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甬坚 韩宾伟

(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陕西西安 710062)

距离马达汉那次颇为隐秘的中国西域考察活动接近一百年之时，在边疆史地学家马大正先生、外交官王家骥先生等人的不懈努力下，《马达汉西域考察日记(1906—1908)》(以下简称“日记”)中译本终于问世。(1)[芬兰]马达汉著，王家骥译，阿拉腾奥其尔校订：《马达汉西域考察日记(1906—1908)》，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2004年版。全书系由马大正2003年12月5日所写《芬兰探险家马达汉新疆考察的研究——代序言》(中文)、芬兰--乌戈尔学会会长乌拉·玛雅·库洛宁2003年9月所写《前言》(芬兰文和中文)、马达汉本人1940年2月所写的《致读者》(芬兰文和中文)、日记正文、《马达汉西域考察路线图》、插图目录、王家骥2003年11月15日所写《译后记》、编者于2004年4月所写的《出版说明》组成。这是一部日记体裁的著作，正文部分并没有目录，据上述内容可以编出一个目录，以便读者使用。五年后，《马达汉中国西部考察调研报告合集》也出版。(2)[芬兰]马达汉著，阿拉腾奥其尔、王家骥译：《马达汉中国西部考察调研报告合集》，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加之2000年以来国内出版的有关图片集、传记等书籍，我国学术界借助这些图书资料，可以开展有关马达汉新疆考察的专题研究。(3)2006年8月20日—9月1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芬兰赫尔辛基大学、新疆社会科学院曾联合举办过“马达汉新疆考察国际研讨会”。会后马大正、厉声、许建英主编的《芬兰探险家马达汉新疆考察研究》一书，2007年由黑龙江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在本文中笔者试图将注意力较多地放在马达汉考察队的装备及活动细节上，尝试以马达汉的个人特点和野外考察能力为认识对象，来研究《马达汉西域考察日记(1906—1908)》的著述特色和价值所在。

一、 马达汉接受军事考察任务

马达汉(Carl Gustaf Emil Mannerheim，又译卡尔·古斯塔夫·曼纳海姆，1867年6月4日—1951年1月28日)，在芬兰现代历史上，被看作是一位著名的探险家、军事家和政治家。说他是军事家，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在芬兰军队里担任要职，直至出任芬兰国防军总司令。说他是政治家，是因为军事与政治的关系犹如人的影子和人自身难以分离一样，他身为军队将领，必定会参与到风起云涌的政治局势之中，而到1944年，77岁的他接任了芬兰总统之职，达到了政治生涯的最高峰。(4)马达汉个人经历颇具传奇色彩。1917年他从俄国回到芬兰，正值十月革命爆发后苏俄与芬兰等国进入一个各种矛盾和关系错综复杂的时期，他被芬兰政府任命为正在组建的武装部队总司令。1918年在与前俄国势力的战争中取胜后，马达汉得到芬兰广大民众的支持，获得民族英雄的称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根据1944年8月4日芬兰议会的一项特别法，他被指定为芬兰总统(任职两年)。以上参阅美国学者约翰·亨·伍里宁所著《芬兰史》(武汉大学《芬兰史》翻译组译，湖北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中册和下册)有关部分。至于说他是探险家，则要回到他的壮年时期(39—41岁)，因为他在1906年接受了俄军总参谋部的一个任务，就是编入法国科学家保罗·佩里埃特的考察队，前往中国的西北地区，搜集有关的军事、政治情报。

对于这一任务的内容，时过三十多年后的马达汉是这样叙述的：

从俄属突厥斯坦到中国的新疆，然后继续穿过中国西部以及甘肃、陕西和山西等省，直至终点北京。这项指令的宗旨在于调查中国北部内陆地区的情况，收集统计资料以及执行特殊的军事任务。(5)[芬兰]马达汉：《致读者》(1940年2月在芬兰军队司令部签字)，[芬兰]马达汉著，王家骥译，阿拉腾奥其尔校订：《马达汉西域考察日记(1906—1908)》，第11—12页。

在当时条件下，军官马达汉能接到这样的军事任务，应当是对他的能力的直接肯定。接着，这名很有能力的军官又写到：

然而，当我感到在这次长途旅行期间除了执行主要任务之外，还有机会收集具有科学价值的资料时，我在出发前找了奥托·唐纳参议员并通过他与芬兰--乌戈尔学会和安特尔收藏品委员会取得联系。他们对我的旅行表现了极大的兴趣，并且嘱咐我收集考古学和民族学资料以及收藏手抄本或手抄本残本。他们还希望我关注居住在中国北方的鲜为人知的少数民族和部落。一路上，我尽可能按照这些指示行事，从而导致了我的原本计划扩大许多。(6)[芬兰]马达汉：《致读者》(1940年2月在芬兰军队司令部签字)，[芬兰]马达汉著，王家骥译，阿拉腾奥其尔校订：《马达汉西域考察日记(1906—1908)》，第11—12页。

只有将上面两段话记住，再来阅读这册75万字的日记体著作，才能明白马达汉每一天的事务安排和所作所为。同时也就明白了马达汉此行的性质，是将军事任务和亚洲地区考古学、民族学资料收集结合在一起的实地考察活动。尽管这个小型考察队进入人烟稀少、四处荒凉的地区，考察活动中免不了有些冒险的内容，但绝不属于地理大发现以来以探求自然界未知现象为目的的探险活动，这是很清楚的。

芬兰为俄国的邻国，俄国城市圣彼得堡距离芬兰只有不到三百千米的路程。出身于芬兰贵族家庭的马达汉，20岁时进入圣彼得堡尼古拉骑兵学校学习，之后在沙俄驻波兰的骑兵部队服役，在圣彼得堡近卫团任中尉，在王室马厩管理所养过马。1904年他自愿赴远东参加日俄战争，因表现出色而晋升为上校军衔。到1906年，俄军总参谋部看中了他，为他预支了两年的薪水，还有旅行以及购买装备的费用。后来他与保罗·佩里埃特考察队合不来时，就另起炉灶，建立了自己的考察队，从中亚塔什干出发，向东进入中国的新疆。

马达汉原名为卡尔·古斯塔夫·曼纳海姆，在他从叶尔羌返回喀什噶尔时，有了“马达汉”的中文名字。有研究者说：“他在喀什噶尔入境时，时任喀什噶尔道台的袁鸿祐根据其姓Mannerheim，为其取名马达汉，意为‘天马行空，直达霄汉’，另有一种说法是马姓者来到大汉的国度。在其后来的中国考察中一直使用这个名字。”(7)许建英：《马达汉新疆考察国际研讨会及野外考察述要》，《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第4期。作为当事人的马达汉对于这一点也很留意，他在1907年1月27日的日记里记到：“几天前道台还不明白什么是芬兰人，现在却给我送来一份写得很艺术化的名片，上面不仅仅写了‘芬兰人’，而且写明是‘俄国臣民，芬兰国男爵，马达汉’。我的Mannerheim这个名字写成中文的马达汉。这种准确性以及用中国文字把我的全名写下来，这绝不是喀什噶尔的哪个中国人所为。”(8)[芬兰]马达汉著，王家骥译，阿拉腾奥其尔校订：《马达汉西域考察日记(1906—1908)》，第99页。因此，1906—1908年他在中国考察期间的习称是马达汉，而在芬兰国内的习称和简称则是曼纳海姆。应该说，马达汉这个中文名字起得相当好，不仅意思好，而且好记也好写，马达汉本人也很满意。

马达汉从军时间早，接受训练严格，他自己也很好学。他这支考察队，有两名哥萨克随从，还有翻译和向导。2016年10月6日，他记到：“为了更有效地强迫我自己学习汉语，除了刘(翻译)外，我还雇了一个年纪较大的湖南人。”(9)[芬兰]马达汉著，王家骥译，阿拉腾奥其尔校订：《马达汉西域考察日记(1906—1908)》，第41页。待到走出新疆、走进甘肃境内的星星峡站，他记到：“山丘、山梁和高山在这里全然混杂在一起，我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练习说中国话了，以至于不能描述这些山的走向了。”(10)[芬兰]马达汉著，王家骥译，阿拉腾奥其尔校订：《马达汉西域考察日记(1906—1908)》，第337页。这都相当难得。

从有关材料所见，由于芬兰民众将马达汉视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产生的民族英雄，就不愿意承认早年他曾“为俄罗斯帝国主义服务”过。为此，芬兰国防学院的阿尔伯·雍杜宁博士曾撰文探讨了俄国地缘战略对他有过的直接影响，认为“马达汉本人承认亚洲旅行的主要目的是资料的收集和间谍行动，人种学研究仅仅是其真实企图的一种掩护”。而俄罗斯方面派遣马达汉前往中国新疆进行考察的背景，则是在英国势力对中亚地区展开控制、邻国中国对俄国的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产生威胁前所安排的一项预先的军事准备活动。(11)[芬兰]阿尔伯·雍杜宁：《俄国地缘战略对马达汉的影响》，马大正、厉声、许建英主编：《芬兰探险家马达汉新疆考察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86—91页。事实上，最基本的解释，就是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西方列强和日本对于中国的各种企图越来越大，俄国想方设法要获得中国东北的领土，还与英国在中亚和中国新疆地区展开了争夺，所以才有俄军总参谋部派遣马达汉进入中国北方内陆地区进行军事情报收集活动的秘密安排。(12)参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余绳武主编：《沙俄侵华史》第4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09—218页。

二、 马达汉考察队的装备和用途

已有研究者调查清楚，马达汉考察队是于1906 年8月24日从吉尔吉斯斯坦进入中国新疆，于8月30日到达新疆的喀什噶尔。此后的旅行线路为：喀什噶尔—英吉沙—叶尔羌—皮山—和阗—喀什噶尔—巴楚—柯坪—乌什—阿克苏—穆扎特—伊宁—惠远—巩乃斯—焉耆—托克逊—迪化—古城—吐鲁番—巴里坤—哈密，于1907年11月初离开新疆，进入甘肃省境内。(13)许建英：《马达汉新疆考察国际研讨会及野外考察述要》，《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第4期。参见《马达汉西域考察日记(1906—1908)》所附《马达汉西域考察路线图》，第603页背面。

按说，外出考察所携带的物品是关系到所做事情之成效的，理应给予相当的关注，但在马达汉《日记》里并没有给读者列出一个清单。这个小型的考察队携带有什么样的装备和物品，只能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来了解。

1906年7月30日，当时考察队在中亚的奥什城(Osh)，马达汉日记里记到：

在大白天里，我从好客的主人较狭窄的住所，搬到了所谓车队旅馆——农舍——背后的大花园里，那里的空地足够安置我的帐篷、毡布、马鞍、包装箱，马匹和我的行李。在这个荫凉的、有土墙围着的大花园里，我才能支起我的床和帐篷，并真正开始收拾我的行装。首先要做的事是把行李分类和装箱，分两个箱子一组，以便把它们捆在驮运的马背上。打包和捆装都是很费时费工的活。所有的物件都得编目、检测重量和平衡配置等等。路上用什么样的马来驮运，租马还是买马？这是个重要问题。(14)[芬兰]马达汉著，王家骥译，阿拉腾奥其尔校订：《马达汉西域考察日记(1906—1908)》，第12页。

紧接着，马达汉又记到，在集市上“买了6匹马，总共花了357卢布和50戈比，其中两匹给我和翻译当坐骑，其他4匹用来驮运物品”。在进入中国境内，考察队在走往喀什噶尔的路上，马达汉试图让坐骑凉快一下，策马沿着水渠行走：

突然，我的马冷不丁地企图跳到河的对岸，但没有成功，它翻倒在水渠里，我也跟着跌入水中。幸好我的摄像机没有打湿，但我的口袋里所有的文件都湿透了，水还渗透到我的指南针和手表表蒙玻璃里面。特别是我的笔记本发生了麻烦，我记录了重要内容的几页纸都脱胶了。(15)[芬兰]马达汉著，王家骥译，阿拉腾奥其尔校订：《马达汉西域考察日记(1906—1908)》，第14页。

此处所写应该是照相机，而不是摄像机，因为在法国、美国已经发明出来的摄像机当时还达不到普遍使用的程度。照相机连同笔记本是马达汉最重要的考察用品，他在新疆的波斯喀木(今泽普县)有过记录：“几天前，我的照相机出了毛病，使我在去和田的路上照不了像，白白耗费时间。糟糕的是，我的备用相机装在一只箱子里正在往北运的途中。”(16)[芬兰]马达汉著，王家骥译，阿拉腾奥其尔校订：《马达汉西域考察日记(1906—1908)》，第63页。可见在长时间的旅行中，马达汉已有备用物品方面的考虑和准备。

军官马达汉最不可缺少的物品是枪支。1906年7月20日这一天，是他到达塔什干的第二天，他随后记到：“第二天早晨，我在参谋部仔细阅读了一些特殊的文件。12点钟，苏波梯奇总督接见我……”这一天日记的最后一段文字是：“经过长时间的谈话和讨价还价之后，我现在已经有了1普特猎枪弹药可供打猎和炸鱼之用，还有7支本尔达步枪(俄国士兵用的旧式步枪)和2 000发子弹。关于俄国国家杜马解散的消息促使我赶紧启程并以最大的热情购买最后一批货物。”(17)[芬兰]马达汉著，王家骥译，阿拉腾奥其尔校订：《马达汉西域考察日记(1906—1908)》，第4页。译者注：普特为俄国计量单位，1普特相当于16.38千克。不过，马达汉最喜欢使用的是毛瑟枪，一般是由随从拉希缅诺夫帮他拿着，一旦需要，就接过来射击目标。

马达汉有着强烈的打猎兴趣，在不同的地方打过猎，打中的动物有马鹿、野山羊、野鸭、野猪、盘羊、羚羊、斑鸠、苍鹰等。1907年6月28日，他写到：“……努木嘎负责把我自深秋以来猎获的所有动物头颅带到固尔扎，然后由俄国领事通过纳德加公司送到赫尔辛基。”(18)[芬兰]马达汉著，王家骥译，阿拉腾奥其尔校订：《马达汉西域考察日记(1906—1908)》，第235页。此时他在新疆巴布克鲁克草原上的一个营地里。固尔扎就是伊宁，这是边境贸易的大市场。这条日记的内容是重要的，应该是对应前引《致读者》里所说——临行前与芬兰--乌戈尔学会和安特尔收藏品委员会建立了联系，将沿途获得的动物头颅作为标本运回芬兰。据译者注，这家芬兰--乌戈尔学会和安特尔收藏品委员会乃芬兰国家博物馆的前身，而只取动物的头颅做标本，则是因为动物的骨骼太大了，按照当时的条件是难以完整运回去的。

为了绘制出具有军事价值的地图，马达汉给考察队配备了测高仪。1907年2月16日早晨从喀克尔山谷宿营地起来，马达汉说：“最恼人的事是，我非得沿着昨天的足迹，走半个小时的路，回到原来的地方，完成中断了的测绘工作。我让驮队先走，但把驮运仪器的马留下，以备今天在预定穿越的山口进行测高工作……我们一一穿过两个山口，第三个山口还要高，是真正的别勒吐排达坂(Belnyng Tupesedavan)。根据空盒气压表(测高仪)测定，它的绝对高度是2 850—3 000米。”(19)[芬兰]马达汉著，王家骥译，阿拉腾奥其尔校订：《马达汉西域考察日记(1906—1908)》，第120页。参考图94“马队在穿越别勒吐排山口”。5月21日在奥努苏营地这一天的活动中，马达汉记到：“在刚才起风暴时带来的一阵剧烈的冰雹中，我们冒着生命危险爬上了另一个山峰。气压测高仪显示海拔3 570米高。”(20)[芬兰]马达汉著，王家骥译，阿拉腾奥其尔校订：《马达汉西域考察日记(1906—1908)》，第199页。次日，由于打猎的需要，他们爬得更高了，马达汉说：“根据测高仪显示，我们所在的地方海拔4 100米高。但我的小测高仪两天来表现得不太正常，微小的误差是可能的。”(21)[芬兰]马达汉著，王家骥译，阿拉腾奥其尔校订：《马达汉西域考察日记(1906—1908)》，第200页。将这些测量高度标示在地图上，地图的使用价值就会大为增加。

考察队携带的温度计(表)在途中用于测量气温。如1906年8月17日，马达汉记到：“我们走了一天的上坡路，爬了500多米的高度，到了塔尔迪克山口的山脚下，在一个叫科克布拉(蓝泉)的地方，地面高度达海拔2 849米。傍晚七点钟，温度表显示的气温零上摄氏7.5度，日落时感觉非常凉。”次日所记后半夜里“气温下降到零上4.6度”(22)[芬兰]马达汉著，王家骥译，阿拉腾奥其尔校订：《马达汉西域考察日记(1906—1908)》，第22页。。1906年11月26日有所记：“今天我们过了第一个寒夜。早晨六点半的时候，温度计显示摄氏-8.8度。住在简陋的房子里，感到相当寒冷。”(23)[芬兰]马达汉著，王家骥译，阿拉腾奥其尔校订：《马达汉西域考察日记(1906—1908)》，第69页。这一地点是章固雅，即藏桂。1907年11月2日记的是：“清晨五点多钟，我们出发了。温度表指示零下8度，但天气晴朗，没有一点儿风。”(24)[芬兰]马达汉著，王家骥译，阿拉腾奥其尔校订：《马达汉西域考察日记(1906—1908)》，第335页。这些都是仪器测出的结果，不仅可以供队员们了解气温实际情况，随时添减衣物，保证身体健康，而且还是一份百年前的新疆考察沿线气温记录资料，有其特殊价值。

考察队还带有不少西方社会的生活用品和装饰性物品，按马达汉的意图，一是可以作为赠品或回礼，二是可以用来交换自己需要的东西。在受到他人帮助的场合，马达汉素有回礼致谢的习惯，有时他手头的物品少了，自己也很为难。如在卡尔嘎列克，考察队接受了地方官准备好的干柴、草料、大麦和活羊，包括休息用的房间，马达汉写到：“很遗憾，我没有合适的礼品回送。我不可能给他戒指、假宝石胸针、不能走的钟表、赌盒、《古兰经》什么的，除此之外，我再没有什么东西了。”(25)[芬兰]马达汉著，王家骥译，阿拉腾奥其尔校订：《马达汉西域考察日记(1906—1908)》，第65页。这中间有一个区别，即沿途城镇官员主动送上来的物品，因为是上行下效，他就不愿意回赠了，若是他请求别人后得到了馈赠，他就要设法回送物品。在与别人换取物品的场合，也有不能如愿的时候。如他在克孜勒时想换一匹阿富汗马留给自己使用，结果没有换成，这一天他在日记里气恼地写到：“给什么都不管用，音乐盒、玻璃首饰、镜子，甚至《古兰经》都不行。阿富汗人的榆木脑袋没人能改变。”(26)[芬兰]马达汉著，王家骥译，阿拉腾奥其尔校订：《马达汉西域考察日记(1906—1908)》，第46页。这就是马达汉所遇到的交换不顺利的例子。

在马达汉七八人的考察队里，翻译、厨师和随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职责，相互配合也很重要。当他在中亚的撒马尔罕做准备时，“得到了两个乌拉尔哥萨克士兵作为随从，他们是遵照沙皇昭示派给我用的”(27)[芬兰]马达汉著，王家骥译，阿拉腾奥其尔校订：《马达汉西域考察日记(1906—1908)》，第6页。。具体是从距城约五俄里的哥萨克团兵营里选拔出来的，他们的表示是“我们已经准备好跟着去，即使路上不是两年，而是三年、四年，也在所不惜”(28)[芬兰]马达汉著，王家骥译，阿拉腾奥其尔校订：《马达汉西域考察日记(1906—1908)》，第7页。。翻译人员也是不可缺少的，他需要懂俄语和汉语的人，在路上帮助自己。厨师的作用也相当大，这一点在马达汉的日记中也常被提及。据英国人台克满的经验，“……在中国内陆地区旅行，保持健康的原则之一就是尽量不要食用各种罐装食品，而应以外国方式烹饪当地食材作为主食。罐装食品只会增加旅行者的行李负担，也毫无必要，而用当地食材和当地烹饪方式做成的饭菜对于大多数外国人来说都不合胃口，同时也不大干净”(29)[英]台克满(Eric Teichmen)著，史红帅译：《领事官在中国西北的旅行》，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3页。，所以才需要带上自己的厨师。至于车夫、向导等人力，则是在旅途中根据实际情况边走边换。

三、 马达汉考察队的活动细节

身负重任的军官马达汉，根据沿途观察所得，不停地绘制道路图、城市图，属于此行必不可少的功课。为此，他事先做好的准备有：携带着俄军总参谋部提供的地图，以及来自斯文·赫定的地图。实地所见，遇到与地图不一样的地方，他会在地图上标出其异同，在日记中写明其原委。

如1906年8月11日所写日记：“从奥什出来的道路走向东北，而不是东南，这跟总参谋部的地图标得不同。”(30)[芬兰]马达汉著，王家骥译，阿拉腾奥其尔校订：《马达汉西域考察日记(1906—1908)》，第15页。8月16日所记：“听说一些战死的卡尔梅克人被埋葬在这里，但已看不清坟墓的痕迹。道路和河流拐向南方。可以看到对面河岸上有一座涂成白色的建筑物和篱笆，这座建筑物在俄国总参谋部的10俄里地图上错误地标为苏非--库尔干，实际上苏非--库尔干可能是在南面4俄里一条通向特里克达坂山口的道路上。”(31)[芬兰]马达汉著，王家骥译，阿拉腾奥其尔校订：《马达汉西域考察日记(1906—1908)》，第20页。1907年3月30日所记：“一天的行程只不过约5炮台的路。地图上的路程要短得多，因为我从线路中去掉了上坡下坡所需要的总共一小时的路程。”(32)[芬兰]马达汉著，王家骥译，阿拉腾奥其尔校订：《马达汉西域考察日记(1906—1908)》，第156页。7月16日所记：“我们沿着同一条山沟走，沟底铺了一层细砂。道路两边的山不高(我们没有看到高大的山脉，尽管在40俄里地图上标有高山)。”(33)[芬兰]马达汉著，王家骥译，阿拉腾奥其尔校订：《马达汉西域考察日记(1906—1908)》，第248页。马达汉的功课做到据实修改总参谋部地图内容这一步，意味着在实际应用中会发挥纠正失误、有利于军事指挥的作用。

在离开阿克苏的一个营地——塔木尕塔什(Tamgatash)，即1907年3月31日那天，马达汉记有自己的工作状态：

今天出现了奇迹，我的随行人员清晨5:00就起床了，我们的马队6:30准时启程。从卡茵里克到塔木尕的路程应该是12炮台，这是相当长的一段路，我还得测绘道路图，如果道路转弯很多，那就更花时间了。现在，由于工作已经完成，我总的计算了一下，这段路程不会多于25—26俄里，换句话说，约6炮台里程……我已经多次证实，炮台与炮台之间的距离不都是同样长的。(34)[芬兰]马达汉著，王家骥译，阿拉腾奥其尔校订：《马达汉西域考察日记(1906—1908)》，第156—157页。

这仍然属于纠正地图在道路里程上标示失误的例子。再就是1907年7月2日这一天，在古尔提斯穆阿姆纳西比尔营地(Gultisim amna shevyr)，马达汉忙碌了一整天后，记录了当天的考察印象：

早晨，我们一大早就离开了不太舒服的营地。走了一段路之后，我们到了一块比我们的营地高的地段，从这里开始走下坡路了，但刚开始时并没有感觉。右边的山丘，昨天是比较矮的，现在随着我们下坡，却越来越高，使这个地方成了有特殊形状的山口。在一座名叫楚林可得仁乌拉的山(石头山)与北边名叫克特冷卡拉因迪尔乌拉的山之间，形成了一条山沟，卡普查乌苏河就是起源于这条山沟的。在山沟的口上可以看到南偏西南方向的卡克林达坂和西南方向的哈尔嘎特达坂。道路弯弯曲曲地拐了很多弯。在淙淙流动的河水边长着一排矮矮的灌木丛，这是我们离开昌玛河后第一次见到灌木丛。我们脚下的路不断地越过一个石子河岸到另一个河岸。……这里河的宽度有5庹半，石子河底，水深0.5米，水量充沛。所有开阔的土地上都可以看到卡尔梅克人在这里过冬的痕迹——圈牛羊的石头围栏，大量的干粪等。很难理解，他们的牛羊靠什么过冬，即使吃得很少，也很困难。石子缝隙里长出的草毕竟少得很。

今天少走了大约28俄里的路程，但这段行程依然十分劳累，真叫做人困马乏。我测绘地图的工作进行了整整十一个半小时。(35)[芬兰]马达汉著，王家骥译，阿拉腾奥其尔校订：《马达汉西域考察日记(1906—1908)》，第239页。

因为有测绘地图的工作需要，马达汉对于地形的观察就比一般人细致得多，遗憾的是，在这一长段日记里，并没有配上插图。这些描述当天所走路线、所经过地区状况的文字，看似属于很基本的地形条件，如果换上一个角度，也就是提供给军队指挥部的军官和参谋的话，那么就立即显示出军事地形上的价值。因为这里面包含了军队尤其是马队的行军路况(沿途植被、河流和有过居民点的记述)、地面条件、河床条件等内容，军官和参谋们可以据此作出部队的行军、休整或作战部署。

2016年10月9日，考察队来到了英吉沙尔(Jangi Hisser)，即今日英吉沙县。马达汉拿出时间和精力，对这座城池进行了周详的考察：

城市是四方形的，只是有些地方在30年前构筑周围城墙时利用了旧的城防工事，以致破坏了有规则的线条。城墙的高度跟喀什噶尔的城墙一样，在英吉沙尔看到的城墙外观上也完全一模一样。城墙是这样设计的……壕沟的外缘，围了一道很低的土墙。城墙上面的胸墙有射击孔，自上而下封锁了壕沟的外缘，形成一个死亡的区域。所有的城楼，外加东南方向的敌楼都是用砖砌成的，而西北方向的敌楼胸墙及整个城墙和胸墙却都是用土坯垒成的。(36)[芬兰]马达汉著，王家骥译，阿拉腾奥其尔校订：《马达汉西域考察日记(1906—1908)》，第44—45页。参考图40“英吉沙尔绿洲的城堡城墙中段及其外沿的壕沟”。

进入英吉沙尔城之前的道路、沿途河流、沙荒平原、绿洲和树林、村庄、耕地等内容，均一一加以描述。入城以后又观看了骑兵中队的兵营、商队旅店和歇息于其中的各地商人，包括阿富汗商队，马达汉称赞他们马队的马匹非常漂亮，马腿又细又长。

1907年2月8日，考察队到达马拉尔巴什(今巴楚县)，拍下了人们今日已不可见的老城墙。马达汉对此描述道：

马拉尔巴什(巴楚)实际上是一个小型的中国城堡，是为保卫喀什噶尔与叶尔羌之间的交通枢纽而建的……城堡前的壕沟未加维护，城墙看上去也很破败。城堡是一座四方形的建筑，边长约190庹，东、南、西城门都有外延的保护性城楼(瓮城)。四角是外凸的圆形建筑，上面盖有土角楼。壕沟外没有缓冲的空地。城墙是用砖砌的，约三庹半高，城墙顶上有垛口和带射击孔的雉堞。城墙里面，北半城的中心区是衙门，其三面有围墙。这些围墙连着北城门，不是为防御而建的。在城堡的西北部，有一个步兵营盘。兵营也有两堵围墙，连着西面和北面的城墙，这些围墙也不是为防御而建的。一条集市街自东城门往西，没有通到西城门边，街边有几间房子。这条街的两旁，尤其是南城墙那边有许多没有建筑物的空地。西南角是用土墙围着的官府建筑物。它的旁边是粮仓，里面有一个蓄水池。在衙门对面，集市建筑物后面(北面)，有一座围墙围着的庙宇。——马拉巴什地区设6名伯克，其中一名管多浪族人，另一名管市场，还有一名维吾尔人头领。据说多浪族只有700户，而近几年迁入的维吾尔族人约有8 000户。(37)[芬兰]马达汉著，王家骥译，阿拉腾奥其尔校订：《马达汉西域考察日记(1906—1908)》，第109—110页。参考图87“从东南角角楼看马拉尔巴什城堡”。

马达汉观察细致，言之有物，描述简洁清晰，符合军事地形资料的记录要求，反映出记录者的军事素养确实优秀。

7月24日，马达汉一行来到乌鲁木齐，一直住到8月26日才离开。8月12日，应该是在登高望远之后，马达汉在日记里写到：

乌鲁木齐位于一条小河的右边河岸上，四周有群山怀抱，景色十分优美。城东的山脉看起来格外壮丽，巍巍高山首尾相贯，连绵不绝，向东北延伸的博格达山三座白色雪峰衬映在群山之巅。城南的山也很高，从这些高山向北延伸下来的长长的山嘴与河的左岸并行，并在西面阻隔了城市。……在竖有旗杆的山丘西面，看到地面上部分乌鲁木齐城市的废墟，这部分城市是在回民“暴动”时期被烧毁的。还可以清楚地看到的城墙把一大片区域围在里面。除了涨水期外，别的时候河里的水不多。这条河经常分成几条支流在石子河床里流淌，有的地方宽达半俄里。城市本身约3俄里长，最宽处有1俄里。城北是中国城堡，其不太规则的6面城墙围住了约4俄里见方的区域。城市的其他部分都在南面，其城墙围绕着城堡的西南角。到目前为止，城南的林荫街道和人行道以及整洁的房屋，与别的郊区部分形成了一个多么鲜明的对比。(38)[芬兰]马达汉著，王家骥译，阿拉腾奥其尔校订：《马达汉西域考察日记(1906—1908)》，第266页。

在《日记》第259页插有图192“乌鲁木齐城市方位图”，马达汉还特意写下了一段对于该图的文字说明，即：“乌鲁木齐城墙带雉堞胸墙，用未烧结土坯垒成。城墙外面没有防御区。壕沟已经塌陷。用未烧结的土砖建造的外凸城墙2.5—3庹宽，1—1.5庹进深。角楼稍微深一些。门楼使用烧结的砖块砌起来的，相当结实。厚实的镶了铁框的木头大门。在每座角楼的木架后面都隐藏着火炮。大门上方是一座有多层屋顶的城楼。”这是走进城墙并辅之以测量，所给出的便于战斗时参考的特别说明。

考察队每次从甲地到乙地，马达汉就会做出沿途道路、山川、商队、行旅、村庄、人口、作物、天气状况的观察和描述，数据方面的资料应该是沿途打听或从官员那里获得后加以补充的。对于城市内外重要设施和居民情况的记述，一直都是马达汉日记记录的重点。

结论：马达汉考察日记具有特别的历史地理价值

《马达汉西域考察日记(1906—1908)》这部著作内容的记述，结束于1908年7月20日到达张家口这天。同日第602页下方插入的一幅“在俄国驻北京公使馆院子里”的九人合影照片(大多数着制服)，告知读者马达汉考察队已经完成了任务。

马达汉最终呈交给俄军总参谋部的材料，据阿拉腾奥其尔的研究(39)阿拉腾奥其尔：《马达汉〈军事考察报告〉述评》，马大正、厉声、许建英主编：《芬兰探险家马达汉新疆考察研究》，第95—110页；并参阅许建英：《马达汉新疆考察国际研讨会及野外考察述要》，《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第4期。经阿拉腾奥其尔先生的不懈努力和翻译工作，这份《马达汉穿越新疆至北京的军事考察报告(1906—1908)》已经收入《马达汉中国西部考察调研报告合集》(第1—164页)。，全称为《上校马达汉男爵奉旨于1906—1908年穿越中国突厥斯坦和中国北方诸省至北京之旅的初步考察报告》(简称《军事考察报告》)，并附有数十幅自己绘制的或收集的从新疆到内地重要道路、河川和城市方位图以及有关各省的政治、经济、军事、地理、历史和民族的统计资料。1909年，这份报告刊登在俄军总参谋部的内部刊物《亚洲地理、地形和统计资料集》第81辑之中，长达173页。报告开头，马达汉就写到自己此行的第一个目的是，“一路收集情报和军事统计资料，特别是长城外各省的情报和军事统计资料”，第六也是最后一个目的是“勘察通往喀什噶尔，乃至通往兰州和北京的道路，尤其要查明我国骑兵部队及由三个兵种组成的独立部队进军兰州的条件”，后面则是务尽其详的各方面情报内容的汇总。这份报告予人的另一个印象，是马达汉本人还很有政治头脑。

依据上述《马达汉西域考察日记(1906—1908)》《马达汉穿越新疆至北京的军事考察报告(1906—1908)》这两种材料，我们可以做出如下的分析结论。

第一，马达汉考察队在中国新疆的活动属于军事侦察性质。马达汉作为一名在俄国军队服役的军官，接受俄军总参谋部的任务，前往中国北方做为期两年的军事侦察活动，这是其考察队最基本的活动性质，故而不能因为其行程中有历险的内容，就把它看作是单纯的探险活动。马达汉从芬兰--乌戈尔学会和安特尔收藏品委员会接受来的收集亚洲地区考古学民族学资料的事项，也不能改变其军事侦察活动的性质，他采取各种办法获得和运回芬兰的富有历史、自然和民族文化价值的物品，也是属于外国列强派出人员利用强权政治的掩护在中国新疆实施的攫取有价值物品的行为。

通过对马达汉个人事迹、考察队装备和用途、考察队具体活动细节的叙述和审视，我们认识到马达汉的个人考察能力是超强的，他头脑清楚，做事目的性强，除了负责考察队的行程安排外，拍摄照片、测绘地图、记录考察所得三件要事，都是他一个人做下来的，论其能力和责任心，可说是俄军总参谋部需要的考察人员的不二人选。由于他的努力坚持，考察队在新疆等地方均取得了颇有价值的考察结果。

第二，马达汉考察日记为一部具有军事情报价值的日记体著作。作为一种按照日记体方式记录的考察性著作，里面包含了大量着眼于军事地理及地形情报资料，经过一番整理，形成呈送给俄军总参谋部的《马达汉穿越新疆至北京的军事考察报告(1906—1908)》，据此，只能认定这部日记为一部具有军事情报价值的日记体著作。

从内容上查看，马达汉考察日记就有一种兵要地志的风格。所谓兵要地志，就是指在特定场合，基于军事需要方面的考虑，安排有关人员对有关地区的军事、政治、经济、地形、交通、气象、水文等现实和历史情况，进行调查而编制的专门资料。据称，俄罗斯历史上的地形图，素有测绘精密、地形符号复杂的特点，主要表现就是分类细、数量多。即便是到了航空像片问世的时代，对于上面居民点、道路、水系、土壤、植被等地物，沙漠、戈壁、平原、丘陵、山地、岛屿等地貌，仍然是军事人员十分重视的判别内容。

就我们已知的马达汉新疆之旅来说，因为接受俄军总参谋部的任务在前，呈送整套军事考察报告在后，马达汉本人又是有过上校军衔的职业军人，尽管他的兴趣多样，兼顾了人类学的其他调查事项，但都是把军事任务放在首位，并贯穿于整个考察过程之中。尤其是马达汉本人在按照俄军总参谋部的指令行事过程中，为达到完成军事情报的要求，购买和使用了多种仪器设备，沿途使用，故而写入了不仅极为丰富、而且相当确切的军事地形学内容，并因而成为这部日记体著作最显明的著述特色。

第三，百年后这部日记体著作的军事情报时效性已大为降低，其已成为颇具参考价值的历史地理资料。在2006年召开的“马达汉新疆考察国际学术讨论会”上，阿拉腾奥其尔细致研究马达汉的《军事考察报告》后，认为“1908年，马达汉完成历时两年多的考察任务回到了俄国。这时，俄国罗曼诺夫王朝已经走向衰败，俄国国内社会动荡不断，革命运动此起彼伏。至1917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彻底结束了腐朽的俄国罗曼诺夫王朝的统治，沙俄侵略中国的梦想也就此破灭。马达汉的这份军事考察报告也就失去了它的意义，成了故纸堆，这是中国的万幸”(40)阿拉腾奥其尔：《马达汉〈军事考察报告〉述评》，马大正、厉声、许建英主编：《芬兰探险家马达汉新疆考察研究》，第95—110页。。在同一个会场上，芬兰国防大学的珀提·殷克宁教官也认为：“马达汉上校收集的全部信息过去极具价值，现在仍然具有很高的价值。如果俄中两国在马达汉回国以后不久爆发战争的话，报告的军事价值可能非常高。俄罗斯国内以及世界政治局势历史进程的急剧变化，很快就使得所有的战略计划成为明日黄花”(41)[芬兰]珀提·殷克宁：《从军事情报角度看马达汉上校的亚洲之行》，马大正、厉声、许建英主编：《芬兰探险家马达汉新疆考察研究》，第111—117页。。就当时的情形而言，马达汉的《军事考察报告》的确没有见之于战争中的使用，但不排除其在军事地形学教程等方面为当时的军事人员参考过。

时至今日，相对于这份《军事考察报告》的基础性资料—— 《马达汉西域考察日记(1906—1908)》来说，的确具有不一定体现在军事方面的更大的价值，那就是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和参考价值。众所周知，俄国地理学的大本营是俄国地理学会(42)前苏联景观学家Л.C.贝尔格曾说：“苏联地理学会(旧称俄国地理学会)是世界上最老的地理学会之一，1845年8月6日在海军上将Ф.П.李特契的倡议下成立于彼得堡。在俄国地理学会的建立过程中起领导作用的是科学院和海军部。”参见[苏联]Л.C.贝尔格：《苏联地理学会》，《地理学报》1959年第3期。，从一开始，不少军队将领都参加过地理学会的工作，他们最关心的领域毫无疑问就是军事地理学，这不仅仅是过去俄国的特点。马达汉所处的时代还是火器发展史的初级阶段，那时军事地理学最为基础的部分仍然是军事地形学，因为任何一次地面上的行军打仗，都需要正确运用军事地形学知识，以保证己方在战斗过程中获得主动地位。

历史地理学经过近现代不同时期的发展，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苏联历史地理学对中国发生过的影响，也就是将历史自然地理(或者历史时期的景观史)、历史人口地理(有过人口历史地理的表述)、历史经济地理、历史政治地理和历史地图学这些认识范畴译介传入了中国(43)[苏联]И.В.萨莫伊洛夫：《苏联地理学的发展过程》，《地理学报》1958年第1期。，至今的中国历史地理学界，已经有了扩展到历史气候学、历史地貌学、历史军事地理、历史民族地理、历史宗教地理等较多分支学科的研究状况。历史地理学的推进和发展，需要大量阅读和利用不时翻译问世的新著，使之成为各种研究题目尤其是问题研究的资料源，以促进历史地理学的不断发展，马达汉的西域考察日记所记人物清楚，日期明确，包含的内容多种多样，也就成为具有特别的历史地理价值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