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娇娇　向武胜

[提要] 本文选取“锰三角”三县1978～2018年经济发展过程作为分析样本，采用多案例比较的方法，综合运用自组织理论、政府引导理论和产业集聚理论，比较研究花垣县、松桃县、秀山县由相同的锰矿主导产业转型为不同接续替代主导产业，即松桃县现代化农业、秀山县电商产业和花垣县旅游业的演化路径及其形成机理，并理论梳理与总结三县主导产业的典型成长模式。通过比较研究，探索区位相近、产业发展基础条件相似的深度贫困地区选择不同接续替代主导产业的作用机理，并揭示深度贫困地区一般性主导产业更替趋向和政策引导逻辑。本文的主要结论是：历史基础条件、产业集聚与技术创新和激发机制事件是其转型演化为不同主导产业的主要动因，地方政府政策的选择与引导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政策实施把握政策机理与地方性知识体系的耦合度更具有价值。

关键词：主导产业;政府引导;自组织;产业集聚;深度贫困地区

基金项目：湖南西部经济研究基地开放基金项目：“深度贫困地区主導产业转型演化路径及形成机理研究——以‘锰三角地区为例”（项目编号：19JDZB026）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9年9月10日

一、背景

“锰三角”地区地处武陵山集中连片特困区内，指贵州松桃苗族自治县、湖南湘西州花垣县和重庆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是我国最大的电解锰生产基地。21世纪初，在各地方政府组织追求经济政绩大制度的背景下，三县以行政区经济发展观念为指导发挥各自资源禀赋优势来获得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最大化，短期内推动了三县经济的高速发展。2000年时，三县的电解锰总产量曾占全国的78.55%，其财政收入的50%以上均来自锰产业的发展;2004年时，花垣县以23%的GDP增长率位居湖南各县区市之首，成为全国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百强县;秀山的财政收入增长200%，其中锰工业上缴税利占全县税收总额的73%;松桃县的财政收入由2003年的5，600万元增加到2004年的9，300万元。三县锰矿主导产业使县域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长期严重的锰矿环境污染问题，引起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公众和第三部门的密切关注，倒逼地方政府和企业转变发展观念主动探索主导产业转型之路。十九大以后，我国经济发展也越来越注重高质量发展，注重培育形成经济发展和环境协调的有机融合，更加强调产业的转型升级，淘汰落后产能，对传统高污染、高能耗、高排放的产业进行替代转型，向循环可持续发展产业经济和环境友好型产业经济转变;产业经济发展观念的转变，国家政策的积极引导等都进一步推动了深度贫困地区加速探索主导产业转型之路。

二、“锰三角”地区主导产业转型演化路径比较分析

（一）松桃县主导产业转型演化路径。哈肯将“自组织”定义为“一个体系在没有外界特定的干预的情况下，也能够获得空间、时间或是功能上的结构的过程，我们便认为该体系是自组织体系（哈肯，1988）。自组织系统是指无需外界指令而能自行组织、自行创生、自行演化，能够自主地从无序走向有序，形成有结构的系统（吴彤，2001）。自组织是在其内在机制的驱动下自行从粗糙向细致方向发展演化，不断提高自身的结构有序度和自适应、自发展功能的过程（张伟，2007）。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村民自治、政企职责分开、管理中的权利下放和员工的自我激励等一些国家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也遵守了自组织规律，并取得了很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李俊莉，2006）。自组织理论研究的对象是事物如何自发、自主形成结构的过程，能够很好地切合新的主导产业在发展过程中如何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问题。所以本文基于自组织理论，通过梳理松桃县1978～2018年农业发展的主要指标，以及县域发展史统计资料发现松桃县现代化农业产业的产生、发展具有自组织、自适应和协同进化的内在动力机制，呈现出了优胜劣汰、从低级到高级的进化规律。（表1、图1）

我们通过阅读松桃县年鉴和实地调研发现松桃县农耕文化历史悠久，拥有着丰富的农业品种资源和丰富的精耕细作经验，是传统的农业大县。结合1978～2018年松桃县三次产业结构比重及其增长势头和主要的农业经济指标，不难发现农业在整个县域经济历史发展过程中都占据着显著的比重。1978～1995年，松桃县农业处于高速发展阶段，第一产业占比和增长率整体都呈现出远远高于二三产业的增长趋势;到1990年，松桃县农业实现了商品化生产转化，成为了全省商品粮生产基地县之一。良好的农业基础发展条件为松桃县现代化农业主导产业的形成提供了不可替代的潜在动力。1995年以后，“异军突起”的锰矿主导产业的形成与发展也快速推动了松桃县交通枢纽的不断地完善，信息技术、生物工程技术等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松桃县现代化农业建设中技术支持的短板。2005年以后，在锰矿工业导致环境遭受严重破坏、自然资源过度浪费，同时政府提出工业反哺农业，发展现代化农业的政策倾向背景下，使县政府更加坚定地致力于现代化农业产业发展的决心，从而推动了松桃县现代化农业发展逐步走向成熟。松桃县现已成为了“全国粮食生产大县”、“全国第二批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全国小型农田水利建设重点县”以及“贵州省草地生态畜牧业产业化科技扶贫项目示范县”。所以，松桃县现代化农业主导产业的形成，除了受中间机制激发外，主要源于产业历史基础自行演化的结果，属于比较典型的“自组织成长”模式，具有路径依赖的特点。（图2）

（二）花垣县主导产业转型演化路径。1997年，国家旅游局提出旅游业是国内为数不多的明确实施“政府主导型”发展战略的产业之一;而乡村选择发展旅游产业是由其特定的“起点”和“动力”因素所决定，其中包括了历史赋存与偶然事件（王宝祥，2018）。本文在调查过程中发现花垣县政府因历史赋存的优势和偶然事件的发生，积极地推动旅游主导产业的发展与形成。花垣县是国家级贫困县，多数村落处于高寒地区，旱涝灾害频发，发展农业自然条件极差;7.20锰矿透水事故也迫使政府主动进行锰矿主导产业转型的探索。而花垣县在旅游产业发展的历史赋存上，旅游资源却十分丰富，称为“百里苗乡”的花垣县拥有着原始的蚩尤苗族文化，古朴奇特的苗风苗俗让游客领略蛮荒气息，被少数民族文化所吸引;此外，花垣县还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景观、红色革命旅游胜地、边城人文景观等综合了生态、文化、政治特质的旅游资源。所以为了积极推进花垣县主导产业的成功转型、促进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花垣县政府推行了“花垣县旅游产业发展战略”，决定选择通过发展乡村旅游来提高苗族人们居住地区的经济水平。（表2、图3）

从花垣县近20年旅游业的主要经济指标变化可以发现，偶然事件的发生使花垣县旅游产业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阶段。2013年，习近平到花垣县十八洞村考察调研时首次提出了“精准扶贫”，至此花垣县十八洞村就成为了“精准扶贫”的发源地，同时也成为了各界热议的研究点，和教育界、学术界、政界等各界学习“精准扶贫”精神和体会政策内涵的热点红色旅游阵地;2014年花垣县游客量占湘西自治州总人数的32%，旅游收入占湘西州全部旅游收入的46%。发展旅游产业的种种机遇极大地促进了花垣县整体交通基础设施快速地得到完善，2013年，吉茶、张花等高速公路的相继通车，并贯穿花垣县全境;2014，湘西境内唯一的民用机场湘西里耶机场选址花垣;2016年，张吉怀高铁的正式开工建设等使花垣县形成立体的陆空交通发展格局。同时，县政府趁热打铁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在2015年，文化部将花垣县评为2014～2016年度“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边城镇、十八洞村、金龙村等5个村寨也分别入选为“国家历史文化名镇”、“国家乡村旅游富民工程”和“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等，从而促进了花垣县旅游产业的快速发展。此后，县政府继续牢牢抓住政策机遇，乘胜追击大力发展全域旅游，借力“世界奇迹，神秘湘西”的湘西旅游品牌，并与周边县市全力构建“张家界—凤凰—中国边城”湘西环游“金三角”，有效地吸收前来凤凰、张家界、芙蓉镇等地游玩的游客。花垣县旅游产业的强劲发展势头推动了主导产业的成功转型，也推动旅游产业空间布局的不断地扩散。花垣县发展旅游主导产业的路径认知和选择，偶然性事件的发生和地方政府的政策导向都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其属于典型的政府引导型主导产业成长模式。（图4）

（三）秀山县主导产业转型演化路径。产业集群更是包括经济、文化、制度等若干个因素的联结，能够促进区域内企业技术创新与交流，促进人力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有利于专业性的外部服务业和配套设施在区域内充分发挥作用，也有利于广泛发挥规模经济的作用，以强大的溢出效应带动整个区域的发展（波特，1990、1998）。一个地区出现了关键性的企业使该地区产生了产业集聚的现象，而本地则通过模仿等途径建立其他企业，随之出现了产业集群的雏形（马海涛，2011）。国内学者张贵先在对重庆产业集群进行研究时指出了重庆物联网产业具有产业集聚的先天性特征。在历史上，重庆曾布局了大量的军工企业，为重庆地区发展电子信息产业打下了良好的技术基础;从“十二五”时期开始，重庆就把发展电子信息产业放在首位，它是率先挂牌的市级重点物流园区、中国物流示范基地、中国应急物流实践基地，拥有渝怀铁路上唯一的300万吨战略装卸点和国内首条民营危化品铁路专线，享有无与伦比的物流优势，同时也吸引了富士康、惠普、广达等一批IT巨头企业的相继进驻，拥有了自己独具实力的电商产业群，重庆市较为成熟的电商产业所产生的关联效应导致了产业聚集向心力的产生，积极地吸引着秀山县发展电商产业。（图5、图6）

从1978～2018年的主要经济指标显示，可以了解到秀山县第三产业增长速度最快且占比重，而电商产业在经济可持续的增长中贡献值最大。运输成本和自然资源、规模经济和外部经济以及政策优势等都为秀山电商产业集聚奠定了一定的基础。运输成本和自然资源起到了首要的作用。首先，重庆市电商产业的聚集效应为秀山县发展电商产业提供了较为完善的配套支持，在秀山转型演化为电商主导产业时节省了很多运输的成本和时间。其次，秀山位于长沙、武汉、贵阳、重庆四大城市的环形中心，周边也无一级批发市场，秀山在很好地发挥四省市边区集散地作用的同时也有很大市场需求，且早在抗日战争期间，秀山就成为了周边县市的商贸服务中心，商贸曾兴旺一时，具有一定的历史基础;另一方面，秀山县在持续完善交通设施方面也占据地理优势，秀山县地势平坦，约三分之一的面积都为平坝，使交通、能源等具有相对较低的建设成本优势。最后，秀山县的锰矿资源极为丰富，在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中一直力争建设成为全国最大的锰业基地县，从而拉动了运输产业、第三产业等相关产业的发展与壮大;秀山农产品特产资源也极为丰富，拥有了7，800余种武陵山特产。运输成本和自然资源产生的溢出效应极力吸引了更多的电商企业在秀山县聚集，进一步推动秀山县电商主导产业的形成。规模经济和外部经济也是其产业聚集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秀山电商产业借力重庆市电商产业的“生态经济圈”，培养了专业化的劳动力市场、建设配套设施，也创造市场需求等，吸引了如阿里巴巴、京东商城、苏宁易购等入驻了本县，同时也促进了其上下游产业链上的配套服务企业聚集秀山，产业集聚产生的规模经济效应为秀山县电商产业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此外，秀山发展电商产业还拥有强大的智囊机构如重庆大学、西南大学、重庆市经济研究院等多家单位对口长期服务于秀山电商产业发展，加上计算机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逐步成熟等外部经济的发展也推动了秀山县电商产业的集聚。政策优势是秀山电商产业集聚另一推力，秀山县地处老、少、边、穷地区，是国家扶贫开发的重点县，作为国家200个2015年电商产业进农村综合示范县之一，拥有着一系列的优惠政策，成为了企业选择在西部地区发展电商产业的首选之地。在2012年时秀山县被认定为“重庆市重点物流园区”;2015年被评为全国第一批电子商务进农村示范县;2014～2017年被中国物流联合会评为“全国优秀物流园区”;2017年，秀山县被评为“全国示范物流园区”。在国家电商产业发展呈现强劲势头、相关政策的大力支持和重庆电商产业等产生的集聚效应下，秀山县电商主导产业已基本形成，其成长模式属于典型的集成型主导产业成长模式，具有“路径追随”的产业发展道路特点。（图7）

三、“锰三角”地区主导产业形成机理

（一）激发机制与历史基础的差异。就花垣县发展旅游产业的激发机制而言在于偶然性事件的发生。正如Sydow等指出“不少新技术和新产品的产生是有目的的行为结果，只是其触发条件是一些偶然性的事件”，尤其对于深度地区的产业发展而言，偶然事件的发生往往造就“先动优势”。花垣县在决定发展旅游产业之前，一直在寻找能够带动下一轮社会经济发展的新主导产业，而最终选择了重点发展旅游产业，除了具备发展旅游产业的良好基础外，也主要在于习总书记在花垣县提出“精准扶贫”政策这一偶然因素带来的影响。对于秀山县而言，技术的创新发展是秀山电商产业兴起的激发机制。正如Jaffe等所言新兴产业的发展依赖于技术创新的空间过程，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和信息技术的普及，加上秀山县周围已有相关产业的集聚基础为其发展电商產业提供了各种技术、人才、知识及资金等先动优势，从而推动了秀山县电商产业的兴起。对松桃县而言，转变发展现代化农业主导产业的激发机制在于锰矿主导产业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最重要的也是松桃县农业产业发展历史悠久。

（二）地方政府不同的政策导向。首先，是大环境政策实践的推动。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加上“锰三角”地区环境跨界治理模式、龙凤同城发展模式等由行政区经济向经济区经济转变的不同层面的成功例子，更加广泛推动了“锰三角”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从而促进三县培育有互补禀赋要素的主导产业。其次，是政府政策地方化的实施，电商产业涉面广，具备一定的产业基础和技术创新优势并不足以促成其快速集聚和发展，还必须有政府的大力扶持与推动。秀山县政府仅在基础设施方面，2016年财政投入就新增了8条快递专线与17条武陵物流专线实现无缝对接，无论是招商引资还是基础设施建设，地方政府的投入都更加倾向电商产业的发展。花垣县是集多种特征为一体的国家级贫困县，在西部大开发战略、中部崛起以及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等战略给予花垣县多重政策的帮扶措施中都更加支持旅游产业的发展。松桃县在积极响应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发展号召下，坚守“三农”阵地，推出了现代化农业产业的发展规划，并积极推进一系列配套设施的建设，这种政策扶持对于现代化农业产业的发展布局是不可或缺的。而社会各界的投资也过度依赖于政策的倾斜，所以地方政府不同的产业政策导向奠定了主导产业转型演化的不用路径和产业成长模式。

四、结论

本文主要结论：“锰三角”三县主导产业转型发展主要受历史基础条件、产业集聚与技术创新和激发机制事件驱动的影响由相同的锰矿主导产业转型演化为不同的接续替代主导产业，但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政策的选择与引导也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处于边缘的深度贫困地区进行主导产业的选择与培育时，把握其政策机理要远比研究其产业选择基准、方法等要更具有价值，但在进行政策引导时也需要注意与地方性知识体系的耦合度，如偶然性事件，当地生态、历史经济文化基础，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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