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定州续志》是清中后期的一部地方志，其中《艺文》卷中的碑文《重修定州城隍庙碑记》记载了地方官员组织当地百姓重修城隍庙的过程。城隍庙本是古代城市的守护神，在百姓心中具有道德审判的作用。但随着时间推移，城隍庙以及其衍生出来的庙会，逐渐演变成了日常生活中的娱乐、商业性场所。本文将分析碑记中城隍庙与庙会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尝试探讨新文化史影响下的新的史学研究范式。

关键词：城隍庙;庙会;民间崇拜;新文化史

城隍庙是我国古代城市的守护神。《说文解字》中所记载的关于“城隍”的最初含义是：“城，以盛民也。”“隍，城池也，有水为池，无水为隍。”城隍的原意本是护城的壕沟，后来延伸为城市的守护神。目前学者普遍认为城隍作为神出现发轫于《礼记》中所记载的“八蜡”中的“水庸”。

城隍信仰具有很浓厚的官方色彩。清代中后期的一部地方志《定州续志》①中，《艺文》卷的《重修定州城隍庙碑记》中记载到定州的地方官王榕吉，也是这篇碑记的作者，上任后在地方耆老的建议下组织重修了破败依旧的定州城隍庙。城隍的信仰最初出现在汉代，隋唐时期已经十分普遍。明清以前城隍神的信仰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得到统治者的支持，如给城隍封爵赐号，遣官致祭等等。明清以后，统治者更是通过强制手段传播城隍信仰。明太祖朱元璋曾于洪武二年对礼官说：“明有礼乐，幽有鬼神。若城隍者，历代所祀，宜封新爵。②”经过明太祖的改革与倡导，城隍信仰被纳入国家祭典，成为了带有封建色彩的官方制度。清代入关后基本上承继了明代对城隍神的祭祀传统，根据《清实录》、《钦定大清会典事例》的记载，明清两代赐封城隍神封号数量大致有120个，匾额数量178个③。

历代帝王推崇城隍神信仰，一是为了顺应民意，二是为借助城隍信仰加强对民间的控制。真正意义上的城隍祭祀出现在三国两晋时期。由于城隍信仰来源于护城的壕沟，战乱时期人民祭拜城隍神，祈祷城隍能够抵挡住敌军的进攻、保护城池。进入唐代以后，国家渐渐进入相对和平的时期，城隍祭祀的意义已经从保护城池转变为祈祷免于灾害，农业丰收。地方官在遭遇旱涝灾害的时候，会代表地方百姓祭拜城隍并求祷。碑记中亦提到“神庥于今六年，雨泽偶愆，祷于神，灾祲偶作，亦祷于神，神之惠我多矣”④。古时候有“神之亲民者莫如城隍”的说法。除了保佑一方百姓免于战乱，风调雨顺，城隍神还有另一重身份，即主管生人亡灵的“冥官”。人民奉城隍为阴间地方官，希冀对善人与恶人及时给予报赏与惩罚，弥补人间王法的不足。本篇碑记中记载，“明有王法，幽有冥诛，相辅而行，亦相需而治，鬼神之说所以济政教之穷耳。夫巨奸大憝，凶狡不逞之徒，舞其智力，每足以幸逃法纲，然其中夜，惕息扪心难安者，亦谓王法可逃，冥诛不可逃也”⑤。城隍神被赋予审判人德行盈亏的职能，正是所谓的“冥诛”，使人民心中存留对阴间审判的畏惧，进而规劝了世人在人间多积德行善，做了亏心事，即便逃脱了律法的制裁，到了阴间同样会被城隍神这样的“冥官”处以严厉的惩罚。历代统治者重视地方城隍庙信仰，正是利用了城隍神“冥誅”的作用。城隍庙与现实官署机构俨然成为了阴阳两界的衙门。城隍庙内的建筑与现实官署相似，前有大殿后有寝殿，整体被刻意营造出肃静威严的氛围，包括塑造各类鬼神的神像等。城隍庙提供了一个精神寄托的场所，成为以儒教为主流的社会伦理教化的一种补充。

民间对城隍神的祭祀，主要集中在一年中特定的几个日子，如农历五月十一城隍神诞辰，三月二十八城隍夫人诞辰以及正月十五、七月十五、十月初一等，都会举行大规模的祀神大会。是时，人们会聚集在城隍庙及附近地区祭拜城隍神。本篇碑记中王榕吉在描写定州城城隍庙的旧址时，提到“戏楼就颓”。大多数城隍庙都建有乐楼、戏台等，装饰华丽，用于祭拜城隍神的节日表演以取悦城隍。尽管城隍庙内的形制布局像是严肃威严的宗教场所，但是每逢祭祀城隍神的节日，善男信女们便会入庙烧香，庙内堆满各色供品，戏楼内也上演取悦城隍神的表演节目。是时人们在庙外同时举办庙会，商贩在城隍庙附近竞相设立店铺，久而久之成为了以城隍庙为中心的商业圈。每逢节日前来祭祀的人不仅仅有农民，还有城镇的手工业者、商贾、官员等三教九流各色人等。城隍庙周边的商业市场也因此成为风味小吃、测字算命、杂耍戏剧等包罗万象的集市。集市上不仅有商品交流，甚至也有无赖之徒趁机赌博、斗杀淫盗等。原本出于祭祀城隍神的目的举办的庙会，演变成世俗的集会，所谓“以娱神为借口，以娱人为目的”。除了本篇碑记中所记载的“戏楼”以外，在其他地区的城隍庙与庙会中也有类似的场所。例如三河县关帝庙殿后设有戏楼;蠡县灵山大悲阁前的戏楼“石坊巍然……每际重阳，商贾贸易辐辏云集”⑥;完县药王庙有“戏楼三间”⑦。在儒家礼教教化下的传统社会，庙会所展现出来与日常生活截然不同的狂欢活动，可以说是对压抑生活的宣泄。

城隍庙与庙会祭祀是我国长期以来存在的城市文化现象，长期影响着古代城市的生活空间与生活内容。城隍神起源于城市的构成，随着历史的变迁，被赋予了城市的保护神、保佑一方百姓免于灾害、阴间的审判官等多重的身份与意义。随着祭祀城隍神而出现的庙会，由于各类身份的信徒的聚集而演化成为了集祭祀、商品交流、狂欢娱乐于一体的嘉年华会。城隍神的崇拜作为民间崇拜的一种，对研究古代基层社会文化有其独特的价值与意义。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提倡视线向下。例如美国汉学家孔飞力的《叫魂》⑧以“叫魂案”为中心，再现了各省的恐慌如何演变成全国性的“除妖运动”，在方法论的层次上将社会史、文化史、政治史、经济史、区域分析、官僚科层制度分析以及心理分析等研究方法结合在一起，表现出了一种更为宏大的学术视野。岸本美绪教授以崇祯十七年三月十八日李自成的农民军攻破北京城，崇祯皇帝在煤山自缢这一爆炸性消息如何传入江南社会为切入，解释了农民军起义、清兵入关、南明政权等历史问题的更多可能性⑨。历史学研究不仅仅是围绕着社会精英以及由其为中心的主流价值观和文化，还应该关注处于社会底层的边缘群体与民间文化。新文化史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历史学的研究范式，提倡“自下而上”，强调“下”，但同时也关注“上”。新文化史正是以一个小切口，深入剖析出更大更为深刻的社会、历史问题。民间文化、基层社会、普通群众、日常生活，这些看似琐碎、细小的事物，往往能够为历史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注释

①（清）王榕吉、汪鸣和等编：《定州续志》，台湾：成文出版社，1969年。

②《明太祖实录》，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点校本，1962年，第0755-0759页。

③《明清城隍神及城隍庙赐额问题研究》，邱蓉，河北师范大学。

④（清）王榕吉、汪鸣和等编：《定州续志》，台湾：成文出版社，1969年，卷之四《艺文》。

⑤（清）王榕吉、汪鸣和等编：《定州续志》，台湾：成文出版社，1969年，卷之四《艺文》。

⑥光绪《蠡县志》卷十，《寺观志》16页下。

⑦雍正《完县志》卷二，《建置志·祠庙》，34页下。

⑧（美）孔飞力著：《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⑨（日）岸本美绪：《崇祯十七年的江南社会与关于北京的信息》，《清史研究》，1999年，第2期。

参考文献

[1]（东汉）许慎著：《说文解字》，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年。

[2]《明太祖实录》，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点校本，1962年。

[3]（清）王榕吉、汪鸣和等编：《定州续志》，台湾：成文出版社，1969年。

[4]赵世瑜：《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

[5]邱蓉：《明清城隍神及城隍庙赐额问题研究》，河北师范大学。

作者简介

李贤（1995-），女，汉族，广东省茂名市人，硕士，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古代史专业，研究方向：清代社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