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 冲

关于石峁古城的建筑年代问题，少数考古研究者依据发掘所获已有初步的判定，即认为石峁古城建造及存续于公元前2300—前2000年间，相当于新石器时代中期偏晚至夏代早期。但是，笔者认为这个年代判定结论存在巨大误差，不可凭信。其关键点在于少数考古研究者以地下出土的遗物及地层关系为依据推断地表之上石块砌筑的石峁古城，其逻辑关系不能成立。石峁村附近地表以下出土的新石器文化遗物及地层没有疑问，如其所论；但地表上的石峁古城遗址之建筑年代则应另当别论，不能混为一谈。厘清问题的前提是：石峁新石器文化遗址、石峁古城是两个实体概念，应分开探讨。①石峁古城是建筑在数千年前废弃的新石器文化遗址上的后代城镇。唯有如此，才能澄清其年代问题的本源。石峁古城究竟建造于何时？本文愿再作探讨，发表拙见，供学界同志参考。

一、石峁古城建筑年代的既存成说

在考古研究者公布关于石峁古城建筑于公元前2300—前2000年间、相当于新石器时代中期偏晚至夏代早期的判定结论后，考古学界、历史学界的一些同志以此为基础对石峁古城的具体建造时间及其属性提出各自的见解，丰富着大家对石峁古城年代的认识。大体形成四种说法，在此略述如下。

（一）石峁古城乃黄帝部落居邑说

沈长云认为：“这座古城不是别的，正是传说中黄帝部族所居住的居邑。”其依据包括“黄帝在历史上活动的时间不算太早，他与其他几位古帝实际上都应是同时代的人物，就是说都大致生活在夏代稍前的时候。……史载黄帝与蚩尤曾发生过战争，它书记载蚩尤在少昊之后，少昊又大致与颛顼同时，是黄帝所在的时间不一定早得过颛顼。如此来看待考古学者所发现的石峁古城，就可以看出它的年代与黄帝活动的时间大体相当了”［1］②。但是，此说遭到陈民镇的批评与否定。陈民镇指出：沈长云的论证是将新石器时代的考古遗存与古史传说轻易挂钩，这种做法“是危险的”。他认为黄帝的年代距今约5000年，沈长云有关石峁古城为黄帝部族居邑之说是错误的［2］。其批评有一定道理，但未脱离少数考古研究者判定的时段范围。

（二）石峁古城乃黄帝都城昆仑说

王红旗《神木石峁古城遗址当即黄帝都城昆仑》一文认为，石峁古城遗址很可能就是“黄帝都城昆仑”。他表示：“笔者相信2011—2012年考古发现的神木石峁先夏时期古城遗址（与古埃及人建造金字塔处于同一时期，属于中国先夏史研究范畴），很可能就是黄帝都城昆仑。”［3］但是，他忽略了少数考古研究者判断石峁古城年代是新石器时代中期偏晚至夏代早期的观点，主张是“先夏时期古城遗址”。其说纯属主观臆测。

与王红旗近似的观点见于李宗俊的《〈汉书·地理志〉所记先秦地理与石峁城为上古帝都之解读》，作者认为：“《汉书·地理志》等史书互相印证，反映出秦汉上郡曾为黄帝部族活动的中心地，以及黄帝部族后来向南迁徙的历史事实；石峁城作为目前所见中国史前时期最大的城址，以及其与上古史之紧密联系和巧合，称其为上古帝都应该是名副其实。”［4］不过，汉代上郡的所谓与黄帝关联的地名或遗迹，应是西汉中期内地人口大规模迁至该地后附会而成的，其是否可信还应审慎考虑。

（三）石峁古城乃西夏都邑说

张怀通在题为《谁的石峁：石峁古城系上古西夏都邑》的文章中表达出这种见解。作者首先否定石峁古城乃黄帝部族居邑说：“石峁古城并非黄帝部族居邑。众所周知，黄帝是我国上古历史上出现最早的帝王，居于传说中的五帝之首，距今大约5000年，这在《竹书纪年》《史记·五帝本纪》等文献中有明确记载。如果指认石峁古城是黄帝部族的居邑，就不得不将黄帝的时代向下拉将近1000年，并且要推翻整个五帝古史系统。”接着，作者提出新见解：“基于《逸周书·史记》的记载，笔者认为，石峁古城是上古西夏的都邑。”［5］但是，正如作者所自称“由于史料极度匮乏，这一看法难免带有推测成分”。显然，此说并无史料支撑。

（四）石峁古城乃新石器时代工业城市说

在各种关于石峁古城建造年代与属性的表述中，存在所谓“最早的工业城市”之说。一位网名“ertert”的网民以《世界上最早的工业城市——石峁古城》为题在网上发文，认为：“石峁古城是一座4000年前的大型手工业城市，它的主要工业就是玉石加工，里面绝大部分居民都是玉石工人。……结论：世界上最早的工业城市在中国的石峁古城！”［6］同样，此说也无可靠的论据支撑，而且将地下的新石器文化遗址与地上的石砌城圈混为一谈。

前述关于石峁古城建造年代与属性的四种见解都是基于少数考古研究者的初步判断——石峁古城存续年代自新石器时代中期略晚至夏朝早期。但是，这个年代判断存在明显的缺陷和不足。因此，上述诸说都成为空中楼阁，落不到实处。

二、所谓“新石器中期略晚至夏代早期”说的缺陷与误判

少数考古研究者关于石峁古城建造与存续年代的判断——新石器时代中期偏晚至夏代早期之说，至少存在三方面的缺陷与误判。

（一）“新石器时代中期偏晚至夏代早期之说”不符合城建工程技术逐步发展的常规

从历史发展维度观察，城建工程技术的进步存在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

首先，“墙台（马面）”的出现应在两汉之后。汉代长城地带的郡城、县城、障城皆无马面，就充分证明此点。更不用说远距汉代两千年的新石器时代中期偏晚至夏代早期，会有墙台（马面）存在？至东晋十六国时期，赫连夏的统万城出现马面，就是一个铁证③。石峁古城的墙台（马面）砌筑得四棱规整，表明其建造技术之高超，但这种高超的砌筑技术是古人在长期建筑实践积累的结果。显然，这并非4000年前先民拥有的砌筑技术，只能是后来兴起的工程技术。

其次，基于同样道理，石峁古城使用草拌泥作为黏着材料，也表明其建造年代更晚。早期的垒石筑城是用天然石块干砌。其后，人们在长期建筑实践中摸索出以稠泥、草拌泥作为砌筑石墙的黏着材料。草拌泥黏着材料的使用，也存在一个缓慢的摸索与认识过程。石峁古城墙体石块间用草拌泥为黏着材料，只能昭示着其城建造时代更晚，绝非新石器时代中期至夏代早期的时间段。

再次，石峁古城的城墙插垫玉器片的现象，说明后世砌筑城墙的劳动者并不认识古代玉器片及其价值，而将之视为普通薄石片而作为固定城墙大石块的辅助材料之事实。这显然是因为数千年后的筑城者对玉器片不感兴趣，不认为多么珍贵，所以用它插垫墙体石块缝隙④。这并非考古者所谓“安全”的精神寄托。

第四，石峁古城的石砌城墙壁画残片的发现，愈加表明它存在时段远远晚于夏代初期或者夏代，当在汉代之后。其原因就在于绘画颜料的改进、绘画技术的进步，都离不开一代代画者的传承、积累与创新。石峁古城石墙外壁的绘画残块，显然可以成为判断石峁古城的依据，可惜未做测年实验。少数考古研究者只是对绘画材料与工序做了初步研究，其结论是：“石峁壁画的绘制过程是先以阴刻起稿线进行整体规划，再以各种不同颜料绘制图案。目前，关于壁画绘制技法的研究也多集中在汉代及其以后的壁画上。西安理工大学出土的汉代墓葬壁画就有先以墨线起稿，再填充红、灰、黑、青等颜色的做法，至隋唐时期更为普遍。……对石峁壁画的观察表明，其绘制技法及工序也与汉代以后壁画颇为类似。这一点似乎暗示着这种先起稿再绘制图案的做法在二里头时期已得到应用，后期壁画不过是继续沿用而已。”［7］这显然是少数考古研究者先入为主的不当判断。

恰恰相反，他们关于绘画技法的研究表明：石峁古城墙体壁画的绘制年代当在汉代之后，属于汉代至唐代绘画史的中间环节，即“对石峁壁画的观察表明，其绘制技法及工序也与汉代以后壁画颇为类似”。至于他们所谓“这种先起稿再绘制图案的做法在二里头时期已得到应用，后期壁画不过是继续沿用而已”之说，意在应和其“新石器时代中期偏晚至夏代早期”的预判结论而已。

（二）少数考古研究者用地下出土遗物年代推断地上石峁古城存续年代明显不当

少数考古研究者认为：“结合地层关系及出土遗物，初步认定石峁城址最早（皇城台）当修建于龙山中期或略晚，兴盛于龙山晚期，夏时期毁弃，属于我国北方地区一个超大型中心聚落。”其依据有三。第一，“依据调查成果，初步判断石墙与遗址主体遗存的年代一致，石峁遗址属龙山晚期至夏代早期之间的一个超大型中心聚落”。第二，“除外城东门的发掘外，本年度还试掘了内城的几处地点：圆圪旦、后阳湾、呼家洼、对面梁和夜蝙蝠塔，出土了一些龙山中期至夏时期的典型陶器”，所谓“外城”指东城、“内城”指西城。第三，“东门址上、下两层出土的遗物分别属于内蒙古中南部、陕北及晋西北地区常见的龙山晚期和夏时期遗存。因此，石峁东门址乃至石峁石城的年代当在龙山晚期至夏代早期阶段”。［8］

少数考古研究者用地下出土遗物经横向比较而得出石峁古城的存续时段，显然欠妥。地下出土的遗物可以证明石峁遗址属于新石器时代，笔者没有异议。但是，地下出土的遗物不能证明地上的古城建造年代，因为这是两码事。所谓“根据清理出年代特征明显的陶器和玉器，并结合地层关系，专家初步认定石峁遗址形成时代为龙山晚期至夏代早期”［9］，其结论无法证实石峁古城的建造年代。

任何一座古代城堡的年代鉴定，需要可靠的文献与文物证据。其一是找到直接纪年的文物，其二是墙体夹杂的前代遗物，其三是历史文献的直接记载。石峁古城墙体内夹杂的玉器片，正好表明其建筑年代应在那些玉器制造与使用时代（即龙山中期偏晚至夏代早期）之后时段。

（三）少数考古研究者未及时提供石峁古城碳十四年代测定数据

为弄清石峁古城的碳十四同位素测年数据在何处发表，笔者经数年多方查询（包括学院同行、省考古院专业人员和西北研究院的相关同志），仍无着落。这就存在两种可能：其一是起初并未就石峁古城进行碳十四测年，无从公布；其二是做过碳十四测年，但测年数据与少数研究者的时代判断存在误差，不便公布。

直到2016年，才见到公布的测年数据，即“门道处北墩台石砌护墙内嵌入的圆木及房址2012F6 白灰面的碳十四年代分别为公元前2200～前2040年（实验室编号BA121536）和公元前1940～前1780年（实验室编号BA121534），代表了东门址的修建年代和修葺年代”［10］。作者注明其测年数据来自北京大学吴小红教授。至2016年8月16日—19日，陕西省考古院在陕西神木县神木宾馆召开“早期石城和文明化进程——中国陕西神木石峁遗址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此次研讨会上，唯一的看点是北京大学教授吴小红提供的碳十四测年数据，其测年的实验材料取自石峁新石器文化遗址。会议资料显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吴小红，采集了石峁遗址中人头坑里人头骨样品76个、居址当中的动物骨头和植物样品54个，共计130个样品。经测定，遗址城墙内部及外部房址及墓葬年代大多在龙山文化晚期至夏代年代范围之内，即公元前2200年至前1780年之间。”［11］此处集中显示出，130个测年样品全部取自地表下的人头坑（76个）、居址（54个），并未提及在地表下的墓葬采集多少样品和“门道处北墩台石砌护墙内嵌入的圆木”，表述不准确，漏洞迭出。因此，“公元前2200年至前1780年”的测年数据揭示出地表下的石峁新石器文化遗址存续的时间段，并不能证明地表上的石峁古城建造及使用时代。

不难看出，少数考古研究者关于新石器文化遗址年代的判断也经历了前后的变化。其起初的说法是，石峁新石器文化遗址的年代在公元前2300—前2000年间，即距今4300—4000年间，相当于新石器时代中期偏晚至夏朝早期。数年后，其说法调整为公元前2200—前1780年，即距今4200年—3780年间，相当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代。这个石峁遗址时代判定结论的变化是较大的。关键是测年数据的实验材料来源存在不同说法，影响其可信性。

无论如何，公布的测年数据并非石峁古城的测年数据。因此，无法判定石峁古城是那时期的城镇。

三、石峁古城应始建于东晋十六国时期

究诸历史文献记载，石峁古城的建造年代应在东晋十六国时期（317—420），至迟于前秦统治期间就已存在。石峁古城起初称“贰城”、“贰县”，北魏改称“石城”、“石城县”，西魏至唐初改称“石堡”等名称，古代文献记载相当明确。

（一）前秦时期石峁古城始建后称作“贰城”

“贰城”之地名见于《晋书》的多处记载，并与今石峁古城的平面布局与地望完全吻合。

我们判读古代文献的相关记述。《晋书·苻坚载记上》载：东晋兴宁三年（前秦建元元年，公元365年），前秦北疆发生匈奴诸部的叛乱，即“匈奴右贤王曹毂、左贤王卫辰举兵叛，率众二万攻其杏城以南郡县，屯于马兰山”。杏城，故址在今陕西黄陵县；马兰山，在今陕西旬邑县北境。苻坚率军平定叛乱，曹毂败降、刘卫辰被生擒。当时，刘卫辰为首的铁弗匈奴游牧于今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中北部，曹毂为首的匈奴部落游牧于今陕西榆林市境。不久，“毂寻死，分其部落，贰城已西二万余落封其长子（曹）玺为骆川侯，贰城已东二万余落封其小子（曹）寅为力川侯，故号东、西曹”。［12］2888-2889此“贰城”就是今石峁古城。

“贰城”也称“贰县”。《晋书·姚苌载记》载：东晋升平元年，姚襄与苻坚“战于三原。襄败，为坚所杀，时年二十七。是岁，晋升平元年也”。东晋升平元年，即前秦苻坚永兴元年、公元357年。其后，“（姚苌）以太元九年自称大将军、大单于、万年秦王，大赦境内，年号白雀，称制行事”。东晋太元九年，即后秦白雀元年、公元384年。同年，“苌闻慕容冲攻长安，议进趋之计……（苻）坚宁朔将军宋方率骑三千从云中将趋长安，苌自贰县要破之，方单骑奔免，其司马田晃率众降苌”。［12］2964-2966姚苌截击前秦宁朔将军宋方三千骑兵的地方“贰县”，就是今神木县高家堡镇东侧、石峁古城北侧的洞川沟一带，因为此地是自云中（今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古城镇古城）赴京城之道路要冲。“贰县”即“贰城”。

“贰城”与今石峁古城的平面布局及其所处交通干道完全契合。判定“贰城”即今石峁古城的理据有三。

第一，“贰城”得名的来历与其城平面布局相关，即两座城圈并列的平面结构，而今石峁古城恰好呈现如此布局。据此，石峁古城非“贰城”莫属。其始建年代是在十六国时期。至于少数考古研究者将石峁古城的西城称作“内城”、东城称作“外城”，无疑是一个错误的判断。所谓内城、外城之分，是指古城呈现大城套小城的多重城圈环绕的平面布局。例如汉代的西河郡属国都尉府及美稷县故城（今榆树壕古城）、上郡北部都尉府及高望县故城（今吉尔庙古城）、度辽将军府及曼柏县故城（今哈喇庆壕古城），都是大城套小城的平面布局，才有内城、外城（或子城、大城）之分。而少数考古研究者所谓“内城”、“外城”并非如此，所以，其判断实属不妥。同时代的统万城也呈现两个城圈并列的平面格局，古人将两个城圈依照方位称作“东城”、“西城”［13］2281。“贰城”（今石峁古城）的两座城圈也应如此称呼，才符合实际。石峁古城在平面上呈现自东北向西南的双城圈并列结构，符合“贰城”的命名来历。其所谓“皇城台”，并非城堡或城圈，只是石峁古城西城内部依托地形的高台建筑遗址。

第二，十六国时期“贰城”扼处在前秦京都长安城与云中城的交通干道上，而今石峁古城恰巧处在这条古交通线的要冲位置。在此需要追溯古代交通路线的分布信息。早在秦代，由京都咸阳城通向全国的“驰道”之一，就是咸阳至云中郡城的交通干道。这条干道自咸阳城北上，经由高奴县城、阳周县城、上郡治城（今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米家园则古城），在此转向东北，经今高家堡镇，循其东侧的洞川沟而上，转入窟野河河谷，溯流而上，斜穿今内蒙古准格尔旗境，至今十二连城村东侧渡过黄河，抵达今托克托县城，再东北行40里，抵达秦云中郡故城（今古城镇古城）［14］413。这条交通线直到前秦时期仍旧被利用。例如东晋太元九年（384），前秦宁朔将军宋方率领三千骑兵从云中城返回长安城的路线就循该道路行军［12］2964-2966。这就表明，石峁古城就是前秦的“贰城”或“贰县”治城。

在十六国时期，贰城地区是一个多民族杂居的地方，分布着匈奴、鲜卑、羌诸族的部落。据《晋书》载，分布在“贰城”（今石峁古城）东西地带的匈奴族部落被称作“贰城胡”。姚苌于东晋太元十一年（后秦建初元年，公元386年）在长安城称帝后，“贰城胡曹寅、王达献马三千匹”［12］2970。所谓“贰城胡”是指曹寅为酋长的匈奴族部落。在“贰城”周围地方，还有鲜卑族部落从事畜牧业。姚兴于“太元十九年，僭即皇帝位于槐里，大赦境内，改元曰皇初，遂如安定”。东晋太元十九年，即后秦姚兴皇初元年、公元394年。此时，北魏乘后秦国丧之际进攻“贰城”区域的鲜卑族薛勃部落。《晋书》载：“鲜卑薛勃于贰城为魏军所伐，遣使请救，使姚崇赴救。魏师既还，薛勃复叛，崇伐而执之，大收其士马而还。”［12］2976-2977在此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北魏以盛乐城（今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县土城子古城）、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为统治核心区域。其军队讨伐后秦的路线仍然是循秦代以来的道路行军，抵圁水（今窟野河）西侧，攻击“贰城”区域的鲜卑族薛勃部⑤。显然，“贰城”就是今石峁古城。其西侧的秃尾河在北魏时期称作“诸次水”。在“贰城”地区还有羌族部落，即“时，贰县羌叛（姚）兴”［12］2997。

至十六国后期，“贰城”仍旧被割据政权所利用。《晋书》载：“其年（义熙九年），勃勃率骑三万攻安定……进攻姚兴将党智隆于东乡，降之，署智隆光禄勋，徙其三千余户于贰城。……乃赦其境内，改元为凤翔。以叱干阿利领将作大匠，发岭北夷夏十万人，于朔方水北、黑水之南营起都城。”［12］3205东晋义熙九年，即赫连夏凤翔元年（413）。赫连勃勃在进攻安定郡（今甘肃省陇东地区）期间，将夷夏居民三千余户向北迁至“贰城”（今石峁古城）及其附近，移民规模相当宏大。

第三，从城建工程技术发展维度分析，墙台（马面）设施的发明与运用应出现于魏晋时期，具体而言应在东晋十六国时段（317—420）。因此，石峁古城的始建年代实际应在东晋十六国期间。如前所述，秦汉时期城镇或城市尚无墙台设施出现及运用。就考古调查与发现而言，无论是汉长城地带的驻军城镇与坞堡，还是汉代郡级政府、县级政府的治城遗址，迄今皆未发现城郭城墙外壁附筑墙台（马面）的实体。诸如麻池古城、榆树壕古城、吉尔庙古城、城梁古城等遗址可以为证。延至魏晋时期，此类城建技术成果已见于十六国晚期叱干阿利督筑的大夏国都统万城。因此，石峁古城始建于东晋十六国时期，被称作“贰城”。

（二）至北朝前期石峁古城被改称“石城”

北魏吞并赫连夏割据政权、统一“河西”地域后，在此地重新建立军政管理体系。十六国时期的“贰城”（今石峁古城）被继续沿用，并设立县级政府。唯一不同之处是，鲜卑族统治集团摒弃该城的旧称，赋予其全新的地名——石城、石城县。其得名的渊源显然源自该城的石质建筑材料之特征，即以天然石块砌筑的城堡。

关于“石城”的记载，频频见于北朝至唐朝的历史文献。据唐后期成书的《元和郡县图志》“麟州”下载：“银城县，中下。北至州四十里。本汉圁阴县地，属西河郡。汉末大乱，匈奴侵边，云中、西河之间，其地遂空，讫于魏、晋，不立郡县。后魏时置石城县，废帝移于银城关。周武帝保定二年，移于废石龟镇城，即今县理是也。贞观因之，属胜州；天宝元年，属麟州。”［15］109唐代文献记述较为系统，基本可信⑥。关于北魏始置的“石城县”，《魏书》有明确的记录：“东夏州，延昌二年置。领郡四、县九。……上郡，秦置，领县二：石城，因城。”［16］2629-2630东夏州，西魏更名为延州，故治在今陕西延安市。《隋书·地理志》亦载：“雕阴郡西魏置绥州，大业初改为上州。统县十一，户三万六千一十八。……银城，后周置，曰石城，后改名（银城）焉。”［17］811在此需要指出的是，隋志所谓“后周置”为误，应作“后魏置”。《新唐书·地理志》则谓：麟州新秦郡“银城（县），中下。贞观二年置，四年隶银州，八年隶胜州”［18］975。

在综合前引诸文献记载的基础上，分析银城县的建制变化可知，其辖域基本不变，而治所屡次迁徙。北魏初置石城县，其治所就在石城（今陕西省神木市高家堡镇石峁古城）；沿用至西魏废帝统治期间（551—553），将石城县政府驻地迁至银城关（今陕西省神木市南部），遂更名为银城县；至周武帝保定二年（562），再度将银城县政府迁移至废石龟镇城（今陕西省神木县城正南、窟野河西侧）。经历自今神木县西南部逐步向该县南部的两次移徙，银城县政府治所稳定在“废石龟镇城”，直至唐代依旧，所谓“即今县理是也”。据此，今石峁古城正是北魏吞灭赫连夏后建立“石城县”治所的首选地，其作为县治历时近百年。西魏废帝时期，该县政府移至“银城关”，才更改县名为银城县。

（三）北朝后期至隋唐之际石峁古城仍称“石城”或“石堡”城

石城（今石峁古城）在西魏废帝时失去县级行政中心地位后，仍称“石城”或“石堡”，依然是重要的城镇。直至唐代初期犹然，却被梁师都为首的伪“梁国”割据政权所控制。据《资治通鉴》载，武德三年（620）“八月癸卯，梁师都石堡留守张举帅千余人来降”。胡三省对“石堡”城的位置做出一个大概推断，即“此石堡盖在夏州东，非开元、天宝间与吐蕃争之石堡城也”［19］5888-5889。胡三省的判断基本正确。究诸实际地理形势，今石峁古城恰好处在夏州城（今陕西省靖边县白城子古城）东方，而且其石砌城垣与“石城”、“石堡”之名相吻合。正因为唐朝接管“石堡”城，才重新打通云州（今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北部城坡村古城）与延州（今陕西省延安市）间的交通线，使得云州总管郭子和得于同年十一月“帅其民南徙，诏以延州故城处之”［19］5894-5895。自唐朝于贞观二年（628）平定梁师都割据势力后，石堡城（今石峁古城）遂逐渐被时人弃废，淡出人们的视野。

四、结语

综上所述，笔者得出如下四点认识。其一，迄今少数研究者以地下出土的遗物及地层关系为据推断地上石块砌筑的石峁古城之时代，其逻辑关系难于成立。其二，石峁古城并非始建与存续于“新石器时代中期偏晚至夏代早期”（公元前2300年至前2000年），也非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代（公元前2200—前1780年）。其三，石峁古城始建于东晋十六国时期（317—420），至迟于前秦统治期间就已存在（前秦建元元年，公元365年）。其四，石峁古城起初被称作“贰城”，北魏吞灭赫连夏后改称“石城”，西魏至唐初被称作“石堡”城。由此可见，石峁古城的出现、延续、衰落与废弃的历程见于古代文献记载，脉络相当清楚。

关于石峁古城的建造与使用年代问题，现阶段探讨得很热烈，这是一个很好的学术现象。只有通过探索、讨论、争鸣，甚至辩论，才能使学术问题越辩越明，还原出历史的真相。大家不就是都在探索历史真相吗？经过历史学界、考古学界、建筑学界、地质学暨地貌学界学者的多方深入探究，以期最终达成共识。笔者愿以此文抛砖引玉，期待石峁古城建造时代讨论能够深入下去。

注释：

①少数考古研究者将两者混为一体谈论，其目的是便于说事、便于宣传，以引起轰动效应。这从他们所用“石破天惊”的夸张用语就可知其宣传用意。

②其后，沈长云又发表《再说黄帝与石峁古城——回应陈民镇先生》，《光明日报》2013年4月15日。

③关于统万城的墙台（马面），相信大家已很熟悉，在此不再赘述。

④此类后人不识古物及其价值的旁证很多，诸如成吉思汗圣旨金牌被农民发现后当作刮除农具泥土的铁片、石峁村农民长期不识古玉等等，就很能说明这种社会现象。

⑤在《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的第2993-2994页、第2995页、第3009页，也述及“贰城”。

⑥李吉甫撰写的《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关内道四·麟州》中的西魏“废帝改为银城关”与上下文意不合，“改为”应作“移于”为妥。特此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