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良

（黑龙江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哈尔滨 150080）

0 引言

档案学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一支，其发展和演变也必然是处于社会之中。早在封建时代便已有了档案学思想的孕育，近代“行政效率运动”推动了档案学的创立，之后20世纪60年代中国档案学科开始建制， “文革”期间曾一度停滞与倒退，直至80年代之后迎来了恢复与快速发展。从这一历程可以发现中国档案学发展当中鲜明的时代色彩，不同时期的社会实践不同，所构建的中国档案学面貌亦是不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等因素的交织，共同促成了中国档案学的发展、变迁。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国家发展理念的变化以及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发展，档案学在稳步发展、不断提升自我的同时也面临着新的优化与变迁。这种适应性的革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基于新技术基础上的档案工作实践与应用理论的创新与发展；第二，基于国家发展理念变化基础上的当代档案事业及档案管理体制的调整；第三，则是当代中国档案学突破自身发展瓶颈的内在需求[1][2]。近年来，学界学者关于研究档案学在新时期发展的成果明显增多，对于上述三个方面的也均有涉及，尤以新技术和档案相结合的成果数量为最。一方面是由于社会实践的变迁总是首先体现在技术变革方面，对于新技术自然是先知先觉；另一方面则是新技术对于档案学的影响总是更为直接，因为它主要涉及新技术在档案工作具体流程创新利用的可行性研究，但其对于档案学自身内涵的影响是有限的。毫无疑问，新技术的应用能够给档案信息处理、档案成果呈现、档案服务利用等带来更广泛的实践途径与实践领域，能够让档案价值更充分地实现，但档案学破解自身发展问题，提升自身社会影响力绝不能仅依靠技术发展。回顾中国档案学的发展历史，档案学研究的学术取向几经创新，从早期“为史研档”到以研究文件为起点，再到强调档案信息资源属性，再至如今关于档案知识属性与社会记忆构建的研究，档案学的研究视角与领域得到了不断的拓展与深化，档案学学术性与自身影响力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不断的提升[3]。这就提醒我们，中国档案学的发展演变有着明确的内在逻辑，当代档案学的重构与发展必须把握这一核心，才能不断深化研究、丰富内涵、提升影响力。

1 现代性与档案学术变迁

档案学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的范畴，这一“社会”不是与国家相对而言的，是指更为广义的社会，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多种因素与景观。对于这一点学者们普遍是认可的，综观研究中国档案学史的论文以及著作，作者们都在其中或多或少论述到了社会环境对于档案学发展的影响。但其论述大多较为笼统，主要体现为“就档论档”，即主要通过与档案学相关的重要事件来揭示社会对于档案学的影响。这样的论述确实较为直观，但是稍显不足，没有揭示出社会变迁与档案学发展之间更深层的联系。因此有必要从一个更宏观的视角来审视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

新世纪以来，档案学的发展尽享技术的“红利”，伴随着计算机与互联网发展的东风，中国档案学的研究视角与领域得到了空前的拓展，迎来了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档案学的研究成果得到了极大丰富，社会影响力不断提高。技术的变革确是对档案学带来了直观的影响，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国家发展理念转变等对于档案学价值取向与发展路径的影响更为深刻，这些影响都离不开社会转型，更为宏观地讲，这一系列转型均与现代性的变迁密不可分。当代中国社会，一方面仍然处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国内现实之中，另一方面，中国处在全球化的国际环境中，这两者实质就是现代性转型与其在世界范围内扩张的过程，“去传统化”与“新传统化”的过程共存[4]，这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也将影响档案学未来发展的方向。

目前学术界所研究的现代性指的是“大约从17世纪的欧洲起源，之后或多或少地影响到全球的一种社会生活或组织的模式。”[5]档案学领域与现代性相关的研究则主要集中于后现代主义思潮下的档案学思想，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内档案学者对于传统的档案学理论进行了质疑与反思，寻求档案学理论的转型和重塑。作为一种社会文明的转型，现代性的外显包括经济上的工业化；政治层面上民族国家、官僚体系科层化的出现及发展；文化层面的世俗化以及社会层面的城市化。现代性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便是我们所熟知的现代化过程。在现代性的视角下，我国档案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些现象便有了新的认知角度：对档案学发展带来巨大推动作用的技术发展与社会实践变革实质上便是工业化、信息化带来的影响；而“行政效率运动”的产生则是近代民族国家出现所带来的必然需求；官僚体系作为现代组织的体制，一方面本身需要一套内部文书、档案班子来协助管理，赋予了文件现实记录的意义，开拓了文件——档案的新视角，另一方面也使得中国档案学长期着眼于组织管理和组织活动；城市化进程中公民群体的日益壮大与权利意识的提升则使得档案学开始关注社会服务，不断提高与社会的融合度；文化的世俗化也是至关重要的一个因素，众所周知，我国档案学思想早在2000多年前的封建时代就早有萌发，直到近代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档案学，其中“行政效率运动”带来的推动自然是影响深远，但档案学之所以能在近代成为“学”，正是因为知识与文化挣脱了“统治”的束缚。长久的封建时代，我国档案都是作为统治工具而存在，即便有部分的修史编志等编纂活动，实质还是维护统治的需要，直到近代现代化进程的开启，才为近代档案学广泛研究提供了知识的基础。综上所述，从现代性的角度看待中国档案学发展路径便具有了一定的现实意义，首先能够提供一个更为宏观、本质的视角来认识中国档案学的发展路径与演变逻辑；其次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档案学在新时代的发展提供一种更具前瞻性的指导，植根于中国社会发展与变迁，更好地把握未来发展方向。

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档案学发展历程

正如现代化过程不仅仅是工业化与生产力的发展，社会转型对于中国档案学的影响也绝不仅限于技术驱动。中国档案学自近代出现以来，学者们就有一个共同的体会，那就是：档案学术的发展就如同国家的发展一样，不能闭关自守，一定要坚持国内、国际相结合，否则学术就会永远落后。如近代移植、借鉴了欧美档案学的发展经验与相关理论，对于早期中国档案学起到了极大促进作用。新中国成立初期也学习了不少前苏联的档案学经验，时至今日，中国档案学界也时刻关注国际档案学的前沿发展，积极译介相关理论成果。至此，便产生一个疑问：中国档案学在创立的早期就积极学习、吸收国外档案学的经验与理论，甚至在早期国外档案学起到了较大的指导作用，但是中国档案学却并没走上和国外一样的道路，是什么因素塑造了中国档案学独特的面貌？联系中国近代以来曲折的现代化进程，可以发现这一进程中档案学发展似乎也具有相似的轨迹。尽管中国档案学自身的丰富与向前发展主要来源于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化，但是中国档案学的外在面貌与发展轨迹的形成却主要受现代化过程的外在影响，尤其是其中“行政——政治”的因素[6]。

2.1 现代性视角下近代以来的中国档案学发展历程

参照中国档案学史时间分期的“四分法”，大致梳理中国现代化进程对于档案学发展的影响。产生与初步发展时期，这一时期处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被迫开始了艰难的现代化进程，辛亥革命之后，我国采取了西方国家的常规现代化路径，即建立资本主义民族国家、成立了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府，由此便催生了著名的“行政效率运动”，成为近代档案学产生的直接诱因。尽管这一时期对于明清史料的大规模整理与对国外档案学的借鉴都一定程度影响了中国档案学的发展，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现代化进程中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及其管理需求才是推动档案学产生的根本动力。官僚组织的建立、国家机器对于管理效率的需求，使得文书档案工作的改革成为必然之举，从这一角度来看，近代中国档案学的产生实则是历史的必然，现代性的内涵也在这场运动中深刻烙印于中国档案学的基因之中。重构与渐进发展时期，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档案学发展进入了新的时期。新中国的成立也意味着我国的现代化进程进入了新的时期，从这时起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走上了与西方完全不同的道路，也就是众所周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在1956年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结束之后，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阶段。这一现代化道路的确定实际对档案学发展也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方面体现在新政权建立初期对于稳固政权、社会管理的需求，使得具有服务“统治”功能的档案在国家行政——政治的力量下进行了独立化学科创制，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档案学创制路径不同于其他学科由内而外，而是在“学术内核”尚未完善的情况下率先完成了一系列外在社会建制[7]；另一方面则是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之所以不同于西方，就在于其对于现代化与社会主义两个方面的追求，通俗的讲就是对于“效率”与“公平”两个方面的追求，现代化出现伊始就是作为生产力发展的最优架构，所谓市场经济、官僚组织都只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韦伯所说的“目的理性”，而我国在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同时也未曾忘记社会主义的理想，实际这一时期我国社会发展将重点放在了提高社会平等，“价值理性”达到了空前的高度。这直接导致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国家与社会高度融合，行政——政治的力量也高度渗透于档案学之中，比如早期的我国档案学的老一辈奠基者与学者们，往往也都具有行政工作的背景。与此同时，中国现代化过程中这两种“理性”的矛盾也为1966-1976年中国档案学的停滞与倒退埋下了伏笔。停止与倒退时期，1966-1976年，对于我们党和国家来说都是一场灾难，档案学也毫不例外受到了冲击，陷入了停滞甚至倒退，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理性”矛盾割裂了我国社会，对我国档案学的影响表现为阻碍而不再是推动[8]。

2.2 恢复与繁荣时期——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档案学发展

这一时期无论对于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还是中国档案学的发展都具有全新的意义。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艰难曲折，尽管历时较长，实际真正意义上快速、有序、大规模的现代化进程是从改革开放开始的，在这短短四十年间，中国经济社会飞速发展，这四十年的沧桑巨变，可以说是人类史上一次最大跨度的变革，同时也是中国档案学飞速发展的四十年。市场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带来中国社会的剧烈变化，一方面中国社会仍旧不断与传统断裂，向现代社会转型；另一方面在向现代转型过程中，我国又寻求对于传统现代性的超越，也就是前文所说对于社会主义理想的追求。前现代的残存还在影响着中国现代化的步伐，而后现代的思潮已经随着改革开放袭来。值得一提的是，上述这一进程在西方大致历经300多年时间，而在我国却压缩在短短四十年间，尽管一开始将1978年以来中国的体制改革称为“经济体制”改革，实则后来的发展中已经成为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诸多体制在内的全面社会体制改革，在这场剧烈的社会转型中，档案学也随之经历了急速的变化。

第一，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中国经济社会的巨变，带来社会生产实践的巨大跨越。生产发展需求下组织管理的需要、互联网等信息技术与档案学的结合以及管理学等视角的引入，为中国档案学迅速开拓了新的视野，以信息资源管理为范式的档案学研究在20来年间取得了极为丰富的成果，档案学的社会影响力进一步提升。所以将这一时期中国档案学的迅速发展仅归因于信息技术的发展难免有所局限，本质上是社会生产发展需求所带来的推动力。

第二，从政治体制改革来看，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目的是提高政府行政管理的效率和促进社会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在这一过程中我国政府的职能进行了较大幅度的改革，从过去直接对社会经济过程进行行政管理的情形全面转变为对其间接性的宏观调控与社会服务，逐步实现“政企分开”、“政事分开”以及“政社分开”。一方面政治体制的改革推动了中国档案管理体制的改革，从80年代国务院领导下的党政档案统一管理到1993年后改为中共中央领导下党政档案统一管理，在这过程中，中央档案馆与国家档案局合并，行使档案保管、利用和档案行政管理两种职能，也就是常说的“局馆合一”；另一方面，社会政治生活的民主化进程促进了公民意识的觉醒，对于利用档案的意识也有了极大的提升，加快了我国档案的开放利用。

第三，改革对中国人民日常生活也带来了明显了成效，主要表现为国家对于社会生活的控制大大降低。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由于皇权的高度渗透，一直没有发展处相对独立的社会；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社会也在高度价值理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淹没于国家。改革的一个重大成效就是政治国家与经济、社会的逐步分离，公民在社会生活中拥有了更大、更自由的活动空间。一方面，在这一过程中家庭、社群以及一些其他的社会机构开始分化出来，为档案学的研究开辟了新的视野，对档案学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另一方面，社会成员的自我责任得到了强化，公民权利意识也不断提升，对于利用档案和参与档案活动的诉求也促使档案工作与档案学研究开始向着社会服务转变[9]。档案认知与价值在这一过程中也发生了一定程度的转向。

第四，中国社会的转型面临着两个向度，传统、现代、后现代的思潮交织，这种分裂与矛盾也同样影响着中国档案学的发展。随着现代化的进程，中国档案学从传统中不断“脱出”,立足于社会实践的发展，不断、完善深化自身研究，与此同时，近些年来后现代的思潮也开始对档案学产生了较为深刻的影响，以加拿大著名档案学者特里·库克为代表，诸多的学界学者开始关注档案背后的权力因素、从后现代的视角重新审视语言与文字的“不透明性”、关注以往档案所忽视的边缘群体声音……让学界意识到档案应该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近年来关于社会记忆、社群档案、口述档案等的研究也开始将目光投射与人与社会，拓展了当代档案学研究的出发点。

3 现代性视角之于中国特色档案学未来发展的意义与启示

随着现代性的不断扩张，世界范围内的全球化、中国范围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将继续推进，社会实践与生产力也将继续向前发展。旧观念所建构的各种事物之间的界别也在悄然消融，新事物与旧事物、人与自然、学科与学科之间不再是壁垒分明，呈现相互融合发展的态势。这些变化将为新时代的中国档案学提供新的研究对象、新的研究视角、新的研究理念以及新的研究技术，推动中国档案学不断革新、向前发展。现代性视角的意义便在于从回溯中国档案学历史到当下的发展、演变之中，深刻认识与把握中国档案学发展背后的逻辑与源动力，更好地展望、指引未来中国档案学的发展。

3.1 拓宽档案学研究视野

自中国档案学创立以来，陆续借鉴了史学、管理学、哲学等学科的知识与理论，不断拓展自身研究的视野、深化自身研究内涵，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中国的档案学从诞生之初便具有多学科的研究传统。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当下档案学在稳步发展的同时，学者们也逐渐发觉了档案学自身面临的瓶颈。原有的研究视角成果丰富，但对于日新月异的社会新变化似乎阐释力有所不足 ；信息技术发展迅速，为档案价值的实现提供了更为广阔的领域，但仅靠技术难以深化档案学的核心与内涵；社会分化下非常规组织、公民个体、边缘群体等对于维护“发声”权利的迫切需要……种种新的社会实践变迁都在表明档案学确实需要进行新时期的发展与变革，以便进入更广阔的社会舞台[10]。

现代性的问题在当下社会学领域已经成为显学，现代化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宏大的工程，其影响也不仅仅局限于社会学。长期以来中国档案学研究的涵盖性有所不足，对于非传统组织等其他社会活动档案形成、管理的揭示不足；对于档案活动中人的存在于发展也缺少一定的认知体现；基于理性的管理学视角促进了档案学研究的深化发展，但更多是实现的是目的理性，也就是效率的实现，对于价值理性的彰显有所不足。现代性的视角为我们揭示了社会变迁会档案学发展之间更内在的联系，从生产力发展与社会变迁的角度来认识和研究档案问题，对于以往的一些档案现象提供补充解释。一方面，可以丰富档案学的研究视角，拓宽档案学的研究路径与视野，促进档案学更好地与国家社会发展相融合[11]；另一方面，基于现代性视角的桥梁，或许能够成为新时期档案学与社会学交流借鉴的切入点，有助于丰富学科内涵。

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推进国家治理体力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成为重要战略，也标志着国家管理向国家治理的理念转变。档案事业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国家治理理念的先行也将引领档案管理方式的调整，推进档案管理向档案治理转变成为新时代中国档案事业发展的重要任务。传统档案管理的研究中，多强调国家层面宏观制度对于档案管理全局性、领导性作用，将政府作为档案管理行为的主体。但当前乃至未来的档案管理中，社会与个人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社会的多元参与作用、个人的权利导向作用、国家的行政性、公共性作用，合力形成多元治理的新局面，共同促进档案治理转向与能力提升[12][13]。

3.2 丰富档案学认知体系

通过现代性的视角，揭示生产力发展、社会变迁对于我国档案学的深刻影响，有助于对中国档案学认知的进一步深化与完善。丁海斌老师认为“人类实践活动才是档案事业的本原、始基、根本元素和共同基础，即本体。”[14]档案作为原始记录，产生与人类实践活动，同时也服务于人类实践活动，从这个意义来看，档案学属于社会学科，其发展、演变也离不开社会的范畴。从现代性的角度能够更好地认识、把握档案与档案工作的本质属性，从本体出发，为传统的档案认知体系的丰富发展带来了新的可能性。一方面使中国档案学关注社会实践发展与转型、关注人的存在与发展。档案与档案学以人类实践活动为开端，又以人类实践活动为指向，档案的本质属性、档案工作的本质属性、档案学的本质属性都与人类实践活动和社会发展所联系。未来中国档案学的发展必须统一于社会实践活动，包括新的信息技术与智能技术的发展、新的组织模式以及新的发展理念。另一方面，丰富发展中国档案学元理论研究，从系统的角度研究档案学的基本属性、演变规律和社会功能，促进档案学自我认识的系统化和理论化，丰富中国档案学理论体系建设[15]。从档案形成来看，传统视野下只有满足系统性要求的原始记录形式，才认为其是规范的档案，从当前社会变迁的角度来看，在档案学获得确定性、普遍性认识的同时，也不应拒斥新的社会实践基础之上的多元解读。社会实践活动是多姿多彩、丰富多变的，档案性质的工作实践也是多维度的，关于档案的理解也不应只是一种逻辑、一个角度。基于档案存在形式的变化，传统的档案管理原则、档案价值认知等方面也需进行适应性的变革。传统档案管理作为一种“组织要素”，将对组织具体活动、工作过程和结果的系统性记录赋予档案的涵义，再通过这样来源确定、内容完整的档案来反映、揭示以组织为主体的行为过程、结果与规律。其管理行为主体与作用对象主要是组织，管理规模较小，处理信息和发挥作用的范围主要在组织内部。在当前信息化、智能化的时代，人类实践活动领域以及信息载体脱离了实体的局限，原生性的电子信息与电子档案形式日益丰富，信息量更是指数级增长，在提升档案管理涵盖性的同时也对规模化档案信息处理能力提出来了要求。档案管理原则将向着管理范围扩大和信息处理能力提升两个方向发展，未来档案管理对于行为规律的揭示会更加广泛化、差异化、深度化[16]。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数字化单元档案作为新的档案存在形式为档案学的研究、档案价值的实现提供了新的研究领域和路径，拓展了档案价值实现的深度。这一过程中单元数据档案的价值得到凸显，集群化的单元档案将更具价值[17]，对于档案学的认知也是一种新的丰富。

3.3 明辨档案学发展方向

社会实践的快速发展对当前中国档案学带来了机遇与挑战，要想推动档案学的向前发展，进一步提升社会影响力，必须要有正确的方向。现代性的角度，可以较为全面的审视中国社会转型对于档案学发展的影响，认识到档案学发展的路径是与现代化的路径紧密相关且大体适应的。这就意味着中国档案学未来的发展既要勇于冲破传统的束缚，但也不能过早超越我国现实生产实践阶段。如后现代的思潮对于我们有着诸多的启发，对于边缘声音的重视、对于差异的尊重、对于微观化的语境构建等，但是同时也要警惕其对于档案学科核心知识的消解[18]。现代性的视角一方面能够从更宏观、本质的角度重新理解中国档案学发的发展路径，把握中国档案学发展的基本逻辑；另一方面提供了一个较有前瞻性的指导，中国档案学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亦步亦趋，总是处于较为“被动”、“后发”的状态，如今在把握社会变迁与档案发展内在联系基础上，可以引导档案学在新时期“主动出击”，如积极参与社会构建，培育社会力量；“整理国故”、“找回自己”，积极参与文化构建，重塑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断裂的文化形象；紧密跟随国家发展，为乡村振兴等战略提供智力支持[19]；本土化与国际化结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必然赋予了中国档案学与众不同的“基因”，在此基础上尝试挖掘、发展中国特色的档案学基础理论等[20]。

随着档案与数字技术、智能技术的日趋融合，档案信息资源利用与档案价值的实现领域和途径愈发广泛、实现程度愈发深刻，未来建设统一开放的数字档案平台是档案事业与档案学术发展的必然之举。数字档案的进一步开放也带来新的问题。大数据级别的数字档案信息，其所能发挥的效用将远超以往，然而在现实实践中，不同的个体或是组织其获取、处理信息的能力是不同的。如何在数字档案的日益开放中保障个人隐私与安全、平等地开放数字档案、保障档案信息获取过程中处于劣势的一方、预防数字档案开放过程中“信息鸿沟”的进一步扩大、保障社会公平正义、更好地彰显价值理性是中国档案学未来发展需要考虑的问题。其次，在促进跨学科间交流开展的同时，更要警惕档案学科核心话语的坚守。跨学科的交流与借鉴是必然趋势，学科间的边界也不再那么严明，在适当借鉴其他学科研究方法、理论与经验的同时也要防止其对于本学科知识的过度侵蚀，把握二者间的平衡。再者，随着后现代主义思潮的蔓延，对于宏大理论原创性难以企及的无力感，使得对于以往知识的解构成为流行趋势，“小叙事”成为时尚，尽管表面呈现成果迭出的“繁荣景象”，但对于档案学自身知识体系却是一种消解，使得原本知识也变得晦暗不明，不利于构建宏观、完整的理论体系，未来的中国档案学仍需要高度重视基础理论的创新与发展，不断完善自身特色的知识、理论体系。

4 结语

随着我国社会转型进入加速期，社会实践将迎来新的变革，当下中国档案学也必需进行适应性的调整与变革。推动档案学理论体系的重塑与发展成为时代赋予档案学人的艰巨使命。从现代性的视角回溯中国档案学的发展历程，当中既有时代与社会的影响，也有档案学人、学术共同体的不懈努力，这也正是中国档案学不断向前发展的动力所在。未来的中国档案学也必将会在外部社会因素与内部学术因素的共同推动下发展。当前中国档案学面临着发展的瓶颈，在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的迅速发展之后，仍需要不断深化自身研究、彰显学术影响力、提高实践指导力。鉴于当前研究视角揭示力稍显不足，中国档案学在继续深化现有研究视角的基础上，还需不断拓展档案学研究的视野，加强多学科间的交流融合，甚至建设新的档案学分支学科。从社会现代性的角度了解社会转型对于中国档案学发展的深刻形塑力量，有助于把握中国档案学未来前进的方向，突破档案学自身发展瓶颈，只有把握这一核心，未来的中国档案学才能继续紧跟时代与社会的发展，不断前行，彰显实力。与此同时，现代性视角下中国特色档案学的发展历程也启发我们新时期中国档案学只有立足于社会实践，与我国经济社会相适应、与国家发展相关联，才能健康、科学的发展；只有立足中国社会与中国档案学现实，不断深化自身研究基础，才能创造特色，提升学术影响力与社会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