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泽勇

河南作为华夏文明的主要发祥地，孝文化历史悠久，孝贤辈出，不仅青史流芳，也为新时代再创辉煌奠定了深厚的人文基础。借此机会，我想就“传统孝文化的新时代价值与创新传播”这个问题，谈谈自己的体会。

一、传统孝文化的新时代价值

孝道是传统中国的安身立命之道，其合理内核具有超越时空的意义，蕴藏着解决当代中国问题的启示和智慧，对实现中国梦，具有重大现实价值。

1.“自信中国”离不开孝文化

当代中国是一个“自信的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创造的奇迹，极大地增强了中国人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以此为背景，习总书记在2014年中央政治局第13次集体学习中提出了“文化自信”这一时代课题。总书记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是中华民族永远不能离别的精神家园，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最深厚的软实力。

孝文化是习近平“文化自信”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十八大以来，习总书记旗幟鲜明倡导孝文化，在公开讲话和文章中反复谈到孝文化。2013年在会见全国道德模范时，总书记赞扬道德模范“孝老爱亲，血脉情深”。2014年，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总书记说，孝老爱亲等传统美德，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永不褪色的价值。2016年在中央政治局第32次集体学习时，总书记指出，要将孝文化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建设具有民族特色、时代特征的孝亲敬老文化。在十九大报告中，总书记又两次提到孝文化，激励人们向上向善、孝老爱亲，构建养老、孝老、敬老政策体系和社会环境。在今年春节团拜会上，总书记再次强调“夫孝，德之本也”。要在全社会大力提倡尊敬老人、关爱老人，让所有老年人都能有一个幸福美满的晚年。总书记不仅大力倡导孝文化，还身体力行，为新时代全社会孝亲敬老树立了标杆。

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文化自信，要用孝文化的力量构筑和谐社会，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中国梦，奠定坚实的思想道德基础。

2.“银发中国”需要孝文化

行进中的中国，也是一个“银发中国”。在“未富先老”的国情下，发展社会养老已是大势所趋。但是，养老问题需要家庭、政府和社会共同承担，三者缺一不可。养老本质上是经济供养、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三方面的统一，不能单纯归结为经济问题。在养老的“三个需求”方面，经济上的供养，是最低层次的要求;而生活照料特别是精神慰藉则是一种高层次需求，对老年人安享晚年至关重要。一般来讲，政府养老只能保基本，难以涉及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社会养老的发展，在满足老年人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的方面作用也有限;以孝文化为基础的家庭亲情养老，尽管有其不足，但它是一种更人性化的养老，它的最大优势，在于更能够充分满足老年人的“天伦之求”。因此，家庭养老是政府养老和社会养老难以替代的。

大量调查显示，在当代中国，家庭养老仍然是中国人首选的养老方式，居家养老认可度不高。当前发达国家的养老危机表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和政府都不可能包办养老。重视家庭养老，已成为当代世界解决养老难题的共识。

总之，发展居家养老，要巩固家庭养老基础地位，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又一个极端。坚定不移地以孝文化守望中国人的“养老梦”，这既是我们的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也是一种文化自信。

3.“少年中国”需要孝文化

少年强，则国强。早在100年前，梁启超先生就提出了著名的“少年中国说”。 百年大计，树人为本。我国历来重视未成年人教育事业，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党和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促进青少年儿童全面发展，总体上成效显著，但问题依然突出，青少年儿童行为失范、不孝和违法犯罪现象频发高发，亟待重视。

教育家陶行知说：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

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是新时代青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的必然要求。2014年，习总书记在参加北京市海淀区民族小学庆祝“六一”儿童节时强调：要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种子在少年儿童心中生根发芽。总书记指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2013年11月，习近平在中央党校给领导干部讲话时提到，《弟子规》本是童蒙养正宝典，看似一本不显眼的小书，实际上里面蕴含着做人做事做学问的大智慧。

孝文化包涵着丰富的人格教育内涵。孔子说，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孟子说，不得乎亲，不可以为人。

孝亲敬老教育是未成年人“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教育的基础;孝道有一套系统行为规范，潜移默化，有利于儿童养成文明礼貌习惯，增强“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意识;孝道强调的立身行道、光亲耀祖，是一种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有利于培养儿童崇高理想，担当有为，为实现中国梦建功立业。

正因为如此，梁启超先生在《新民说》中讲：“忠孝二德，人格最要之件也。”要立足孝文化开展未成年人教育，童蒙养正，帮助未成年人“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4.“乡土中国”需要孝文化

数千年来，乡村一直是中华文明的根基和主要传承载体。然而，由于工业和城市文明的“强势”挤压，乡村边缘化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和趋势。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文化战略的高度，就乡村振兴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论断和举措。诸如“农村不能成为荒芜的农村、留守的农村、记忆中的故园”，城镇化要“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等等。习总书记的系列讲话，从根本上强调了乡村文明的主体地位，乡村与城市“两个文明”应当平等相待、共存共荣。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集多方面要求于一体，但归根到底是重塑乡村文明的尊严，延续中华文脉。

乡土社会是一种孝道社会。尽管社会变迁不断冲击着农耕文明，但是，乡村依然是中国人的根，发端于农耕文明的孝老爱亲、仁民爱物、耕读传家、香火不灭等老道理，依然是当代中国人的安身立命之道。孝道孜孜以求的自律、自治、自然等“善生活”，在“后乡土中国”仍具有重大意义。

综观近年来各地新农村建设的实践，孝文化已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资源。

其一，孝文化助推乡村产业兴旺。一方面，可利用孝文化資源改造和提升传统农业，发展孝心农业。另一方面，可开发孝文化资源，发展非农产业，推动乡村旅游业，做大做强乡村“非遗”产业。

其二，孝文化助推乡村生态宜居。孝道“乾父坤母、民胞物与”的生态平等观、“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谨身节用”的资源利用观和“贵生厚生”“爱惜命物”的环境保护观，是生态文明的重要宝典，对建设美丽乡村具有重大启示。

其三，孝文化助推乡村乡风文明。孝文化浸润下形成的故乡情结、亲密人际关系、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的生活方式，让村民有足够的安全感和幸福感，可坚定农民乡村生活的信念，并作为命运共同体凝聚起来。良好的家风主要是通过孝道教化发扬光大的。家风正乡风自然好。

其四，孝文化助推乡村治理有效。孝治融自治、德治和法治于一体，利用孝文化治理乡村，能较好体现“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治理理念，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其五，孝文化助推乡村生活富裕。“大孝不匮”，孝道具有大量鼓励人们脱贫致富的思想。一方面，可借助孝文化激发农民内生动力，艰苦奋斗。另一方面，以乡情乡愁为纽带，可吸引各方乡贤回乡创业反哺家乡。还可用孝文化招商引资，鼓励人才下乡，帮助乡村走向共同富裕。

总之，孝文化是乡村振兴的文明力量，对振兴乡村具有重大推动作用。

5.“清廉中国”需要孝文化

打造朗朗乾坤的“清廉中国”，是中国梦的题中要义。全面从严治党，推进反腐倡廉，除了要强化法制建设、强化理想信念教育和党的宗旨教育之外，孝文化教育不可或缺。

党的干部任用标准，过去一直讲德才兼备，现在习近平总书记又加了一个以德为先，德是为官之魂。“两学一做”学习教育要求党员干部做到“四讲四有”，其一就是讲道德有品行，强调党员干部要立德修身、廉洁从政、从严治家。这都要求我们必须要继承传统孝廉文化的精华。

首先，从道德教育的德目建构来看，孝与廉始终是我国道德规范中的两个重要德目。从“四维”“八德”，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莫不如此。其次，从孝与廉的内在逻辑关系看，孝是元德，廉是孝的延伸。所谓“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尽管孝不一定廉，但是，不孝必定不廉。毛泽东曾指出，要孝敬父母，连父母都不肯孝敬的人，还能为别人服务吗？当然不会;另一方面，廉也是孝的要求，不廉最终必定不孝。再次，相对于廉政建设的其他举措，以孝促廉具有其独特优势。孝教育是自律教育，孝的“荣辱观”更容易使人反躬内求;孝教育是事前教育，防患于未然，更为积极主动。

因此，孝能生廉，孝能促廉。反腐倡廉离不开孝文化。要坚定不移地把“孝”作为培养选拔和考核党员干部的标准，以孝促廉。

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孝文化在新时代的价值是多方面的，不一而足。我们要传承好孝文化，让孝文化在万紫千红中展现出新的时代魅力。

二、传统孝文化在新时代的创新传播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坚定孝文化自信，不能简单地回到从前，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剔除其封建性，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表达形式。唯有如此，才能使孝文化成为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

首先，要全面深刻地把握孝的文化意义。孝文化的创新有赖于对孝道合理性的肯定和继承。当前对孝道的认识，总体上讲，局限于孝道的家庭层面和德性教化、局限于孝道的消极因素和孝道式微。事实上，只把孝道理解为善事父母是不完整的。原创文化中，合理性是孝文化的基本方面和主要方面;反馈式的孝始终具有正当性。对孝文化要辩证理解，不能以偏概全。孝是中华文明这棵大树的根，也是中国人永不褪色的乡愁;孝是“家文化”，也是社会、政治和生态伦理;孝不仅是人伦德性，还有丰富的知性内涵。只有全面深刻把握孝的人文价值，破除孝文化的不自信心理，才能谈得上孝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其次，要赋予孝文化新的时代内涵。当前，弘扬孝文化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但对当代孝道的具体内容究竟是什么，如何转化创新，则见仁见智。毫无疑问，孝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要找准其合理内核与当代社会的契合点，多视角展开。

一方面，要赋予孝文化新的德性内涵，促进孝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度融合。具体来讲，就是将孝文化从传统社会的“首德”和“全德”转化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对应“三个层次”的要求，构建新的孝文化内容体系。即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理念，增加“民主、平等、法治、公正”的元素，着力实现孝文化的“三个转化”：即突出孝道的双向关注，安老怀少，由“单行道”变为“双行道”;在倡导家国情怀的同时，增强孝文化的“亲社会”意涵，以“乡愁”升华孝文化，小孝爱父母、中孝爱家乡、大孝爱中华;克服孝文化强调天人和谐而忽视人与自然冲突、强调自然的伦理意义而忽视对自然规律的探索等局限性，既善待自然， 又有效改造自然， 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另一方面，要挖掘孝文化的知性内涵，将孝文化转化为“五个文明”建设的积极力量。孝文化所承载的文化信息不仅仅是道德，还有知识和智慧。当前，在传承孝文化方面，为避免孝的泛化，较多注重弘扬其德性内涵，挖掘其知性内涵不足。事实上，挖掘和创新孝文化的知性内涵同样重要。如倡导“积极老年化”，利用“老把式”的经验智慧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有机衔接;将孝文化产业化，“孝文化搭台、产业唱戏”，把孝文化资源转化为经济优势;将孝文化的生态智慧融入绿色发展之中，建设美丽中国;创新传统孝治，强化家庭作为社会治理基本单元的正向功能，释放“新乡贤”在基层治理中的积极功能，为基层治理注入新动能。当下社会所倡导的孝道产业、孝道生态、孝道治理、孝道扶贫等，可以说无一不是孝文化的知性内涵的开发利用。转化和创新孝文化的知性内涵不仅不可或缺，而且大有作为。

再次，赋予孝文化新的表现形式和载体。当代中国的发展，對孝道的表达方式和载体形式提出了新的要求。

新孝道应通俗化和大众化。中国人传承孝道，很大程度上依靠的还是理论形态的世俗化。要创建符合当代民众审美情趣的孝道话语体系，不仅在内容上反映民众的诉求，而且在形式上也能够被民众所接受。2012年全国老龄办等单位发布的“新二十四孝”，尽管存在不足，但不失为一种转化创新思路。

新孝道要拓展创新孝文化的传统载体。孝文化经历数千年而不衰，民间各种文化载体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许多孝文化传承载体被破坏殆尽。因此，应努力挖掘、整理和保护好既有的孝文化载体，充分发挥好礼俗节令、族规家训、志书牒谱、宗族祠堂、忠孝牌坊等正能量。同时，还应注重运用现代元素创造新的孝文化载体，使孝文化在新型文化空间内完成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例如，利用互联网等新媒体，征集评选新孝贤，塑造和传播新时代的孝贤模范;以春节、清明节、中秋节等法定节日为基础，设立各类孝文化节，打造“我们的节日”;重新确立家庭道德教化主体地位，传家训，正家风;重建乡村、社区公共教化场所和民间信仰空间，建造富有地域特色的孝文化公园、文化讲堂、居家养老中心等，为居民讲孝行孝提供场地，为创新孝文化提供实践空间;面向市场和大众，激活民间表演艺术、传统技艺、传统民俗等孝文化遗产，推进孝文化元素向旅游、健康、食品等行业渗透，开发和推广一批富有时代气息的孝文化品牌;推进孝文化示范园建设，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新孝道要善于吸纳利用外来文化。不同的民族都有自己的尊老敬老方式。孝文化的传承与创新，要注意吸收其他文化中的精华。近些年，父亲节、母亲节等西方节日在民间悄然流行，对此，我们不应简单斥之为崇洋媚外，而应理解为孝文化在全球化语境下的“新常态”。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已形成一系列较成熟的家庭养老支持政策，欧美国家也通过专项立法等加强对家庭养老的支持，这些有益做法应积极借鉴。

新孝道要充分发挥政府主导和法律政策的调控作用。孝文化的发展历史表明，政府行为及国家法律政策的保驾护航，对孝文化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当下孝文化的转化创新，需要“政府孝道”支持。政府要大力发展老年事业。要加强孝道宣传教育，倡导良好社会风尚;要健全基本养老保障制度，切实承担好经济供养责任;要完善家庭养老支持政策，对子女赡养父母予以就业、创业、税收、购房、休假等方面的优惠奖励;建立健全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和法律支撑体系，规范社会养老行为;另外，对孝文化的转化创新要加以正确引导，避免庸俗化。

在21世纪的今天，随着中国日益走进世界舞台的中央，孝文化走出国门，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的魅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应成为孝文化转化创新的题中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