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茂伟

抗日战争时期，日军为了摧毁中国抗战的大后方基地，瓦解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达到迫使国民政府屈膝投降的目的，对重庆及其周边地区进行了旷日持久的大规模无差别轰炸，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灾难。

随着学术界对侵华日军暴行史研究的不断拓展与深化，重庆大轰炸研究也日益成为抗日战争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注]国内学术界有关侵华日军暴行的研究述评可参阅吴天威《中日战争的遗留问题有待解决》，《抗日战争研究》1998年第4期；郭德宏、陈亚杰、胡尚元《近10年关于日军侵华罪行和遗留问题研究综述》，《安徽史学》2006年第1期；张连红《侵华日军暴行研究的回顾与思考》，《历史研究》2015年第4期；张德明《近十年来大陆学界对中日战后历史遗留热点问题的探讨》，《中共党史研究》2016年第3期等。本文拟就三十年来，尤其近十年来的国内学术界有关重庆大轰炸的研究状况作一回顾和梳理，并就未来研究趋向作出几点思考，以冀进一步推动重庆大轰炸研究。[注]近年来国内学界有关重庆大轰炸研究的综述性成果可参阅潘洵等著《抗日战争时期重庆大轰炸研究》，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6—16页；潘洵《20年来的重庆大轰炸研究》，周勇、陈国平主编《给世界以和平——重庆大轰炸暨日军侵华暴行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重庆出版社2008年版，第701—709页；古琳晖《近二十年来关于抗战时期日本空袭与中国反空袭斗争研究综述》，《抗日战争研究》2012年第2期；潘洵《视野·理念·史料：关于深化重庆大轰炸研究的思考》，《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李峻《近十年来抗战大后方研究述评》，《军事历史研究》2015年第4期；潘洵《深化侵华日军无差别轰炸研究的方法论思考》，《抗日战争研究》2016年第2期；吴光会、潘洵《近40年来侵华日军无差别轰炸惨案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抗日战争研究》2017年第2期等。限于学识，难免有所疏漏，不妥之处，敬请学界同仁批评指正。

长期以来，由于受诸多因素的影响，重庆大轰炸研究并没有引起中国大陆学界的关注。这方面的研究最初是由日本学者前田哲男进行的。[注]前田哲男(1938—)，日本军事评论家，原东京国际大学国际关系学部教授、冲绳大学客座教授，早年毕业于县立福冈高中，曾当过广播记者，1971年后成为自由记者。前田哲男先后于1986年和1987年到重庆、成都、武汉等地调查寻访受害情况，其研究成果连载于《朝日杂志》，1988年以“战略轰炸的思想”为题结集出版。[注]前田哲男的代表作『戦略爆撃の思想 : ゲルニカー重慶-広島への軌跡』、朝日新聞社、1988年，后补充修订出版『戦略爆撃の思想 : ゲルニカー重慶—広島への軌跡』、社会思想社、1997年；『新訂版 戦略爆撃の思想—ゲルニカ、重慶、広島』、凱風社、2006年。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李泓、黄莺翻译的该书中译本《重庆大轰炸》(1989年)，中华书局出版了由王希亮翻译的译本《从重庆通往伦敦、东京、广岛的道路——二战时期的战略大轰炸》(2007年)。

中国国内有关重庆大轰炸的研究，起步较晚。到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前夕，其学术价值才引起国内学术界的重视。三十年来，在国内外学者的辛勤耕耘下，成果颇丰，逐步成为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的重要标志之一。

一、 研究概况

尽管起步较晚，国内有关重庆大轰炸的研究仍取得了巨大成绩，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专门研究机构的设立，推动了重庆大轰炸研究的深入。20世纪80年代中期，重庆市开始日益重视重庆大轰炸研究，组织专家学者成立课题组，注重史料的搜集与整理。1998年7月7日,西南师范大学(现西南大学)成立了“重庆大轰炸研究中心”(现为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重庆大轰炸研究所)，进一步推动了重庆大轰炸的研究。2005年12月，在中共重庆市委、市政府的重视下，重庆历史学界、档案学界成立了“重庆大轰炸调查与研究工作小组”，开展了大规模的档案文献搜集整理、证人寻访等工作，取得了丰富的调研成果。2008年5月，中共重庆市委组织实施“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研究与建设工程”，将重庆大轰炸研究作为该工程的主要任务之一。2011年11月，西南大学成立“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由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和西南大学联合共建，承担起推动、协调重庆大轰炸研究的重要职责。与此同时，重庆大轰炸研究课题亦先后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及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的资助，一大批优秀学术成果相继出版。

国内外学术交流的积极展开，大大提升了整体研究水平。近年来，国内学术界举办了一系列重庆大轰炸研究相关专题的国际学术会议，起到了聚焦问题、广泛交流的作用。2007年9月18日至20日，“重庆大轰炸暨日军侵华暴行国际学术讨论会”在重庆召开，来自日本、韩国、美国等国家及中国大陆、台湾地区的100余位专家学者围绕会议中心议题展开了广泛深入的研讨，在基本问题的认识上达成了广泛共识，被国内学术界誉为“重庆大轰炸历史研究的一个里程碑”。[注]周勇：《重庆大轰炸历史研究的里程碑》，周勇、陈国平主编：《给世界以和平——重庆大轰炸暨日军侵华暴行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重庆出版社2008年版，第716页。此后，在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的倡议下，相继举办“中日战争及抗战大后方史料整理与研究学术研讨会”(2011年)、“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第五次会议”(2013年)、“中俄纪念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2015年)、“侵华日军无差别轰炸及其暴行学术研讨会”(2017年)等大型国际学术会议，有力地推动了重庆大轰炸的研究。[注]近年来，有关重庆大轰炸研究的学术会议陆续在重庆召开，产生重大影响的有：2003年12月在西南师范大学召开的“殖民主义研究第六届年会暨重庆大轰炸六十五周年纪念国际学术研讨会”，有关论文可参阅张诗亚主编《直面血与火——国际殖民主义教育文化论集》，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2004年4月在重庆市文史馆召开的“中日‘重庆大轰炸’学术研讨会”，可参阅王群生主编《中日学者“重庆大轰炸”论文集》，中国三峡出版社2004年版；2010年8月在重庆召开的“海峡两岸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上述国际学术会议都涉及到重庆大轰炸专题研究。

学术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使重庆大轰炸研究得到进一步拓展与深化。重庆大轰炸作为重庆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之一，一直是当地史学界研究的重点，特别是以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60周年为契机，一批研究论著相继面世。据不完全统计，国内学术界迄今出版以重庆大轰炸为主题的研究专著10余部，发表相关学术论文300余篇。潘洵等著的《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庆大轰炸研究》一书，是目前国内关于重庆大轰炸的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注]潘洵等著：《抗日战争时期重庆大轰炸研究》，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该书以日军对重庆进行的轰炸为基本历史线索，全面剖析了不同阶段日军轰炸的特点，系统论述了日机轰炸造成的人员伤亡与财产损失，特别是对重庆大轰炸的国际国内影响进行了深入分析，极大深化和丰富了国内学术界对抗战时期重庆大轰炸的整体认识与研究。值得提及的是，2016年2月26日该书日文版由日本岩波书店出版发行，受到日本史学界的关注与好评。[注]徐志民：《〈重庆大轰炸研究〉在日本出版》，《抗日战争研究》2016年第1期。2016年12月3日，日本日中关系史研究会在东京召开“重庆大轰炸研究的现状与课题”国际学术研讨会，为《重庆大轰炸研究》出版举行专题研讨与发布。

国内学术界在档案史料搜集、整理与出版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为重庆大轰炸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近年来在西南大学周勇教授的悉心组织下，国内数十位专家学者通力合作，经过数年的努力，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重庆市档案馆、重庆市图书馆、四川省档案馆和台湾“国史馆”、中国国民党党史馆等单位和部门，搜集了大量有关重庆大轰炸的档案文献，同时采访并整理了300余位受害者、幸存者的口述资料，并于2011年开始陆续编辑出版了《重庆大轰炸档案文献》。[注]唐润明主编：《重庆大轰炸档案文献·轰炸经过与人员伤亡(上)(中)(下)》《重庆大轰炸档案文献·财产损失(文教卫生部分)》《重庆大轰炸档案文献·财产损失(同业公会部分)》《重庆大轰炸档案文献·财产损失(厂矿公司部分)》《重庆大轰炸档案文献·财产损失(私物部分)(一)(二)(三)(四)》《重庆大轰炸档案文献·财产损失(机关部分)(上)(下)》《重庆大轰炸档案文献·财产损失(军工企业部分)》(重庆出版社2011—2015年版)；周勇主编：《重庆大轰炸档案文献·证人证言》(重庆出版社2011年版)；潘洵、周勇主编：《抗战时期重庆大轰炸日志》(重庆出版社2011年版)等。该丛书内容全面丰富，主要分为档案文献、日志和证人证言三类，内容涉及轰炸经过与人员伤亡、财产损失以及反空袭等若干重要专题，全书共计11种19册，约1000万字。[注]唐润明：《重庆：〈重庆大轰炸档案文献〉出版纪实》，《中国档案》2017年第7期。有关重庆人民反空袭的档案史料汇编《中国战时首都档案文献：反轰炸(上、下)》，已于2017年6月由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在资料整理过程中，对于史料间不一致之处，编者未作任何改动，保持史料原貌，是研究重庆大轰炸的第一手档案资料。此外，也有学者通过走访调查重庆大轰炸亲历者、幸存者，编辑出版了有关的口述历史资料。[注]谭松主编：《血火与堡垒：重庆大轰炸采访录》，暨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李丹柯著：《女性，战争与回忆：35位重庆妇女的抗战讲述》，重庆出版集团2015年版。

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在校大学生也开始关注并积极加入重庆大轰炸历史调查研究的行列。1998年5月，西南师范大学成立的“重庆大轰炸学生寻访小组”采访了30多名幸存者和见证人，获得了近6万字的采访笔记和近10小时的采访录音，拍摄了百余张有价值的照片。[注]重庆市政协学习及文史委员会、西南师范大学重庆大轰炸研究中心编著：《重庆大轰炸》，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写在前面的话”第1—2页；《铭记大轰炸 建设新重庆》，《人民日报》1998年7月16日，第11版。同年7月，西南师范大学学生再次组织“重庆大轰炸寻访团”开展调查寻访，搜集了大量有关重庆大轰炸的口述资料。[注]潘洵：《20年来的重庆大轰炸研究》，周勇、陈国平主编：《给世界以和平——重庆大轰炸暨日军侵华暴行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重庆出版社2008年版，第703—704页。2015年7月，“侵华日军无差别轰炸的史料整理与研究”课题组联合西南大学团委，由600多名在校大学生组成的62个暑期社会实践返乡小分队，赴重庆、四川、陕西等地开展“侵华日军无差别轰炸史实调查”，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国内主流媒体纷纷加以报道。[注]《西南大学开展侵华日军无差别轰炸史实调查》，《人民日报》2015年7月13日。

二、重庆大轰炸研究中的主要问题

三十年来，国内学术界在重庆大轰炸的史实研究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并在最近十年来随着史料的挖掘与研究领域的拓展，呈现出逐步深入的趋势。限于篇幅，下面笔者仅就重庆大轰炸研究中所涉主要问题作一介绍。

1. 重庆大轰炸“概念”的探讨

厘清时空概念无疑极为重要，因为它直接决定了重庆大轰炸的规模。在20世纪80年代，由于研究刚刚起步，国内学界对重庆大轰炸的时空概念并未系统论述。在时间范畴方面，有的学者以1938年至1941年为限，[注]唐守荣：《抗战时期重庆的防空》，重庆出版社1995年版。有的则以1938年至1943年为限。[注]西南师范大学历史系、重庆市档案馆编：《重庆大轰炸(1938—1943)》，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重庆市政协学习及文史委员会、西南师范大学重庆大轰炸研究中心编著：《重庆大轰炸》；李金荣、杨筱：《烽火岁月—重庆大轰炸》，重庆出版社2005年版；曾小勇、彭前胜、王孝询：《1938—1943：重庆大轰炸》，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关于地域范畴，研究论著的叙述大多以20世纪80年代四川省辖市重庆的行政区划(即9区12县)为界限进行统计和研究。[注]有关国内学术界对重庆大轰炸研究时空范围界定之间存在的分歧，本文在此不一一赘述。详细论述可参阅周勇《抗战时期“重庆大轰炸”几个基本问题的探讨》，《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唐润明《关于抗日战争时期“重庆大轰炸”研究的几个基本问题》，《民国档案》2014年第4期；潘洵《抗战时期重庆大轰炸人口伤亡数量再研究》，《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

近年来，随着史料的挖掘和研究视野的拓宽，学者们对重庆大轰炸的内涵与外延的认识不断深化。2007年9月18日，在“重庆大轰炸暨日军侵华暴行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周勇首次呼吁“对包括‘重庆大轰炸’概念在内的日机轰炸重庆历史的基本问题、主要问题做明确严格的规范，作认真的探究”。[注]周勇：《关于重庆大轰炸几个基本问题的探讨》，周勇、陈国平主编：《给世界以和平—重庆大轰炸暨日军侵华暴行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重庆出版社2008年版，第7页。在地域范围方面，周勇主要依据日军轰炸的“目标区域”与“外围区域”的概念,将重庆大轰炸涉及的地域范围划分为狭义和广义两个层级:狭义的“重庆大轰炸”是指抗战时期日军对重庆市区进行的轰炸;广义的“重庆大轰炸”即抗战时期日军对重庆市区及周边地区进行的轰炸。考虑到“日机轰炸是以重庆为核心，同时对其周边主要城镇实施的政略战略轰炸”，因此，周勇主张以“抗战时期的重庆城区和重庆防空司令部设置的监视区”作为重庆大轰炸的地域范围。[注]周勇：《关于重庆大轰炸几个基本问题的探讨》，周勇、陈国平主编：《给世界以和平—重庆大轰炸暨日军侵华暴行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8页。有学者进一步认为“日军为了达到攻击重庆的目的，必然首先要扫除轰炸重庆沿途的障碍。而国民政府为了保障战时首都的安全，减少日军轰炸的损失，也必然要加强重庆周边地区的军事防御，从军事行动的角度讲，在重庆周边地区进行的轰炸与反轰炸斗争，同样应当是重庆大轰炸的重要组成部分”。[注]注重从军事角度研究重庆大轰炸区域范围的观点更早地见于潘洵：《重庆大轰炸及其遗留问题》，《光明日报》2005年8月23日。潘洵明确将重庆大轰炸地域范围分为三类区域：一是核心区域，即作为战时首都的重庆市区地域；二是监视区域，即重庆防空司令部的对空监视区域；三是国民政府保卫战时首都重庆的外围战略防御区域。[注]重庆防空司令部监视区域包括：大足、合江、江津、合川、武胜、岳池、广安、渠县、营山、仪陇、巴中、南江、通江、达县、大竹、邻水、垫江、长寿、綦江、南川、涪陵、丰都、彭水、秀山、酉阳、黔江、石柱、永川、荣昌、铜梁、江北、巴县共计32县；外围战略防御区域是指四川省防空司令部所辖的梁山、忠县、万县等日军轰炸的必经之地。潘洵强调，重庆大轰炸的地域范围不仅包括“目前重庆直辖市所辖地区”，而且“在必要时兼顾重庆防空司令部监视区域的四川省部分地区”。[注]潘洵等：《抗日战争时期重庆大轰炸研究》，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21页。

对于上述观点，有学者提出不同意见。如唐润明指出，不能“依据新中国成立后重庆行政区区域的不断变化而变更‘重庆大轰炸’研究的地域范围”，应当根据当时历史的实际情形，“以抗战时期重庆直辖市的行政区域为核心，包括与重庆市紧密相连的四川省属巴县、江北、北碚管理局在内的行政管辖区域”。[注]唐润明：《关于抗日战争时期“重庆大轰炸”研究的几个基本问题》，《民国档案》2014年第4期。有关重庆大轰炸狭义、中义、广义地域范围的详细论述可参见《关于抗日战争时期“重庆大轰炸”研究的几个基本问题》一文。

关于重庆大轰炸的起止时间，周勇、潘洵认为，重庆大轰炸以1938年2月18日日军飞机空袭巴县广阳坝机场为起点，以1944年12月19日日机轰炸梁山、万县、开县为终点，持续时间长达6年零10个月。[注]周勇：《抗战时期“重庆大轰炸”几个基本问题的探讨》，《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潘洵等：《抗日战争时期重庆大轰炸研究》，第2页。唐润明则考虑到“‘重庆大轰炸’有别于其他地区的政略、战略意图，也为了突出‘重庆大轰炸’‘大’的特征”，主张将“重庆大轰炸”的时间界定在1938—1941年之间。[注]唐润明：《关于抗日战争时期“重庆大轰炸”研究的几个基本问题》，《民国档案》2014年第4期。近年亦有学者强调重庆大轰炸的起止时间应为“1938年10月4日第一次轰炸重庆市区至1941年8月31日近三年时间”。[注]徐塞声、徐光煦：《“重庆大轰炸”时间范围研究》，《侵华日军无差别轰炸及其暴行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重庆，2017年。目前学术界对重庆大轰炸的时空概念的认识虽有分歧，但大多数学者在研究重庆大轰炸时还是以20世纪80年代重庆市所属行政区域为研究范围，以1938年2月至1943年8月为讨论的基点。

长期以来，重庆大轰炸人口伤亡数量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注]限于文章篇幅，本文主要讨论重庆大轰炸造成的人员伤亡，有关日机轰炸对重庆造成的财产损失可参阅潘洵、彭兴华《抗战时期重庆大轰炸的损失及其遗留问题》，『戦争責任研究』、2005年冬季号(総第50号)；周勇：《抗战时期“重庆大轰炸”几个基本问题的探讨》，《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唐润明：《关于抗日战争时期“重庆大轰炸”研究的几个基本问题》，《民国档案》2014年第4期。在战时和战后初期国民政府所进行的损失调查中，对重庆大轰炸人口伤亡数量有39277、23126(死亡9218人、受伤13908人)、36202(其中死亡15294人，重伤9179人，轻伤11729人)等多种数字。[注]潘洵：《抗战时期重庆大轰炸人口伤亡数量再研究》，《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人口伤亡数量上，国内学者基本上是依据重庆防空司令部、重庆卫戍总司令部、陪都空袭救护委员会、重庆市警察局等部门的调查资料进行统计研究的，但其结论各不相同，存有较大分歧。如潘洵认为重庆大轰炸的死亡和受伤人数分别为23659人和37731人，总计达61390人。[注]潘洵：《重庆大轰炸及其遗留问题》，《光明日报》2005年8月23日，第7版。唐润明指出日军实施大轰炸130次，投爆炸弹15968枚，燃烧弹2210枚，共炸死重庆市民10808人，炸伤11837人。[注]唐润明：《“重庆大轰炸”的基本史实及其人口伤亡新研究》，周勇、陈国平主编：《给世界以和平—重庆大轰炸暨日军侵华暴行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77页。实际上，造成上述分歧的原因有很多，不仅是受统计的时间范围、地域范围以及统计资料不一致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注]潘洵：《抗战时期重庆大轰炸人口伤亡数量再研究》，《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而且在战时的特定历史环境下大规模的城市人口流动，以致人口伤亡统计难免有所遗漏，实难周详。[注]参阅周勇《抗战时期“重庆大轰炸”几个基本问题的探讨》，《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唐润明《关于抗日战争时期“重庆大轰炸”研究的几个基本问题》，《民国档案》2014年第4期；潘洵《抗战时期重庆大轰炸人口伤亡数量再研究》，《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

近年来，随着新史料的挖掘，国内学者还对原先的研究成果进行了修正。潘洵在进一步发掘原始档案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对日军轰炸造成的人口伤亡数量进行逐年统计后指出，“抗战时期，日军对重庆及其周边地区的7年轰炸总计造成死亡19446人，受伤22427人，伤亡总数41873人”。他强调上述数据仅是根据档案史料的一个基本统计，应当是重庆大轰炸人口伤亡的最低数据。[注]潘洵：《抗战时期重庆大轰炸人口伤亡数量再研究》，《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最近几年来，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学者们对重庆大轰炸人口伤亡数量有了更为客观的认识。如唐润明认为重庆大轰炸中真正的死伤人口及其他各项统计数据只能比已有的统计数字多而不会少。[注]唐润明：《新材料、新视角下的重庆大轰炸新研究》，《中华民族的抗争与复兴——第一、二届海峡两岸抗日战争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2009年。另外，潘洵亦多次表达了相似观点，“重庆大轰炸的实际伤亡人数，要远大于基于战时调查统计档案综合统计的人数。也许我们的研究永远也得不出一个完全准确的数据，但至少可以得出一个日军轰炸造成的最低伤亡人数”。[注]潘洵：《抗战时期重庆大轰炸人口伤亡数量再研究》，《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

2. 重庆大隧道窒息惨案研究

1941年6月5日晚，日军突然空袭重庆，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大隧道窒息惨案。这一震惊中外的惨案一直受到学界的普遍重视。以往的研究，基本上立足于揭露与批判国民党的政治腐败，更多强调惨案发生的原因在于防空管理机构的疏漏，而忽略了其他因素。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相关原始档案资料的陆续开放，学术界逐步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在分析惨案原因时，学者们在强调防空建设与管理不力的同时，更多的认为日机连续数小时或昼夜不间断的疯狂轰炸才是导致惨案发生的根本原因。程雨辰指出，惨案发生的原因在于日机空袭时间过长，警报持续5个多小时；避难民众过多，超过正常容量约一倍；主管机关和负责人员严重失职，电动通风机已安装而未启用，出现混乱后未能采取有效措施，惨案发生后抢救不力等，以致避难者拥挤、践踏、窒息而亡。[注]程雨辰：《重庆大隧道惨案死亡人数辨析》，《民国档案》1996年第4期。张守广深入考察了重庆大隧道窒息惨案的原因、过程和结果，认为惨案发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根本的原因是日军对重庆平民有预谋的长时间的疯狂轰炸。[注]张守广：《重庆大隧道惨案始末》，《历史教学问题》2006年第4期。

关于“重庆大隧道窒息惨案”伤亡的具体人数，程雨辰通过比对验证相关档案史料文献，认为死亡人数应为2000余人。[注]程雨辰：《重庆大隧道惨案死亡人数辨析》，《民国档案》1996年第4期。潘洵、杨光彦综合各方资料认为这次惨案实际伤亡人数应该在3000人以上，比官方统计的数字多出2000人左右。[注]潘洵、杨光彦：《论重庆大轰炸》，《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6期。杨筱进一步运用“大隧道窒息惨案审查委员会”、重庆市警察局的档案等，系统论证了惨案死亡人数为992人。[注]杨筱：《关于重庆“大隧道窒息惨案”两个问题的补充讨论》，《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2期。徐建明在充分占有档案和资料的基础上重新考证，认为惨案死亡人数应在1200人左右。[注]徐建明：《重庆“大隧道窒息惨案”死亡人数考析》，《抗日战争研究》2001年第3期。周勇指出“此次空袭时间太长，防空隧道内因空气不足而窒息死亡的市民达1010人，抢救得以生还的1600余人。”[注]周勇：《抗战时期“重庆大轰炸”几个基本问题的探讨》，《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近年来，随着相关史料的挖掘，有的学者还对之前的研究成果进行重新修订，潘洵等依据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的相关调查，认为造成776人受伤、1115人死亡。[注]潘洵等：《抗日战争时期重庆大轰炸研究》，第157页。

3. 社会记忆与历史影像中的重庆大轰炸研究

近些年来，国内学术界在进一步进行重庆大轰炸史料挖掘、史实研究的同时，开始注重从社会记忆、影像史学等角度进行分析考察，为深化重庆大轰炸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受西方史学界“历史记忆”研究的启发，学者们尝试从记忆史学的视角分析重庆大轰炸是如何被建构并被赋予意义。如贺建平、洪晓彬初步探讨了纪录片《重庆大轰炸》是如何通过创伤叙事建构集体的创伤记忆。[注]贺建平、洪晓彬：《创伤叙事与集体记忆的建构——以纪录片〈重庆大轰炸〉为例》，《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4年第5期。其后，贺建平等又通过对《重庆日报》、新华网等纪念性报道的话语分析，探析“重庆大轰炸”集体记忆的媒介建构，并且认为重庆大轰炸的纪念性报道以“受害者”作为主导性话语叙事，再现了这一创伤性事件；通过对纪念日和遗址纪念仪式报道的常规化，对死难者数据和亲历者对日军暴行的口述的有机结合，实现对创伤记忆的建构。[注]贺建平、王永芬、马灵燕：《受难与国耻建构：“重庆大轰炸”集体记忆的媒介话语策略》，《国际新闻界》2015年第12期。潘洵、高佳则深入探讨和分析了“重庆大轰炸”的“轰炸记忆”的演变与发展。[注]潘洵、高佳：《抗战时期侵华日军“轰炸记忆”的演变与建构——以“重庆大轰炸”为中心的考察》，《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

2015年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美国电影纪录片《苦干》被引入中国，引发了国内学者的讨论与关注。《苦干》是由华裔艺术家李灵爱策划并出资、美国记者雷伊·斯科特在中国战区实地拍摄的，真实记录了抗战时期日军对重庆实施的大规模无差别轰炸。周勇、周昌文全面梳理和考证了《苦干》的内容、拍摄及影响等方面。[注]周勇、周昌文：《纪录片〈苦干〉：中国抗战大后方艰难岁月的史诗画卷》，《电影艺术》2015年第5期；周勇：《软实力：中国不可战胜的秘密——对美国奥斯卡获奖纪录片〈苦干〉的解析》，《文化软实力》2016年第3期。在此基础上，艾智科、周勇等又进一步系统论述了《苦干》对于丰富重庆大轰炸与抗日战争史研究的重要意义。[注]艾智科：《美国历史纪录片〈苦干〉视角下的中国抗战及其价值》，《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2018年第2期；周勇、刘婧雨：《从影像史学视角考察美国电影纪录片〈苦干〉》，《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

近年来，学者们日益注重探讨新闻媒体建构下的重庆大轰炸及其意义。张瑾等运用传播学的理论分析框架，考察了西方主流媒体对重庆大轰炸的报道特色及其所建构的战时首都重庆形象。[注]张瑾、陈微：《西方主流媒体对重庆大轰炸的报道分析——以〈时代〉周刊为例》，《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张瑾、高瑜：《西方主流媒体对重庆大轰炸的报道分析——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为例》，《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张瑾、王爽：《西方主流媒体对重庆大轰炸的报道分析——以〈纽约时报〉为例》，《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贺建平等通过《大公报》《新华日报》的相关新闻报道，系统考察了对重庆大轰炸的媒介建构。[注]贺建平、刘小玲、马灵燕：《“重庆大轰炸”的媒介建构——以〈大公报〉和〈新华日报〉报道为例》，郑保卫主编：《新闻教学与学术研究》2013年刊，经济日报出版社2014年版，第191—204页。秦文志探讨了《新华日报》和《群众》对重庆大轰炸的报道反应，认为中共新闻媒体对重庆大轰炸的报道，对于推动中国人民坚持抗战，争取最后胜利，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注]秦文志：《抗战时期中共新闻媒体对重庆大轰炸的反应》，《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4. 重庆大轰炸的影响研究

日军对重庆的狂轰滥炸不仅给重庆人民带来深重灾难，而且引起了国内外多方的高度关注和强烈反响，在当时的影响力甚至超过南京大屠杀、“七三一”部队细菌战等其他侵华暴行。因此，如何整体认识与评价重庆大轰炸的影响，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重要课题。

重庆大轰炸对抗战大后方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领域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潘洵认为一方面大轰炸严重破坏和阻碍了重庆城市的发展和建设，造成了大量市民的非正常死亡和流动，产生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另一方面，一定意义上推动了重庆城市规模的扩张，同时激发了重庆人民的无限愤怒和仇恨，增强了广大市民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注]潘洵：《抗战时期重庆大轰炸对重庆城市社会变迁的影响》，《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常云平、何多奇指出重庆大轰炸加剧了重庆乃至大后方人口的进一步流动，男女性别比例失衡，恶化了生活、生存、居住条件，甚至影响了民众的婚配观念，促使国民政府改变人口政策。[注]常云平、何多奇：《论重庆大轰炸期间的人口变迁》，《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张守广强调大轰炸严重影响了后方工矿企业的正常生产和经营，加重了后方厂矿企业的生产成本。[注]张守广：《日军大轰炸对中国后方企业的影响》，周勇、陈国平主编：《给世界以和平—重庆大轰炸暨日军侵华暴行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215—226页。扶小兰认为重庆大轰炸严重地破坏和阻碍了城市建设和发展的进程，大轰炸影响下的城市建设及所形成的城市格局和城市形态，无疑会对以后的城市建设和发展产生历史影响。[注]扶小兰：《论重庆大轰炸对城市建设的影响》，《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

持续长达近7年之久的无差别轰炸使每个留在重庆的生命个体都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形成了独特的生命体验。近年来，在社会史研究取向的启发下，国内学者逐渐将目光转向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关注大轰炸对个体或群体生命所产生的影响。鲁克亮、刘琼芳依据《国民公报》等报刊的记述，展示了置身其间的民众对重庆大轰炸的认识及其演变过程。[注]鲁克亮、刘琼芳：《抗战时期重庆民众对日军轰炸的意识演变——以1938—1943年〈国民公报〉等报刊为主体的考察》，《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翁有为、任润鑫通过《朱希祖日记》对重庆大轰炸期间朱希祖的日常生活进行了全面考察，对其内心世界做了生动的呈现。[注]翁有为、任润鑫：《抗战中朱希祖的日常生活》，《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6年第3期。倪蛟则探讨了1938年至1941年日军空袭对中央大学学生生活带来的不利影响，强调中大学生面对日机轰炸并没有屈服，反而在“跑警报”中不断适应，进而在心态上逐渐乐观，并且激发和强化了中大学生国仇家恨的民族意识。[注]倪蛟：《“跑警报”：抗战时期中央大学学生生活研究》，《民国研究》2016年秋季号；《抗战时期大后方大学生的日常生活》，《江苏社会科学》2016年第1期。

近些年来，蒋介石与其他民国政要日记的公开、整理和出版，为学者们深入考察国民党高层人士在空袭下的生存状况和精神状态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杨天石通过梳理《蒋介石日记》，着重探讨了蒋介石在重庆期间在日军空袭下的复杂心路历程。[注]杨天石：《日军大轰炸及其对蒋介石的“斩首行动”》，《世纪》2016年第2期。张瑾依据《陈克文日记》，深入考察了国民政府公务员群体在日机轰炸下“跑警报”、“躲空袭”的生存体验。[注]张瑾：《“跑警报”“躲空袭”的山城岁月——〈陈克文日记〉中的重庆大轰炸图像之一》，《世纪》2015年第3期；《战时首都的“防空洞监禁”——〈陈克文日记〉中的重庆大轰炸图像之二》，《世纪》2015年第6期。郭川、蒋娜通过对《王子壮日记》《王世杰日记》《陈克文日记》《翁文灏日记》等数种战时日记的具体考察和分析，全面呈现了“疲劳轰炸”对社会民众心理造成的影响与变化。[注]郭川、蒋娜：《摧残、煎熬、不屈：时人日记所见侵华日军对重庆的疲劳轰炸》，《中俄纪念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重庆，2015年。

近年来，国内学者开始关注重庆大轰炸的国际影响。潘洵的研究认为，重庆大轰炸对世界反法西斯进程产生了重大和深远的影响，重庆人民在反轰炸斗争中的英勇行为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同情和支持，另一方面也制约了日本既定军事战略目标的实现，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英美远东战略的调整和远东反法西斯战线的形成。[注]潘洵：《抗争中的嬗变：重庆大轰炸的国际影响》，《史学集刊》2012年第3期。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近些年来周勇、潘洵、唐润明等从重庆大轰炸研究的视野、理论与方法等角度进行了自我检讨与思考，不断提出富有启发意义的新见解。[注]周勇：《抗战时期“重庆大轰炸”几个基本问题的探讨》，《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潘洵：《视野·理念·史料：关于深化重庆大轰炸研究的思考》，《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潘洵：《深化侵华日军无差别轰炸研究的方法论思考》，《抗日战争研究》2016年第2期；唐润明：《关于抗日战争时期“重庆大轰炸”研究的几个基本问题》，《民国档案》2014年第4期。潘洵提出应注重研究的国际视野，即“不仅把重庆大轰炸的研究与日军对抗战大后方其他城市的战略轰炸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其他战场的战略进行比较分析，而且要将其置于人类战争发展演变史进程中进行考察——在纵向上将重庆大轰炸置于人类战略轰炸演进历程之中进行探讨，在横向上把重庆大轰炸置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总体背景中进行分析。”[注]潘洵：《视野·理念·史料：关于深化重庆大轰炸研究的思考》，《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潘洵指出，重庆大轰炸制造了对中国城市无差别轰炸的新纪录，也开启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大规模持续战略轰炸的恶例，成为世界战略轰炸发展进程中的重要链条，对人类和平事业造成了巨大的灾难。[注]潘洵：《时空视野下重庆大轰炸历史地位的思考》，《抗战史料研究》2015年第2辑。

5. 重庆人民的反轰炸斗争研究

面对日军的狂轰滥炸，重庆人民展开了英勇的反轰炸斗争，挫败了日本“摧毁中国抗战意志，迅速结束中国事变”的狂妄企图。重庆人民的反轰炸斗争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为适应反轰炸斗争的需要，国民政府采取了哪些防空救护措施以及成效如何越来越为学者所关注。黄虹认为市政当局设立卫生应急机构，为防空斗争提供了有力的保证，为抗战的最后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注]黄虹：《试论“重庆大轰炸”中的卫生应急机制》，《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汪荣认为国民政府采取的防御对策及法制措施，有效地减少了日军大轰炸给重庆人民带来的生命与财产的损失，对于保卫重庆的安全，增强抗战必胜的信心等具有重要意义。[注]汪荣：《浅析“重庆大轰炸”中国民政府的防卫对策及法制措施》，《重庆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向中银指出，重庆市临时参议会通过凝聚反轰炸精神力量、督促改善防空袭设施、推动实施空袭救护与救助等有效举措，在反轰炸斗争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注]向中银：《督促与配合：反轰炸中的重庆市临时参议会——以议案为中心的考察》，《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罗玲考察了防空洞管理处的作用与不足，指出防空洞管理处在反空袭斗争中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管理机构重叠、经费拮据等因素制约了其在反空袭斗争中的作用。[注]罗玲：《抗战时期重庆防空洞管理处述论》，《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谭刚指出，实施空袭救济措施一定程度上维护了难民的生命安全，安定了民心和社会秩序，粉碎了日本妄图以炸迫降的阴谋，支持了中国长期抗战。但由于救济经费不足，救济力量有限以及救济措施的失当，国民政府的空袭救济效果相当有限。[注]谭刚：《重庆大轰炸中的难民救济(1938—1943)》，《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黄河、龚燕杰对空袭遇难者的遗体处置工作做了具体考察，认为重庆市政府虽然预先进行了相关工作的部署，但对空袭规模和掩埋工作难度估计不足，致使遇难者遗体掩埋处置工作不尽完善。[注]黄河、龚燕杰：《抗战时期重庆市遭日军空袭遇难者遗体处置工作之探讨》，《中华文化论坛》2015年第5期。

在围绕宏观问题研究的同时，学术界也日益注重具体实证的微观探讨。杜俊华、刘洪彪深入剖析了重庆自来水公司应对“大轰炸”的措施以及成效，认为重庆自来水厂通过采取“做好防空准备，应对日机空袭；调整奖惩条例，激励员工抢险；寻求政府的补贴和政策优待，努力争取银行贷款；适当提高水价，缩小特价售水范围；完善规章制度，防止‘窃水’”等一系列积极有效的措施，使自来水公司不仅成功解决了经营困难，而且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战时工业和生活用水剧增的压力，维护了社会的稳定，促进了城市工业和社会的发展。[注]杜俊华、刘洪彪：《论抗战时期重庆自来水公司的日机“大轰炸”应对》，《抗日战争研究》2013年第1期。朱海嘉指出重庆电力公司努力应对危机、开展经营活动，保障了社会各界的电力供应，树立了抗战艰难环境下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之典范。[注]朱海嘉：《危机中的责任与市场：抗战大后方“日机轰炸”与重庆电力公司的因应》，《近代史学刊》2014年第12辑。张瑾通过宋美龄在大轰炸期间的信函、广播、演讲等相关史料，系统梳理了宋美龄的救济实践。作者认为，宋美龄通过各种渠道谴责日军暴行，为推动国民政府获取更为广泛的国际同情与各方援助做出了贡献。[注]张瑾：《重庆大轰炸期间的宋美龄》，《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姚旭初步探讨了重庆大轰炸中外国机构受损及应对措施，指出各国在华机构通过采取迁建使领馆、谴责日军暴行、修凿防空壕洞等举措减少损害。[注]姚旭：《重庆大轰炸中外国机构受损及应对措施初探》，《民国档案》2017年第4期。

6. 重庆大轰炸受害者民间索赔及其法律责任研究

战后由于受到冷战等因素的影响，日军无差别轰炸重庆的罪行并未受到应有的审判与责任追究。时至今日，不仅重庆大轰炸受害者和幸存者仍饱受生理与心理创伤的折磨，而且日本政府拒绝深刻反省的态度更是严重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

为促使日本政府妥善处理重庆大轰炸历史遗留问题，2006年3月30日，重庆大轰炸受害者在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正式向日本政府提起谢罪赔偿诉讼。[注]《“重庆大轰炸”受害者起诉日本政府》，《人民日报》2006年4月1日，第3版。“重庆大轰炸”受害者民间对日索赔原告团成立于2004年4月，2006年3月向东京地方法院提出诉讼，要求日本政府在官报上登载谢罪声明，并赔偿每人1000万日元。2012年9月10日，15名重庆大轰炸受害者或其遗属向重庆高级人民法院起诉日本政府，提出日本政府向受害者公开谢罪并进行赔偿等诉讼请求。2017年12月14日，日本东京高等法院宣布维持一审结果，驳回原告全部上诉请求和理由。相关论述可参阅刘世龙、唐润明、一濑敬一郎、徐勇：《重庆大轰炸(含成都、乐山、自贡、松潘)受害史事鉴定书(上)、(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3—29页。近年来，学者们从国际法的角度对此展开了深入探讨。张正德运用国际法的理论，系统论述了日军轰炸的残暴性和违法性，全面论证了民间索赔的国际法依据和法理依据，深入分析了重庆大轰炸的民事诉讼价值。作者指出，只有日本正视历史，认真对待正义，才能将中日友好奠定在牢固的基础上。[注]张正德：《重庆大轰炸涉讼问题的宏观探讨》，《重庆社会科学》2006年第11期；《论“重庆大轰炸”案的起诉依据》，《重庆行政》2006年第6期。张培田从国际法的视角，对日机轰炸川渝地区的暴行展开了检讨和批判。[注]张培田：《从1938—1945年日机轰炸川渝暴行析其违反国际法的问题——由川渝档案史料展开》，周勇、陈国平主编：《给世界以和平——重庆大轰炸暨日军侵华暴行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414—419页。金明等系统论证了日军轰炸重庆严重违反了国际法，强调日本对中国国家，特别是受害者个人负有国家赔偿责任。[注]金明：《重庆大轰炸中的日本国家责任——从大轰炸受害平民对日索赔的角度分析》，《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金明、张鲁鲁：《重庆大轰炸与国际法》，《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金明：《重庆大轰炸受害者在国际人道法上的权利地位》，《侵华日军无差别轰炸及其暴行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重庆，2017年。

另外，国内法学界还就重庆大轰炸受害者民间索赔提出了法律对策。何蓓依据国际法，对日本法院的判决进行了批驳，他指出，我国应有针对性地寻找新的出路，通过行使外交保护、加强国内立法、敦促日本出台相关赔偿立法等多种形式，推动最终解决战争赔偿问题。[注]何蓓：《国际法视野下“重庆大轰炸”民间索赔的困境与出路》，《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6期。郑文琳则从国际法和国际私法的角度，对日民间索赔国内诉讼的法理基础及其法律适用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注]郑文琳：《对日民间索赔国内诉讼的法理基础及其法律适用——以“重庆大轰炸”案为例》，《甘肃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总体而言，上述研究不仅为重庆大轰炸受害者对日索赔提供了坚实的法理依据，同时也为重庆大轰炸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与领域。

三、思考与展望

三十年来，国内学术界在重庆大轰炸研究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海内外引起了广泛关注，但仍存在诸多不足之处。正如潘洵所指出的那样：“总体而言，研究基本上还处于起步阶段，基础工作较差，视野不够宽广，范围比较狭窄，成果数量有限，低水平成果重复现象比较严重，相当一部分成果缺乏文献档案材料的支撑，真正有开拓性、原创性或确能把相关的史实挖深、把史事说透的论著并不多见。特别是与南京大屠杀、七三一部队细菌战等同类课题相比，重庆大轰炸的研究还相当薄弱，此种情况与深化抗日战争史学术研究和正确处理重庆大轰炸历史遗留问题的现实需要极不对称。”[注]潘洵等：《抗日战争时期重庆大轰炸研究》，第15—16页。为进一步深化重庆大轰炸研究，提升学术研究水平，笔者建议，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努力。

第一，积极加强国际学术交流合作，推进中日学界共同研究。

国内学界应加强与国际重要学术机构的学术合作交流，继续举办国际高水平学术研讨会，不断推出国内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促使重庆大轰炸研究成为国际学术界共同关注的研究课题。三十年来，一批具有历史责任感的日本学者如前田哲男、伊香俊哉、一濑敬一郎等在推动重庆大轰炸研究方面贡献颇大，搜集整理并公布了一批日方的核心史料。[注][日]前田哲男、一濑敬一郎编：《战略大轰炸》(1—6册)，徐勇、臧运祜总主编：《日本侵华决策史料丛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日本学者的思考路径与方法，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中日学者应进一步加强交流合作，共同推进重庆大轰炸历史的研究，厘清历史真相，澄清模糊认识，推动人类社会共同汲取历史教训，从而避免历史悲剧重演。[注]近年来日本学者前田哲男、伊香俊哉、律师一濑敬一郎等对重庆大轰炸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2014年，日本都留文科大学伊香俊哉教授作为子课题项目日方负责人，参与了潘洵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侵华日军无差别轰炸史料的整理与研究”。

第二，进一步拓宽研究视野，注重跨学科理论与方法的运用。

重庆大轰炸历时之久，次数之多，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之严重，不仅居于中国各大城市的首位，即便在世界反法西斯各国城市中也名列前茅，开创了人类战争史上无差别轰炸的新纪录。[注]潘洵等：《抗日战争时期重庆大轰炸研究》，第329页。为全面深入地认识重庆大轰炸的历史地位、作用及其影响，无疑需要强化研究视野的国际性，可以将重庆大轰炸置放到人类文明史的视角去探究，深刻揭示无差别轰炸犯罪的本质，使之成为人类反省战争的宝贵财富。

开展跨学科研究，不仅涉及国际法学、社会学、心理学、传播学等学科，而且还涉及人类学、生物学、医学等诸多领域。例如注重运用心理学研究中PTSD(Post 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中文译为“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概念，考察重庆大轰炸对受害者社会心理造成的影响，而目前这一方面的研究尚缺乏深入系统的探讨。因此，深化重庆大轰炸研究，需要加强跨学科协同合作，以进一步提升学术研究水平，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和课题。

第三，积极推进社会调查，注重现实关怀。

随着岁月的流逝，重庆大轰炸幸存者、见证者越来越少。因此，抢救性的发掘和整理亲历者、幸存者口述史料的工作已时不我待。在关注他们在重庆大轰炸期间个体生活史的同时，也需要留意其在大轰炸之后辗转求生的历程与精神处境。除了对受害者的寻访调查之外，社会各界人士还应协同合作，给予重庆大轰炸受害者更多的人文关怀，医治受害者的生理与心理创伤。[注]2012年6月，“重庆大轰炸受害人救助慈善基金”在重庆成立。不仅如此，各级政府和部门需要积极推动重庆大轰炸遗址遗迹的保护与利用，深入挖掘其历史内涵和现实意义，使之成为重要的“人类警示性文化遗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国际和平教育基地。[注]西南大学潘洵教授曾多次呼吁在重庆市江北区黑石子建立“侵华日军重庆大轰炸遇难同胞纪念园”。另外，国内学术界还应共同努力推动重庆大轰炸档案成功申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使之上升为人类的共同记忆。

第四，加强史料的整理和发掘，注重史料的全面性与真实性。

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众所周知，重庆大轰炸研究涉及受害方、加害方、关联方三方史料，档案文献资料卷帙浩繁且非常分散。就中方资料而言，《重庆大轰炸档案文献》虽已大量收录，但仍有进一步挖掘的必要。如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台北“国史馆”、四川省档案馆、重庆市各区县档案馆还有大量的档案资料，亟待专门的搜集与整理。现有研究成果大都是从受害方的视角揭露日军侵华暴行，而对日方核心史料的利用还很有限。因此，必须注重日本陆海军航空队的战斗详报、战斗概报、作战日志等方面资料的发掘与利用，进而厘清日军轰炸的战略选择等一系列重要问题。不仅如此，在重庆大轰炸期间留驻重庆的西方人士，曾以日记、书信、回忆录以及影像等多种形式加以记录，相关资料至今大都分散保存在海外档案馆、图书馆或私人手中，也需要进行系统的搜集与整理。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由于受战时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其相关机构与部门的损失调查统计存有明显差异。重庆大轰炸研究中之所以存在诸多分歧与争议，也与相关史料的运用和解读密切相关。因此，只有重视史料的分析、甄别与考证，才能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