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安涛

（金陵科技学院 南京 211169）

传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继承形式多为言语或行动传授，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流传几代后“后继无人”的现象时有发生，非常不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随着科技水平的不断提升，依靠数字信息对文化遗产进行保护，是文化遗产保护的必然趋势。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现状

为了更好地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上世纪末开启“世界的记忆”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该项目的设立标志着非遗保护数字化进程正式开启。我国作为世界上著名的文化古国，拥有众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数据调查表明，我国的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由于缺少继承人以及受其他因素的影响，已经濒临消失。一些传统的民间技艺如补锅、修伞等技术，掌握该项技术的匠人大多都已经去世。面对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消失，文化部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正式启动了“数字图书馆”，首次实现了文化资源的数字化集合，随着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专家和学者开始意识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我国的许多机构也开始将非遗文化保护作为一项重点工作。数字信息技术的应用一方面可以借助数字信息技术，以展示、展演、展览为手段，向外来者和非遗的拥有者、传承人进行传播，目的是让外来者能够理解，让拥有者、传承人更加自觉； 另一方面，数字化可以改善非遗的传承方式。在非遗保护数字化过程中，虽然获得了傲人的成绩，让许多濒临消失的文化借助先进的信息科技得以传承，但是和世界其他各国的非遗文化保护相比，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由于科技水平的限制以及相关资料的匮乏，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仍旧处于起步阶段。国内建立完善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系统，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中存在的问题

（一）文化数据匮乏，整合难度大。当前，国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仍旧处于起步阶段，工作人员获取到相应的信息数据后，没有及时对数据进行整合以及处理，导致许多非遗数据分散。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种类繁多，其中不乏一些传统的民俗技艺以及歌舞表演等。对于这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由于缺乏相应的数据采集手段，致使其很难保存。除此之外，由于我国并未建立系统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导致许多文化保护机构的数据管理形式非常混乱，从而使得非遗文化保护效率显著下降。

（二）技术应用程度低，未发挥数字化优势。时至今日，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数字化应用水平还停留表面，缺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的深度开发。简单来说，只是将数字化手段应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并未将信息技术的巨大潜能发挥出来，对于一些特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不能进行有效保护，技术开发手段也非常落后。有些机构在收集信息数据时，多采用影像、照片、录制纪录片等形式，并没有将全息投影、三维扫描和立体建模等先进技术应用于非遗文化保护中。对于一些地域较为分散，形式较为复杂的非遗项目，没有将数字技术的作用真正发挥出来。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共享层面，多采用申报非遗名录的形式。但是由于国内的文化遗产专题库较少，又加之数据库缺少数据分析功能，导致很多有效信息不能被及时提取，延误了非遗文化保护的最佳时机。

（三）没有建立系统化的数据库，非遗保护工作进程艰难。当前，国内并未建设出完整的非遗数据库，虽然不同区域都已经开始逐步建立属于自己的非遗数据库，但是每个区域的分类标准和划分依据或多或少存在一定的差异，由此导致各区域之间的数据库很难整合在一起，制约了国内非遗数据库的发展进程。尤其是非遗中的戏曲、手工艺、技艺等门类分类非常困难，缺少统一的分类标准。以川剧和京剧为例，虽然同属于曲艺，但是由于地域限制，导致分类标准存在明显差异。除此之外，国内许多非遗项目标准和世界教科文组织的数据标准存在差异，导致一些非遗文化很难走出国门，很难和国外其他项目进行对接，由此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共享难度加剧。

（四）缺少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人才。非遗文化保护看似轻松，实则非常艰难。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域分散，多位于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在对这类文化进行保护时，往往需要深入实地进行考察，探访文化起源、形式以及现状。很多年轻人一开始只是因为好奇参与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但是坚持到最后的人寥寥无几，加上常年风餐露宿和较低的待遇，让很多学生望而生畏，导致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人才大量流失。人才的大规模缺失，制约了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进程。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与共享措施

（一）完善非遗文化数据库，促进文化数据整合

当前，很多学者都将非遗保护数字化视作一种技术保护手段，寄希望于通过技术实现非遗文化保护。但是任何技术手段都需要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上，一些非遗文化资料匮乏，仅仅依靠技术手段只能对其进行存储，不能对其传承。文化的展现需要借助物质载体，但是文化并非物质，非遗文化数字化保护只是一种手段。因此，必须要建立完善的非遗文化数据库，将实地考察获取到的信息纳入数据库中，让文化数据得以整合。例如在对东山贝雕的保护中，由于东山贝雕历史久远，工艺复杂，很多老一辈的手工匠人都已经去世，而很多年轻一辈不愿意传承该项技艺。基于此，非遗文化保护人员应该深入实地进行考察，探寻东山贝雕的起源以及历史，寻找仍旧在世的手工匠人，获取有关贝雕技艺的相关信息，并将其收录到数据库内。

（二） 将新技术应用于非遗保护，丰富保护手段。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很多非遗保护机构开始着手将一些新技术应用于非遗文化保护。传统的摄影摄像技术不能还原一些已经消失的非遗文化，基于此，可以将当前流行的虚拟现实技术，三维建模技术应用于非遗文化保护。例如在战乱中极端分子毁坏的巴米扬大佛，许多人只能在过往的摄影摄像资料中对其探寻一二，然而借助现代先进的全息投影技术以及三维建模技术，可以重新还原一个比例相似的“巴米扬大佛”。这样做虽然不能让“巴米扬大佛”恢复原貌，却是将先进的信息技术和文化遗产保护加以融合的最佳实例。

（三）建立统一的数据库标准。如果要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进程，就必须建立一套统一的数据库标准。这就要求不同区域的文化部门要保持密切沟通和交流，打破地域限制，建立一套统一的非遗产项目编码体系，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合理分类。例如，在对“梁山伯与祝英台”民间故事的保护中，不同的区域流行着不同的版本，但是故事的整体走向是一致的，主要歌颂了梁山伯和祝英台之间可歌可泣的爱情，表达了人民对美好爱情的追求和向往。在对这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分类时，可采用分层分级的形式加以区分，将其归为一个大类，在一级类别下划分二级类别。

（四）着力培养数字化技术人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除了改善硬件设施之外，还要注重对数字技术人才的培养。现如今，学习历史专业和考古专业的高校学生少之又少，许多学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不了解，有些学生因为好奇选择了该项工作，却因为社会压力和经济负担，选择中途退出，很多保护机构人才流失严重。基于此，许多办学机构都开设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管理专业，希望培养出一批综合素质较高的复合型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