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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标准讨论彪炳千秋
——中共云南省委党校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回顾与启示

2019-12-13

创造 2019年1期
关键词:毛泽东思想同志马克思主义

回忆过去,认识现在,大有裨益。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回顾40年前的1978年5月起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情况,对于增强我们坚持党的思想路线,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是极具现实意义的。因那时我作为中共云南省委党校的副校长,在校党委的集体领导下,分工主持教学工作,具体负责组织当时开办的县以上领导干部轮训班和理论宣传干部训练班各班学员积极参与这场大讨论。11月4日,由省委宣传部领导主持,要我给省级机关厅、处级领导干部作真理标准问题的专题讲座。为此,经查阅有关资料和回忆,将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员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主要情况概述如下,并谈谈得到的四点深刻启示。

讨论的兴起

我认为,那场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在政治、理论、实践上所具有的意义,怎么估价都不过分。粉碎“四人帮”后,我们国家往哪条道路上走,十年“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是否还要继续坚持下去,这是摆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最为现实而又必须尽快作出回答的重大问题。如果按照当时党中央的一位领导同志说的“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这“两个凡是”的观点去办,就是说,不管原来决定的东西正确与否,即使是错了也要坚持,也要遵循,包括像“文化大革命”那样的严重错误也要“坚决维护”。要是这样,那就必将把我们的国家继续引向深渊,走上亡党亡国的死胡同。相反,要是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那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使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和指示,也只能是维护和遵循经实践检验是正确的;经实践检验是不正确的东西,不管是谁的指示,哪一级组织的决策,都应当抛弃。这样,我们的国家才会重新走上振兴富强之路。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从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开始,在全党和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但是,在讨论之前,对为什么要开展这一场讨论,当时在党校学习的县一级领导干部中,认识也是不尽完全一致的,甚至是很不一致的。综观几期的情况看,对开展这场讨论,部分同志有“六个误认为”:一是误认为讨论这个问题是理论界的事,是学术问题,自己是干实际工作的,与己无关;二是误认为这是上边的事,“上面管线,下面管干”“只要中央正确,稳住局势,省委能把中央这本经念好,我们下边的小和尚敲木鱼撞钟,要有多响就有多响”;三是误认为讨论了也解决不了问题,“胳膊扭不过大腿”,最后还是权力标准决定一切,谁的官大谁说的就是真理。“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说倒容易,做起来就难了。上级的一些指示、决定明明就不符合实际,你敢不执行?在非常情况下,像张志新那样顶住,那就是她那个下场,所以说不清楚;四是误认为兴师动众的讨论一个普通常识问题,是小题大做,根本没有必要。有的还问:“讨论这个问题,有没有红头文件”?五是误认为开展这场讨论是中央出了问题,要揪什么人,所以老是要问讨论的背景是什么,是不是又要开展一场运动?六是误认为讨论这个问题是要否定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说检验来检验去,还不是要把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检验掉,讨论来讨论去,还不是“抽象肯定,具体否定”“人家说这是砍旗,我不能驳倒”。正因为有这样的一些糊涂认识,所以,不少同志对开展这场讨论,采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有的一接触到这个问题,就“退避三舍”,“不点头,不摇头,免得运动来了吃苦头”,采取所谓“少管闲事”“平安便是福”的态度。讨论真理标准问题,之所以会反映出这么多的糊涂思想来,是有多种原因的,但根本原因看来是两条,一是林彪、“四人帮”长期颠倒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拼命宣扬现代迷信,神化领袖,以及败坏党的作风,所造下的恶果影响很深、很广;二是不少同志哲学著作学得太少,有的虽学过一点,但也没有真正学懂、学好、弄通。

针对这些思想状况,在教学指导上,党校领导首先组织大家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先掌握理论武器,通过选学几篇基本的哲学经典著作,以及学习马、恩、列、斯、毛《关于实践和真理的部分论述》(语录),重点抓住物质与精神、实践与认识的关系等基本问题,引导大家下功夫学深、学好、学透。在掌握基本原理的基础上,根据普遍存在的实际思想,注意引导大家联系实际,着重弄清为什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及讨论这个问题的重要意义,特别是引导大家以历史的科学的态度对待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划清真高举和假高举的界限。

收获与体会

由于讨论的逐步深入开展,在教学中坚持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导,强调要紧密联系当前实际,着重解决有关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实现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等问题,把理论上的系统性和思想上的针对性紧密结合起来,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解放思想,开动机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使学员通过学习,更加自觉地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和党中央制定的一系列重大决策、方针、政策。随着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深化,几期县以上领导干部轮训班和理论宣传干部训练班解决了当时干部思想上、政治上存在的一系列重大疑问,促进了思想大解放,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信心大为增强。主要的收获和体会大致上可归纳为下面七点。

(一)思想认识开始大转变

通过学习讨论,联系实际,总结历史经验,大家受到了很大启发和深刻教育。不少同志思想豁然开朗,有如进入了一个新的思想境界,反映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感到“人也好像聪明了一点”,“哲学真是聪明学”,许多糊涂思想为之一扫。认识到这场讨论,像一个“总开关”,打开了我们克服思想僵化半僵化、冲破禁区、解放思想的大门;像一把“金钥匙”,解脱了我们头上的精神枷锁,使我们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有了武器,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有了标尺,这场讨论实在太重要了,这才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原误认为是常识问题不值得讨论的同志,现在说:原来哲学的基本问题,也是我们能否搞好工作的基本问题。前些年“唯上”“唯权”“唯风”“唯文件”“唯语录”成了风,就是没有“唯实”,思想陷入僵化、半僵化,使工作受到很大损失,从思想认识讲,就是因为对哲学的基本问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这些马克思主义的常识并没有真正弄懂。原来认为这场讨论与己无关的同志也说:“学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深深感到建国30年来经验教训很多,其中最根本的一条,就是思想路线要搞端正。这对一个党是如此,对我们一个地区、一个部门、一个人来说,也是如此。”“一个党,一国家,如果思想僵化就要亡党亡国,一个干部思想僵化,就要被群众抛弃。”许多同志都深深感到,要搞好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必须要把干部的思想路线搞端正,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如果思想路线不端正,政治路线就贯彻不好。原来感到“唯实”难的同志也说,敢不敢“唯实”,就个人来说,还有个世界观的改造问题,如果患得患失,从个人主义出发,也是不可能做到“唯实”的。

(二)以科学的态度对待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

在几期的讨论中,都涉及用什么态度对待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问题,由于初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使大家懂得了必须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评价毛主席,以科学的态度来对待毛泽东思想,要把朴素的阶级感情转换为科学的态度,从而认识到,这场讨论绝不是否定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恰恰相反,是使我们回复到毛泽东思想的轨道上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本来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所以讨论这个问题绝不是什么“砍旗”,而是真正的举旗。同志们说,三中全会对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评价是完全正确的,是真高举,把毛泽东同志看作神,不是看作人,否认毛泽东同志的认识发展也有一个过程,也要受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在探索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规律中,也难免会做出某些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判断、结论和决策;把坚持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看作是照搬、照抄、照办,而不需要在新的社会实践中继续加以丰富、完善和发展;这些都不是马列主义的科学的历史的态度。许多同志都说,在实际工作中,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还是搞“两个凡是”,这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世界观的根本对立。按照“两个凡是”的观点,过去的错误不能纠正,现在的新问题不能研究,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生命也就停止了,这才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是假高举。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就要克服思想僵化半僵化的态度,反对“两个凡是”的观点,打碎林彪、“四人帮”宣扬“顶峰论”“句句是真理”和鼓吹现代迷信的精神枷锁;同时也要警惕否定和贬低毛主席、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思潮。毛主席领导革命、建设成绩是主要的,他有缺点、错误,但不能因此而否定他的伟大功绩。大家还认识到,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当前最重要的就是要学会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丰富和发展。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光荣任务。

(三)正确理解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状况和主要矛盾,深刻认识到把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搞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从几期学员的思想情况看,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搞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以及相应地所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内心是热烈拥护的。但由于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流毒的影响,有些同志看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继续革命”等口号都不再提了以后,怀疑工作重点的转移,是不是“丢纲”“离线”“右了”“修了”;还有一些同志,怕反复,心有余悸,对党的政治路线将信将疑,不大放心,对三中全会以来的好形势,看不清楚。

根据这些思想状况,就组织学员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几篇有关的经典著作,引导大家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来分析我国现阶段的阶级状况、阶级斗争及其与四个现代化建没的关系。在掌握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联系实际,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大家感到,“思想疙瘩一个一个解开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明明是指社会主义的一定历史阶段,不是指永远。在剥削阶级已基本消灭的条件下,仍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那就大错特错了。马克思、恩格斯在一百多年前写的《共产党宣言》中就说:“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改变生产关系,“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2页)毛泽东同志在1957年也明确指出:“还有反革命,但是不多了”,“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78、375、377)怎么能说工作重点转移是“右了”“修了”,是“丢纲离线”呢?我们不搞“四化”,不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能彻底战胜资本主义、为进入共产主义创造条件吗?有的同志说:“三中全会关于工作着重点转移的决策,是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符合社会主义发展客观规律,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的。在国内阶级关系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作为阶级的剥削阶级已经基本消灭的情况下,再搞‘以阶级斗争为纲’,就要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犯极大的错误,受到历史的惩罚。”原来认为是“转了向”的同志,现在也认识到,根本不是什么“转不转向”,而是转迟了,用实践标准检验,如果早在三大改造完成以后,我们的工作重点就转移到经济建设上,那么我们国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比现在就要高得多,人民的生活也比现在改善很多。这是一个严重的教训,今后不能再这么折腾了。有的同志原来怕“再坐被告席”的,也觉得“现在放心了”。大家表示,今后一定要脚踏实地一心一意搞四化,对阶级斗争,既不能夸大,也不能缩小,要围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个中心进行阶级斗争,并为这个中心服务,以保证生产力的发展。

(四)深化了对“两包”到户的理解,树立了敢于抓生产、搞“四化”的信心和决心

在几期轮训班的学习中,学员对农村要不要实行“两包”到户(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展开了热烈的争论。当时不少学员仍然受到“左”的思想束缚,对“包”字心有余悸,认为“包”就是单干,是方向问题。有的学员说:“共产党再背时也背时不到走单干的道路”,“现在干的是过去批的”,“两包”是“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谁搞了谁就丧失了党性原则”。有的甚至说,中央两个农业文件“右了”,是“恢复私有制”。针对这些思想,校领导发动学员以真理标准为武器,深入批判过去在农业发展中长期存在的“左”的错误,使学员认识到,农业要发展,农村要富起来,主要靠农民的积极性,过去那种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经营管理过于集中,分配上存在严重的平均主义,农民哪来的积极性?认识到谈“包”色变是“左”的思想作怪。有位学员形象地说:过去是“思想箍着,手脚捆着,土地闲着,肚子饿着”。大家一致认为,这种状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景东县委副书记在大会发言中用他们实行包产到户实践的结果归纳了三句话:“早解放吃白米,晚解放吃苞谷,不解放饿肚皮。”有的同志还说:“这几年管生产的人老是受气,一提生产就好像理亏三分”,“扎扎实实干的人有罪,搞假大空的人有功”,“‘四人帮’把政治挂帅搞得玄而又玄,政治挂帅既不能落实在生产上,也不能落实在工作上,那就只好成天提在手上,挂在嘴上了”。大家在学习之后反映,今后敢于理直气壮地抓生产,搞四个现代化了。

(五)提高了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由于受“四人帮”的毒害,在长期“左”的思想禁锢下,参加党校学习的许多领导干部养成了遇事“唯书”“唯上”“唯权”“唯风”“唯语录”的思维习惯,就是不敢唯实。这种思想状况对于正确领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是一大障碍。他们动辄怕“修”、怕“右”、怕“乱”,怀疑三中全会精神是不是“偏”了,不少同志内心深处是拥护三中全会精神的,但被过去“左”的那一套整怕了,唯恐以后政策一变又要挨批,所以凡事都采取“干着点、等着点、看着点、防着点”的态度。这些思想充分说明,如果不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弄清检验真理的标准,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很难贯彻好的。校领导针对学员思想上的忧虑和认识上的偏差,进一步组织开展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使学员思想上存在的一系列问题迎刃而解,不少学员反映,冲破了“左”的禁区,脑子豁然开朗,真理标准是总开关,一开就灵,今后一定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勇于奋进,放开手脚大干一场。另外,还引导轮训班和训练班在政治上开展了对林彪的“革那些革过命的人的命”和“四人帮”的“阶级关系新变动论”等反动谬论的批判,使大家更深切地认识到“左”的危害,进一步提高了思想解放、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六)体会到学习理论的重要

来党校学习的县以上领导干部,多年来,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不读马列著作的情况较为普遍,加之长期忙于实际工作,不少同志确实接触马列著作太少,因此,他们工作多年之后来党校学习几个月,坐下来读几本书,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总结一点经验教训,以提高领导水平和工作能力,是非常有益的,也是很有必要的。为此,在真理标准讨论的过程中,校领导就反复强调要刻苦读书,通过学习原著在掌握基本原理上狠下功夫,力求弄懂、弄通,吃透精神实质,掌握立场、观点和方法,并注意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当许多同志初步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武装了头脑,分析问题和理解问题的能力有所提高,一旦尝到了一点认真读书的甜头之后,“学原著,钻原理,完整准确地加深理解”这样一种刻苦钻研的风气,也就随之普遍兴起。那种学习理论“无用”,是“远水解不了近渴”“解决不了实际问题”的思想,也逐步地得到了克服。有的还把学理论的体会归纳为五条:“一是端正思想路线,不懂革命理论不行;二是批判林彪、‘四人帮’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不懂革命理论不行;三是总结30年的经验教训,不懂革命理论不行;四是搞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懂革命理论不行;五是要真正克服工作中的错误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不懂革命理论不行。”一位理论宣传干部也说:“不学马列,就不懂马列,不懂马列,就不能遵照马列的基本原理办事,也宣传不好马列。”

(七)影响扩及全省

在云南全省性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明显落后于全国的情况下,省委党校率先在学员中认真开展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在全省产生了很大影响,受到了普遍关注。主要的影响:其一,带动了全省思想理论上的拨乱反正工作。1978年时任《云南日报》总编辑的李孟北同志听说省委党校学员讨论真理标准问题很有收获,就亲自来党校采访,我给他详细介绍了讨论的情况,并安排了八位学员参加的座谈会,请他直接听学员谈学习讨论的收获体会。10月18日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以《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题,将党校学员热烈讨论的情况及思想收获作了详细报道,并提出了没有讨论好的一定要补好这一课的要求,对全省干部的思想解放起了带动和促进作用。党校学员的讨论及收获情况广为传播后,便与全省广大干部的思想产生了共鸣,从而促进了许多地区、单位在学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时,联系实际开展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加快了云南解放思想的步伐。其二,由于参加党校当时举办的主体班次即领导干部轮训班、理论宣传干部训练班和高级干部读书班的学员,许多都是全省各地区、各系统的领导骨干和理论宣传骨干,这些同志参加了省委党校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拨乱反正、解放思想、贯彻三中全会精神为主旨的学习之后,他们在思想理论上出现了一个大的飞跃。在许多地区、单位贯彻三中全会方针、政策的实践中,经过党校这一段学习轮训的干部发挥了重要作用。有的地州党委负责同志高度评价了党校轮训班的成效,说:经过党校轮训班学习的学员,成为云南贯彻三中全会精神的重要力量。经过党校学习的同志,普遍以崭新的精神面貌投入到实际工作中,成为云南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方针、政策的骨干。

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征程,也正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亲自领导的一大功绩。习近平同志2014年8月20日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这样明确指出:“在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同志成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了历史性贡献。‘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向何处去’又成为摆在中国人民面前头等重要的问题。邓小平同志以他的远见卓识、丰富政治经验、高超领导艺术,强调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旗帜鲜明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支持和领导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推动进行各方面的拨乱反正。在邓小平同志指导下,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提法,确定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实现了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第6页)

深刻的启示

通过对中共云南省委党校讨论真理标准问题情况的回顾,我认为,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至少有如下四点深刻的启示。

(一)必须十分重视思想理论的先导作用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最基本的原理,只要学过哲学的同志都懂得。但为什么像这样一个最普通的常识问题,竟然从1978年5月起在全党全国范围内的思想战线上引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大讨论呢?甚而至于发展到各省、市、自治区和大军区的领导同志都要先后公开表明态度支持这场大讨论呢?这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的。

1977年8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大,虽然宣告“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但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的限制,特别是在党中央的一位领导同志的错误影响下,这次大会未能彻底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没有完成从思想理论上和指导方针上拨乱反正的任务。而要把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就必须首先要完成这一任务。因为当时摆在全党全国人民面前最急迫的3大现实政治任务是:

一是如何在思想理论上把被林彪、“四人帮”一伙长期搞乱了的思想理论是非颠倒过来,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从而使广大干部、群众从混乱的思维模式中解放出来,摆脱在形而上学猖獗下的思想禁锢。

二是如何纠正在“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切冤假错案,给遭受不白之冤的所有干部、知识分子和群众平反昭雪,洗清罪名,落实政策,恢复名誉,还历史以本来的面目。

三是如何摈弃“两个凡是”的束缚,从思想僵化、半僵化和现代迷信的精神枷锁中解脱出来,科学地、历史地正确对待毛主席的功过,尤其是他老人家晚年的错误,正确对待毛泽东思想。

要解决这些重大政治思想问题的理论武器恰恰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有了这把标尺,就可以把被林彪、“四人帮”颠倒了的思想理论是非全都纠正过来,就可以大胆放手地平反“文化大革命”中,乃至在这之前的一切冤假错案,就可以理直气壮地纠正和摈弃毛主席晚年所犯的错误。这正如列宁说过的:“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仅具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具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列宁全集》第55卷第183页)道理很简单,因为判断正确与错误的唯一标准是实践。于是,在实践面前,“两个凡是”的论点就站不住脚了,持这种观点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十分有害的。我们只能是坚持、维护、遵循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毛主席作出的指示和决策,不正确的则必须坚决抛弃。否则,我们国家就无法摆脱困境。这样,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一场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就在邓小平同志的不断推动和领导下,在全党和全国范围内掀起。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犹如一把“金钥匙”,开启了人们解放思想的大门,为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铺垫了思想条件和理论基础,从而开辟了我们党和国家发展史上的一个新的时代。正因如此,邓小平同志在1978年12月13日实际上是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主题报告中,对这场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就作了高度评价,指出:“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并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3页)邓小平同志把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提到如此之高度来加以评价,可见这场讨论关系之重大,意义之深邃,影响之久远!

由此亦可见,凡是在党和国家每一次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都必须要十分重视思想理论的先导作用。因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列宁全集》第6卷第23页)而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样一个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普通常识问题,在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紧要关头,为什么能够发挥出如此巨大的影响和推动作用呢?又是因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1页》)也就是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虽然是普通常识的问题,却又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根本的哲学理论观点,它在关键时刻,正是满足了我们国家发展振兴的迫切需要。

强调在党和国家发展的重大历史关头,必须十分重视思想理论的先导作用,但平时也不可忽视。缺乏革命理论指导的实践,只能是盲目的实践。习近平同志就多次强调过,必须高度重视理论的作用,如《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就这样指出:“我们党一贯重视理论工作,强调理论必须同实践相统一。理论一旦脱离了实践,就会成为僵化的教条,失去活力和生命力。实践如果没有正确理论的指导,也容易‘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理论对规律的揭示越深刻,对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引领作用就越显著。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高度重视理论的作用,增强理论自信和战略定力,对经过反复实践和比较得出的正确理论,不能心猿意马、犹豫不决,要坚定不移坚持。”(见2015年1月25日《人民日报》第1版)

(二)必须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包括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我们党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但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是指引我们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列宁就明确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过,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列宁选集》第4卷第180页)他还说:“我们并不苛求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知道走向社会主义道路上的一切具体情况。这是痴想。我们只知道这条道路的方向,……至于具体情况,实际情况,那只有千百万人的实践经验才能表明。”(《列宁全集》第25卷第273页)毛泽东同志也讲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应当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待,而应当看作行动的指南。不应当只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而应当把它当成革命的科学来学习。不但应当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研究广泛的真实生活和革命经验所得出的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而且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3页)

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一伙,拉大旗作虎皮,打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号,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竭尽歪曲、篡改之能事。他们从为我所用的目的出发,采取实用主义的手法,对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时而寻章摘句,违背原意,借以吓人;时而抓起这个观点去反对那个观点,制造混乱,扰乱人心。尤其是以维护为名,大肆宣扬“顶峰论”“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句句照办”“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等谬论,把人们的思想引入了僵化、半僵化、现代迷信之中。1978年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时候,“四人帮”虽然已被粉碎近两年了,但他们一伙所散布的一系列反马克思主义的言论,制造的现代迷信的思想影响,阴魂不散,仍然禁锢着许多人的头脑。“两个凡是”观点的提出,实质上也是林彪、“四人帮”思想体系在新的条件下的继续反映。于是,如何破除“两个凡是”的观点,正确对待毛主席的指示和决策,正确对待毛泽东思想,也就是如何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便成为当时从思想理论上拨乱反正必须着重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面对这种状况,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在第3次复出前后,就抓住这个重大问题引导大家进行拨乱反正。他首先提出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世世代代都要用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社会主义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与此同时,他最早对“两个凡是”的观点提出了严肃的批评,指出:“‘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一九七六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并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同志都没有说过“凡是”。(《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8、39页)邓小平同志旗帜鲜明地率先批评搞“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这就为我们党当时开展思想理论上的拨乱反正指明了方向,为解决好科学地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奠定了思想基础。过后不久开展的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正是在邓小平同志的亲切关怀和指引下,继续冲破“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正确区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历史功绩和晚年所犯错误,科学地对待毛泽东思想的大讨论。

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启示我们要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坚持这样两大根本观点。

一是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的观点。恩格斯早就指出过:“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81页)一切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马克思主义当然也不例外。一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就是一部既坚持继承又发展丰富的历史。必须明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必须坚持和继承。但是,正如列宁所说过的:“在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中,即使有70个马克思也不能够把握住所有这些错综复杂的变化的总和;至多是发现这些变化的规律,在主要的基本的方面指出这些变化及其历史发展的客观的逻辑。”(《列宁选集》第2卷第220页)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形势的不断发展变化,经过实践的检验,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有些观点过时了,有些结论则需要修改补充,新出现的问题更必须用新的论断来加以丰富和发展,要是永远停止在原有的基础之上,那它的生命力也就完结了。试想,如果列宁搞“凡是”,就没有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没有列宁主义;毛泽东搞“凡是”,就没有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没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搞“凡是”,就没有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胜利,没有邓小平理论。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没有搞“两个凡是”,所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通过实践上升为理论,再通过新的实践上升为新的理论,形成一个不断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升华创新而又一脉相承的统一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理论体系。党的十五大报告写道:“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可能一成不变。”(党的十五大《文件汇编》第13页)这一论断,可以说是对马克思主义从诞生到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的科学总结。胡锦涛同志2008年12月18日《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也明确指出:“《共产党宣言》问世以来160年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是与时俱进的开放的理论体系。”(《胡锦涛文选》第三卷第173页)如果马克思主义不能与时俱进开放地向前发展,而是凝固封闭在原有的基础之上,那它的生命力也就窒息了。而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以来的发展历史,正是不断与时俱进不断开放的向前发展的历史,因而也正是它的生命力越来越强的历史。习近平同志也说过:“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始终站在时代前沿。马克思一再告诫人们,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必须随着实践的变化而发展。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的后继者们不断根据时代、实践、认识发展而发展的历史,是不断吸收人类历史上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丰富自己的历史。因此,马克思主义能够永葆其美妙之青春,不断探索时代发展提出的新课题、回应人类社会面临的新挑战。”(2018年5月5日《人民日报》第2版)所以,今后,坚持、继承、发展、丰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是我们各级领导干部的神圣职责,是我们全党的一项崇高的历史使命,我们每位共产党人都应义不容辞地为此而努力作出多多的贡献。

二是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力量在于它同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观点。毛泽东同志早就讲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4页)马克思主义是经过实践反复检验证明是正确的颠扑不破的真理,但它必须和当时当地的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才能发挥出它的伟大力量。如果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理不是当成行动的指南,而是当成万古不变的教条,包医百病的药方,不以时间条件地点为转移的去生搬硬套,到处搞“凡是”,搞本本主义,那就只能扼杀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生命力,把革命和建设事业引入歧途,遭受挫折和失败。

正因如此,革命导师们总是十分强调理论必须联系实际。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正式诞生的光辉著作《共产党宣言》第2章的末尾,曾提出过无产阶级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夺取了政权,取得了革命的胜利之后,要采取剥夺地产、把地租用于国家支出;把全部运输业集中在国家手里;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之间的对立(差别)逐步消灭等等10大措施的设想。到1872年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出版德文版写的序言中就这样指出:对《宣言》中所阐述的基本理论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所以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根本没有特别的意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48~249页)也就是说,贯彻实行这些革命措施要从各个国家的不同实际情况出发,不能搞“凡是”,一概照搬照办。对此,列宁也讲得十分明确,他说:“我们认为,对于俄国社会党人来说,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列宁选集》第1卷第274~275页)在这方面,毛泽东同志也讲得很多。比如,毛泽东同志很早就批评过党内那种开口闭口就讲“拿本本来”的人,说:“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11~112页)还说:“如果每句话,包括马克思的话,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我们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86页)

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最可贵的启示之一,就是要科学地正确地对待马克思主义,要破除那种以为上了书的都是对的,领袖们的指示和决策都不能更改,不需要再去接受实践检验其是否正确,是否可行,不管情况如何变化,一切都统统照着执行就行了的“两个凡是”的、“本本主义”的思想束缚。而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原则,坚持这种马克思主义的学风,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行动指南,指导自己的实际工作,这样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项工作就能不断地取得新的胜利。

(三)必须永远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的最重要的历史功绩,就是恢复了实践第一的权威,促进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大解放,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起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发挥了思想先导的巨大作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所以能够作出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提出改革经济体制的战略任务;为1976年批判所谓的“右倾翻案风”和“天安门事件”平反;纠正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同志的错误处理;指出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等等重大决策,正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结果。

党中央在延安时期,总是不断地解决肃清“左”的思想影响,克服右的思想倾向,端正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这一关系到革命事业的盛衰、党的生死存亡的极为重大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在1937年7月写的《实践论》,就是为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观点去揭露党内存在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这些主观主义的错误而写的。这篇光辉著作为形成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同年8月,毛泽东同志写的《矛盾论》,也是为了同一个目的,从世界观方法论的高度,对中国革命的经验从理论上作了深层次的概括和总结,也可以算是解决思想路线问题的杰作。这两篇在延安窑洞中写就,并都曾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作过演讲的重要文献,至今都是我们解决思想路线问题必读的不朽的经典著作。同时,《实践论》和《矛盾论》也是第一次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1938年10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还明确提出了“共产党员应该是实事求是的模范”(《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22页)的号召。毛泽东同志还为在延安的中央党校题写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的校训。到了后来,即近40年后的1980年2月29日,邓小平同志根据毛泽东同志过去对实事求是思想的许多论述的精神,作了这样一个结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78页)

江泽民同志也多次强调解决好学风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他鲜明地提出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实际,必须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的要求,并说:“离开本国实际和时代发展来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党的十五大《文件汇编》第13~14页)江泽民同志在《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纪念邓小平同志逝世一周年》的文章中又说,我们学习邓小平理论,一定要学以致用,要有“的”放“矢”,要理论联系实际,这不仅是一个学风问题,而且是一个政治问题。并严肃地指出:“我曾经说过,理论上的成熟是政治上成熟的基础。现在我还要说,能不能把理论和实际很好地结合起来,是理论上和政治上是否成熟的一个标志。”(引自《求是》杂志1998年第4期第4页)

习近平同志《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我们纪念邓小平同志,就要学习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理论品质。实事求是,是邓小平同志一生最重要的思想特点,也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应该遵循的思想方法。邓小平同志坚持党的思想路线,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常说自己是‘实事求是派’,反复强调‘拿事实来说话’,‘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要取信于民,要干出实绩’。‘领导者必须多干实事。’邓小平同志以一生的实践证明,他是一位高瞻远瞩的思想家、政治家、战略家,也是一位求实、务实、踏实的实干家。”(《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第6页)2018年5月4日,习近平同志《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也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理论,指引着人民改造世界的行动。马克思说,‘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实践的观点、生活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区别于其他理论的显著特征。马克思主义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为了改变人民历史命运而创立的,是在人民求解放的实践中形成的,也是在人民求解放的实践中丰富和发展的,为人民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见2018年5月5日《人民日报》第2版)

回顾我们党90多年的历史,使我们看到,在每个重大发展的关键时期,凡是党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有新的突破,都无一不是以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为先导的。事实充分说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因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如此循环往复,是人类认识发展的总规律。也就是说,实践是无止境的,认识也是无止境的,因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也是永无止境的。随着实践的发展,认识也要随之发展,解放思想也要随之不断地进行,才能不断地做到实事求是。所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会也不可能永远停止在一个水平上。

还应该看到,当前在我们的干部队伍中,许多同志既注意认真学习理论,又注意密切联系实际,因此他们的工作成效就很出色,政绩也较突出。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有的不重视理论学习,埋头于实际工作,以干代学;有的虽然也学一点理论,但是学归学,干归干,不能以理论指导自己的行动;有的吃喝玩乐浑身是劲,学习理论无精打采;有的则又是上头怎么说,自己就怎么干,照搬照办,缺乏创造性,遇事优柔寡断,无所作为;甚至还有个别的不读书、不看报,凭想当然工作等等。这些都很难把工作做好,在纪念真理标准讨论40周年之际,务必请这些同志猛省一下,是必须要切实加以克服了。

(四)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改革开放

真理标准讨论像一把金钥匙打开了改革开放的大门。2018年,我们迎来真理标准讨论40周年和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的改革开放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国人民过上小康生活,逐步富裕起来了。2012年12月31日习近平同志就讲过:“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的今天,也没有中国的明天。”(《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第69页)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就明确提出要求:“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单行本第21页)所以,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习近平同志《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就这样说:“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不到70年的时间内,我们党带领人民坚定不移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走完了西方几百年的发展历程,推动我国快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要勇于全面深化改革,自觉通过调整生产关系激发社会生产力发展活力,自觉通过完善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发展要求,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符合规律地向前发展。”(见2018年5月5日《人民日报》第二版)

党的十九大围绕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要求,对全面深化改革提出了新任务。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关键一招;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没有今天中国兴旺发达的大好局面。要看到,事业发展没有止境,深化改革开放没有穷期;事业发展全面推进,呼唤着改革开放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动力仍然是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让改革开放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

回顾和总结40年前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情况和所得到的深刻启示,最终要学以致用,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落实到做好当前的工作上。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全国人民的首要政治任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贯穿党的十九大精神的灵魂和主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为做好新时代各项工作提供了根本保证。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重中之重是要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用这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全党和全国人民要深入领会这一思想的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着力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真正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来,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把党的十九大精神转化为促进发展的强大动力。这就是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40周年最好的纪念。

回顾过去,着眼现在,展望将来,说一千道一万,本文概括起来就是一句话:真理标准讨论彪炳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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