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雯

（陕西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2）

在长达千年的封建主义的腐朽统治下，我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发展停滞不前，人民群众深受压迫，“愚民政策”则成为那个年代的统治者为保持其统治地位的治国之道。鸦片战争的爆发轰开了古老的中国久闭的大门，在内在的封建制度与外在的帝国主义制度的双重压迫下，无数仁人志士开始在曲折中摸索寻求救国之路。当时西方的科学已经发展到我们望尘莫及的地步，当然，人们也总是习惯将强者作为不断去靠近其的目标。因此将向西方学习、向西方看齐作为解决当时社会问题的一剂良药，像是当时苦难社会中的一根稻草，使我们有了努力的目标，并且坚定的认为这些外来物一定能帮助我们解决目前困境。但任何事都有其两面性，五四运动以来的第一次启蒙对我们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是毋庸置疑的，但其对我国学科发展的制约、社会环境的恶化、贫富差距的增加、人民幸福感的降低等问题也是不能忽视的。

如果说五四运动以来，我们向西方学习得到的结论是将科学放至神坛的地位，来俯视一切学科。将西方理论视为世界普遍学科的话，那后现代主义则强调人文学科的重要性，强调文化差异的重要性。这样的观念下对于我国音乐学科而言，则像是找到了自己宣泄的突破口，有了用武之地一般得到了源源不断的发展，使得我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得到挖掘和认可。一直以来向西方的学习，使得我国的音乐已经失去了自己的本体，成为无根漂浮的发展状态。不仅在学校课程设置中还是在社会人才选拔中，和声、曲式等西方外来物成为主体，而传统文化却退居其次。一代代培养的都是精通西方文化理论的学生而并非是对我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有研究的人，这样的发展状态使得我国的传统文化丧失了诸多发展机遇且均遭受了抹杀和遗失，一直不被重视。

世界上每种文化由于地理条件、社会环境的不同都不尽相同。而音乐作为一种文化，也不应该有所谓普遍音乐的横行霸道。每种文化都有其独特价值，都不能因强国在社会上的发达程度来均一化全社会的文化，那这个社会早晚变成一个单调的、无任何新意的、没有发展的枯燥社会。后现代主义中的“有机整体的系统观念”，为不同文化的平等对话，发掘边缘文化的价值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这也给世界音乐学科的发展以重要启示，对强调各国音乐文化的价值，建构平等和谐的文化对话机制都有极其深远的意义。文化是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在长期的社会发展中形成的本民族的智慧的结晶，并在发源地本民族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当前西方社会问题的逐渐暴露，逐步使西方学者开始将目光放到东方这片神秘的土地上，期待东方智慧能为解决当前困境给出重要的提示。而这也使得自现代化以来一直受到压制、遮蔽的传统文化得到大放异彩的机会。正如约翰柯布所说：各族文化都与人类文化相通，都有自己的特殊价值，这种特殊价值在某种条件下都可能成为有益于他种文化的普遍价值。

在我国音乐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应做到“首在审己，亦必知人”。不断去研究我国的音乐文化，建设自身的音乐文化体系，挖掘传统文化的自身魅力，要使我国音乐进入世界，在世界范围内有一席之地，首先我们必须要了解自己的文化，要有传统音乐文化的知识储备，要努力发掘传统文化中的智慧并与现代社会发展相结合。为世界做出我们自身的贡献，为世界的发展提供我们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当然，强调本国传统音乐文化不是低头走自己的路，不是固步自封，不是回到老路，不是不去欣赏对方，而是要发展一种与西方社会文化动态的相互建构的状态。推动建立一种平等的文化对话机制。要想克服西方中心主义和排他主义，平等对话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对话能使得自身发现自身不足，不至于当局者迷。而对话不仅仅是为了发展自己，完善自己，对话还必须有助于双方的对话，打破自身对自身体系认知的局限性。

重视发展本国传统音乐，并不是要用东方压制西方来代替西方压制东方，也不是将本国文化置于中心位置。西方音乐对我国音乐体制的影响程度之深和影响范围之广都是众所周知的。未来的发展也只能慢慢改变这一现状，使我国的音乐教育体制从西方的理性制约中抽离出来，我国的传统音乐是以即兴为主的，口传心授的感性的音乐，用西方的逻各斯的音乐模子来硬套我们的文化必然会失去一部分独特的传统，只留下中西音乐中类同的东西。世界文化的发展不需要一个抹白式的、单一的文化模式。当今世界文化需要不同的声音去丰富、去创新。当然我们应注意到音乐文化的差异，互相发展、共同借鉴而不是试图同化对方，而是做到儒家思想中的“和而不同”，使各个国家、地区都有文化话语权，使这个世界成为一个丰富多彩的、各文化协同发展的世界。正如柯布所说：人们应该学会带着多样性在相互欣赏中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