受并热爱上中国文化，似乎还有一段不短的路要走。所以，我们有必要深入研究“向谁介绍中国”“介绍中国什么”“通过谁来介绍中国”以及“如何介绍中国”等一系列传播战略问题。

毛：这就是您提到过的“话语权”问题。“国际化”让我想到另一个词“多样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多次指出要保护“文化多样性”，促进博物馆及其收藏多样性等，就是说中国博物馆既要国际化，也要保持多样性、多元化，这是不是您说的“特色化”？就是说我们还要避免同质化，倡导博物馆类型多元化，建设一些特色博物馆。

安：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代表的国际社会高度重视文化多样性问题，其中也包括了博物馆文化的多样性。2015年11月1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8届大会通过了《关于保护和加强博物馆与收藏及其多样性和社会作用的建议书》（Recommendation Concerning the Protection and Promotion of Museums and Collections，Their Diversity and Their Role in Society）。这是迄今为止UNESCO在博物馆领域最新、最全面，也是对国际和各国制定博物馆相关政策最具影响力的一个标准性文件，它还呼吁各国政府结合建议书制定博物馆相关政策，提出路线图。特别是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上台以来，“多样性”不仅在政治经济领域，也包括文化领域，都面临着新的挑战。

20世纪90年代以来，虽然在一些国家博物馆出现了一个“平缓”期，但目前世界上超过8万座博物馆中至少有70%是过去40年之内建立的，其中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贡献率最大，可以说，世界范围内的博物馆仍属于一项“朝阳”事业。同时，我们的博物馆正处于全球化与多样性并存的时期，在全球化背景下，博物馆藏品、专业人员、观众以及不同观念的流动加快。这些对博物馆产生的影响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大致表现为一方面今天的博物馆越来越便利于公众，一方面却越来越趋于同质化。博物馆如何在全球化中发挥作用的同时，又实现多样化和特色化发展，这显然是值得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博物馆关注的问题。

毛：是的，中国博物馆在国际化的同时也还是要结合中国的国情，保持中国的特色。

安：我们中国博物馆的研究者和管理者，还是应该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特别是我们文化中所特有的哲学观和价值体系，并反映到我国博物馆理论研究和具体实践中去，这不仅代表了中国博物馆的特色，而且能因此而获得其他国家博物馆同行更多的尊重。比如在博物馆文物保护技术领域，中国的传统技艺与欧美国家相比，没有孰优孰劣之分，相反我们东方哲学观主导下的传统技艺恰恰是可以为西方研究借鉴的。这样我们在国际交流中就彰显了中国自己的特色，既学习了别人的长处，也作出了中国的贡献。2020年9月，国际上最大规模的博物馆藏品保护大会——“国际博物馆协会藏品保护委员会（ICOM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Conservation,ICOM-CC）第19届大会”将在北京举行。中国博协为这次大会提出的主题引起了各国学者的极大兴趣，它与以往大不相同，是要聚焦跨越东西方不同地域、跨越东西方不同文化观的藏品保护与实践。我想届时会有不少中国人的智慧和技术与其他国家博物馆互动。再如博物馆传播，我们东方哲学中的“和合观”“同异观”，与西方博物馆通常采用的物质主义或物理主义诠释体系相比，在阐释历史传统、增进文化包容中有着独特的魅力，这也是中国的特色。

如果再从更广的社会角度看，中华文明之所以能饱经沧桑而不倒、历经磨难而不亡，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和悠久的民族精神。它们不仅滋养了中华民族，推动了中国的发展，而且还为全人类的进步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同时，中华文明始终是在不断吸收其他文明营养的过程中不断地发展进化，而不是“纯而又纯”的单一文化，而今天中国文化又在经历着比其他许多国家复杂得多的变革，我们正在变革中探索着未来。这样的历史、现实和未来，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所不曾拥有的，这就为中国的博物馆赋予了更多元的社会使命，自然也是博物馆中国特色的应有之义。阐释中华文明为何不衰不倒，如何吸收其他文化的成果，如何在今天的变革中探索未来，让我们的人民对自己的文化更加自信，让世界人民更好地了解中国，难道不是中国博物馆的时代特色吗？

此外，我在非洲、南美和一些亚洲国家的博物馆看到，他们正在竭尽全力摆脱以前殖民主义的桎梏，寻求博物馆文化上的独立自主。与许多处于后殖民时代的新兴国家的博物馆相比，中国的博物馆较少有西方殖民主义的色彩。中国博物馆所走过的历程是兼收并蓄，尤其是强烈的社会使命意识是我们的一大特色。

毛：您说得太好了，全球化下的特色化发展将使中国博物馆更具活力，并在国际对话中形成自己的话语体系。接下来我想请教您关于“高质量”发展的问题。本世纪之前中国博物馆以建设为重点；本世纪初逐渐重视内容建设，并进一步与借助技术相结合；目前中国博物馆建设具备了一定规模并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体系，尤其表现在数量大幅度增加，门类也日益丰富。

安：一般在博物馆发达国家，平均大约10万人左右拥有一座博物馆。截至2017年底，中国全国备案的博物馆达到5136家，是1949年的200多倍、1978年的15倍，目前仍以每年180家左右的速度增长，成为世界上博物馆事业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其中非国有博物馆1400多家，行业类博物馆800多家，是中国博物馆建设快速发展的重要的新生力量。

毛：正如您所说的，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博物馆的数量增长指标能赶上中国。

安：是的，数据是非常令人振奋的，特别是那些“小”“快”“灵”的非国有博物馆、那些别具一格的各种行业博物馆异军突起，占比迅速攀升，打破了过去博物馆类型过于单一的格局。如果按照我国人口近14亿来计算的话，每座博物馆平均覆盖人数为27万左右。所以单从数量指标看，我国的博物馆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中国的博物馆，目前看来虽然总数偏低，增长潜力大，但重要的甚至是更重要的是提升已有博物馆的发展质量。

毛：早在本世纪初有识之士就提出要从数量增长到质量提升，比如，不在于有多少家，而在于公众拥有多少家、得到了多少服务，诸如这样的理念标志着博物馆事业发现迎来了一个节点。近年来各级政府又要求“解放思想，高质量发展博物馆”，为当前及今后博物馆发展指明了方向。请您为我们解读一下“高质量”。

安：提升博物馆的发展质量，首要的是我们整个行业要更好地践行博物馆的社会使命。这方面我以前曾提到过博物馆的四种社会角色：“基因库”“粘合剂”“催化器”和“民间使者”。无论物质文化、健康文化、社会政治文化、审美文化，都有一定的载体，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那些最直接、最真实也最直观的文化遗产，而文化遗产的许多部分就保存在我们的各类博物馆中。所以，保存好这些文化“基因”是博物馆最原始、最经典的社会职责。2018年9月2日巴西国家博物馆（Museu Nacional）的那场大火让全世界为之扼腕。当天，时任巴西总统米歇尔·特梅尔（Michel Temer）就发表了官方声明，说“两百年来的努力、调查和知识毁于一旦，这对所有巴西人来说都是悲伤的一天”。作为政治家，特梅尔的声明是挺到位的，但是，社会公众和该博物馆工作人员的反应则更贴切地代表这场灾难的本质。一位里约热内卢市民在推特（Twitter）上有这样的留言：“我们国家现在就没有（合法）政府，没有希望，现在，也没有了记忆。”同年11月8日，中国博协接待了巴西国家博物馆馆长一行的来访，我除了从他们的脸上读到惋惜和无助之外，反复听到的是国家的“记忆”这个词。这些记忆和基因，不仅是遗迹、遗物或技艺本身，还包括所承载和呈现的意义和价值观。它们告诉我们“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从中找到的是对自己文化的归属感、认同感。所以，我们的博物馆还应该在收藏、保存、阐释“作为信息和价值载体”的藏品上下更大功夫，而不仅仅是藏品本身。当下，我国正处在多种文化形态交织并行的时期，加之城镇化进程加快、人口大规模流动、社会日趋老龄化等社会现实，不同人群之间出现文化分歧与隔阂的可能性加大。这就需要博物馆变得更加接地气、更加有温度，通过陈列展览、社会教育项目、社区介入活动等，为不同文化人群弥合隔阂、和睦相处，为社会和谐稳定作出独特的文化贡献。博物馆机构不仅是关于过去的，也是关于今天的，甚至是关于未来的。近年来国家一直强调的“让文物活起来”，更多的是指要深度挖掘馆藏遗产资源，形成新的知识，打破部门和学科壁垒，鼓励跨部门、跨学科合作，让广大人民群众获得更多的灵感和激情，汲取新的文化创造力量。关于博物馆作为各国人民之间交流互鉴的“民间使者”，我在前面回答国际化的提问时已经谈过了，核心就像习近平主席2014年3月27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演讲时阐述的，把跨越时空、跨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传播出去。

毛：您从博物馆更好地践行社会使命、保存民族记忆、传播文化精神来阐述“高质量”，这是宏大的视野和宏观的角度，是立足于国家、人类和未来的层面。那么中观地或者说具体到博物馆这个层面，“高质量”有哪些要求或内容？

安：博物馆发展质量的提升，有两个密不可分的话题是绕不开的：一个是专业化；一个是与专业化相匹配的专业伦理。专业化是与公共博物馆的发展紧密相关的，公共博物馆大约有250多年的历史，专业化则在其大约100年之后，也就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而专业伦理，直接反映在职业道德准则上，则又是专业化进程的一种必然结果，应该最早出现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纵观世界各国的情况，博物馆作为一门专业是不存在问题的，无论是专业知识体系、专业人才培养、专业运行方法和技术等。正如我在多个场合都反复提到的，我们的社会在经历转型，我们博物馆的基本功能在持续不断地外化，这是一个必然的逻辑过程。但与此同时，博物馆不得不面临一些职业伦理方面的挑战。今天博物馆职业道德建设的趋势正在从内向性/封闭性的博物馆内部主体关系和博物馆工作本身的关注，转向外向性/开放性的社会责任的关注。所以，当博物馆面对越来越多的经济创收、企业赞助、敏感文化物品、社区利益诉求、新型伙伴关系等令人眼花缭乱的新现象的时候，我们基本上不能完全依靠于已有的法律、政策等刚性的制度性约束，更多时候需要我们自己决定“可做与不可做”“该做与不该做”的自我判断和精神约束，需要我们拿起专业道德的武器去据理力争、去博弈，至少给自己一个阐明博物馆自己观点的机会，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职业道德准则。无论是博物馆之内还是博物馆之外，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博物馆承担着重要社会责任，博物馆所有的活动都必须坚持学术理性，要避免把博物馆趋同于其他文化机构或文化项目，更要警惕为了单纯地更加吸引观众，而将陈列展览沦为博物馆的一种市场营销手段，要避免资源的社会化使用对博物馆的学术和文化公信力造成任何实在或潜在的减损。

毛：这个话题目前学界和业界讨论得比较热烈，出现了不同的观点。

安：是这样的。目前，当博物馆处理与其他不同利益相关方的关系时，多数情况是处于劣势的，特别是当法律和政策存在一定滞后性的时候，这种劣势就愈加明显。我认为，越是在一些职业伦理的“模糊地带”，就越是需要业界的讨论和探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期间学术观点不完全一致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而且这也有益于博物馆学科的发展。在一个民主、宽松的专业环境中，不必担心某些观点被认为是“唐·吉诃德式”的不合时宜，也不应因为“别人已有这样做的了”就认为必然是合理的、是符合博物馆职业道德准则的。总之，有大家关心、讨论本身就证明我们的博物馆作为一个行业正在变得更加成熟。

毛：那么目前高质量发展中国博物馆有哪些举措？诸如国家文物局的博物馆运行评估、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精品工程建设、提升博物馆整体价值等的指导意义，以及新科技对创新传播方式、提升博物馆质量的作用等。今后博物馆还在哪些方面进一步提升以实现“高质量”？

安：中国博物馆质量提升中的一些具体举措，我想是在2007年以后密集实施的。2007、2008年以来，包括博物馆免费开放、博物馆定级和运行评估、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非国有博物馆发展的指导意见等，集中反映了这段时期中国博物馆快速发展过程中政策措施的切入点，它们在指导、引导、规范博物馆发展，在数量增长的同时保证质量提升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是巨大的。定级和运行评估的目的是以评促进，它在建立指标体系时是希望博物馆有一个目标和努力方向，博物馆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对照衡量自身工作的差距。十大陈列展览精品的评比则要早一些，是因为我们每年众多的展览从策划到设计到观众反馈，应该可以总结出好的经验以供借鉴，它对业内的推动作用、对提升博物馆的积极意义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让任何一个指标体系适用于所有不同规模、不同体制、不同主题的博物馆确实是比较困难的。定级评估中出现的这样那样的问题都是客观存在，因为目前的指标体系所依据的标本更多的是来自文物文化系统主管的综合性博物馆。该指标体系设计之初，主要是借鉴了2006、2007年的一项课题研究的成果，那时的博物馆远不如今天丰富多彩，文物系统管理的博物馆操作性也相对强一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博物馆多样化的趋势，过去不突出的问题今天变得突出了。所以大概两年前开始，国家文物局已经对个别指标项及其权重占比做过一些微调，不过从实践中看，还没有完全调整到位。据我所知，国家文物局正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对相关指标项进行新的调整，主要方向是结合不同类型博物馆的业务特征做出一些更具针对性的专门安排。业界应该在近期就可以看到更新过的版本。

毛：相信新的版本能够更好更全面地指导中国各类博物馆的运行发展。2007年后非遗的收藏、研究、保护、展示成为了博物馆的职能，“为了明天收藏今天”形成共识，藏品的概念范围大大延伸，博物馆收藏的面和种类更为丰富，古代的、现当代的，物质的、非物质的，艺术的、技术的，可移动的、不可移动的都成为博物馆的收藏对象。同时，社区参与收藏、参与展示等“参与”的理念与实践，以及博物馆“以人为本”理念的转变与实施，让博物馆的收藏、展览和文创等为社会公众提供了更多更好更优质的服务。近几年习近平同志“让文物活起来”的指示，成为博物馆理论实践的指导方针。请问“让文物活起来”是否可以看成是高质量发展博物馆的举措或评价标准？

安：当然可以是。我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博物馆运行始终并行两个系统：一个是开放系统；一个是“封闭”“半封闭”系统，是博物馆的内部系统。开放系统是博物馆和其他文物收藏、研究机构最根本的区别所在，它涉及到一个博物馆资源的开放程度、公众使用效率的问题，“活起来”就是提升博物馆开放系统的兼容性和效率。“让文物活起来”包括博物馆与新媒体、新技术合作，博物馆开发文创产品，但还远远不是全部。“让文物活起来”更是一个系统工程，要从博物馆整个功能体系上统筹规划，其实它从藏品的征集阶段就已经开始了。博物馆要把藏品作为文化信息的载体、文化记忆征集入藏，博物馆对文物的研究要深度解读它所包含的文化信息，在此基础上才能打造出内容丰富的、全方位的、接地气的陈列展览项目和教育活动项目；同时，博物馆的文创产品开发等对外合作，只有在博物馆所有内在功能都“活起来”时，其对博物馆资源的活化才是符合逻辑的活化，而不是简单的形式上的活化或者某些技术手段嫁接在文物之上的活化。因此，如果没有内在功能的系统性活化，就不是高水平的活化。

毛：这其实也体现了博物馆的专业化水准。说到文创和合作，我想延伸一下这个话题。博物馆定义中的“非营利”规定了博物馆公共文化服务的“公益性”，但市场经济社会又给了博物馆特殊的经营机遇，西方博物馆是可以经营的，并且由于它们的财政支撑不同于中国，博物馆运营在一定程度上需要依托筹款和接受捐赠。中国有关的条例政策如《博物馆条例》中的博物馆经营、国家层面的文化产业政策，也都有益于博物馆结合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增强造血功能，实现可持续发展，比如与BAT等公司的战略合作、文创IP跨界合作等。请您谈谈博物馆如何结合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发展博物馆特色产品如大型收费特展等，为社会公众提供更优质的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博物馆事业？

安：我不倾向把博物馆的特展收费仅仅看作是经济问题、经费问题、收入问题，这类展览的收费更多的是一种管理手段，一种调节观众数量、参观质量、参观心理的管理手段。一般来说，常设陈列免费、自愿门票，大型临展收费，也是国际惯例。

毛：目前博物馆界的主流观点也赞同用门票限流、保障参观质量、提升服务水平，也称得上是保障博物馆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方面。我们归纳一下您对高质量发展博物馆事业的观点：既有可量化指标的增长，更有对社会使命的践行、对文化互鉴的推动、对专业化水准的追求，以及对职业道德准则的恪守。接下来进入第三个主题“可持续”。“可持续发展”是近年来在国家层面、社会发展、经济建设、遗产保护界出现频率很高的一个词，是科学发展观的一个基本要求。近几年这个词也出现在了博物馆界。您在2017年北京大学组织召开的博物馆定义修订研讨会、2018年提交的全国政协提案，以及对《2015建议书》的解读中均表达了对博物馆可持续发展的关注，认为“可持续发展”应该成为博物馆核心价值体系中的重要一环。请您再展开谈谈中国博物馆怎样在区域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中扮演角色、发挥作用？

安：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是一种“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生存能力构成危害”的新型社会发展模式，它涵盖了生态、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可持续性。在“可持续性”这样一个命题之下，各国博物馆也正在重新评估和再选择自身的发展战略，我们今天可以从文化和环境的可持续性以及博物馆的角色做一点分析。

首先是博物馆与文化的可持续性。今天，文化所经历的一切正在影响着它的可持续性。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当今的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与信息化文明，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文化认同、多元与全球化等，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同时，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文化、人类追求生活品质的健康文化、人类共同遵守的社会政治文化以及人类在闲暇生活中追求美的审美文化等四种主要文化类型也都在发生变化。这些变革给人类带来了许多问题和困扰，人们往往因缺乏文化的沟通和理解而产生隔阂甚至冲突。而实际上，不同人群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和欣赏，对小到一个家庭、社区的幸福安康，大到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都至关重要。这就需要博物馆以可持续的思维反思自己的文化观。我们常说，博物馆是一个“讲故事”的机构，它讲述古往今来，讲述在何种环境下生活，讲述生活得怎么样。博物馆不仅保存痕迹，更保存对当代社会、国家、民族具有重要价值的文化基因；博物馆受托于世世代代，有其独特的身份，通过其功能的实现，成为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良知的代表者。

其次是博物馆与环境的可持续性。过去不足一百年间，城市化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近年来这一进程不仅在继续，而且步伐还在不断加快，大型甚至特大型都市群数量有增无减。城市化对环境的挑战是客观存在的，当大多数人口居住在城市的时候，生物多样性等环境问题摆在都市人面前，而且这不是遥远的、抽象的问题，是当下的、具体的问题，是与人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博物馆在可持续环境方面的重要作用之一，是鼓励全社会把看似属于自然科学的问题与突出的社会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发出自己的声音。

毛：从这两点来看，博物馆与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紧密相关，恰如其定义所说的“为社会及其发展服务”。目前中国博物馆正值高速发展期、黄金机遇期、建分馆高潮期、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时代带来的变革发展期，在这样蓬勃发展的特殊时期，中国博物馆怎样实现和保持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安：这个问题涵盖的内容非常宽泛。我想集中谈谈博物馆与可持续环境以及博物馆建设发展中应当引起关注的几个方面。关于博物馆与环境的可持续性其实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博物馆在可持续环境的社会教育角色，二是博物馆自身的表率作用。前者更多是外向的，后者更多是内向的。

博物馆以其学科专长直接鉴别、研究和诠释自然界生物的变异和演化过程，不但提供直接的证据，还提示人们直面这样一个问题：今天的人类及其子孙后代的福祉还有保证吗？许多青少年关于自然界的最天真的记忆是博物馆留给他们的，博物馆也是他们最可信赖的学习场所，博物馆在与观众分享收藏和相关知识的时候，无疑肩负着重要责任，要努力帮助人们理解过去，并为了可持续的未来而吸取今天的教训。博物馆在展示城市的历史渊源时，通常离不开它优越的自然资源（如河流、港湾）和生物多样性所提供的宜居环境，可以用这些信息进行反证，向当代人发出警示，博物馆对帮助人们从大自然的变迁中吸取教训，使城市的未来环境更可持续，为子孙后代保留赖以生存的资源等方面无疑具有启示意义。

毛：您2018年的全国政协提案谈到了藏品资源、人才资源对博物馆可持续发展的作用。您最近还关注了绿色博物馆的建设问题，能否与我们的读者分享一下呢？

安：我最近确实比较关注绿色博物馆建设和运营这个问题，正准备作为提案提交给2019年的全国政协会议进行呼吁。目前我国新的博物馆仍处于快速建设期，前些年建成的博物馆也陆续进入改造和功能提升阶段。规模大、高能耗的博物馆建筑设计和运行模式还普遍存在，但绿色低碳理念和实践似乎并没有得到决策者和管理者们的足够重视，这的确关乎我国博物馆在可持续性领域的社会形象，也是和一些博物馆发达国家的差距之一。有统计显示，截至目前，我国约占全球能耗总量的20%，建筑能耗约占我国总能耗的四分之一以上。我国博物馆总建筑面积大约是1亿平方米，但大多数远未实现低碳发展。初步调查发现，长江流域某省四个一级博物馆预计今年年均单位面积建筑能耗平均达到200kWh/㎡。与同一地区的建筑能耗定额研究结果对比，同一指标大型商业建筑为230kWh/㎡、五星级宾馆为90kWh/㎡、三甲医院为109kWh/㎡、政府办公建筑为60kWh/㎡。按当前能耗水平和数量粗略推算，仅博物馆一类场馆，每年能耗就可能达到200亿度电，折算达245.8万吨标准煤。如不及时改变这种粗放、高能耗的建设模式，在不久的将来势必会为国家带来巨大的财政与碳排放负担，并且因为建筑运转经费高进而影响到场馆主体业务的拓展。更重要的是，博物馆是可持续环境的重要宣传普及阵地，其本身最应该成为这方面的典范。

毛：这个问题确实应该引起关注和重视，我在参观一些博物馆的时候也有类似的感受，一方面馆舍建筑及设施气派奢华，另一方面参观体验受制于馆方的经费节约或设备损坏。讨论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方向和战略，一定要说到今年的大事——“文旅融合”。中国作为世界第四大旅游市场和目的地，旅游业作为增长速度最快、利润最大的产业，它与文化的融合给博物馆高质量和可持续发展带来了机遇，比如全球旅游大国之所以成为旅游大国，大都与其众多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优秀的博物馆有直接联系；旅游业同时也给博物馆带来了挑战，比如激增的游客数量考验博物馆的服务设施和管理水平，两者间存在着矛盾。请您谈一谈中国博物馆如何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实现双赢与可持续发展？

安：过去三四十年来，旅游特别是文化旅游是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领域之一，而博物馆又常常是最佳的文化旅游目的地。纵观世界各地的情况，我们可以说博物馆和文化旅游是一对孪生兄弟，两者虽然社会角色不同——分属于公共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但从来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实践证明，如果实现了博物馆与文化旅游的成功结合，其结果就是相互补充、共赢发展。虽然促成今天越来越多的人走进博物馆的社会因素有很多，但文化旅游的蓬勃发展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驱动力之一。这种情况确实让博物馆界很振奋，因为在我三十多年的博物馆职业生涯中，过去博物馆的门庭冷落始终是挥之不去的糟糕记忆。现在看到那么多观众排几个小时的长队等待进入博物馆（特别是那些位于大中城市的博物馆），这表明博物馆文化正在为更多的社会公众所认可、所喜爱。在那些大中城市中，参观博物馆正逐渐成为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特别是在节假日或有新展览推出的时候，比如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南京博物院、苏州博物馆等很有代表性。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注意两个方面的情况：一是博物馆在文化旅游中的角色是存在地域性差异的，非旅游城市的基层博物馆与大中城市博物馆的冷热温差还很明显，尽管现在比过去已有很大改观；二是在观众火爆的博物馆，如何能够让观众的博物馆体验依然保持很高的文化品质，如何能够让观众在安全、舒适的环境下完成参观，这种挑战还是很现实的。我到访过不少国家的博物馆，上述两种情况是带有普遍性的，如果看看法国卢浮宫（Musée du Louvre）大画廊、蒙娜丽莎展厅，就会发现那里的情形其实和我们的相似，只是拥挤程度和表现形式不同而已。

博物馆要应对这种情况，我认为应该从文化和管理两个方向共同发力：文化信息上要更加重视由文化旅游带来的观众在年龄、认知能力上的多元化，特别是以家庭为单位的观众在这方面的差异，要更精准地把握博物馆所提供文化信息的水平尺度；服务管理上要更多地兼顾观众不同生理、心理的需求。文化是旅游的灵魂。就如同一个人一样，每一座博物馆是有它的特有的“品格”的，这种“品格”是博物馆区别于其他文化机构特别是娱乐机构甚至是“这一座”博物馆区别于其他博物馆的特质，否则社会就不需要博物馆这样专门的文化机构，或者“这一座”博物馆了。博物馆不应该、至少不主要是用来“逛”的。博物馆当然应该是有情怀的、亲和的公共文化空间，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应该无原则地泛娱乐化，事实上博物馆承担着引导和培育高尚社会风尚的社会责任。虽然由于观众的需求是多元的，博物馆有一小部分娱乐性很强的内容也无可非议，但这不应该成为博物馆文化的主流，我们需要找到符合博物馆自身的主题定位和文化要求的“边界”。

在博物馆与文化旅游深度融合的今天，博物馆和旅游机构应该携起手来，共同承担起为社会公众提供高品质文化服务的责任。旅游机构在安排博物馆参观项目时，需要在博物馆的帮助下提前做好“功课”，让游客在文化、生理、心理和行为模式上做好充分准备；而博物馆则应把旅游机构视为自己的利益相关方，尽力做好有针对性的工作方案，努力让游客的博物馆之旅更有文化价值，让有“诗的远方”更精彩。

毛：今天您从国际化、特色化、高质量、可持续四个方面概述了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发展历程、现状和愿景，最后可否请您做一个总结？

安：近二十年来中国博物馆事业巨大的发展成就有目共睹，我们要有足够的自信为我们的政府和博物馆业界而自豪。与此同时，在快速变革的社会背景下，中国博物馆的国际化、高质量、可持续和特色化，从内涵到外延与过去几十年甚至二十多年前都明显不同，也确实还面临不少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问题，我们称之为“成长的烦恼”。这种“成长”之中的“烦恼”，需要有发展战略、法律法规、体制机制、政策制度、财力人力、学科理论体系等方面的强力支撑，当然也需要借鉴国外先进博物馆的理念和实践。这也许是一段不太短的路，而且在这段路上，对我国的一级博物馆、部分二级博物馆和众多的中小博物馆、高校博物馆、生态博物馆、非遗博物馆、行业博物馆、非国有博物馆等类型的博物馆而言，路程的长短、沿途的风景甚至也会有所不同，但我们确实是在从事着一项高尚的、充满希望的“朝阳”事业。

毛：感谢您为我们的读者分享您的真知灼见！相信大家都获益良多。

安：谢谢！

（本次采访录音协助：姜舟；录音整理：毛颖；文字定稿：安来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