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樟柯，当代著名导演。获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戛纳电影节终身成就奖。代表作有《小武》《站台》《三峡好人》《天注定》等。2019年他在家乡主办吕梁文学季。

文学是最强烈的公共生活的一部分

《检察风云》：怎么会想到办吕梁文学季的？

贾樟柯：我觉得文学太重要了。所谓“重要”，它分为读和写两部分。你不一定会创作，但是阅读对现代人来说不可或缺。阅读是一个人自我觉醒、认识这个世界的重要手段，对于你认识这个世界的深度和宽度都是很有帮助的，特别在资源匮乏的地方。你上网就可以读到小说，你花几十元钱就可以买到一本书，另一个人就会敞开心扉，向你讲述他对这个世界的全部认识。过去我们觉得文学只是一种消遣，其实文学是一种非常优质的精神活动。但是现在阅读量在下降，碎片化的阅读取代了传统的阅读之后，对文学的亲近感逐渐在消褪，我觉得应该做些事情。我总想我小的时候上课都在看小说，和现在的孩子上课偷着打游戏没什么区别，如果单纯从满足上来说，这种愉悦感其实是一样的。我觉得不是人们对文学的兴趣消失了，而是没有机会去接触文学，没有一种契机让他进入这个世界。我觉得只要有一个契机让年轻人偶尔闯进来一下，可能他就会陶醉其中。我觉得做这样一个文学季就有帮助。

《检察风云》：你觉得现在的文学还能进入公共生活吗？

賈樟柯：我不太认同现在的文学不能进入和影响公共生活的看法，文学是最强烈的公共生活的一部分。更准确的表述是：个人的写作原本是个人的命运，但是这个作品完成之后，它会成为公共生活特别重要的资源。它应该被公众认识、讨论和了解。从这样的意义上来说，文学就是在做转换工作。这个转换工作不一定由作家来完成，它可能由策展人、出版人来完成，或者由一个节日来完成。作家写作的个体性和私密性跟作品的公共性完全不矛盾，即使是最私密的写作，在作品完成之后会转化为公共资源，虽然这种转化未必是由作家本人来完成的，像《红楼梦》一开始也不是公共性的作品。

第二点我想说的是，吕梁文学季的“大家演讲”在北京大学可能每天都有，或者我们去“理想国”“单向街”的活动，这样的演讲很多很频繁，各种论坛对话在大城市里很常见。但是当场景挪移之后，从几千万人口的大城市到只有几十万人口的县城，这种“大家演讲”就变得稀有了，珍贵了。文学的直播可能没有那么多人收看，但是如果没有演讲，没有直播，那不是看的人多不多的问题，而是根本看不到的问题。今天阿来的直播光在腾讯平台上在线超过1万人，我们还有5个平台，我觉得是挺好的一个数字。这就是我们要做这件事的原因。如果他已经坐拥千万粉丝，已经是流量明星，那就不需要我们做这些事了，因为他自带流量。

《检察风云》：我听说你也要拍一部纪录片？

贾樟柯：其实我已经有9年没拍纪录片了。上一次纪录片是2010年的《海上传奇》，之后我就停了，因为眼睛不好，拍纪录片特别费眼睛，因为有大量的素材要拍要整理，特别是观看素材，对眼睛的伤害非常大。我以为我已经要告别纪录片了，最后还是决定再拍一部。倒不是说要拍文学季，文学季只是一个叙事的出发点，这么多当代中国最优秀的作家云集在一个村庄里，从这里出发，带出这些作家的生命经验和写作的关系，他们个人的心史怎么变成了他们小说中的心史，由他们个人真实的经验与小说中的叙事构成了当代中国人的心灵史。我希望能努力构筑这样一部纪录片。

只有离开故乡，才能获得故乡

《检察风云》：文学季的举办地是你的故乡汾阳，你的电影也以拍摄故乡著称。我看到你在《贾想Ⅱ》中写的一篇文章谈侯孝贤，拍摄故乡有受到侯导的影响吗？

贾樟柯：不是，那是受到我自己的影响。一个人喜欢一个导演未必会受到他的影响。根本的原因是我的故乡，让我牵挂。全世界拍摄故乡的导演，可能占到世界电影总量的三分之二，那不是谁影响了谁，而是因为大家拥有一种共同的生活状况。早期的工业化、现代的信息化，使得社会形态一直在改变，因此故乡也一直在改变。过去我们的出生地就是我们终其一生的地方，而现在不同了。两次全球化最重要的表现就是流动，这种流动除了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就是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人们离开了自己的出生地。正因为离开了自己的出生地，故乡的概念才更为清晰，这种遭遇与命运有强烈的共性。大多数人都遭遇了这样的生活。原来我们的故乡意识可能没有那么强烈，这就是我曾经说过一句话：“只有离开故乡，才能获得故乡。”如果我到现在都一直生活在汾阳，它是我的故乡，但是也是我一直生活的地方，这种意识不强烈，正因为我21岁离开了汾阳，精神上这个故乡才清晰了。

《检察风云》：这种意识是你到北京以后就有了，还是说后来随着自己思考的深入才更清晰的？

贾樟柯：最强烈的感觉是刚到北京的那几年。我是先从汾阳去的太原。太原和汾阳生活习惯差不多，空间距离也很近，那时候并没有离开故乡的感觉。只是到了省会生活，我觉得两地之间差别不大。

到了北京就不同了。首先，语言变了。我们所有人都说普通话，否则别人听不懂你在说什么。然后你所接触的人变了。原来在太原，我活动的对象都是我的发小，不是从小学到高中一起长大的同学，就是街坊邻居;到了北京之后，你面对的都是陌生人，他们的昨天你一无所知，我的昨天他也一无所知，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强烈的故乡意识就出来了。包括饮食，那个年代，家乡菜在北京是找不到的，而且做得也不地道。比如说北京常见的山西刀削面，他们以为山西人就这么吃面，他们哪里知道刀削面其实是我们最偷懒的一种方式，我们在家里都不吃什么刀削面的。他们居然就一块面也不用擀，削了就吃了，我们有各种吃法：猫耳朵啊、揪片啊，面食的花样可多了，哪是这么单调。

《检察风云》：说到发小，《江湖儿女》里的大佬真的是你的发小？

贾樟柯：这是个虚构人物，但是这一类的人物，跟我小时候认识的一些人，以及我后来结识的一些人相似。但并没有一个人是完全和我的电影里那样生活的。

《检察风云》：我注意到，你在《天注定》之后的作品，节奏更明快了，故事性也更强了，这种转变是如何发生的？

贾樟柯：因为时间跨度加大了，我觉得自己这两年对长时间叙事有阶段性的兴趣，几部影片都是十几年、二十多年的跨度，我希望进行整体性的叙事。比如我们讲一个故事，那可能是短期一个阶段的生活情况，我们拍老人，是老年时期的状态，我们拍青春，是青春时期的状态，而整体性的叙事带有时间的线索脉络。我对一个人长时间里的演变故事感兴趣。

《检察风云》：这次“吕梁文学季”韩东也来了，他是你的电影《在清朝》的编剧。《在清朝》有计划开拍了吗？

贾樟柯：我们还在筹备，希望明年3月能够开拍。其实这个筹备主要是阅读，阅读晚清的历史，因为晚清历史的资料特别多，包括图像的历史，资料也非常浩瀚，我们一直在努力消化。我没有找专家学者，都是自己在阅读学习。比如《司徒雷登自传》对我很有启发，他出生在一个传教士的家庭，晚清时住在杭州。我不太读历史评述方面的著作，主要是第一手的个人资料。晚清的照片我们也一直在搜集，这是最直观的社会触碰。

《检察风云》：在文学季，韩东带来了他的新片《在码头》。是不是受到你的影响，所以他也去拍电影了？

贾樟柯：没有没有，他的小说一直很适合改编电影，他的《在码头》我原来也想改编。当时德国的一家美术馆找我们拍片，我们就想到《在码头》，后来美术馆的计划取消了，我就没有继续下去。过了几年韩东自己想拍《在码头》，我特别支持，我也是这部电影的监制。

编辑：薛华  icexue0321@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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