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不觉，80后已经开始和怀旧这样的字眼挂起钩来。而曾经被认为未来可期的一大批80后女演员也进入到了要兑现天赋和才华的节点。她们中的有些人为自己贴上了特定的标签，将自己保护了起来；也有些人，偏要走出安全区，要将那些未知的角色一一体验。她们人手一本 “角色图鉴”，要在自己的演艺道路上和人生道路上，不断解锁新篇章。

文/本刊编辑部

#电影《被光抓走的人》剧照

王珞丹从平凡到极致

标签是自己给的

王珞丹有一个表演清单，清单上列着自己想演的角色，让人感到意外的是，这些角色并不是她出道时为人称道的那些都市女性角色，而是军人、律师和医生。在尝试完一部军人戏之后，王珞丹说自己还想演维和部队的战士。虽然王珞丹是凭借都市剧一炮而红，但用她自己的话说，现在的演艺道路就好比一条收藏之路，就像收集邮票一样，她要不断尝试自己没演过的角色。

现在的年轻人对战争片和战争岁月都有一定的距离，王珞丹在接戏的时候同样会考虑这些问题，担心原本喜欢自己的观众会突然不适应，也许谁也想不到，印象中都市里的精致女孩，有一天居然会带给他们气壮山河的感觉。“现在大家都比较喜欢喜剧，喜欢那种浪漫的爱情电影，但是总得有人去做这件事情，而碰巧这件事情刚好就是我喜欢的。”

王珞丹的妈妈曾经问过她：“你演戏是给谁看的呀？”王珞丹说是给观众看的，但她同时补充道，在诠释一个角色之前，那个角色必须先得过自己这一关。“我自己得先喜欢，也就是说我会首先演给我自己看。”

王珞丹常说，但凡能够有一点主动权的时候，都希望演自己喜欢的角色。她多次强调自己不会，也不敢背离观众，但依然保留拒绝的权利。

“比如说有些戏找到我，虽然这些戏很好，或者说他们觉得很适合我，观众也觉得很适合我，但是我却觉得不适合我，每个人喜欢的是不一样的，我还是得先让自己喜欢才行。”如果全盘接受，按照别人的喜好刻意而为之，自己的初衷就会变了。

不一样的东西会给她不一样的创作灵感。只有有了创作灵感，王珞丹才愿意去表达。她就是这样一个有点任性的姑娘，几年前是，现在也是。最初的时候，王珞丹还不能确认大家对她的定位是什么样子，她出道的时候，电影市场还没有像现在这样详细的分类，比如“小妞电影”，或者“都市电影”。近些年，电影市场越来越繁荣，当这些电影类型明确而具体地出现在王珞丹面前的时候，她发现自己已经离最初的那个阶段有点远了。

“我心里一直觉得自己就是个大青衣，当年我跟宝刚导演还说呢，宝刚导演跟我说，其实我这个型挺奇怪的，不是青衣，也不是花旦。我说对，我是一个‘青旦’，介于两者之间。所以在有能力选择的时候，我就多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吧。”

#电影《后会无期》剧照

“为爱付出，为梦想倾尽全部。”这是王珞丹最广为人知的标签，但她自己却不这么觉得，“我可以奋不顾身，但是我是绝对不会直接付出我的感情的，我诠释的很多角色都是给得比较直接，但我可能会有一点慢热，不太会主动地去开始一段感情，基本都是比较被动，确定以后我才会奋不顾身。”

王珞丹需要时间，让观众一点点去了解真正的自己，作为一个越来越成熟的演员，她也会渐渐地将自己身上更多的特质与角色融合。

从前的王珞丹一直是清纯可爱的邻家女孩，但现在的她，更多以硬朗、帅气的形象示人。她说，小清新什么的，那是大家对她的期待。毕竟，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有什么样的追求，只有自己才最清楚。

演过忠心耿耿的打手，也演过披荆斩棘的皇后，都跟最初的她不太一样。这次，在她的最新参演的电影《被光抓走的人》中，王珞丹饰演的是一个婚姻中的女人，这是她以往一直不敢尝试，甚至刻意规避的角色。如今，曾经的女孩已经长大成人，她说她还没有经历关于婚姻的一切，害怕着，期待着，但只有极致的爱，才最吸引人。

感受到成长的力量

#电影《被光抓走的人》剧照

“电影其实是导演的艺术，剧本能够赋予演员可发挥和改变的东西不多。大家知道什么样的剧本好，什么样的剧本可能适合我，可是我依旧不想拍谈恋爱的戏。相比之下，一些职场戏或者是行业剧会更好一些，因为我觉得那样女生才有存在的价值，女演员并不是爱情戏的附属。”

导演会给王珞丹提出建议，但对于不太敢表达自己想法的王珞丹来说，常让她感到压力很大。有些角色上的问题，她还是不能一带而过，最终会壮着胆子和导演、前辈们交流。

“讲究方式方法好累的。”王珞丹说。“耿直”“率真”的标签一直伴随着王珞丹，这也曾让她吃过苦头，用她的话来说，自己都是无心之失，心是好的。

王珞丹在颁奖典礼上被临时提问，言辞上没有多加考虑，对于业界前辈的评价被媒体曲解。这件事被王珞丹认为是自己演艺生涯上的耻辱。回去后她有些自暴自弃，平静下来后，多方打听，终于和那位前辈取得了联系，赶紧道歉并解释，但前辈却立刻就明白了她的意思，反而安慰她，让她安心休息。

作为一名演员，自己的一言一行都会被放大，这次事件让王珞丹很受打击。她十分感激同行的理解，但是对于自己的失言，王珞丹却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有一段时间，她不敢面对媒体，对谁都充满了怀疑，这种情绪花了很久才渐渐被治愈。

“现在已经过了那个不敢面对媒体的阶段。记者们也是在工作,每一个记者对我的提问,对于他们来说都是第一次,所以我会提起精神来认真回答他们的问题。”

#电影《我的战争》剧照

她已经看开了，如果接受采访是不可避免的事情,那不如高高兴兴地面对。“如果现在要是有人再套我的话,我也会学得圆滑一些了。”王珞丹似乎有点怅然若失，但随即调整好了情绪，豁达地说，“其实这是一种处事方式,我以前要是遇见不喜欢的人,可能当面就说人家烦，但现在不可能怎么想就怎么说了,遇见不喜欢的人,我会微笑着沉默,这是对别人的礼貌，也是对自己的尊重。谁都不得罪地把事情处理好其实是一种能力。”

很多女孩小的时候都喜欢穿妈妈的衣服，小时候的王珞丹也不例外，仿佛穿上大人的衣服，就可以瞬间长大，获得自由。但长大成人的王珞丹发现，其实有人管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因为年龄小，犯了错误也可以被理解和原谅，但是长大了就不行了。”王珞丹说。每个人都会有一个纠结的人生阶段，在这个阶段，他们要回顾过去的路，告别并面对未来，经过这场自我洗礼，才能获得成长的馈赠。

面对自己的成长,王珞丹坦言，她还是希望做曾经的自己。关于这一点，她借用了《琥珀》中的一句台词来发问：“一如既往地保持年轻时的反叛风格、钝化成拒绝与时俱进的人,还是毅然决然地成为自己曾经瞧不起的人,这两种行为哪一种更高贵?”

这句话让王珞丹伤感起来，“长大以后，以前不理解的行为,都理解了,或者说妥协了,或许,这就是一个人成长的代价吧。”但成长总能带来慰藉，不管是对自己，还是对想要保护的家人。

母亲在王珞丹的生命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身为二女儿，王珞丹却担任着一个“儿子”的角色。舞蹈学院毕业的姐姐，从小就貌美如花，自己却又黑又瘦，但是一家人却其乐融融，这让王珞丹感到自己非常幸运。在考电影学院的时候，母亲劝她，说她不是表演的材料，吃不起那碗饭，但王珞丹却说：“我考不上是我的事，但你不带我去考，那就是你的问题了。”母亲对两个女儿是非常信任和宠溺的，这次也毫无例外地对王珞丹的执拗表示支持。

大学快毕业的时候，王珞丹还是接不到戏，要靠找母亲要生活费度日，用她自己的话来说，接戏、走红完全是“随缘”的事。王珞丹十分感谢母亲无私的支持，以及对自己无微不至的照顾，因为有了她，自己才拥有了坚韧和智慧，才有了敢于面对一切的勇气。但机会总是给有准备的人的，在演戏这条路上，王珞丹自己也付出了十足的努力。她年纪轻轻就有了自己的代表作，还被无数观众所喜爱，这是让很多演员都羡慕不已的事情。

唯有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才能反过来保护自己心爱的家人，这是催促王珞丹成长的重要因素之一。她一直在为此努力着，但是在母亲看来，女儿早已经达到了这个目标。

一次，她和母亲走在街上，遇到同事，两人洽谈工作事宜，一旁的母亲看着刚才还靠在自己肩头撒娇耍赖的女儿，瞬间变得严肃谨慎、成熟、干练，在一旁惊得一句话都不敢说。不知不觉，女儿已经长大了，可以自己面对连母亲都解决不了的事情了。

看着母亲的欣慰和感动，王珞丹第一次感受到成长的力量，从那一刻起，她的心灵真正得到了蜕变，“勇敢”成了她的新标签。

万茜做自己擅长的事

成为杨淑俊

万茜是湖南人，《南方车站的聚会》里的杨淑俊是武汉人。进组的时候，万茜发现其他演员的武汉话已经说得很流利了。“湖南话和武汉话还是有一些共同之处的，身为湖南人，连武汉话都说不好，那不是太丢人了吗？”带着这股子“不能丢人”的劲，万茜快速进入武汉话学习阶段。

那会儿，剧组为每个演员都配备了一个武汉话老师。“一开始我一直尝试去说台词，但我觉得那个调很难找到，所以就从生活中开始说武汉话。我们生活了一段时间，一直强行让自己不停地去练习武汉话。等过了段时间，再回去说台词就发现，好像找到了那个调，所以应该算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除了语言，想要成为杨淑俊，万茜还要学会最基本的木工技能。因为剧本设定的杨淑俊，是个在旧家具市场，以收、修复、卖旧家具为生的女人。为此，万茜在真实存在的旧家具市场里找到了唯一一个木工。整修、打磨、上漆，万茜就这样实实在在地跟着木工师傅一步步学习。这次体验生活让万茜认识到杨淑俊是个非常坚强的女人，旧家具市场里大多是夫妻店，丈夫做重活，妻子做轻活。但杨淑俊作为单亲家庭的顶梁柱，她必须一个人扛下整个家庭的重担。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去旧家具市场选购旧家具的人越来越少。这个地方逐渐变得门庭冷落，没有人照顾他们的生意。市场里主要以中年人、老年人居多，每天无所事事。她可能没有什么生活，她有的是生存，这是我对她的生活状况的感受。”

杨淑俊与万茜性格不同，遭遇的事情更不一样。她独自抚养孩子7年，自己运营店铺，还是个羊角风病人。“我去看纪录片，去看文字资料，了解这个病症是什么样子的，为什么会发作。看完以后觉得羊角风病人很不容易，很艰辛。他们平时看起来和常人并没有什么两样，但这个病会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很多麻烦。”

讲到拍摄《南方车站的聚会》印象最深的一点，万茜表示是“基本上没见过白天”。“剧本给我的感觉是：在黑夜的隧道里，大家都在奔跑，想要去抓心里的那一点光。不管它是冷的还是热的。杨淑俊也是，但她是被动寻找光的一个人。我喜欢她，是因为她足够普通，这种普通是具有普遍性和共性的，能够感受到她是一个具有东方传统女性特质的女人。”

#电影《南方车站的聚会》剧照

真实填充

万茜进组拍摄的第一天，刚好是剧本里杨淑俊的第一场戏。“因为是和一个全新的剧组进行配合，所以尽管准备了很多，但拍摄的时候也还是会很忐忑，就尽力去理解导演的意图，给到导演想要的东西。”

这是万茜第一次和刁亦男导演合作，“对导演的第一印象是戴着副眼镜，特别温柔，特别斯文，但当实际进入拍摄，发现他是一个对细节把控极为严苛的导演。”有一天晚上走完戏之后，导演就喊剧组收工。等第二天万茜再到现场，她发现美术组按照导演的意图，在现场布置出了超过昨天一倍的细节。“让我感觉这不是一个剧组布置出来的场景，而是我们真实地在这个地方取景，这种细节对演员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杨淑俊这个角色，剧本里有很多对她的描写，这让万茜可以很快地进入角色。比较特殊的是，尽管剧本里还提及了杨淑俊与丈夫周泽农的感情线，但万茜和胡歌并没有对手戏。“剧本上已经把情感依据写得很清楚了，由于杨淑俊的整体篇幅没有那么大，所以实际上没有那么完整。就这问题我询问过导演，导演认为，像杨淑俊和周泽农这样的夫妻关系，在现实中很常见。很多夫妻可能生活了很多年，他们的情感被生活、被时间慢慢地磨灭，但在某一特定的时刻，他们两个人之间的情感联系，是会被激发到、触动到的。”

#电影《南方车站的聚会》剧照

在梳理杨淑俊和丈夫周泽农的关系上，万茜和刁亦男导演讨论了很多，但刁亦男不会具体聊到怎么处理表演。角色的体态、说话的方式，他都是任凭演员去自由发挥的。万茜表示：“导演并不是一个会在现场给你很多鼓励和肯定的人，在进行很多不同方向的尝试以后，导演也没有给予肯定，其实心里是有点慌的，但后来转念一想，觉得导演是故意的。因为这种心情是可以完全植入到角色本身的，我可以带着这个感觉去表演，它和角色是非常贴合的。”

万茜与桂纶镁的最后一场戏，也是她个人的最后一场戏。“因为导演的拍摄过程基本是按照剧本里的时间线来拍的，所以我们演员在经历了前面几个月的拍摄后，对自己的角色心理都比较稳定。”

最后这一场戏，杨淑俊和刘爱爱从小巷里走出来，在过马路的时候说了两句话。这两句话不是剧本上写的，也没有事先排练过，但万茜觉得这是杨淑俊应该在那个时间点说的话。至于当时说了什么即兴的话，脱离角色已久的万茜怎么也回想不起来了。

今年5月，《南方车站的聚会》作为第72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入围影片，在电影宫卢米埃尔大厅进行首映，那也是万茜第一次完整地观看完全片。戛纳的工作结束后，万茜就回到了四川攀枝花的片场，继续拍摄电影《兔子暴力》。“这部剧从编剧到导演，再到监制都是女性，影片描述的也是一种错位的母女关系。虽然这个母女关系可能是偶然性的，不那么常见，但整个故事还是体现了当下社会、亲情、家庭之间的很多问题，有一点残酷，也有一点温暖。”

在表演上开枝散叶

万茜是从话剧舞台上走出来的演员，今年春天，她回到了这个阔别快十年的舞台。在话剧《默默》中，万茜扮演小女孩默默，她独自住在废弃的露天剧场里，没有人知道她的身世和年龄。但是很快，所有人都喜欢找她解决问题和纷争，因为默默具有一种神奇的能力—倾听。万茜表示，默默最独特的地方在于，她感知时间和对待时间的方式和别人不一样，“当她存在的时候，时间是让人感到幸福的事。”

在《默默》的故事里，还存在着与默默相反的时间盗贼“灰先生”。他们无处不在，劝说人们节省时间努力挣钱，把时间都存在利息超高的“时间银行”里。人们受到灰先生的蒙蔽，醉心追求所谓高效率、机械化的生活。为了拯救朋友们的时间，默默找到管理时间的“时先生”，在他的帮助下与“灰先生”开始了一场时间之战。

面对时间的流逝，面对年龄的增长，万茜并不避讳谈起。“每个年龄段的女生都有她独特的魅力，少女有她特别青春、靓丽、阳光、朝气的一部分。当年龄增长了，变成一个成熟的女性，甚至半熟的女孩，那时候所展示的演技，是和之前完全不一样的。我觉得不管在哪个年龄段，都会有适合我的作品。”

万茜随即又补充道，年龄的增长代表自己成长过程中所付出的时间。“如果把作品比作年轮的话，那么一年又一年，作品一部又一部的累积，这棵大树一定会长得非常茂盛和茁壮。”所以万茜从不认为那些为话剧付出的大把时间是一种消耗，她反而认为，那些反复排练、与其他演员一起揣摩角色的时间，是可以助力自己今后去演电影、演电视剧的经验所在。

在万茜的心里，最重要的是表演本身，无关乎以什么形式存在。“对我来说，表演是最重要的，而不同的形式只是与观众对话的不一样的手段。”

有时候，万茜也会遇到自己不太喜欢的影视作品，“可以闲着，可以去演话剧，也可以去演这些电影和电视剧。因为演员毕竟是我的职业，就算有些东西我不那么喜欢，但在没有更好的作品出现之前，我还是要做这份工作。”

万茜曾经亲自在网络上回答过“作为一名不红的演员是种什么体验”的问题，在她列出的6大点中，就有一点讲道，“跟一般上班族差不多，从事一份擅长的工作”。她觉得现在这样挺好，因为在她不用工作的时候，还可以和家人在一起，过小老百姓的生活。

引用话剧《默默》的导演吉尔·梅梅特的话：“《默默》不是在讨论工作或者不工作的问题，而是想引发观众的思考，如何抓住当下，如何把每一个瞬间过好。”对此，万茜有她自己的答案。红与不红，只是外界对她的判断和定位。万茜认为“好的表演可以打动人”的演员，是酷与真实并存的。

谭卓自由轻松，但不散漫

母亲形象

不知道是不是巧合，从《暴裂无声》开始，谭卓接下的角色几乎清一色都是母亲。这几位母亲身在不同年代，操着不同的口音，从事不同的职业，养育各自的孩子。她们看起来如此不同，以至于观众并不会觉得谭卓在重复演技。

《暴裂无声》里的翠霞因为采矿造成的环境污染，腿脚患病，无法出门，她没有工作，甚至不能尽到一个家庭主妇的责任，儿子的走失与她行动不便有很大的关联。《西小河的夏天》里的杨慧芳则相反，这个角色身上有职业女性对家庭和事业难以权衡的无奈，“角色设定的层次非常丰富，让我有兴趣去进一步挖掘。”故事虽然发生在1998年，但杨慧芳仍然可以代表当今社会上大部分已经成家的女性。

之后的《我不是药神》和《烈火英雄》里，谭卓分别饰演一个为女儿筹医药费去夜店跳钢管舞的母亲和一个愿意暂时放弃寻找自己的孩子转而救助身旁孕妇的母亲。她们有自己的困难，也都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在谭卓的最新作品《误杀》里，她再次饰演一位母亲。一位为了女儿敢和年轻力壮的男孩拼命的母亲，一位为了女儿敢和警察局局长对峙的母亲，“有的孩子是孩子，有的孩子是禽兽。”可以看到，谭卓把“为母则刚”这四个字演到位了。

现实中，谭卓还没有成为母亲，关于母亲形象的认识，有一部分来自她的母亲。母亲的教育方式，在谭卓看来是充满智慧和力量的。在谭卓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因为母亲不会溜冰，她就去拜托同在溜冰场玩耍的高中男生，是否可以指导谭卓溜冰。后来互联网慢慢兴起，母亲又请人吃饭，让他们教会谭卓如何使用电脑。母亲总是通过她的方式让谭卓收获当下她所需要掌握的知识和技能。

在谭卓晚归的夜里，母亲不会打电话催她回家，而是默默地守在窗边。母亲的信任让谭卓得以自由长大，但作为母亲，担心肯定会有，“她可能也会想，是不是应该去找孩子，会不会出什么事……她战胜了很多东西。”母亲强大的精神内核被谭卓完美继承，在她读高中时，家里突然破产，也没有人告诉谭卓怎么做，但她找到了力所能及的解决方式，“没有任何害怕或者紧张或者惶恐，就是‘OK，我来解决这些’。”

谭卓有着遇苦不诉苦的性格，表演行业的特殊性更要求她不断充实自己，将压力转变成动力。她说：“我们每个人都是时代的产物，我们别无选择 ，每个人顺势而为吧。”

#电影《暴裂无声》剧照

感受型演员的成长

这两年，谭卓的势头正猛。以话题电影《我不是药神》为首，光是2018年，谭卓就有5部作品上线。这些作品的背后，是谭卓作为演员的直觉。她称自己是感受型演员，“看完剧本，角色会在我脑袋里有个形象，不那么具象，但我大概知道怎么去诠释这个角色。”除了角色，她更多时候会先从整个剧本的层面进行考量，“比如看完《暴裂无声》剧本的那天晚上，我就做了个很恐怖的梦，它给我的感觉很重，压力很大。”能在谭卓那儿留下些什么的，都是她愿意接触的好剧本。

谭卓在小时候就很喜欢看书，会被文字吸引，被故事感染。《一千零一夜》《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这些读物她家里都有，“还有《希腊神话》，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从小一直看到大。其实它里面有很强的英雄情结，有一种悲壮的情绪色彩。这些书给我带来人格上的改变，包括我的浪漫主义情怀。”

从小优越的家庭环境让谭卓在精神上非常富足，也让她拥有相对丰沛的情感，而感性的那部分随着她年龄的增长与职业的影响更加突出。她在《我不是药神》的首映式上背过身擦眼泪，也在《烈火英雄》的路演期间情绪失控，每一次都是因为那些普通人的故事。那些由观众亲自讲述的故事与影片里的故事很相近，并且有着更多不为人知的细节与秘密。

#电影《被光抓走的人》剧照

前不久，即将在12月中旬上映的《被光抓走的人》在北京举行了发布会。不同于谭卓之前参演的几部较为严肃的现实主义题材电影，《被光抓走的人》还带点科幻的设定。影片讲述了一道奇特的光降临地球，一部分人被光抓走，一部分人被留下的故事。人们总结分析，被光带走的都是一对对相爱的人，这就引发了剩下的人们的互相猜疑。片中，谭卓饰演的张燕和黄渤饰演的武文学是一对夫妇，但是光走后，他们被双双留下了，“究竟是谁不爱谁”成了他们费尽心思想要知道的答案。

虽然这是谭卓第一次和黄渤合作，但两人不管是戏外调侃，还是拍戏过程中的专业态度，都意外合拍。“当时拍戏途中我去演话剧《如梦》，黄渤老师给我发信息说，‘有两场戏想要重拍，你觉得如何。’我说当然开心。因为我本身就是希望能追求完美，再有个伙伴这样，你会觉得很轻松，因为你们是一类人，而且都在朝那个方向努力。”

包括之前的《我不是药神》《烈火英雄》等电影，谭卓的戏份都不算多，“我看到了它们会成为一个好作品的可能性，我愿意参与到这样的团队当中。其他优秀的部门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滋养，他们都可以帮助我得到很好的成长，让我学到更多东西。我觉得学习和成长对我来说，是比安逸和满足更有吸引力的。”

谭卓在很多次采访中都提到过，当初选择演员这个职业，是为了边工作边旅游。“因为知道自己没有办法去过那种看起来正常的规律的生活，所以我觉得我还是比较适应现在的生活方式的。工作或许有的时候会让你的日程非常满，那你就全情投入，然后高度集中，之后你也有属于自己的时间。”

#电影《误杀》剧照

电影的价值，是巨大的

“我是很偶然地进入了这个环境，所以我看起来一直很游离，因为我并不知道它真正意味着什么。过去我不懂电影，也没有痴迷于电影或者说想成为演员。”那会儿高中逃课被抓，谭卓为了圆谎临时报考的艺术类考试也是与播音主持相关的。“但后来慢慢地，当你拍得越来越多，接触得越来越多，就会开始关注到更多，并且开始思考。”

现在谭卓把演员看作是自己个人理想的输出，“我认为电影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电影可能是全世界范围内传播最广泛的一种媒介了。因为新闻可能不一定会有很多人看，文字不一定会有很多人看，但是影像的东西，是最易于传播和最易于理解的。”

具体到电影类型，谭卓在这些年里也有了不同的理解。“文艺片往往只是得到一小众人的认可就可以了，但要做好商业电影，面对的可能是几亿观众，如何能在不失水准的前提下让所有人都接受，要有更高明的表达方式，是更难的一件事。”

通过文艺片出道的谭卓，一直很爱惜文艺片工作者。她从不过问演出片酬，甚至为了宣传影片，在主演的同时负责宣传，亲自给媒体记者发短信。于是慢慢地，圈子里开始流行起一句话：“想拍文艺片，就找谭卓老师。”

2015年，谭卓孤身前往纽约。她在纽约的公园里和当地人聊天，发现这里的人们对成功的定义也是有钱。“如果世界是座金字塔，这些人才是最庞大、最坚实的那个底座，那种对钱、对物质、对生存的基本需求，就像一个磨盘一样，是推动世界发展的原动力，先有了这些你才会有其他的想法。”

在纽约居住的一年时间里，谭卓接触到当代艺术家达明·赫斯特，她发现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艺术家，在施展才华的同时也具备敏锐的商业触觉。从纽约回来之后，谭卓就加盟了曹保平导演的《追凶者也》，一部彻头彻尾的商业片。

尽管谭卓不再排斥商业片，但前提是剧本得过关。在这个基础之上，谭卓会被它附加的那部分说服。“不管是《我不是药神》还是《烈火英雄》的剧组，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小小的抱负，希望通过电影这个媒介，把我们的想法传递给社会，让表达有所承载，也就是你身上会有一种想要付出的社会责任感，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我们经常说，想要了解一个人，就去问问他的朋友。谭卓的一个朋友曾这样描述她：“女明星这样的名号安在她头上不但一点不搭，反而像是硬生生给她戴上了一顶廉价的塑料花冠。我认识的谭卓，低调、得体，热爱艺术，又专注于自己的专业。我毫不怀疑她最后终将成为海伦·米伦、梅丽尔·斯特里普那样伟大的女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