芮赵凯 王 川

“仓桥文书”是笔者收藏的一组日本战争文书的统称，主要包括日军军属仓桥元治郎战死后，日本政府和伪满洲国政府对其祭祀和纪念的文件，该文书尚未被学术界所关注。本文结合日本公文书馆等机构所藏档案文献，对“仓桥文书”作深入释读，并以此为基础，探究日本战时的战争动员。

一、“仓桥文书”概况

“仓桥文书”形成于1940—1942年间，主要为当时日本政府对在中国东北战死的日军军属仓桥元治郎的公葬及伪满洲国政府为表彰仓桥发给其遗族富美子的纪念写真帖和公函等，计四种。

第一种为《昭和十五年九月十八日执行公葬仪记录》，长28cm，宽20cm，公文纸油印竖排，记录了1940年9月18日，在日本大阪东淀川区举行的一次公葬仪式中祭祀的6名战死的日本军职人员名单，他们分别是：陆军步兵军曹富岛市太郎、陆军步兵上等兵辰巳道博、陆军步兵上等兵藤田未三、陆军步兵上等兵山本一夫、陆军军属泽谷真一、陆军军属仓桥元治郎。日语中“军属”一词不同于汉语，系日本军队中的文职人员及非作战技术人员。明治初期，日本刚刚确立“忠魂”祭奠仪式时，军属作为军队的“附属”，战死者是没有资格成为“为国捐躯的忠魂”并被祭祀的。后随着日本的海外扩张，军属作用进一步凸显，且为了满足宣传和感召民众，军属也被列入“英灵彰显”的祭祀范围。“仓桥文书”记录的就是在战死者家乡所在社区举行的一次小型公葬仪式。值得注意的是，举行公葬的日期选在九一八事变9周年纪念日，似乎有一定的特殊含义。

第二种为《唁电》，长40 cm，宽28 cm，公文纸油印竖排，是战死者生前所在部队、社区和媒体给东淀川区区长发来的唁电，主要有米山部队全体官兵、东部第三十八部队长、鸟取县东伯郡西乡村村长、大阪市东区区长、大阪朝日新闻社长、大阪每日新闻社、市议会员北浦纯一。从这一组唁电的发出者可以看出，公葬仪式参与人员不仅限于所在社区。据现有资料可知，日军米山部队隶属于关东军第八师团第十四混成旅团，1933年曾参与侵犯长城一线的喜峰口战役，是保卫伪满洲国的重要部队。(1)江绍贞：《长城抗战》，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0页；「長城線の引渡し要求 學良拒絕せば実力回収 米山部隊敵軍を監視」、『大阪朝日新聞』昭和8年3月6日。东部第三十八部队是一支医疗军需品保管和运输部队，主要保障关东军第十四师团，即宇都宫师团。(2)「東部第38部隊：払下保管転換軍需品回収状況」、JACAR(アジア歷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5010892800、防衛省防衛研究所·陸軍一般史料(国立公文書館)。由此可以判断，在九一八事变纪念日这一天举行的公葬仪式主要是祭祀在中国东北战死的军职人员。

“仓桥文书”的第三、第四种分别是《建国忠灵庙镇座祭写真帐赠呈之件》和《建国忠灵庙镇座祭写真帐》。这两份文件是1942年11月，“满洲国祭祀府”总裁桥本虎之助为表彰战死军属仓桥元治郎，发放给仓桥家遗族仓桥富美子(フミコ)的。这里的遗族特指阵亡或病殁日军军职人员的家属。根据1931年日本政府签发的《军人遗族记章令》规定，遗族的范围为寡妇、子、父、母、祖父、祖母、孙，其次为兄弟姐妹，但能够领取遗族象征“军人遗族记章”者只能是其中一人，并按上述顺序发放。(3)「軍人遺族記章令」、JACAR(アジア歷史資料センター)Ref.A03021818399、内閣·御署名原本·昭和6年·勅令第204号(国立公文書館)。由此可知，仓桥富美子似为仓桥元治郎的遗孀。

《建国忠灵庙镇座祭写真帐赠呈之件》，长25.5cm，宽18cm，公文纸铅印竖排。文件左上角标有“祭祀第1-1116号”“康德九年十一月囗囗日”(“康德”为伪满洲国年号，1934年为“康德元年”)字样，应是签发序号和签发日期；左下角有“满洲国祭祀府总裁之印”朱文钤记，其译文为：

尊敬的仓桥富美子：

为表彰以身殉我“满洲帝国”建国圣业之英灵于千载，藉以赞其勋功于万代起见，永久祭祀护国之神。现呈赠《建国忠灵庙镇座祭写真帖》，请受纳。

请在受纳之际，在别纸处加盖印章。

满洲祭祀府总裁 桥本虎之助

康德九年十一月□□日

《建国忠灵庙镇座祭写真帖》，长28 cm，宽26 cm，系“满洲帝国祭祀府总务处”于1942年5月1日发行。根据伪满皇宫博物院文物目录和文物市场拍卖记录，《建国忠灵庙镇座祭写真帖》有1941年4月和1942年4月两种版本，两者除印刷和发行时间不同外，内容完全一致。1941年版明显是用于镇座祭仪式结束后，为第一次“入祀”的“英灵”遗族发放的，而仓桥富美子收到的《建国忠灵庙镇座祭写真帖》是1942年版的。全文由两部分组成，一是祭祀府总裁桥本的“序”，记载“建国忠灵庙”建造经过等内容，二是记录镇座祭全过程的29张图片。

由上判断，这组文书应属于日军战死军属仓桥元治郎的遗族富美子所有。仓桥于1940年9月18日公葬，后于1942年被伪满洲国政府追封为“护国之神”和“英灵”，并被供奉在以“日满英烈”为神主的“建国忠灵庙”中。由此可见，仓桥元治郎应该于1940年9月之前战死中国东北。

二、日本的“英灵彰显”传统与仓桥的公葬仪式

在日本的传统观念中，人死后将会变为“怨灵”或“恶灵”，只有通过祭祀抚慰，这些灵魂才不会为害人类。明治维新之初，日本国内出现了许多因参加戊辰战争推翻幕府统治而战死的战士，因这些战士的灵魂不能被看作传统意义上的“怨灵”，于是以天皇为中心的新政权为昭示合法性和正统性，对为新政权战死的将士进行招魂仪式。通过这种仪式，那些死去的将士就不再是“怨灵”，而一跃成为为国献身的“英灵”。明治政府为确定“英灵”的身份，在祭奠仪式前进行了详细调查。为了凸显“英灵”对新政权的特殊功勋，明治政府还派专人寻找永久性的祭祀“英灵”场所。最终，在军方代表大村益次郎等6人的考察下，决定在东京九段坂建立神社——“东京招魂社”。1869年6月29日，在时任明治新政府军务官副知事大村益次郎的主持下，该“招魂社”举行了第一次“招灵”仪式。仪式由神官为先导，明治政府高级官员、华族和各藩代表齐聚拜殿前，“为3588名战死者的亡灵举行合祀”。(4)西村明『戦後日本と戦争死者慰霊：シズメとフルイのダイナミズム』、有志舎、2006年、71頁。此时明治政府的“英灵招魂祭奠式”从适用范围看，仅限于日本本土战死的将士。

明治政府举行此种招魂仪式目的有二：一是为了抚平战争创伤，迅速弥合因天皇和幕府两方势力争夺而分裂的日本社会；二是通过对“英灵”的祭祀，强化民众对其政权合法性的认同，并在民众的意识中树立为国而死的战士是“英灵”不是“怨灵”的观念，形成“鼓励忠诚献身”和“为国光荣战死”的暗示。(5)郑毅：《靖国神社·英灵祭祀·国家物语——近代日本战争记忆的生成与固化》，《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8年第1期。随着明治维新的不断深入与海外扩张的需要，原本处于精神、宣传层面的神道信仰和“英灵祭祀”也必须服从于国家的发展需要，由国内转向海外，由精神信仰转为政策强制，逐渐形成明治后期国家神道与“英灵彰显”传统。

1879年，根据陆军省的提议，明治政府太政官三条实美批复将“东京招魂社”更名为“靖国神社”。(6)小堀桂一郎『靖国神社と日本人』、PHP研究所、1998年、33頁。随后，天皇为进一步强化其统治，推行国家神道，实行“祭政合一”，伊势神宫具有了统摄所有神社的崇高地位，而天皇因是天照大神的直系子孙，也就成了“现人神”，具备统治所有人的权威。(7)陈小法：《日本侵华战争的精神毒瘤“在华神社”真相》，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61页。被供奉在靖国神社的为国捐躯的“英灵”，也被诠释为“为了天皇陛下而尽忠”。此后，靖国神社成为受到国家资助的“别格官币社”，(8)根据明治4年(1871)的《太政官布告》，日本的神社被划分为官币社、国币社、府社、县社、乡社、村社和无格社等不同“社格”。社格的区别在于奉纳的来源和所供的神：府社以下由各级地方提供奉纳；国币社由国库出钱，供奉对于国土经营有功的神祇；官币社则能够直接享受宫内省的香火，等级最高，主要供奉皇族和皇室崇拜的众神。二战后，旧“社格”制度取消。由靖国神社主持的神道活动也从国内转向海外，对外侵略战争的战死者“英灵”借助靖国神社的合祀，堂堂正正地成为日本社会集体记忆的一部分，并成为向日本全社会灌输的统一的战争记忆。这种统一的战争记忆暗示或彰显的是为天皇而战、为神国开疆拓土的“战斗”精神，是为日本帝国扩张而献身的一种荣耀和永恒。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在全国总动员支援“圣战”的大背景下，日本政府对“英灵”的彰显和祭祀体系进一步工具化，使之成为鼓动民众支援战争的工具。1939年2月，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平沼骐一郎给内务大臣木户幸一和拓务大臣八田嘉明一份名为《明治二十七年勅令第二十二号府社県社以下神社ノ神職ニ関スル件中ヲ改正ス·(護国神社)》的公文，(9)「明治二十七年勅令第二十二号府社県社以下神社ノ神職ニ関スル件中ヲ改正ス·(護国神社)」、JACAR(アジア歷史資料センター)Ref.A14100698400、内閣·公文類聚·第六十三編·昭和十四年·第六巻·官職三·官制三(国立公文書館)。主要意图是整顿日本本土及朝鲜、台湾和桦太(今库页岛南部)等殖民地的神社体系，将明治以来形成的“招魂社”更名为“护国神社”，作为靖国神社的“分社”，其中又分为“府县社、乡社、村社等”，神官和经费由日本内务府任命和提供。(10)「護国神社制度の確立等」、JACAR(アジア歷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5120216200、防衛省防衛研究所?陸軍一般史料 中央軍事行政·その他将官談話会々員名簿·昭和13、12年(防衛省防衛研究所)。同时，在国家祭祀层面，靖国神社负责合祀“英灵”，而在地方祭祀中，“护国神社”及其下属的次一级神社负责祭祀当地出征的士兵，并为生者祈福“武运长久”，为亡者祭祀，奉为“英灵”。

军属仓桥元治郎的公葬仪式应该就是这种“英灵”彰显仪式，即为刚刚战死的军职人员招魂。(11)随着日本侵略战争的扩大，战死在海外的军职人员越来越多，日本军方已无力将所有的战死者遗骨运回本土，所以收纳战死者遗骨后来就由设在战地的忠灵塔等设施承担。而此时的“英灵”招魂仪式，也仅仅是为了战死在海外的“忠魂”回到故土，接受祭祀罢了。根据当时的祭祀规范，这类“英灵”祭祀应邀请陆海军有关部队代表列席祭奠仪式，并郑重宣读记录“英灵”功勋的祝词，而更应该注意的是，还邀请作为“祭神的缘故者”——遗族参加。(12)「護国神社制度の確立等」、JACAR(アジア歷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5120216200、防衛省防衛研究所·陸軍一般史料 中央軍事行政·その他将官談話会々員名簿·昭和13、12年(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由此可见，这一时期的“英灵彰显”已经超出了明治初期单纯为了宣示政权正统性的初衷，而进一步加入了对遗族和参与该仪式的其他民众的感召及动员因素。由于资料所限，虽然现在还不能明晰仓桥元治郎公葬仪式对仓桥遗族和当地民众的影响，但因这种仪式在当时日本乃至中国东北普遍存在，所以可以利用亲历者的回忆来探究其对参与者的影响。2018年5月31日，由伪满皇宫博物院与日本“日中口述历史文化研究会”共同举办的“铭记历史 珍爱和平——中日口述历史研讨会”上，日本友人田中文彦回忆了其亲身经历的类似祭祀活动及感受，笔者整理如下：

我88岁了，祖父与堂兄弟都曾在日军服役，父亲为茨城县山之坊小学校长……1931年以来，日本国内军国主义情绪日益高涨，人们脑海中只有战争！战争！战争！

在我四五年级时，本村有25名年轻人出征“支那”。后来，有几个人战死了，在学校举行了村葬。当时是在山之坊小学举行的，全村的小学生都参加了。因为他们是为国家战死的，所以被称为“英灵”，供奉在神社。我还清楚地记得是父亲把出征者的名字都写在一张很长的卷纸上，贴在学校的教室里，为他们祈祷……我当时深信，成为陆军将官是最正确最理想的事业。(13)田中文彦口述，根据伪满皇宫博物院与日本“日中口述历史文化研究会”共同举办的“铭记历史 珍爱和平——中日口述历史研讨会”整理，视频网址https: // weibo.com/u/ 3873301718?is_ search =0&visible =0&i profile_ftype=1&page=2#feedtop，2018年5月31日。

田中先生的回忆虽不是仓桥元治郎公葬时的实况，但公葬与“村葬”应是同一类仪式。通过田中先生的回忆，可以真实地反映出这种祭祀仪式的鼓动作用之强，以及对当时日本国民尤其是青年学生思想造成的毒害之深。

在“仓桥文书”中，以颂扬“英灵”的功绩、鼓吹“圣战”为主要内容的《唁电》，同样也能反映日本政府对参与祭祀仪式民众的感召及动员作用，现选译三条如下：

东淀川区长阁下：谨对护国“英灵”深表敬吊之意。东部第三十八部队长

东淀川区长阁下：此次圣战取得诸多辉煌战绩，六勇士战死，在此合葬，谨对“英灵”遥表敬意。大阪朝日新闻社长

东淀川区长阁下：此次“支那事变”，富岛军曹等五人战死，合葬于东淀川，谨表深切悼念。大阪每日新闻社

从这组唁电中可以看出，仓桥的公葬仪式不仅仅是在所在社区范围内进行的，在公葬仪式举行之前，一定做过充分的宣传，营造出一种极富感染力的舆论氛围。来自战死者所在部队和家乡新闻媒体的慰问唁电，对于刚刚失去亲人的“遗族”来说，无疑是极大的精神慰藉。而庄严肃穆的“神圣公葬仪式”给予的无上荣耀，对于参与其中的像田中文彦一样的普通日本民众来说也很容易被其煽动，效仿“英灵”，走向更为狂热的军国主义道路。

三、遗族富美子与“建国忠灵庙”的“英灵”祭祀

如果说仓桥元治郎的公葬仪式是对“护国之神”精神的告祭与彰显，那么对于遗族仓桥富美子来说，日本军国主义为了满足战争需要，对于她的利用和残害才刚刚开始。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中国东北一手炮制了“满洲国”，并迎奉溥仪为“执政”，使其成为统治东北的傀儡。在政治“指导”、军事占领、社会控制、经济掠夺的同时，日本也注重精神层面的统治。在最初提倡“王道政治”之后，又迅速在伪满洲国确立以模仿日本国家神道为主体的“国家祭祀体系”，(14)智利疆：《伪满洲国的“国家祭祀”及其日本化》，《抗日战争研究》2010年第1期。这一过程最突出的代表就是“建国神庙”与“建国忠灵庙”的建立。“建国忠灵庙”是日本侵略者在东北建立的规模最大、组织活动最多的“神社”建筑，作为一座带有侵略性质的“海外神社”(15)侵略型海外神社是指日本为实现殖民扩张，在占领区建设的以侵略为主要目的的神社，与在海外日本人聚居地自发建筑的神社有本质区别。参见陈小法《 日本侵华战争的精神毒瘤：“在华神社”真相》，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其主要职能是作为供奉“天照大神”的“建国神庙”的摄庙，祭祀为“满洲国建国”而“英勇牺牲的日满英烈”。此前，在“满洲国”战死的日本军职人员的遗骨与“英灵”被供奉在东北各地的忠灵塔中，并由军方统一组织祭祀。而“建国忠灵庙”成为祭祀整个“满洲国日满英烈”的神社后，就需要一种宗教仪式将原本在忠灵塔中的“英灵”迁移到“建国忠灵庙”祭祀，这种祭祀也是“建国忠灵庙”开始运行并发挥职能的标志——镇座祭。1940年9月15日，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兼特命全权大使梅津美治郎与日本内阁、外务省、陆军省、对满事务局等进行沟通，通告“建国忠灵庙”镇座祭事宜。(16)「満洲国建国忠霊廟創建に関する件」、JACAR(アジア歷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01007361100、防衞省防衞研究所·陸軍省大日记·大日记乙编·昭和十五年乙辑第1类·仪式葬祭(防衛省防衛研究所)。1940年9月18日举行伪满“建国忠灵庙”镇座祭，整个祭祀活动历时三天：

镇座祭之御仪，奉敕旨于本年九月十八日起凡三日间，即九月十八日为镇祭之仪，九月十九日为亲拜之仪，九月二十日为谢神之仪，俱严肃庄重执行。

第一日镇祭之仪，系夜间举行，于御祭神之遗族及各参列诸员约五百名参列中经祭祀府总裁以下祭官之奉仕，严肃执行，神秘幽玄之祭仪，以安殉国英灵于永久。

第二日亲拜之仪，皇帝陛下对于为神之殉国神灵，躬致亲拜，次为梅津关东军司令官致拜，此外当日之参列员，于拜殿内及回廊，达一千六百余名之多，更有满日军代表，及协和会全国动员大会代表等团体之参列于神门外庭，诚旷古未有之盛仪。

第三日谢神之仪，系四千万国民对于为神之殉忠神灵恭表感谢谨慰神灵之御仪，祭仪毕，于神前奉奏振鉾、万岁乐、陵王、长庆子等舞乐，并有其他军乐及武道等各种奉纳。(17)桥本虎之助：《建国忠灵庙镇座祭写真帖·序》，“满洲帝国”祭祀府总务处，1942年4月。

为了精心安排镇座祭，在仪式之前，主办者特意从日本本土筛选了一批“日满忠烈”的家属代表(遗族)，并邀请他们参加镇座祭。这也是日本驻伪满特命全权大使梅津美治郎与日本外务大臣松冈紧密联系的结果。(18)「満洲国建国忠霊廟関係」、JACAR(アジア歷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2322000、外務省外交史料館戦前期外務省記録I門·文化、宗教、衛生、労働及社会問題1類·文化、文化施設·7項史跡、記念物·0目本邦記念物関係雑件/在外ノ部第二巻8(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邀请遗族的目的是什么呢？《建国忠灵庙镇座祭写真帖》中有29张图片记录镇座祭全过程并加以说明，其中有3张图片涉及遗族：

第一二图 参进之遗族

是夜九时，显示民族协和姿容之日、满、汉、蒙、鲜、露各遗族代表二百余名，蹈静之参道，肃然参进。

第一三图 参列于拜殿之遗族

为满洲建国殉忠之英灵者，其子、其兄、其夫，今于恭奉圣旨，而祀为建国忠灵之神前，肃然参列于拜殿之遗族等。

第一五图 祭官之参著

继遗族及参列诸员参进奉仕于当夜严仪之二十一名祭官与伶官，洁斋沐浴，清静身心，参著拜殿，严肃执行神秘幽玄镇祭之仪，二万四千一百四十一位之英灵，永远祀为神灵。(19)《建国忠灵庙镇座祭写真帖》，“满洲帝国”祭祀府总务处，1942年4月。

在此前的研究中，学者大多注重镇座祭仪式中溥仪的“亲拜”环节。从写真帖整体内容来看，溥仪仅占1图，而涉及参加仪式的遗族却占3图。显然，在镇座祭仪式举行之时，溥仪“亲拜”，参加国家神道祭祀，其象征意义重大。在镇座祭仪式之后，通过制作镇座祭写真帖，让未能参与仪式的遗族感受仪式肃穆、庄严的气氛，令之时时难忘、深受感染，其精神影响深远。

令人不解的是，“建国忠灵庙”镇座祭举行于1940年9月18日，这也恰恰是仓桥元治郎在大阪东淀川区举行公葬仪式的日子，而作为遗族的富美子却在两年后才收到象征仓桥家无上“荣誉”的写真贴。由此可见，1940年富美子并没有被邀请参加在伪满洲国举行的那场特殊祭祀，甚至连作为“护国之神”被祭祀的仓桥元治郎，当时都未被选入“日满英烈”之列，从而并未被供奉在“建国忠灵庙”中。那么，富美子为何又于1942年收到写真贴呢？

1942年对于日本和伪满洲国而言都是十分特殊的一年。1941年12月，日本制造珍珠港事件，发动太平洋战争，随着战线的拉长，日军在各战场尤其是中国战场战死的人数逐渐增多。在伪满洲国，日本关东军受到东北抗日武装的持续打击，作战不断失利，战死人数也不断增加。截至1942年，“建国忠灵庙”供奉的“日满英烈”已达36880人。(20)《建国忠灵庙春大祭盛况》，《盛京时报》1944年6月1日。与此同时，关东军一手制造的伪满洲国也迎来了所谓“建国十周年”。在庆祝“建国”的重要活动中，通过祭奠“日满英烈”，宣传“圣战”、鼓舞士气，无疑是最好的手段。据《伪满宫廷秘录》载：

1942年9月13日，伪满宫廷举行建国神庙临时亲告祭。上午9时30分……溥仪至建国神庙，躬亲礼拜，报答“建国元神”的保佑。

14日，溥仪于上午9时30分，在宫内官的扈从下，亲临建国忠灵庙参加临时奉告祭亲拜，向亡灵奉告建国十周年之实迹。神镇三万余柱之护国英灵森严感泣。(21)伪皇宫陈列馆编：《伪满宫廷秘录》，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390页。

“告祭亲拜”在前，而舆论宣传紧随其后。由日本内阁情报局编辑的《写真周报》也图文并茂地刊发了此次溥仪“亲拜”全过程。(22)『写真周報』1942年9月30日。同期刊发的还有日本民众劳军、继承“英灵”遗志等文章。面对日益严峻的国内国际形势，日本政府更加注重通过精神统治来动员所有可以动员的力量。作为“日满一德一心”的伪满洲国首当其先，原本未被选入“日满英烈”的仓桥元治郎很可能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供奉在“建国忠灵庙”的，而仓桥富美子作为遗族收到的《建国忠灵庙镇座祭写真帖》也很有可能是在溥仪“亲拜”后授予的。其中《建国忠灵庙镇座祭写真帐赠呈之件》有“祭祀第1-1116号”的标记，这应该是发放序号，是在36880个“英灵”中筛选出若干代表发放的写真帖。(23)对于“建国神庙”与“建国忠灵庙”镇座祭的“国家祭祀”级别的勋章、写真帖等发放是有严格程序的，首先需要伪满洲国政府呈请日本内阁派人在日本国内遴选，之后再从名单中筛选，反复核准后形成名单。其过程参见「枢密院副議長鈴木貫太郎外二十名ニ対シ満洲国建国神廟創建紀念章贈与ノ件」、JACAR(アジア歷史資料センター)Ref.A06051031100、内閣枢密院会議文書I·その他枢密院文書·満洲帝国皇帝訪日紀念章同贈勲ニ関スル書(国立公文書館)；「建国神廟創建記念章贈与資格者調査ノ件」、JACAR(アジア歷史資料センター)Ref.A10113403000、内閣·叙勲裁可書·叙勲裁可書·昭和十六年·叙勲巻十六·申牒二止 (国立公文書館)；「建国神廟創建紀年章贈与資格者多数一括出願ノ場合ハ昭和十六年十二月九日現在ノ官位勲功爵ヲ記載ノ旨賞勲局審査課長ヨリ通知」、JACAR(アジア歷史資料センター)Ref.A06051031000、内閣·枢密院会議文書I·その他枢密院文書·満洲帝国皇帝訪日紀念章同贈勲ニ関スル書類(国立公文書館)；「建国神廟創建紀年章贈与資格者名簿提出ノ件」、JACAR(アジア歷史資料センター)Ref.A06051030900、内閣·枢密院会議文書I·その他枢密院文書·満洲帝国皇帝訪日紀念章同贈勲ニ関スル書類 (国立公文書館)等。可以想见，仓桥富美子在家人死去至少两年后又一次收到来自“满洲国”如此珍贵“荣誉”的心情。

在当时的新闻宣传和亲历者的回忆中也经常可见日本利用遗族宣传鼓动战争的例子。如1936年9月，在“满洲事变五周年”之际，时任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在日本《报知新闻》发表题为《道义的世界观的确立》的文章，在描述“日满关系”的同时，特别强调了对“英灵”和遗族的感激，同时鼓励“日满”民众继续支持关东军。(24)植田謙吉「道義の世界観の確立」、『報知新聞』昭和11年9月18日。而在老兵的回忆中，当时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一首歌颂所谓“九段之母”，即遗族母亲的歌曲：

我从上野车站到九段去，地方不熟，焦急不安，拄着拐杖，找了一整天。孩子啊，我来了，娘来看你了！成了神灵，你真福气！千木高矗，光辉照人。皇国威严，万年永存，一亿国民，为你祈祷……(25)[日]大江志乃夫著，沈志平译：《靖国神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第175—176页。

受“为天皇战死光荣”的军国教育，将成为军官作为人生最正确、最理想的事业的青年，以战死儿子成为“神灵”而骄傲的“九段之母”等等，日本当局利用战死者遗族进行全民总动员，以服务于侵略战争，这就是当时其期望达到的最佳宣传效果。而这种宣传手段与效果在今天看来是如此荒诞，以至于人性扭曲。

四、“仓桥文书”与日本的战争动员

“仓桥文书”从体量上看具有明显的缺陷。首先，内容过于简短，缺乏事件完整过程的历史细节；其次，流传无序，无法通过传承关系，解读背后更多的历史内涵。然而，将其与当今市面散见的孤立文书和档案相比，“仓桥文书”又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第一，其完整记录了日本对战死军职人员的祭祀与借此进行的宣传鼓动。虽然目前还无从梳理仓桥元治郎的人生经历，但就其历史背景而言，遗族动员显然是日本战争动员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当局通过推行此种“英灵彰显”祭祀仪式，以期达到动员日本民众支持“圣战”和鼓吹战争正当性的目的则暴露无遗。

第二，通过“仓桥文书”的释读，给人们提供了一次突破传统研究局限的可能。学界之前一度达成共识，日本在伪满洲国建立“建国忠灵庙”主要是为了精神奴化中国人民。对仓桥元治郎的祭祀与“英烈”的追授，其实质是对在中国东北的日本人和日本本土民众的宗教动员，通过感染“遗族”，以及对“英灵”事迹的不断强调和彰显，以实现全民服务、支持战争的目的。“满洲”作为“大东亚的中核”，具有特殊的标志性作用，“建国忠灵庙”的建立与祭祀，是日本对包括中国东北在内的东北亚地区宗教侵略的重要表现。就受害群体而言，中国人民毋庸置疑是最大的受害者，然而通过本文的研究，不难发现作为战争加害方的日本，其民众同样也受到了巨大的精神伤害。有很多像仓桥和田中这样的普通民众受到日本军国主义的宗教鼓动，成为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牺牲品。

第三，仓桥元治郎同时被日本和伪满洲国祭祀，其背后“日满”双方的“英灵彰显”和“国家祭祀”体系又有着十分相似的特征。这是一个颇具价值的案例，说明“日满”祭祀体系间存在着某种深层次的细密的联动关系，这很可能是一个更加庞大的“八纮一宇”式的精神动员体系。然而由于体量所限，“仓桥文书”只能给我们一些启发，关于这一体系的运转与作用，还需要进一步的深入探索和研究。

第四，日本战争遗族是学术界以往较少关注的群体，通过“仓桥文书”的释读可以发现，他们中的许多人在战时因“英灵”而获得“荣耀”，是支援“圣战”的“模范皇民”，是日本战车上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战后，他们因具有独特的战争记忆和国家物语，对当代日本民众认识战争和历史有重要的引导作用，从而深刻影响日本社会历史观的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