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若森, 钱向阳, 肖 莎，李 浩

(武汉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一、引言

作为家族企业区别于非家族企业的本质特征，家族涉入自然会对企业研发创新产生重要影响。既有文献对家族涉入对企业研发创新的影响研究尚不够深入。首先，关于家族涉入的界定在学术界尚未形成一致观点。许多研究对于家族涉入的解释较为简单，有的仅用家族所有权比例作为代理变量，有的则采用家族持股比例与管理涉入来考察家族涉入对企业研发创新的影响。对此，本文认为，从单一角度或片面角度理解家族涉入的内涵，不能充分探索其对企业创新带来的影响。其次，关于家族涉入的界定不同，得出的结论亦会存在争议。例如，有学者认为家族所有权涉入与企业研发投入负相关[1]，亦有学者发现家族所有权比例越高，企业创新绩效越好[2]，家族管理权涉入与企业研发投入正相关[3-4]。而不同类型的家族涉入之所以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结论不一，或许是因为国别样本、变量选取或市场环境的差异等多种原因所致。本文拟深入探究我国特殊制度情境下家族涉入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并拟立足家族企业的本质特征，从所有权、控制权、管理权三个角度出发，将家族涉入划分为家族股权涉入、家族董事会涉入、家族管理涉入，以期更加全面地探讨家族涉入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

此外，不容忽视的是，家族对企业的影响往往与正式制度或非正式制度共生，家族治理结构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制度情境的引导。正式制度如法律契约、市场体制等对于规范企业经济活动起着重要作用，而非正式制度如社会关系、习俗惯例等亦逐渐成为影响企业生存发展的关键变量，二者交叉作用，共同影响着企业经济的运作。而转型期的我国正式制度环境尚不完善，政府主导市场经济运行，企业建立的政治关联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显著影响企业价值及绩效，对企业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方面，政治关联能为企业提供政策支持，缓解融资约束，掌握政府创新规划信息，有利于创新投资，另一方面，政治关联可能会降低市场竞争，使得企业资源分散，减少企业研发投入，抑制企业自主创新[5]。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家族股权涉入与企业研发投入

家族股权涉入反映了家族持有企业所有权的程度。随着家族所有权涉入程度的不断加深，为了维护家族成员的利益，家族所有者往往会牺牲中小股东的权益。具体表现为，在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家族所有者会将部分企业资源用于家族股东的私人投资或补贴性消费。这种专横的资源倾斜可能会对企业研发投入产生挤出效应，不利于企业创新。

中小股东可以通过多元化分散投资与降低风险，而家族所有者将大部分财产投资于家族企业，只能借助本企业的良好发展促进家族资本的积累增值，一旦家族企业风险投资失败，则很可能会使家族财富产生重大流失。因此，家族持有股份越多，家族所有者越趋于保守与谨慎，并重视社会情感财富保护，从而越发具有风险厌恶倾向，进而减少企业研发投入。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设H1：家族持股比例与企业研发投入负相关。

(二)家族董事会涉入与企业研发投入

董事会是企业的重要决策机构，一方面，对内掌握公司重大战略事项的决策权，另一方面，对外代表公司立场。从资源基础理论的人力资本角度来看，随着家族控制权涉入程度的不断加深，董事会中家族成员会逐渐增多，进而形成家族内部董事的范围圈，而家族董事出于维系家族控制的目的，会限制外部优秀人力资源的引进，从而不利于创新思维的流入，进而不利于企业研发创新。

大多数企业的董事会采取一人一票制，于是家族董事会涉入的程度会直接影响经营决策是否符合家族意愿。从社会情感财富理论来看，董事会中家族董事的比例越高，意味着家族对企业的控制权涉入程度越高，企业的经营决策结果亦越接近于家族成员的意愿。而控制家族大多为风险厌恶型，且其往往将企业风险性决策例如研发投资等视为对自身家族控制与传承的威胁。因此，家族董事会涉入程度越高，企业越倾向于维护家族意愿，并出于保护社会情感财富的目的而降低高风险的研发投资。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设H2：董事会家族成员比例与企业研发投入负相关。

(三)家族管理涉入与企业研发投入

家族管理涉入对企业创新是一把“双刃剑”。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管家理论、资源基础理论，本文认为，家族管理涉入对于企业创新总体上而言可能是利大于弊。

首先，由于大多数家族企业具有代际传承的特点，家族成员担任高管能使高管团队长期保持“家族性”。一方面，有利于提高企业创新团队的自我认可度与自信心，防止外部管理者只关注自身任期内的短期绩效而忽视企业长期研发创新；另一方面，能够激发家族企业管理者的“管家效应”，促进其将自身利益与企业利益保持一致，即扮演管家身份，并多方面地关注企业的长期持续发展，促进研发创新；此外，家族成员担任高管参与企业日常经营决策，能够天然地缓解家族股东与职业经理人之间的代理冲突，使得契约双方利益逐渐趋于一致，有效缓解企业创新活动中所存在的代理问题，促进企业研发投入。其次，从资源基础理论的角度来看，鉴于金融市场、法律环境、劳动力市场等可能不完善，家族企业的研发创新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可能会依赖于企业家所具备的政治资源、行业协会及社区关系、金融机构等社会资本，而家族成员参与管理能够利用自身具备的“亲缘关系”为企业发展带来所需的创新资源，并藉此促进企业研发投入。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设H3：家族成员涉入管理层会提高企业研发投入水平，抑或，家族管理涉入与企业研发投入正相关。

(四)市场化程度的调节效应

一般认为，市场化程度越高，越有利于家族企业创新。首先，家族企业所处正式制度环境越完善，金融市场发展水平越高，则家族企业越能够得到较好的法律产权保障，且家族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限制会相对较少，家族企业亦能够在资本市场上快速以低成本募得资金，从而使得家族企业面临的各方面风险均相对较小，进而有利于提升企业研发活动的预期收益，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家族企业为保护社会情感财富而减少研发创新。其次，完善的市场机制能够起到外部治理的作用，防止家族所有者及家族董事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出现某种倾斜或扭曲，并藉此防止其将企业资源用于私人投资、补贴性消费或维护家族情感声誉等活动，进而能够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减少个中对企业创新资源的挤出效应。最后，正式制度环境越完善，市场化程度越高，职业经理人市场越完善，越有利于家族企业聘请高素质的管理人员，并藉此减少家族企业任人唯亲的现象，进而有利于促进企业研发投入。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设H4：市场化程度对家族涉入与企业研发投入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H4a：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家族股权涉入、家族董事会涉入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抑制作用会减弱。H4b：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家族管理涉入对企业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会增强。

正式制度环境亦并非总是发挥积极作用。一般认为，企业所在的正式制度环境越差，市场化程度越低，法律产权保障越不完善，金融市场发展水平越低，家族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限制会越多，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亦越将受到限制与威胁，且很可能会表现不佳，此时家族所有者不会为了保护社会情感财富、维持家族控制继续减少研发投入，反而会从风险厌恶型投资者转变为风险偏好型投资者，增加企业研发投入，这可用于解释市场化程度在家族股权涉入、家族董事会涉入与企业研发投入的关系中的作用。

本文认为，家族管理涉入对企业研发创新的促进作用亦可能因为外部正式制度环境的不同而发生变化。首先，正式制度越完善，法律产权保障程度越高，对于投资者的保护程度越高，能够有效遏制外部职业经理人的个人投机主义行为，使得家族管理涉入在缓解家族所有者与职业经理人之间代理冲突的优势有所削弱。从资源基础理论来看，正式制度环境越好，职业经理人市场越完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所起的作用亦越大，家族成员参与管理并利用自身社会资源为企业创新团队带来人力资本、资金技术资源的优势则越会被削弱。因此，本文认为，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改善，外部职业经理人的知识技能与专业素质会得到提高，这对于企业发展将产生更大的影响，而家族成员管理涉入对企业创新的积极影响有可能会减弱。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设H5：市场化程度对家族涉入与企业研发投入之间的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H5a：随着市场化程度的降低，家族股权涉入、家族董事会涉入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抑制作用会减弱。H5b：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家族管理涉入对企业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会减弱。

(五)政治关联的调节效应

有关政治关联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目前有两种互相矛盾的观点。其中，积极论认为，政治关联作为正式制度存在缺陷时的一种替代机制，能够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为企业提供产权保障，促进企业发展，良好的政企关系有助于企业缓解融资约束，获得银行贷款等融资便利，促进企业创新；消极论则认为，政治关联实际上是一种私人关系，在缺少监督的情形下会牺牲他人或社会利益，诱导企业家进行政治寻租。

而家族企业独特的治理模式与控制权结构会导致家族企业对政治资源的利用有别于非家族企业。家族所有权涉入会在一定程度上扭曲资源配置，使得控制家族产生短视行为，将部分企业资源用于私人投资或补贴性消费，减少企业研发投资；家族董事会涉入程度越深，企业的经营决策越符合家族意愿，为了维系家族控制，保护社会情感财富，企业会产生短视行为，限制外部优秀人力资源的引进，不利于创新思维的流入。而政治关联的存在会引导企业家在战略上的短期导向[6]，从而影响以上两种家族涉入与企业创新的关系。首先，政治关联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与企业家关系密切的地方官员职位更替的影响，当与企业家联系紧密的官员在仕途发生变动时，政治关联的作用即会下降。因此，企业家为了避免官员职位变动的不确定性影响，会在短期内进行政治寻租获取超额收益，从而对家族企业创新投资活动产生“挤出效应”。其次，外部社会资本具有双重性质，政治关联为家族企业带来外部资源的同时，为了与政府建立良好的关系，家族企业亦须投入大量的精力与成本，并占用大量生产性支出，导致企业研发投入不足。最后，家族企业控制模式较为集中，内部家族利益一致，所有权与控制权相统一，这些能够有效减少各方利益协调的成本，同时防止信息泄露，从而有利于家族企业保有政治寻租带来的超额收益，促进政治关联寻租[7]。

从社会情感财富理论的角度来看，家族企业研发创新活动会面临较大的不确定风险，与之相关的社会情感财富收益为风险型性收益，权衡之下，家族企业倾向于通过政治寻租获取收益，减少高风险的创新项目，避免社会情感财富的损失。陈爽英等[8]发现，为了促进企业持续发展、稳定传承以及迎合本地官员晋升的需要，家族企业更倾向于投资低风险、稳定获利的项目。此外，政治关联会增强企业家对短期社会情感财富损失与政治寻租收益损失的重视，诱导部分关注远期或有社会情感财富的企业家放弃风险较高的研发投资战略，进而导致其进行长期研发投入的意愿不足或缺失[9]。总而言之，为了降低风险，实现家族财富最大化，同时维系紧密的社会关系及保有社会情感财富，家族企业往往会减少高风险且收益不确定的研发创新活动，并挤占生产性支出而进行政治寻租获取超额收益。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设H6：政治关联对家族涉入与企业研发投入之间的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H6a：政治关联会增强家族股权涉入、家族董事会涉入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抑制作用，亦即，当企业实际控制人具有政治关联时，家族股权涉入、家族董事会涉入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抑制作用会增强。H6b：政治关联会削弱家族管理涉入对企业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亦即，当企业实际控制人具有政治关联时，家族管理涉入对企业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会减弱。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参考魏明海等[10]、Gómez-Mejía等[11]关于家族企业的研究，将符合以下条件的企业定义为家族企业：(1)企业最终控制人为自然人或家族，不包括实际控制人为多个自然人，且所涉实际控制人之间无亲属关系，以及无亲属在企业持股或担任董监高(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企业；(2)企业最终控制人的持股比例大于10%。

本文以2012—2016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家族企业为研究样本。本文对研究样本依据下述原则进行筛选：(1)删除2012—2016年出现ST或*ST的公司；(2)剔除银行、证券等金融类公司；(3)剔除财务状况存在严重问题或经营异常的样本；(4)删除数据缺失的样本。本文最终获得有效样本1351个，共计4909个公司-年度样本观测值。

本文的样本数据主要来源于CSMAR数据库及相关公司上市招股说明书、企业年度报告以及巨潮资讯网、百度搜素等。其中，家族涉入数据、研发创新数据及控制变量数据均来源于CSMAR数据库；市场化程度数据系根据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相关数据经一定测算方法获得；政治关联数据则是根据上市公司年报高管的个人简历经手工整理而得，个中包括通过百度搜索、巨潮资讯网等网站对家族企业最终控制人与管理层的政治身份进行了比对确认，以最大程度确保政治关联数据的准确性。本文对所有连续型变量进行上下1% Winsorize缩尾处理，以减少极端异常值的影响。

(二)变量定义及其测量

1.因变量

企业研发投入(R&D_1)。本文以企业当年R&D投入占总资产的比重作为企业研发投入的度量指标，藉此，可以排除企业规模因素的影响，从而使得不同企业之间的数据具有可比性。

2.自变量

本文根据家族涉入的异质性，将家族涉入分为家族股权涉入、家族董事会涉入与家族管理涉入。其中，家族股权涉入与家族董事会涉入为连续型变量，分别为家族持股比例与家族董事比例，而家族管理涉入为0-1变量，仅考虑家族成员是否担任高管职务。本文分别从所有权、控制权与管理权三个层次对家族涉入进行划分，藉此，可以避免三种异质性家族涉入指标之间的交叉影响。具体如下：

家族股权涉入(FO)。本文采用被大多数学者认可的衡量方法[12]，以最终控制家族整体持有上市公司股权比例之和来衡量家族股权涉入程度。

家族董事会涉入(FB)。本文采用董事会中家族成员所占比重来衡量家族董事会涉入。

家族管理涉入(FM)。本文设置虚拟变量FM来衡量家族管理涉入，亦即，若家族成员担任公司CEO、总裁、副总裁、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秘或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管理人员，则FM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

3.调节变量

市场化程度(Ins)。本文参考李诗田等[13]的做法，采用王小鲁等[14]编制的《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6)》中的各地区市场化总指数评分来测评，该变量取值为0-10，分数越高说明该地区制度环境越好。鉴于该报告只提供了2008—2014年的数据，本文借鉴李勇等[15]的做法，采用移动平均法，推算出2015、2016年各省份的市场化指数。

政治关联(P)。本文针对家族企业的独特治理特征，以家族企业最终控制人的政治身份作为度量标准，构建政治关联虚拟变量，若家族企业最终控制人现任或曾任各级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或政府官员，则P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

4.控制变量

本文选取企业年龄(Age)、企业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ev)、盈利能力(Roa)、独立董事比例(Indep)、高管团队规模(Manager)等六个控制变量。其中，企业年龄以观测年度减去上市公司成立年度加1后取自然对数来衡量；企业规模以年底企业资产总额(单位：元)的自然对数来衡量；资产负债率以企业年末总负债与总资产的比值来衡量；盈利能力以总资产净利润率来衡量；独立董事比例以企业中独立董事数量与全体董事数量的比值来衡量；高管团队规模以企业高管团队成员总数的自然对数来衡量。

(三)模型设定

本文设定(1)、(2)、(3)式所示的主效应回归模型，用以检验假设H1～H3。

R&D_1i,t=β0+β1FOi,t+∑βi×Controli,t+εi,t

(1)

R&D_1i,t=λ0+λ1FBi,t+∑λi×Controli,t+δi,t

(2)

R&D_1i,t=μ0+μ1FMi,t+∑μi×Controli,t+θi,t

(3)

本文设定(4)、(5)、(6)式所示的市场化程度的调节效应的回归模型，用以检验假设H4和H5 。

(4)

(5)

(6)

本文设定(7)、(8)、(9)式所示的政治关联的调节效应的回归模型，用以检验假设H6 。

(7)

(8)

(9)

其中i和t分别表示企业和年份，R&D_1表示被解释变量企业研发投入，FO、FB、FM分别表示解释变量家族股权涉入、家族董事会涉入、家族管理涉入，Controlt,t是多个控制变量的向量。β0、λ0、μ0、β0′、λ0′、μ0′、β0″、λ0″、μ0″为常数项，β1-βi、μ1-μi、λ1-λi、β1′-βi′ 、μ1′-μi′ 、λ1′-λi′ 、β1″-βi″ 、μ1″-μi″ 、λ1″-λi″为各变量的回归系数，ε、ε′、ε″、δ、δ′、δ″、θ、θ′、θ″为随机干扰项。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1是本文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从表1中可以看出：(1)因变量企业研投入(R&D_1)的最小值仅为0.042%，最大值为9.795%，标准差为1.699，说明我国家族企业的研发投入水平差异很大，且均值仅为2.264%，反映我国家族企业的研发投入尚处在较低水平，存在较大提升空间；(2)在自变量中，家族股权涉入(FO)的最大值为72.3%，均值亦达到了36.8%，标准差为0.151，说明我国家族持股比例相对较为集中，且家族的股权涉入程度普遍偏高，家族董事会涉入(FB)的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0.500，均值为0.189，标准差为0.112，说明我国家族企业并非绝对要求提名家族成员担任董事，相对于家族持股比例的均值偏低，而家族管理涉入(FM)的均值为0.593，说明我国59.3%的家族企业中有家族成员出任高管，可见我国家族管理涉入比较普遍存在；(3)市场化指数(Ins)的最小值为0.620，最大值为9.78，标准差达1.468，说明我国各地市场化程度差距较大；(4)政治关联(P)的均值为0.381，表示具有政治背景的样本企业占总样本的38.1%，说明我国上市家族企业普遍存在政治关联现象；(5)样本家族企业的资产负债率(Lev)的均值为0.334，标准差为0.177，均值及标准差均不高，这些数据彰显了家族企业偏好规避风险的特点，这在一定程度上亦能显示家族企业为了保有社会情感财富而规避创新风险的潜在逻辑。

表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注：对所有连续型变量进行了上下1%的Winsorize缩尾处理。

(二)相关性分析

表2为变量的Pearson相关系数表。从表2中可以看出：(1)家族股权涉入(FO)、家族董事会涉入(FB)与企业研发投入(R&D_1)分别在1%与10%的显著性水平上负相关，这与本文假设H1、H2相一致，家族管理涉入(FM)则与企业研发投入(R&D_1)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正相关，这与本文假设H3相一致；(2)市场化指数(Ins)与企业研发投入(R&D_1)显著正相关，政治关联(P)与企业研发投入(R&D_1)显著负相关，符合本文预期假设；(3)在控制变量中，企业年龄(Age)、企业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ev)对企业研发投入(R&D_1)具有显著的消极影响，盈利能力(Roa)、独立董事比例(Indep)、高管团队规模(Manager)则与企业研发投入(R&D_1)正相关，符合本文预期，此亦说明本文对控制变量的选取较为合适；(4)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的最大值为0.541，据此可以初步判断本文的变量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本文对所有变量做了膨胀因子检验(VIF值测试)，结果所有的VIF值均在1.02～1.65之间，远低于临界值10，这进一步表明，本文所建模型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三)回归分析

1.主效应

本文使用的是非平衡面板数据，通过F检验及Hausman检验，本文最终确定选取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分析(1)限于篇幅,回归结果未有以表格形式列出,备索。，回归结果显示：

模型1只包含控制变量。企业年龄(Age)、企业规模(Size)与企业研发投入(R&D_1)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负相关，说明随着企业年龄的增长及企业规模的扩张，在家族企业情感、声誉及社会资本得到一定的积累后，为了保护社会情感财富，家族企业会减少风险性研发投资；盈利能力(Roa)、独立董事比例(Indep)、高管团队规模(Manager)与企业研发投入(R&D_1)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正相关，说明随着企业盈利能力的提高，企业将拥有更多的资金用于研发投资，较高的独立董事比例与高管团队规模亦能够在一定程度对企业创新决策产生积极影响，此亦符合本文的预期设想。

表2 变量的Pearson相关系数表

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双尾检验，下同。

模型2显示，家族股权涉入(FO)与企业研发投入(R&D_1)的相关系数为-0.994，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负相关，说明家族股权涉入程度越高，不仅越会对家族企业资源配置产生负面影响，而且尚越会使得企业减少企业创新投资，本文的假设H1由此得到验证。

模型3显示，家族董事会涉入(FB)与企业研发投入(R&D_1)的相关系数为-0.825，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负相关，说明董事会中家族成员比例越高，企业的研发投入水平越低。该实证结果验证了前文所述的董事会中家族成员越多，越不利于创新思维的引入，企业的经营决策结果亦会越接近于家族成员的意愿，进而越会为了保护社会情感财富而减少高风险的研发投入，本文的假设H2由此得到验证。

模型4显示，家族管理涉入(FM)与企业研发投入(R&D_1)的相关系数为0.072，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正相关，说明家族成员参与管理，有利于企业研发投入水平的提高。如前文所述，家族成员进入高管团队，能够天然地缓解代理冲突，激发高管团队的管家效应，关注企业的长期研发创新投入，本文的假设H3由此得到验证。

2.市场化程度的调节效应

回归结果显示，模型5及模型6的主效应均为负相关，市场化指数(Ins)与家族股权涉入(FO)的交互项FO×Ins的系数为-0.468，市场化指数(Ins)与家族董事会涉入(FB)的交互项的系数FB×Ins为-0.658，二者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为负，说明市场化指数对家族股权涉入、家族董事会涉入与企业研发投入的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并不能缓解这两种家族涉入对企业研发投入的负面影响，而随着市场化程度的降低，企业的生存发展受到限制与威胁，企业家从风险厌恶型转变为风险偏好型，不再为保护社会情感财富而抑制企业研发投入，本文的假设H5a由此得到验证，而其对立性假设H4a则没有通过检验。

模型7的主效应为正相关，而市场化指数(Ins)与家族管理涉入(FM)的交互项FM×Ins的系数为-0.045，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为负，说明市场化指数对家族管理涉入与企业研发投入之间的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亦即，正式制度环境的改善能够有效遏制外部职业经理人的个人投机主义行为，家族成员加入高管团队在缓解家族股东与职业经理人之间代理冲突的优势则有所削弱，进而使得家族管理涉入对企业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有所减弱，本文的假设H5b由此得到验证，而其对立性假设H4b则没有通过检验。

3.政治关联的调节效应

回归结果显示，模型8及模型9的主效应均为负相关，政治关联(P)与家族股权涉入(FO)的交互项FO×P的系数为-0.055，但并不显著，说明政治关联对家族股权涉入与企业研发投入之间的关系没有显著的调节作用，而政治关联(P)与家族董事会涉入(FB)的交互项FB×P的系数为-0.448，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为负，说明政治关联增强了家族董事会涉入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抑制作用，亦即，当企业实际控制人具有政治关联时，其往往会增强企业的短期导向，并会加强对短期社会情感财富损失的重视，且进行政治寻租而获取超额收益，而放弃那些风险较高的研发投资战略。由此，本文的假设H6a部分得到了验证。

模型10中的主效应为正相关，政治关联(P)与家族管理涉入(FM)的交互项FM×P的系数为-0.428，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为负，说明政治关联对家族管理涉入与企业研发投入的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亦即，政治关联削弱了家族管理涉入对企业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说明当企业实际控制人具有政治关联时，家族成员会整体产生短视行为，并经管理涉入把这种效应带入管理层，使得企业在经营决策上更倾向于投资低风险与稳定获利的项目，进行政治寻租，将部分企业资源用于私人投资或补贴性消费，而不愿进行高风险的长期研发投资，从而会对家族企业创新投资活动产生“挤出效应”。由此，本文的假设H6b得到验证。

(四)稳健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检验本文研究结果的可靠性，本文采取替换变量指标的方法，具体而言，替换企业研发投入、市场化程度、政治关联的测量指标，并藉此进行稳健性检验。

本文采用R&D_2(R&D投入/销售收入)替换因变量测量指标R&D_1(R&D投入/年末总资产)之后，主效应家族股权涉入(FO)、家族董事会涉入(FB)与企业研发投入(R&D_2)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说明家族股权涉入、家族董事会涉入抑制了企业研发投入，家族管理涉入(FM)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与企业研发投入(R&D_2)显著正相关，说明家族成员参与管理有利于企业研发投入与创新。综上所述，替换因变量测量指标之后的回归结果依旧符合预期，验证了假设H1～H3的准确性。

本文参考李诗田等[13]的研究，采用王小鲁等[14]编制的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中的法律制度环境指数评分(Law)代替市场化指数(Ins)来衡量市场化程度。结果表明，家族股权涉入(FO)、家族董事会涉入(FB)与法律环境指数(Law)的交互项Law×FO、Law×FB的系数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随着法律环境指数的降低，家族股权涉入、家族董事会涉入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抑制作用减弱，这进一步验证了假设H5a的准确性，而家族管理涉入(FM)与法律环境指数(Law)的交互项Law×FM的系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随着法律环境指数的提高，家族管理涉入对企业研发投入的促进效应有所减弱，从而进一步验证了假设H5b的准确性。

本文采用最终控制人具有政治关联的比例(以下简称政治关联比例)P_Ratio作为政治关联P的代替变量，并藉此对政治关联的调节作用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家族股权涉入(FO)、家族董事会涉入(FB)与政治关联比例(P_Ratio)的交互项P_Ratio×FO、P_Ratio×FB的系数均为负，但前者并不显著，后者则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说明政治关联比例对家族股权涉入与企业研发投入之间的关系同样没有显著的调节作用，而政治关联比例则会增强家族董事会涉入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抑制作用，这进一步部分验证了本文的假设H6a，而家族管理涉入(FM)与政治关联比例的交互项P_Ratio×FM的系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政治关联比例对家族管理涉入与企业研发投入之间的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从而进一步验证了假设H6b 的准确性。

综上所述，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较好的稳健可靠性。

五、研究结论与管理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研究结论如下：(1)家族股权涉入与企业研发投入负相关，亦即，家族股权涉入程度越深，为了维护家族成员的利益，家族所有者倾向于将企业资源用于私人投资或补贴性消费，同时出于保护社会情感的目的，会减少研发活动。(2)家族董事会涉入与企业研发投入负相关，抑或，控制家族大多将企业风险性决策例如研发投入等视为对自身家族控制与传承的威胁，董事会中家族成员比例过高会限制外部优秀创新人才的引进。(3)家族管理涉入与企业研发投入正相关，亦即，家族成员担任高管能增强高管团队的“管家性”与“任职长期性”，同时能够为企业带来外部管理者所缺乏的社会资本与创新资源，从而会促进企业研发创新。(4)外部正式制度环境越差，家族股权涉入、家族董事会涉入对企业研发投入的负面影响越弱，随着正式制度环境的改善，家族管理涉入在缓解代理冲突中的优势会遭到削弱，市场化程度的提升则会削弱家族管理涉入对企业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5)政治关联对家族股权涉入与企业研发投入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并不显著，但政治关联会增强家族董事会涉入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抑制作用，而政治关联会削弱家族管理涉入对企业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

(二)管理建议

结合我国转型时期的制度环境等现实约束条件，本文提出下述管理建议：(1)家族企业具有“治理效率的自提升机制”[16]。家族企业应致力于构建科学合理的治理结构，把握“适度原则”，将家族股权涉入、家族董事会涉入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以此抑制家族的风险厌恶倾向，避免因过度保护社会情感财富而对企业研发活动产生负面影响。(2)较差的正式制度环境及企业生存威胁会扭曲家族企业的风险偏好，并刺激家族企业进行研发投入，且这种激进的风险投资不一定能为企业带来长期经济效益。为此，政府应逐步完善外部市场环境，为企业生存发展扫除障碍。(3)适当的家族管理涉入能够有助于增强企业创新团队的归属感与自信心，有助于减少管理层的机会主义，促进企业研发水平的提高。因此，家族企业不能过度放任“职业经理人”自主经营决策，而应适当保留“家族经理人”，以推动技术创新。但与此同时，亦不能过高估计家族管理涉入的积极影响。因为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与外部正式制度环境的完善，家族管理涉入的这一作用将会减弱，甚至可能对企业创新产生阻碍作用。(4)政治关联对家族涉入与企业研发投入之间的关系具有消极影响。因此，家族企业应更多地基于自身长期发展与竞争能力提升之虑，控制政治关联的时间及成本，避免企业战略的短期导向。对此，政府则应充分发挥公共服务职能，减少家族企业政治寻租空间，加强产业发展政策的引领作用，充分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藉此激励家族企业加大企业研发投入与创新。(5)任何企业的良好成长与发展过程均离不开对社会创新资源的持续获取及支配，在当前社会经济整体进入创新重构状态的特殊时期，创始人或二代必须为家族企业融入更多鲜活与创新的基因，促进家族企业逐渐实现数字化转型与智能升级，并藉此逐渐实现家族企业治理优化与商业模式创新的开放共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