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记者 李邑兰

发自海南三亚

眼下，阿斯哈·法哈蒂可能是伊朗乃至整个伊斯兰世界最成功的电影导演。他瘦瘦小小，面对希望合影的影迷，一般会邀请对方一起坐下来。他知道如何优雅地规避身体的这点劣势，跟写剧本、拍电影很像。外界好奇，在出名严苛的伊朗电影审查制度下，他如何能游刃有余地探讨宗教信仰与现实利益的冲突，女性面对的不公正对待，道德与情感的困境等“敏感”话题。

“法哈蒂是个很聪明的人，他知道什么该写、什么不该写。”电影《一次别离》男主角佩曼·莫阿迪曾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就像《一次别离》，它虽然对宗教等话题有所提及，但并没有批评它们，而是完全尊重了各自的宗教信仰。”

2011年上映的《一次别离》是法哈蒂的成名作。此前，《关于伊丽》已经让他拿到柏林电影节银熊奖最佳导演奖，而《一次别离》给他带来的声名是空前的。片中，面对罹患阿尔兹海默症的老人、流产的女钟点工，准备离婚的夫妻纳德和西敏在道德与法律间痛苦挣扎。

这部聚焦伊朗中产阶级的电影获得众多国际奖项，包括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奖、金球奖最佳外语片奖、柏林电影节金熊奖和凯撒奖最佳外国电影奖。《一次别离》上映时，伊朗观众连夜排队观看首映，一票难求。这部纯波斯语对白、伊朗演员演绎的伊朗文艺片，以超过2400万美元的全球票房创下伊朗电影纪录。

法哈蒂拍摄《一次别离》，缘起于“非常诚实勇敢”的爷爷。有一天，弟弟打来电话，说为罹患阿尔兹海默症的爷爷洗澡时，老人不让他们帮忙脱衣服。看到孩子们眼中如同榜样的人物，突然连洗澡这么简单的事情都不会了，弟弟在电话那头痛哭。这个场景一直留在法哈蒂脑海里，多年后，失去记忆的老人成为《一次别离》中串起多个人物关系的支点。

“我最初并不清楚《一次别离》要讲什么，只是有一个画面，男主人有一个爸爸，他帮他洗澡。慢慢我就问自己，这个男人单独帮他爸爸洗澡，其他的成员去哪里了呢？然后我跟自己说，可能他离婚了。我继续问我自己，虽然这个男的离婚了，他们有没有孩子？问来问去，最终把我弄到故事里面去了。”法哈蒂说。

2016年，法哈蒂凭《推销员》再次获得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奖。最佳外语片的小金人颁给同一位导演两次，在奥斯卡奖历史上极为罕见。但这一次，美国总统特朗普颁布的“穆斯林禁令”激怒了他，他拒绝出席颁奖典礼，以表达抗议。

法哈蒂的电影从不谈论政治，他对政治“没有兴趣”。他也没有迎合西方想象，拍摄猎奇的伊斯兰景观，只是从容地展现伊朗中产阶级的生存现状。他的影片兼具写实和戏剧性，用精心设置的层层悬念和精湛的叙事技巧，把平凡生活拍出波澜，发人深思，但没有时下一些文艺片的通病，只顾展示技巧，内里空洞无物。

2019年12月7日，法哈蒂来到海南，参加第二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的大师班。他在《过往》中拍过法国故事，在《人尽皆知》中拍过西班牙故事，也收到数不清的来自中国的剧本。很多人希望他拍摄中国故事，令人遗憾的是，迄今还没有一个中国故事令他动心。

给从四面八方赶来，想听他分享如何拍出好故事的新导演们“上课”前，法哈蒂接受南方周末专访。他会说流利的英语，但坚持用母语波斯语作答。“只有用母语表达，才能完整表达出我的思想。”他解释道。

“太多的电影里

人都不像人，

而变成了机器”

南方周末：在近期的访谈中，马丁·斯科塞斯导演关于“漫威电影不是真正的电影”的论点，引发了很多争议和讨论。你如何看待这个话题？在你看来，什么样的电影是真电影？

阿斯哈·法哈蒂：我个人最喜欢讨论人、人性和情感这类更写实、更内心的电影，而不是说人像机器一样。现在的问题是，太多的电影里人都不像人，而变成了机器。当然也有很多人为了打发时间或为了快乐，会喜欢这样一类电影。漫威的电影当然也是电影，但这并不意味着电影行业里只能有漫威这样的电影。

南方周末：全世界观众熟知你，一个原因是你的电影两次在奥斯卡得奖，即使在好莱坞导演中也很罕见。我们也知道，你再次获奖时拒绝出席颁奖礼，因为特朗普总统的13769号令，也就是所谓“穆斯林禁令”。你自己在意奥斯卡光环吗？或者说，你在意得奖这件事吗？

阿斯哈·法哈蒂：电影人当然非常喜欢，也非常享受在某个地方得奖或者人家鼓励他，获奖让一些电影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有更多观众。但从另外一面看，过了一些阶段这会更危险。有时得奖会让电影行业的人、创造影像故事的人非常谨慎地往前走，他原本希望跟自己竞争，更好地掌握或占领自己。所以获奖对电影是好事，但对电影创作者可能比较危险。

南方周末：你用了“危险”这个词。

阿斯哈·法哈蒂：是的。我的意思是，获奖可能让你习惯，你每一次就想要胜利，一直要胜利。这时候你就失去要实验的感觉，因为我们创造一个作品，说实话，确实一部分不知道结局会怎么样。所以我们想方设法用各种各样的手段创造好作品，努力往好的方向去走，是非常享受的。每一次努力就是为了获奖，我觉得这不是享受。

“我自己的看法是，

女性比男性

强

大多了”

南方周末：你的电影大多都是关于伊朗的，是很伊朗化的电影，但能得到世界观众的认可。你怎么看它们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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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哈·法哈蒂：我觉得本土化和国际化不是竞争对手，不是对抗的感觉。它们经常在一起。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人类不论在世界哪个角落，情感都有相通之处。比如，我的电影讲一对夫妻在宗教信仰和现实利益之间的困境，面临两难抉择，听上去很伊朗，别的国家似乎不会遇到。但你仔细想，其实大家都会遇到某种困境，需要在两条完全相反的路之间挑一条，这时情感共鸣就产生了。

南方周末：你善于层层设置悬念，又能直击生活痛处。对于讲好一个故事，你的心得是什么？

阿斯哈·法哈蒂：在所有剧本或电影里面，我非常希望把两个看似不相关的、不能连在一起的元素连在一起。我们很多时候看一些现实的电影，里面一点点戏剧性都没有，很无聊；又有很多时候，我们看一些戏剧感强烈的电影，里面一点写实都没有。我希望把两者连在一起。我们的生活其实就是如此，从外人来看，你的生活好像一直很单调，每天只是不断重复。如果把生活中的一部分切开，放在某一个地方，或者人为添加一点什么，也许情况马上就不一样了。

南方周末：你的影片常常让夫妻陷入婚姻危机或某个道德的、现实的困境。你说过，“为了熟知我的角色，我需要一场危机，在危机中，我们才会展现真实的个性。”这句话能展开谈谈吗？

阿斯哈·法哈蒂：生活平静的时候非常单调，但万一碰到一个危机、挑战，生活的单调就没了。举一个例子，我们现在坐在这里（注：三亚一家傍海酒店的户外长廊），旁边有人说这里放了一个炸弹，那我们马上就跳开了。一旦遇到挑战和危机，人会把自己的本性拿出来或展示出来。再举一例，在这个酒店大楼里，五个人坐着电梯从一楼到五楼或十楼，然后从电梯里面出来，我们谁都不认识。这是你生活中每天都会碰到的事。现在我们仍然坐这个电梯，坐到一半，电梯突然卡住不动了，五个陌生人被关在电梯里一个半小时。这就是一个挑战、一个危机，五个人不可能不互动了，大家必须做点什么，人的不同个性就展现出来。我们就知道谁能控制得住自己的情绪，谁比较急，谁可以解决问题。挑战和危机像一个层面，然后下面是生活，要把层面拉开才能看到真正的生活。

南方周末：在《一次别离》中，观众最后也不知道小女孩选择了父母中的哪一个。你的电影总是不愿给人答案，就像玩拼图游戏总是故意留下一块，让它并不完整，为什么？

阿斯哈·法哈蒂：我喜欢你形容它是拼图游戏，这很棒。每一次结尾时不给观众答案，我想让观众自己回去琢磨、思考。如果故事有结局就固定了大家的思维，所有人都朝同一个方向发展，但说不定这个发展的点也不对，所以我宁愿让观众发现自己的答案。

南方周末：在你的电影里，女性基本都是美丽的，勤劳善良、温柔包容、内心强大，男人相比之下丑陋得多，往往自大、自负，自尊心和羞耻心过强，甚至很暴力。这是为什么？

阿斯哈·法哈蒂：（笑）每个观众都有自己的看法，在伊朗，有一些观众就表达完全不一样的看法。我每一次写剧本不会先做划分，这个是男的，这个是女的，我写的是鲜活的人和人类。我没有把人类分成两个部分，这是女孩子的性格，那是男孩子的态度。但我写剧本时，会无意识地想到在我的生活当中出现过、遇到过的人，包括我的兄弟姐妹、母亲，会借鉴他们的一些态度。我自己的看法是，女性比男性强大多了。

“从心出发，

才能到你对面

那人的心里去”

南方周末：你的朋友莫阿迪说你很聪明，知道什么该写，什么不该写。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你的作品触及了伊朗社会很多痛点，比如女人遇到的不公，宗教信仰和现实利益的冲突。但我们也知道，伊朗的电影审查制度很严格。你在拍电影、编剧时该如何思考？

阿斯哈·法哈蒂：如果你在伊朗长大，无意识地就会知道用哪一条路走，会找到自己的出路。如果一个美国人去伊朗，肯定不能完全拍摄自己的内容，觉得到处都是限制。但如果住在当地，生活本身教给你很多东西，你会知道怎么找到自己的出路。就像河里放了一块石头，河水还是会找到别的路，继续往前走。

南方周末：这样的限制会不会反而激发了你的创造力？

阿斯哈·法哈蒂：我想强调，限制并不是好事，我不会粉饰限制或审查。但我写剧本时，会知道有一些法律法规不让怎么拍，在我的无意识里面，这非常重要也非常难。我不是每一次都成功，有时确实没办法找到很好的镜头放在一个场景里。这个镜头也不能放，那个镜头也不能出现，要完全删掉，这个过程非常难。

南方周末：你很喜欢说“无意识”，这是你拍摄时的常态或方法吗？

阿斯哈·法哈蒂：对，我确实喜欢用“无意识”这个词，给学生讲课也会讲有意识、无意识。我希望所有学生知道无意识的价值。无意识像我们的保险箱，里面有很多财富，有意识像密码。很多人忘记自己的无意识，但我鼓励年轻人用好无意识。电影都是用脑子做出来的，在伊朗，我们有一句俗话“从心出发，才能到你对面那人的心里去”，用无意识、用心，才能让你的创作有血有肉、有灵魂。

举一个例子，我做《关于伊丽》时很多情况还不太明白，但我记得小时候有一个情景总是出现在脑海里。一个男人面对大海，穿着一件大风衣，衣服也是湿的，总往海里看。慢慢我就好奇，问自己：这个人是谁？他的衣服为什么是湿的？是不是从海里出来的？如果从海里出来，他为什么没有脱衣服？是不是他的老婆在海里面去世了，他没有办法救她，所以一直走不出来？这个无意识是一个起点，慢慢形成了《关于伊丽》的故事。

南方周末：13岁时，你拍摄了第一部短片，那时已经在影片中思考妥协和权力的干扰这样深刻的话题。你为什么会这么“早熟”？电影生涯起步阶段，哪些电影大师启发了你？

阿斯哈·法哈蒂：还是那句话，有些东西是无意识的。我13岁时做第一部短片，没有想其他的，就是讲了一个故事，希望让很多人相信。我真正开始创作时，很多文学家、戏剧家给了我滋养，比如契诃夫、易卜生。很多电影人是我的榜样，有来自伊朗、日本的，有来自意大利的，像费里尼。我也通过光碟、录像带看了很多美国电影，享受影像带给我的快乐。

南方周末：除了伊朗中产阶级的生活，你也拍过伊朗以外的电影。你来到中国，有没有欲望拍摄发生在中国的故事呢？如果讲中国的故事，你会对哪些话题产生兴趣？

阿斯哈·法哈蒂：到现在确实没有想过这件事。当然，我收到了很多从中国发过来的剧本，像雪片一样，可惜这些剧本没有一个让我感动。我觉得中国文化非常伟大，对我、对世界来说都非常好奇。我希望哪一天能等到这个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