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瑞芳 王仁芳

近期固原博物馆在原州区开城村征集到一方元代买地券（图1、2），据原收藏者称是其近年在村西山坡一带所得。该买地券为灰白色砂岩质地，正方形，正面磨光，边长50厘米、厚10厘米，背面未打磨，凹凸不平，有斜向钎凿痕，沿下居中合书“合同”二字上半。正面竖行楷书阴刻券文，字面填朱砂，共18行，满行18字，全文310字。除中部有两字磨损破坏，其余字体清晰规整，整体品相及保存状况较好。

一、券文释录

录文中用字繁、简、俗、正一如原券，录文标点为笔者所加。

1.維大元大德十年歲次丙午，七月巳己（应为“己巳”之误）朔十四

2.日壬午，有開成縣南街住人江伯通伏焉。扵五

3.月初六日先妣沙彌尼葉善玉掩逝。今扵本縣

4.乾山之原，龜筮恊從，相地襲吉。巽方之水，來去

5.潮迎。謹用明錢九千九佰九十貫文，兼五彩信

6.幣金寶珠玉，買此墓地一段，南長一百二十五

7.步，北長一百二十五步，東闊一百二十五步，西

8.闊一百二十五步，東至青龍，西至白虎，南至朱

9.雀，北至玄武。內方勾陳，分擘四域，丘承墓伯，封

10.部界畔，道路將軍，齊整阡陌，致使春秋百載，永

12.以牲牢酒飯，百味香新，共為信契，財地相交分

13.付。工匠修營安厝，已後永保休吉。知見人：太歲、

14.月建主。保人：今日直符。故氣邪精，不得干犯。先

15.有居者，永避他鄉。若違此約，地府主吏自當其

16.咎。助葬主內外存亡悉皆安吉。急急如

17.五方使者女青律令。

18.大德十年歲次丙午，七月十四日壬午吉時。

二、券文内容考证

买地券，亦称冥契、幽契，是汉代以来开始流行的墓葬明器，是亲属为死者购买阴宅的一种契约文书，具有鲜明的道教文化特征。它的内容主要包括死者的名讳、籍贯、生卒年月、买地区域、买地钱款、地界四至、见证人、保证人、祷语等。买地券唐代以后盛行，宋代《地理新书》与《茔原总录》收载有当时买地券流行文本样式，尤其以《地理新书》所载样式为北方地区所常见［1］457。鲁西奇先生《中国古代买地券研究》一书中收录有国内已公布出土的元代买地券35方①［2］260-487。

该券文内容主要包括五部分：死者名讳及安厝地点，用钱若干与买地四至，墓地神祇以及对应侵占惩罚条款，立契过程以及知见人、保人的署名，相应的违约惩罚条款。从券文内容可知，该买地券为元代开成县人江伯通为其去世母亲叶善玉所立买地券，立券时间为元成宗大德十年七月己巳朔十四日，即西历公元1306年8月23日，死者去世时间五月初六日，即西历6月17日［3］152。死者叶善玉为沙弥尼，是一名受过沙弥十戒的佛教出家女子。墓地方位“乾山之原”，乾山即乾宫，指西北方位，巽方为东南方，“乾山巽向/水出巽方”为古代常见卜地风水吉语，表示该坟墓方位是坐西北向东南，枕山傍水堪称大吉。开城村西北为六盘山香炉峰东麓坡地，其东南为清水河，基本与卦辞相符。“龟筮协从，相地袭吉”，也是唐宋以来买地券习见选择风水宝地吉祥用语［4］。“龟筮协从”语出《尚书·大禹谟》篇：“鬼神其依，龟筮协从。”孔颖达疏：“鬼神其依我矣，龟筮复合从矣。”［5］96“恊”同“脅”。“潮”一般写作“朝”，“巽方之水，来去朝迎”为元明时期买地券常见吉语，具有时代特征。［6］

买地所用银钱物品数目、买地四至、宅地守护神祇、出具保人和见人、违约咒语、表达威胁及威慑的习语等均符合当时的习语格式。买地价格“谨用明钱九万九千九佰九十贯文”，指阴界虚数，为唐宋以来买地券上书写墓地的价格时的惯用语，非实际花费。买地券常见用四神四至或与天干结合的四至，“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勾陈”分别是主管东、西、南、北、中各个方位的神煞，以此来表明土地的四至范围，是当时买地券的固定内容。券文中提及的其他宅地守护神祇“丘承”、“墓伯”等身份均为掌管亡人灵魂的地下官吏，“道路将军”是主管墓地的武将。买地券中请求神鬼护佑是常见的内容，恭请这些神鬼作为见证人来维护亡者的墓地，如有侵犯将会受到惩罚。“并令将军亭长缚付河伯”，这里的“亭长”应指主管墓门的神煞，隋“大业六年陶智洪买地券”中有“魄门监司、墓门亭长”，对此区分得很清楚［7］。“知见人”即指订立契约文书时的见证人，为西夏文书常见用语［8］，开成县距西夏故地不远，语言书写习惯为元代所沿用。“丘承”一般作丘丞，封部作封步，缚付亦作收付。“丘丞墓伯”、“将军亭长”这些都是道教天师道里的神煞。“河伯”是古代中国神话中的黄河水神。“太岁”是太岁神的简称，为道教值年神灵之一。“月建主”亦有作岁建主，为唐宋之际始出现于买地券中的道教神祇。“直符”本是汉代都府的值班官吏，“今日直符”借指上天当值神灵。“故气邪精”在道教中指各种邪神。“急急如五方使者女青律令”，这是一句道教的咒语。“女青”为中国早期道教（天师道）一位重要神仙，她既是道教大神的传法使者，又负责执掌玄都中宫鬼律，因而具有强大的镇伏万鬼的威力，买地券、镇墓文称女青名字，正是借助于她的这种镇鬼威力［9］。

三、开城所出三方元代买地券比较

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固原博物馆和原州区文物管理所先后在开城梁东山坡元代墓地征集到两方买地券，资料已收录入《固原开城墓地》考古发掘报告［10］183-185，一方为至大三年（1310）沈妙清墓买地券，另一方为延佑六年（1319）陈子玉墓买地券。这三方买地券时间前后相差不足20年，死者籍贯均为开成县城内人氏。沈妙清墓买地券材质、形制与叶氏墓所出相仿，砂石质，长52厘米、宽46厘米，券文楷书，共20行，满行17字，字面未填朱砂。陈子玉墓买地券灰陶方砖材质，形制较小，边长38厘米，券文朱笔楷书，共17行，满行19字。

三种券文与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元刻残本《茔原总录》卷三《祭神祇立坛法篇》中所载券文格式大致相似［11］。沈氏墓买地券称葬地位置有“震山之原”、“坤方之水”等语，陈氏券文中用“择此高原”带过。八卦方位中震代表东方，西南为坤方，开城梁位于开城村东，西南方黑刺沟为清水河源头，券文中对葬地方位的卦象差异实际是相对当时的开成县而言的，如果元代开成县就位于今开城村一带，那么两方券文中的对墓地方位的描述就是恰当的。陈氏墓券文述及买地区域称“南北长二十步，东西阔一十七步三分五厘”，与四面均为一百二十步的常见堪舆地界相比局促不少。买地券实为一种厌胜文字，是中国民间传统葬仪中的一个环节，主要是通过“买地”这一形式向地下神祇宣告亡人在阴间的居留权和居住地，并非真实的土地买卖。开城梁为元代开成县居民丛葬地，墓葬分布密集，时代相对集中，按传统写法，必然侵犯先前亡人的墓地地界，因此这种墓地四至的缩水极可能是考虑到实际情况的一种妥协与折中。

沈氏墓券文末有“券立两本”等语，“券立两本，一本付后土，一本乞付墓中”，并称合券后于券背书“合同”二字，这种表述是《地理新书》券文样式所没有的③，为元代刻本《茔原总录》中增加内容，因此后书可以看作是对前书的增益与完善，开城所出三方买地券券文格式显然大致遵从了《茔原总录》所载样式。

四、买地券反映的元代丧葬习俗与宗教信仰

元代汉人有停丧不葬的习俗，据《元典章》载，闽中有停丧不葬，甚至经一二十年家中积累三四柩的情况［12］1070。出土买地券亦可证实，沈妙清逝后停丧二十余日，叶善玉去世后停丧两个月，至元二十一年（1284）去世的志聪停丧近三个月［13］，至元二十五年（1288）去世的蒲法先停丧时间更是长达五个月［14］，甚至有元贞二年（1296）冯兴为父祖两代七人合葬安厝［15］，停丧长达数十年之久。至元三十一年（1294）弥勒寺主持为亡于金大定二年（1162）的创寺之主改葬立契，距离其去世已达130 余年［16］。从传世文献看，这种习俗南方甚于北方，皇庆元年（1312）三月，中书省一份禁令称：“江南风俗，但有亲丧，故将尸棺经年暴露，不肯埋葬，合准禁止。”［17］74虽然元廷对此习俗予以明令禁止，但似乎收效甚微。

这一丧葬习俗与当时丧葬礼仪与宗教信仰密切相关。中国古代的丧葬礼仪，大致包括亡人殁后的复、敛、殡、讣、吊以及埋葬环节的卜葬、下葬、谢墓等诸多环节，《礼记·王制》第五：“天子七日而殡，七月而葬。诸侯五日而殡，五月而葬。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殡，三月而葬。”［18］379古人视死如生，尤为重视丧葬礼仪，其间各种繁文缛节，拖延时日亦不可免。加之元代道教盛行，笃信堪舆，当时中原的百姓死后多按道教的仪式安排后事，迷信葬地风水，即所谓“按三才而定期，依星水而安厝”［19］。人死后不但“相地置宅”看风水卜葬地需要时间，而且下葬时日等各个环节也要精心推算，以合“吉辰”，因而致使停丧、下葬时间一再延长。券文中还提及了大量道教神煞，并“以牲牢酒饭，百味香新”作为祭祀用品，立契过程充满了宗教仪式感及神秘感。

元代对宗教采取宽容政策，对各种宗教兼收并蓄。古籍收录及存世的元代开成碑刻铭记尚有10篇［20］260-275，多与宗教相关，内容涵盖汉地传统的儒释道三教教义。道教全真教派在金代兴起后，蒙元初期，因修行传教于关中西部及陇山一带的“七大真人”之一的丘处机受到成吉思汗接见而大盛，虽然在之后的佛道之争中因辩论失败而受到一定的抑制，但元朝统治者并未因此对道教歧视、排斥或禁止，因而其在民间传播与影响力依旧炽热［21］。道教全真教主张儒释道三教平等、三教合一的教义不但利于在普通百姓中的接受传播，也必然影响人们的宗教信仰和丧葬观念，因此出现了出家僧尼按照道教仪轨举行葬礼的现象③。以开城为中心的六盘山一带在蒙元时期被统治者视为战略要地而大力经营之，不但设置过路、府、州、县四级行政管理体制，而且在开成设立安西王府，安置大量军民屯田驻牧。大德十年（1306）八月开成路地震，“坏王宫及官民庐舍，压死故秦王妃也里完等五千余人”［22］2556，可知当时开城地区一度经济繁荣、人丁兴旺的情况。大量的外来人口及各阶层人群的汇聚，不同宗教信仰也得以流传。事实上，丧葬用买地券之俗，并不为当时的士绅阶层所采纳，宋元之际的文人周密就指斥其为“村巫风俗，殊为可笑”［23］277，因此，这种源于道教，带有浓厚迷信色彩的丧葬习俗，仅作为一种民间信仰与丧葬仪轨，主要在平民阶层流行。

据拉希德丁《史集》所述，安西王阿难答及其部众后来皈依伊斯兰教，在西安的王府等遗址出土的阿拉伯幻方，也被作为讨论元代宗教信仰的重要材料，从已发掘其他元代宫殿基址的情况看，开城安西王府遗址将来亦不排除此类遗物的出土。据夏鼐先生研究，在这些元代基址出土的阿拉伯幻方更可能为镇宅厌胜之物，与伊斯兰信仰无关［24］。王宗维先生亦对安西王信仰伊斯兰教一说提出质疑，认为包括安西王在内的元代蒙古皇室阶层主要信奉藏传佛教［25］。2001年考古发掘的开城墓地亦未发现伊斯兰信仰因素，发掘者否定其为穆斯林墓地，认为是当时汉人、蒙古人丛葬地［26］191。近年开城安西王府基址的考古发掘中，出土了释文为“吉祥”的彩绘墙皮藏文题记［27］，结合目前已出土的三方买地券提供的信息分析，至少当时佛教、道教在这一地区均有传播及信众。

注释：

①事实上目前可见的元代买地券远多于此，此前出土于开城墓地的两方元代买地券该书亦未收录。

②关于元代佛门弟子墓葬出土买地券，叶善玉墓买地券并非孤例，前文所举志聪墓买地券、弥勒寺主持为先世庵主郭荣公买地券亦属同种情况。

③目前所见《地理新书》主要据（台北）“中央图书馆”所藏金明昌三年（1192）张谦刻本影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