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海静

民国以来，云南地区创办了一大批书局、报馆等图书出版机构，并出版了大量古籍著作，既促进了西南古籍在国内的传播，也是云南文化发展的一个缩影。民国初年，云南地区先后创办了光复史局、云南省图书馆印售部、云南通志馆、新云南丛书社、正中书局云南分局、崇文印书馆等，通过文雅堂、新亚书店、云岭书店、新滇书局等部门发行。①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云南省志·出版志》，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86页。

云南金石学著作在民国时期有了较大发展，一方面，各类出版机构都有影印著作出版；另一方面，云南本地的金石学者也有相关著作问世，主要有：袁嘉谷《孟孝琚碑题跋》（1911）、李根源《九保金石文存》（1919）、李根源《景邃堂题跋》（1932）、张希鲁《汉孟孝琚碑录》（1933）、由云龙《石鼓文汇考》（1933）、李根源《腾冲金石目录》（1933）、邓永龄译《瑜伽王石刻》（1934）、李根源《云南金石目略初稿》（1935）、由云龙《疏凿仙云两湖口碑记汇录》（1935）、赵治琛《爨龙颜碑考释》（1936）、李根源《松海集》（1936）、由云龙《定庵题跋》（1938）、方国瑜《云南金石文物题跋》（1940）、石钟《大理喜洲访碑记》（1942）以及赵藩《介庵金石书画题跋》（抄本）、方树梅《碑记汇录》（抄本）等。

一、民国时期云南金石学著作的出版

云南金石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始于明人周弘祖的《古今书刻》，后来清人王昶的《金石萃编》、阮福的《滇南古金石录》都涉及云南碑刻的考证。民国以来，袁嘉谷、李根源、方树梅、方国瑜等一批学者以云南金石文献为研究对象，撰写了大量著作，为云南金石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民国时期云南地区出版的金石类著作，包括文物、图录、书画类作品对传承古代思想文化有积极意义。

宣统元年（1909）云南省图书馆正式成立，下辖印售部，出版发行了一批重要的著作，金石图集类著作重刻了《滇南虞横志》，出版了赵鹤清《滇南名胜图》。其中成书于嘉庆年间的《滇南虞横志》收录云南重要的金石材料，不为世人注意，此书后来收入《续云南备征志》。1924年云南省图书馆还出版了袁嘉谷、方树梅的《滇南书画集》二十卷，保存了大量云南地区书画遗珠，袁嘉谷、方树梅又是云南金石学大家，经过他们的整理和题跋又使此书增添了学术价值。

1914年成立的云南丛书处聘请金石学者赵藩为总纂，赵氏最早发现《汉孟孝琚碑》，并为之撰写题跋。云南丛书处又聘请袁嘉谷、赵芹、钱用中等一批学者为编纂人员，按照“经史子集”四部编纂《云南丛书》，收录了明清以来云南地方著述和文献共计205种，163卷，另有不分卷的51册。由于云南文献未被收入《四库全书》，云南学者的著述少为内地学者知晓，《云南丛书》对云南省的古籍整理和文献保存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收录的吴树声的《鼎堂金石录》对云南金石的保存起到了重要作用，其中收录了商周至五代金石文物170余种，如《周公华钟》《周尚中鼎》《周宰父敦》《汉刚卯》等，此书对青铜器及汉代铜器关注颇多。①（清）吴树声：《鼎堂金石录》，《丛书集成续编》第73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第1页。让学界获知云南金石学的发展情况。

1930年建立的云南通志馆以周钟岳为馆长，由方国瑜、袁嘉谷等人为编审员，编纂了《新纂云南通志》及《续云南通志长编》。其中《新纂云南通志·金石考》由方国瑜主笔，收录云南金石文献2599种，并有题跋若干，至今仍是学者研究云南石刻的重要参考。当时的云南大学也出版大量金石文字类著作，如方国瑜《广韵声谱》、姜亮夫《文字朴识》等，西南联合大学还编有《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文选》，选录有关文章。

李根源是云南金石学的代表，他于1919年出版了《九保金石文存》，1932年出版了《景邃堂题跋》。《九保金石文存》收录《曲石丛书》中，该书是对九保古迹、文物进行的考证，是研究九保的珍贵文献资料。《景邃堂题跋》则是其重要的金石题跋汇编，如《校官碑》《水石坎摩崖》《王文毅公武侯祠碑》都是重要的考证文字，不为世人所知。李根源还有《云南金石目略初稿》，是现存唯一一部汇编云南金石的目录。由云龙于1933年出版的《石鼓文汇考》二卷，由杜福堃题签，序中回顾了石鼓文的年代，并考证石鼓文相关问题。由云龙还有《疏凿仙云两湖口碑记汇录》是对仙云湖碑文的汇编，石碑今已不存。《定庵题跋》与《景邃堂题跋》相似，专门汇集金石考证文字，收录题跋159则，此外方国瑜《云南金石文物题跋》、赵藩《介庵金石书画题跋》皆属此类。金石著作及题跋的出版使后人了解到云南金石的研究情况，有其深刻的学术史意义。

二、金石文献研究的主要代表人物

民国时期，云南金石领域主要以方国瑜、方树梅、张希鲁为代表。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新纂云南通志》等，著有《云南史料目录概说》《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等，后人辑有《方国瑜文集》，收录其单篇文章若干，其中第四辑为其金石题跋。方国瑜担任总纂的《新纂云南通志·金石考》引“金”部分多来源于张希鲁。方国瑜1939年5月29日致信张希鲁，希望获得有关昭通地区的金石拓片，“故劳吾兄帮忙，请将铜鼓（李氏家庙收藏者）铜洗（吾兄及鄢氏收藏者，谢履庄所得两器仍存昭通否？）每器精拓（黑色不宜淡，恐影：印不明也）并照相（每器六寸相一张，请勿数器同照）；又货布玺印刻石只须精拓；凡此请记原器之尺寸为要。至于窑堆出土无文字铜瓶铜釜及陶人陶杯，确有价值否，吾请兄裁夺。”①（清）张希鲁著，平锦主编：《西楼文选》卷4《方国瑜兄来书》，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06年，第301页。《新纂云南通志》收录方国瑜大量题跋，其中引用张希鲁资料若干，如《素洗跋》：“近年昭通出土铜器数件，张连楙《西南古物目略》已著录，无文字及花纹，然其形制与洗同，当为洗之属，张氏记其形制、大小。”②刘景毛等点校：《新纂云南通志·金石考》，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4页。

云南金石学另一位名家方树梅也常为所称道。方树梅有《学山楼文集》《滇南碑传集》等三十余部著作。方树梅平生嗜好藏书，尤以搜求、整理云南文献为志。《北游搜访文献日记》记载了方树梅北上搜访文献的经历，张希鲁亦在其中，张希鲁《北游搜访文献日记后序》：“先是甲戌秋，连懋自金陵北上，旅食京华。岁晚先生从昆明寄书，约同游中原，取道东南，搜访文献。除夕前二日，先生果来，同寓宣外北馆中。此后日陪杖履、步厂甸、搜逸书；暇日或览名胜，或访耆宿，余则到北海图书馆借读手录为多。”③（清）张希鲁：《北游搜访文献日记后序》，昭通：昭通图书馆藏抄本，1958年。1934年秋，张希鲁结束了成都的行程，先到南京，再往北京与方树梅汇合。张希鲁在京期间不但结识了滇中诸师友，还拜访了一大批学界前辈。《北游搜访文献日记》（1935年2月16日）：“旅平同乡邀希鲁饮于西长安街大陆春，是日主人有朱丈伯勋，师宗何文贞公曾孙何槐青、石屏许燕公后裔许云亭，云龙杨崇峰曾孙杨晓楼，昆明简南坪后裔简灿奎，皆乡之前辈。”

张希鲁著有《滇东金石记》《西南古物目略》《史地合选》《唐白居易诗选》《通鉴选钞》《滇东史事》《西楼藏书总目》《海内间人赐札墨迹》等二十余种著作，后人择要将其论文、序跋、书信等结集，编为《西楼文选》。张希鲁于1929年至1945年在《昭通研究》《艺林月刊》《河北第一博物院半月刊》《说文月刊》《考古》《云南旅平学会季刊》《旅行杂志》等杂志发表数篇金石文物考证的文章，主要围绕昭通地区的金石、考古展开，其中发掘“梁堆”、考证“朱提铜洗”成为张希鲁金石考古研究的重心。张希鲁在金石收藏和考证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汉建初器与虫鱼器跋》《跋汉建初画刻》《记汉建初两器出土处》等文皆是对汉代铜洗的考证，相关文字收录在《新纂云南通志·金石考》中。

民国以来云南地区出版的金石学著作，一方面以影印金石碑帖为主，传播保存了重要的金石文献，据《云南省志·出版志》记载，这一时期的印刷出版机构有三十余家，其中崇文印书馆、商务印书馆云南分馆都印刷了一定数量的金石著作，中华书局昆明分局还印刷了不少大部头著作。另一方面，中原地区的重要学者也开始向云南迁徙，在带来了不少金石著作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学术思想，袁嘉谷、方树梅、方国瑜虽都是云南学者，但他们都有在北京求学的经历，他们与北京的重要学者交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对云南的金石发展起到了示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