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岚

孙中山先生晚年亲手创建的黄埔军校，在中国军事史及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黄埔军校创建及招生取录经过，随着原始史料的不断披露和学界多年的考证，重大事件和时间节点已基本明晰。然而，军校创建初期的许多细节问题，仍未能完全披露于众。2016年，笔者在台湾找到一封当年黄埔军校校长蒋中正就军校复试落第生如何处置事，致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函，函后并附有《复试沪初试及格生落第表》一份，不觉大为惊喜。该函虽寥寥数语，却包含极为丰富的信息，尤其是作为附件的《复试沪初试及格生落第表（有公事请求收学）》，可看出黄埔军校复试环节、考生成绩、黄埔军校取录标准等诸多历史细节。此外，笔者依据所见史料，考溯表内众人生平，对于落第后考生的遭遇作极为有趣的追踪，对其中所涉及的事件、人物进行考证，以还原历史真实。

该史料全文如下：

迳启者，本校自复试揭晓后，一般落第学生请求收纳者纷至沓来。兹特开列姓名者，除有红叉者不能收取外，其余各生应如何处置，相应函请贵会？核并乞复示遵为荷。此致

敬礼

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蒋中正

4月25日

公函正文是泛指全体考生，但是作为附件的调查表其名称却是《复试沪初试及格生落第表（有公事请求收学）》，表内列有籍贯、姓名、总分数、国文、算数等两科分数、体格、审查、附记等项。表中有详细信息的有王大文、黄辰阳、方镇、凌楚材、朱鹏飞、姜用霖、龚建勋、史宏熹、罗英、曹勖、黄俊、孙 华、刘祥英、李俊民、徐美祖、周梦莲、刘鼎、白如云、王国相、岳廷贵、何子云、王熙、岳息荣、蒋泽民、许文 、韦季康、刘世藩、王信年、陈润廷、胡宗南等30人。这些人来自广东、湖南、安徽、江西、湖北、江苏、陕西、浙江、山西、山东等各省份。从表中看，复试由笔试、体格检查、审查等三项内容组成。[1]笔试包括国文、算术两项。表中所列考生分数都比较低，甚至有两科总分只有5分者，笔试两科总分在120分以上的只有周梦莲（148分）、王国相（130分）两人。体格，根据目前所能见到的《黄埔军校招生》简章的规定，须进行身高、肺活量、视力、听力、体重等项的检查，分为一、二、三等级。被评为三等的不予取录，如周梦莲，在附记中写明落第原因为“因三等身验及年龄老大之关系未取”。审查一项，成绩分为上、中、下三个大的类别，但是各个类别中又再分上中下等小等级。就表中所见，审查的成绩就有上下、中、中下、中上、上、下上等。此外，这一栏还常标注有其他信息，如周梦莲、白如云、陈润廷的审查栏内标有“老”的字样，王国相的标有“太老”，何子云的标有“老弱”，徐美祖的标有“小”，刘鼎的标有“点名后迟到”等字样。由此可见，审查应为招生简章中所说的口试。调查表的最后一栏附记中，则详细标注了考生落第的原因。所列举考生落第的原因有学历、程度、品格、年龄大或者过小、三等身体检查等，且每人都至少提及以上两至三种原因。如王大文落选的原因是“因程度及名额过分之关系未取”、罗英“因程度及名额关系并品格及老龄之关系”、朱鹏飞因“学历低及老大之关系”、周梦莲因“三等身验及老大之关系未取”等。可见军校对考生的考查是综合性的，极为严格、细致。其中凌楚材、朱鹏飞、罗英、曹勖、徐美祖、周梦莲、白如云、王国相、岳廷贵、何子云、王熙、王信年、陈润廷等13人的姓名前均标有红叉，但文函中并没有说明打红叉的依据是什么。且打了红叉者、被特别注明不能收取者，考之其后来经历，仍有进入黄埔军校一期就读者。此外，表末还列有周意懋、夏歆翔、张 、彭寿 、蔡国琛、刘堂、马国勋、柴辅文、袁定国、彭善等10人的姓名，均打有红叉，但没有其他信息。

文函后面，还有4月30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给黄埔军校校长蒋中正的批示：

“请将粤沪两处复试不及格之各落第生之调查表及照相送交本会处，据将各生送警卫军讲武堂甄别，从宽取录。”

黄埔军校的总试[2]于1924年4月20日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举行。[3]据具体负责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招生工作的张申府回忆：“初试合格的各地学生需要到广州再通过复试才能最后被录取。第一期学生的试题是我同几位苏联顾问事先商定的。考试分笔试和口试两种，我主要负责学生的口试，同时还兼管笔试监考和阅卷工作”。[4]

21日，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从上海回到广州，并赴大本营谒见了孙中山，“校长出走”风波遂告平息。因此，一期考生的复试情况，亦是蒋介石在返回军校后极为关注的问题。[5]从上海考生的情况看，黄埔军校筹建期间，为方便应试及更广泛的招生考生，筹备会在上海秘密设立了一个黄埔军校分考场。长江流域各省份的考生先在本省通过初试后，到上海进行考核筛选。在上海报名的考生约有500人，[6]分两批进行考试：第一次考取了130多人，第二次又考取了70人，合计约200多人。已通过的考生由国民党上海党部发给路费和证明，赴广州参加最后的考试。

调查表中所列落第考生姓名仅43人，占自上海来粤总试考生人数的四分之一。另据王大文回忆说：“和我一起从上海到广州参加复试的人，还有七十人也未被录取。”[7]据笔者所见史料，尚有多个上海复试、广州总试落第的考生尚未列入其中，可见此表并不完全。[8]4月28日，黄埔军校发榜后，曹勖集合复试落第的沪来考生30人，联名呈请孙中山先生，称“忽闻军校本定500名额，今榜示录取之数只408名、其余92名，留待我总理令送免试入学者。迫不得已，用特等联名呈请钧座……准将学生等30人，立饬军校收纳，以补余额，而资造就。”[9]谭延闿、于右任、彭素民等国民党元老也联名为由粤来沪投考的落第考生请命，称“该生等皆品行端正、聪颖可爱、体格强健、并无疾病，更宜使之入校学习。以免遗材之叹。……俾使该生等得以即日入校肄业，以广造就而宏人才、实不胜感恩待命之至。”[10]沪试考生请愿的实际结果如何，笔者尚未有更详细的史料可以证实。然考表中诸人，如黄辰阳、方镇、凌楚材、姜用霖、黄俊、孙 华、刘祥英、李俊民、徐美祖、周梦莲、刘鼎、白如云、岳廷贵、何子云、王熙、岳息荣、蒋泽民、许文 、韦季康、刘世藩、王信年、陈润廷、周意懋、夏歆翔、张 、彭寿 、蔡国琛、刘堂、马国勋、袁定国等，笔者在黄埔军校同学录等相关档案史料中并未查找到其资料，推测应是考试落第后放弃，从此与黄埔军校擦肩而过。但是，亦有一部分最后得以进入黄埔就读者，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形：

一边拎着棍子巡逻，一边在脑子里翻来覆去倒腾这些事，越倒腾越垂头丧气。看来，倒霉的事是喜欢扎堆的，一个上来，接着就是一群，像绿头苍蝇一样赶都赶不散。背，背，真她娘的背啊。

一是尽管在总试中落第，但仍然能作为一期生进入黄埔军校就读。表中所列的王国相、朱鹏飞、柴辅文、彭善、胡宗南等5人就是这种情形。王国相，山西右玉人。农家出身。县立高等小学、县立中学、太原国民师范学校毕业。1924年3月29日由王用宾（时任国会众议院议员）介绍加入中国国民党，并由其介绍报考黄埔军校。总试时文化考试成绩达130分；体格二等；审查为下上，有太老的标注。附记落第“因年龄老大之关系未取”。进入黄埔军校后，编入第一期第一队学习。[11]毕业返北方供职。曾任山西阎锡山部团长、晋军干训团高级教官、新兵补训处副总队长等职。朱鹏飞，籍贯甘肃兰州，生于安徽当涂。父从官商。县立高级小学及初级中学毕业。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二期毕业。曾任上海纱厂监工。1924年春由蒋介石、王茂如推荐投考黄埔军校。总试时文化总成绩30分，其中数学0分；体格二等；审查中上，落第因“程度及名额之关系”。被录取后进入黄埔军校第一期第四队学习。毕业后任入伍生团见习、排长、连指导员，国民革命军连、营、团、旅长，陆军总司令部少将政务处长。1947年11月授陆军少将。1949年到台湾。柴辅文，浙江宁海人。家里世代务农。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国立东南大学肄业。曾任上海中华书局编辑一年，商务印书馆编辑一年。1924年5月由杨贤江（时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执委）、董衡（上海教育界人士，国民党员）介绍加入国民党，并由其两人介绍报考黄埔军校。柴辅文在调查表最末仅有其名字，无具体信息。进入黄埔军校后，编入第一期第二队学习。毕业后服务社会。彭善，别字楚珩，湖北黄陂人。祖辈务农，家境贫穷，仅足自给。本县南乡国民学校、武昌圣约瑟教会中学毕业、武昌私立法政专门学校肄业。1924年春由广州大本营会计司长黄昌彀保荐投考黄埔军校。彭善在调查表最末亦仅有名字，而无详细信息。被录取后，编入黄埔军校第一期第四队学习。毕业后任国民革命军排长、连长，参加了两次东征和北伐战争。1929年起任中央军校武汉分校第六期学员第二步兵大队第五中队中校队长、中央教导三师中校团附，第十八军第十四师代理团长，第十一师上校团长。1936年2月任第十八军第十一师师长，同年12月授陆军少将。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后任第十八军十一师师长、第十八军军长、第十集团军副总司令职，先后参加淞沪抗战、武汉会战和枣宜会战。1945年9月起任武汉警备副总司令、中将总司令。1949年到台湾。这五人中，最为著名、将阶最高的当数胡宗南了。胡宗南（1896～1962），原名琴斋，别字寿山，浙江孝丰人。1924年春由浙江省出席国民党一大代表戴任、沈定一、胡公冕、宣中华保荐报考黄埔军校，由胡公冕介绍加入国民党。同年5月到广州，入黄埔军校第一期步兵第四队学习。毕业后任黄埔军校教导第一团第三营八连少尉排长、机关枪连排长、副连长、连长等职，参加东征和北伐。1930年4月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师代理师长、师长。1935年4月授陆军中将。1942年在陕西创办中央军校第七分校（西安分校），并兼任中将主任。至抗战末期，胡宗南在西北统领20多个军、40多个师，共计45万名军队，成为蒋介石黄埔嫡系中最大的军事集团之一。1945年10月授陆军上将。1955年9月授陆军二级上将。1962年2月14日在台北逝世。在坊间，曾广泛流传着“胡宗南哭进黄埔”的故事。据说胡宗南身高1.60米，不符合黄埔军校招生规定，因而被当场取消考试资格。胡宗南听到被除名后，竟在考场放声大哭。正在考场的廖仲恺见此情景，就写了一张“国民革命，急需大批人才。只要成绩好，身体健康，个子矮一点也是应该录取的”的字条交给胡宗南。胡凭着廖仲恺的字条，被特许参加了接下来的文化考试。一个月后，黄埔军校第一期生入学考试发榜，胡宗南被列在备取生一栏。[12]然而，从调查表中可见，胡宗南文化考试的总成绩90分，其中国文85分，算数仅5分；体格评级二等；审查成绩是中下、老；附记中注明落第“因年龄及名额之关系未取”。可见，即使之前廖仲恺“批条子”让胡宗南参加考试的事为真，胡宗南考试的结果仍然是落第，并未因此事而能够顺利进入黄埔军校。此后胡宗南又是如何能进入一期就读呢？与之相对照的是黄埔二期生王大文的经历。王大文是新加坡华侨，在上海暨南学校学习时就与国民党领袖张继、张秋白、胡汉民、廖仲恺等人相识，曾担任上海国民党第七分部部长。从考试结果看，王大文除文化考试成绩略低于胡宗南外，体格和审查的成绩都好过胡。就王大文的华侨学生领袖身份、在国民党内的人脉关系和地位看，应该属于黄埔军校破格予以录取的对象。然而他在和胡宗南同批落第后，却没有能够进入黄埔，只能按照信函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所批示的转入广东警卫军讲武堂就读。警卫军讲武堂并入黄埔后，以黄埔二期生的身份毕业。胡宗南为何能幸运进入黄埔一期就读呢？探询内中缘由，仍然使人百思不得其解。

二是总试落第，随后遵照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批示，被转入广东警卫军讲武堂就读。1924年10月广州商团事件发生后不久，广东警卫军讲武堂即被并入黄埔军校，编入黄埔二期。[13]有此经历的如表内所列的王大文、罗英、龚建勋、曹勖等人。王大文，别字维德，海南文昌人。幼随父侨居新加坡，入养正学校学习。1922年返国入上海暨南学校学习，结识张继、张秋白等，参加革命工作。1923年初被廖仲恺、胡汉民委为国民党上海第七分部筹备处主任，后任部长。1924年夏返广州，在参加黄埔军校考试时落第（总试时文化成绩63分，其中算数仅得5分；体格二等；审查上下，附记因程度及名额过分之关系未取），遂转入广东警卫军讲武堂学习。同年秋随讲武堂并入黄埔军校第二期步科第一队。毕业后参加了两次东征。加入孙文主义学会，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王俊参谋长的侍从副官，第一团辎重队长，北伐东路军司令部少校副官。1927年起任范汉杰浙江警备师第一团军需队长，第十一军二十四师七十一团中校副团长。后任师管区副司令、代理司令等。对于落第后的情形，王大文在《考入黄埔二期前后》一文中有详细的描述。他回忆说，“我从上海到广州参加复试时，数学得零分，视力也不及格，自然被淘汰。”“在这情况下，我便跑到惠州会馆去找廖仲恺、张继等人，请他们为我设法，安排一条出路。廖先生说，‘你可以回上海去读上海大学，我出面介绍’。我执意不肯。他便嘱我再等机会。后来，廖先生命令广州市公安局长吴铁城在东沙头设立一所警卫军讲武堂，来安排和收容我们这批未被黄埔军校录取的青年。”[14]罗英，别字子英，江西余干人。黄埔军校第二期毕业后历任黄埔军校第四期入伍生团排长，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二师连长，江西省保安团营长、团长。参加两次东征和北伐战争。1930年起任“剿匪”军东路第三纵队团长，第三十六师上校团长，赣州警备司令部参谋长，师管区副司令。抗日战争爆发后，任湘粤赣边游击总指挥部第二游击纵队参谋长，野战补充旅旅长。1946年任新第二十二师副师长、师长，1947年11月授陆军少将。1948年底在辽沈战役中被人民解放军俘虏。龚建勋，别号志成，江西南昌人。参加第一、二次东征和北伐战争，曾任黄埔军校入伍生总队区队长，国民革命军排、连、营长等职。1933年加入复兴社特务处，任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第二大队大队长。中央训练团星子特训班上校大队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军统局别动军第二总队副总队长，补充旅副旅长，长江上游江防总司令部第二挺进纵队副司令。1947年2月授陆军少将，任江西省警保处处长。1949年到台湾。曹勖，别号勉青，湖北孝感人。武汉中华大学肄业，福建漳州学兵营结业。参加第一、二次东征和北伐战争。1926年起任北伐先遣军湖北前敌总指挥兼军事指导员、湖北绥靖公署上校参谋、星子中央特训班上校营长等职。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一九三师副师长，第五战区鄂中游击纵队司令，第五战区第六游击纵队司令，湖北省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1946年起任湖北省军管区兵役督导专员、湖北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湖北省绥靖公署副总司令、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王缵绪副长官部中将总参议。1949年12月底在四川起义，后返乡定居。

三是参加第一期考试落第后，仍坚持初衷，再次投考，最后终能一圆军校梦。如表中所列的史宏熹。史宏熹，江西南昌人，黄埔军校一期生史宏烈胞弟。参加一期考试时，文化成绩仅35分，“因程度及名额之关系未取”。落第后仍不放弃，再次投考军校，终入黄埔军校第三期炮科就读。毕业后历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炮兵团排长、连长，陆海空军总司令部直属炮兵一团营长、团长，炮兵第四旅少将旅长。1939年7月授陆军少将。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三十九军暂编第五十一师师长，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炮兵指挥官。1946年2月退役。

作为新型军事学校，黄埔军校在肇建之初，就成为海内外众多热血青年所向往的地方。正如后任黄埔军校教育长张治中所说：“当时全国的青年有一个口号就是‘到黄埔去’。凡海内外的同胞，无论东西南北革命的青年，热血奔腾的时代青年，都喊出这一个口号”。[15]考入黄埔军校，可以说是他们人生中的重大转折和重要节点。他们因缘际会，站在了时代的最前沿，“丹心报国奋前锋”，[16]在黄埔军校这一“将帅的摇篮”里百炼成钢，由此开启了他们的辉煌人生。

注释

[1]关于黄埔一期的招生要求，其《招生简章》至今尚未发现。黄埔一期生徐向前曾回忆说，分政治思想条件、学历条件、身体条件等方面，要求极为严格。“什么‘能了解国民本党主义之思想’，什么‘旧制中学毕业季与中学相当程度之学校毕业’，什么‘营养状态良好，强健耐劳，无眼疾、痔病、肺病、花柳病等疾害’”。见徐向前：《回顾黄埔军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黄埔军校》，文史资料出版社，第217页，1984。另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招生简章》刊登于1925年12月出版的《赤心评论》上，其中第五部分规定，“试验之种类有三：一为学历试验，按旧制中学修了之程度，求笔记之答案；二为身体试验，按准陆军体格检查之规定，分身长、肺量、体重、目力、听力等项目；三为性格试验，用口试方法，观察对于三民主义了解之程度和性质，志趣、品格、常识、能力等项之推断，及将来有无发展之希望”。见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编：《黄埔军校史料》，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第35—37页，1982。

[2]陈宇在《黄埔一期开考趣闻》一文中称：“报考者一般要经过三关。第一关是各省区的初试，第二关是大地区范围内的复试，第三关是军校的总考试”。《当代军事文摘》2007年第6期。

[3]参见1924年4月15日《广州民国日报》登载的《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处布告》：“照得本处及上海初试、补试及第各生，限于本月20日午前9时，前赴高等师范学校复试，以定最后之去取。”

[4]肖甡：《访问建党时期的知情人》，《百年潮》2001年第5期。亦有论著称：据黄埔一期生郭一予回忆，总试考作文《论述中国贫弱的原因和挽救之良策》、数学、历史、地理、政治等科目。但笔者查郭一予：《对黄埔军校的片断回忆》一文并无关于广州总试情况的回忆，不知该项史料出处。见李木洲：《黄埔一期招考论析》，《教育与考试》2012年第2期。

[5]1924年2月25日，廖仲恺致电蒋介石：“来沪之军官学生，即请就近考验，事旋即归”。3月10日，廖仲恺致电蒋介石：“请即先期在沪考试即归”。见《蒋介石年谱初稿》，第159、169页。然未见有蒋介石参与上海初试工作的相关史料。目前的研究论文较多集中讨论毛泽东在上海负责黄埔军校招生及考试事宜。如李蓉：《毛泽东和黄埔军校的关系浅析》，《红广角》2014年6月第6期；杭元祥：《毛泽东为黄埔军校招生考》，《黄埔》2013年11月第6期等。

[6]1924年3月30日，廖仲恺致电蒋介石，谈及上海考生情况：“定额太隘，去取甚难。闻沪取学生百三卅人外，尚续取七十名，果尔，则将来到粤复试，不及格者必多”。王大文在《考入黄埔第二期的前前后后》一文中称，（上海考试）“初试录取四百多人，我是第七十名”，应该是误将报名人数记做复试录取人数之故。见《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黄埔军校》，第287页，1984。

[7]王大文：《考入黄埔第二期的前前后后》。见《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黄埔军校》，第288页。

[8]如郑介民，黄埔二期生。他的经历与王大文颇多相似之处，也是黄埔一期考试落第，后到广东警卫军讲武学堂学习，再转入黄埔。见广州大学吴学宗硕士论文《黄埔军校第一至第四期粤湘籍学生研究》，第117页，2010。

[9]《曹勖等呈请孙总理收纳落第考生函》，1924年5月1日《广州民国日报》。见《黄埔军校史料续编（1924—1927））》，第250页。

[10]《为军官学校落第考生请命书》，1924年5月5日《民国日报》。见《黄埔军校史料续编（1924—1927））》，第251页。

[11]蒋介石于1924年4月1日曾电军校党代表廖仲恺，主张多取录北方人：“取录学生宜以各省定额为标准，北人以多取为是，虽程度略低，亦希降格求之”。王国相、朱鹏飞落第后重新被取录，不知是否与此录取原则有关。《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第一册），第242页。另一总试成绩不合格而被录取的个例是黄埔一期生徐向前。据徐向前在《回顾黄埔军校》一文中所说，他和太原师范学校的十几个同学一起报考黄埔军校，在上海初试录取后，又再到广州参加复试。在广州的总试中，“政治试题不难，由于我们从报纸上看到一些文章，记了些术语，考的结果不错，作文也还可以。数学、三角、代数，因为没基础，几乎交了白卷。复试下来，大家心里又凉了。”然而，“一天，忽然来了通知，想不到我们山西的十几个同学，全被录取了”。见《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黄埔军校》，第217页。

对于广东警卫军讲武堂并入黄埔军校的情况，王大文曾有过相关叙述：“适逢黄埔军校二期招生，廖仲恺先生以军校党代表的身份，决定将我们这批讲武堂的学员全部并入黄埔军校第二期。”见《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黄埔军校》，第288页。

[12]徐轶：《廖仲恺开“后门”》，《人民政协报》2015年3月26日。陈宇在《中国黄埔军校》一书中对这一故事的描述稍有不同，但都是说胡宗南凭借廖仲恺开具的条子参加了随后的文化考试，并由此进入黄埔军校。

[13]对于广东警卫军讲武堂并入黄埔军校的情况，王大文曾有过相关记述：“适逢黄埔军校二期招生，廖仲恺先生以军校党代表的身份，决定将我们这批讲武堂的学员全部并入黄埔军校第二期。”见《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黄埔军校》，第288页。

[14]见《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黄埔军校》，第287页。

[15]张治中：《黄埔精神与国民革命》。见《长沙分校经理班同学录》，1938。

[16]第4期考生文强进军校时，激动得写了一首《考入黄埔军校》诗。诗云：“腾飞万里气如虹，沧海茫茫主宰中。三类权衡知我路，丹心报国奋前锋。”见何蜀：《从中共高干到国军将领：文强传》，广东人民出版社，第22页，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