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昌兰

宋人诗词中以杏花酒为主要题材书写“桃源意象”十分普遍，“醉饮杏花”为代表的诗意生活方式闪现着文人群体的人生理想。杏花酒题材较之其他桃源相关书写，特殊之处在于浓郁的乡土气息与仙隐色彩交织互动，呈现亦真亦幻的生活场景，给人祥和安宁的画面真实感，桃源不唯是遥不可及的梦想之所在。杏花与酒能承载文人群体的隐逸情怀与生活理想跟自身特性密不可分。宋人诗词里的“桃源意象”，既秉承前代文人墨客之闲雅风情，又对后来者影响深远。

陶渊明《桃花源记》营造的“芳草鲜美，落英缤纷”“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之安乐美好的理想生活情景，造就了后人心目中“桃源意象”的关键印象，是历来文人津津乐道的主题，并在不断吟咏与叹赏中被加工美化，构成一段脍炙人口的生活传奇与传世佳话，亦是文人心目中孜孜以求的关于社会与人生的绝美理想范式。时至宋代，世人对于“桃源意象”也有着十分的热诚。钱钟书在《谈艺录》中慨然而叹：“渊明文名，至宋而极。”［1］(P88)学界关于桃源主题相关研究主要以“桃源意象”为脉络总体把握其所蕴含的思想意涵继而解读。纵观宋人诗词，“桃源意象”相关书写异常丰富，尤以杏花主题下“桃源意象”引人注目，却鲜有论及。本文试图以此为基础解读杏花酒频繁出现背后所蕴含的“桃源情结”特殊之所在。

一、杏花酒之意象

宋时文人毫不掩饰于花、酒中追逐闲情的疏狂与陶醉。诸如“世间亦有如意事，酒熟正是花开时”“趁金明、春光尚好，樽酒赏闲情”［2］(P2453)之类吟咏俯拾即是，极言赏花饮酒之陶然乐趣，怡然自得之意跃然纸上。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宋时文人具有很深的“醉饮杏花”情结。众多诗词中关于“醉饮杏花”之描述异常丰富，如：“桃杏意酣酣，占前头一番花信。华堂樽酒，但作艳阳歌。”［3］(P437)诗、酒、花里氤氲着雅致闲适的生活气息，流溢着浓郁的诗情画意。

值得注意的是，“醉饮杏花”并非宋代文人所独有喜尚，历代相关吟咏亦十分可观。唐人笔下的桃源意象，多倾向于对“仙境”的描摹。宋人胡仔曾评价：“唐人以桃源为神仙，如王摩诘、刘梦得、韩退之作《桃源行》是也。”［4］(P13)清人王先谦亦有所谓“《桃花源》章，自陶靖节之记，至唐，乃仙之”［5］(P97)的看法。此种“仙境”意象在唐人杏花诗中有明显体现。温庭筠《杏花》诗：“红花初绽雪花繁，重叠高低满小园。正见盛时犹怅望，岂堪开处已缤翻。情为世累诗千首，醉是吾乡酒一樽。杳杳艳歌春日午，出墙何处隔朱门。”［6］(P201)生动再现“醉饮杏花”之陶醉姿态，寄意远离尘世、独享仙遐意趣的人生幻境之美梦。司空图亦有“寄花寄酒喜新开，左把花枝右把杯”［7］(P135)，借赏杏花饮酒抒怀，一派放浪形骸的仙逸印象。

与唐代的仙境意象不同，元明清三代的“桃源意象”多是隐逸思想的表现。“醉饮杏花”相关诗词中，或多或少流露出文人内心深处追寻远离尘世纷扰、淳朴宁静的世外桃源之理想，充溢着避世而居的人生愿景和归隐心态。元人吴师道《见杏花》：“树头绛雪飞还白，花外青天映更红。闻说琳宫更佳绝，明朝携酒访城东。”［8］(P218)见杏花而起携酒寻访琳宫之心愿，颇有醉老此乡意味。元淮一首诗序言云：“安熙杏花始开，连日大风，不获一赏，晨起往观，归而小酌，得一绝句。”其诗曰：“生红和露滴胭脂，又到芳春寂寞时。便拟提壶花下醉，却愁羞杀背阴枝。”［9］(P528)亦属“醉饮杏花”之作，提壶花下醉之愿景与吴师道携酒寻访琳宫有异曲同工之妙。至于后来者清人张林宗甚至直言：“春日每造郭外老杏下，饮辄大醉。”［10］(P379)难掩流连意态。明人王衡曾作“醉饮杏花”相关游记：

卧佛寺面面皆杏花，而一绯杏据西园上者，大可盈抱且殊丽。宿于灵光寺，信步得一杏园，可百余树。屏以翠柏，而山临之。忆吾乡绝少杏花，仅朱氏园有三十树，较此直春荠尔，而余每花期必提红酒一罂与二三子婆娑醉舞其下，岂谓天壤间自有杏花谷哉？［9］(P525)

王衡坦言“每花期必提红酒一罂，与二三子婆娑醉舞其下”，不难想象众人把酒杏花下的陶醉姿态，疏狂意趣不言而喻，却无意间流溢出内心深处规避现实、向往杏花谷的些微愿景。

相较而言，宋代文人诗词中杏花酒之意象具有明显的时代特色，传承之间充满嬗变。林正大《括酹江月》词：

杏花春晚，散余芳、著处萦帘穿箔。唤起幽人明月夜，步月褰衣行乐。置酒花前，清香争发。雪挽长条落。山城薄酒，共君一笑同酌。且须眼底柔英，樽中清影，放待杯行数。莫道洞箫声断处，月落杯空牢寞。只恐明朝，残红栖绿，卷地东风恶。更须来岁，花时携酒寻约。［2］(P1665)

此处“醉饮杏花”尤为引人注目，适逢月夜清幽，花香芬郁，洞箫悠悠，与好友小酌花下，闲适惬意不言而喻，意境堪称优美。但不忘对“一笑同酌”之类欢乐场景浓墨铺陈，优雅中一股淡淡的人间烟火气息弥散开来，给人以深刻印象，而这，恰是宋时文人“醉饮杏花”特殊旨趣之所在。类似者很多，如：“柳条微绿，杏花红，小园曲迳草茸茸，蝴蝶高下飞游蜂。涧边流水鸣瑐琮，斜日正在林影中。游人醉倒欢意融，梦魂飞入东华宫。”［11］(P639)仙风缥缈之意流溢其间，颇有遁隐世外之感，末尾却极言游人醉倒之欢洽。另有:“红粉行行杏花笑，旌旛烁烁雌霓悬。松声飕飕杂箫鼓，薜围缭绕疑檀烟。不知身世有轩冕，且将樽酒投林泉。”［12］（P254)泉林幽趣里浸染着一派欢声笑语。王铚杏花诗：“玉人半醉点丰肌，何待武陵花下迷。记得秋千归后约，黄昏新月粉墙低。醉里余香梦里云，又随风雨去纷纭。人间春色都多少？莫扫残花断尽魂。”［13］(P185)意境缥缈梦幻，却有秋千之类寻常物什点缀其间。乍然看似以世外高人姿态静看世事变幻，寄意远离尘世喧然的生活理想，娓娓道来中充满仙风道骨。仔细体味，却嗅到丝丝人间烟火气息充斥其间。

宋人杏花诗词中的“桃源意象”既与唐人强烈的仙逸追求有所不同，又与元明清特有的归隐避世态度迥然。明人李东阳在《麓堂诗话》中评论：“宋诗深，却去唐远；元诗浅，去唐却近。”［14］(P33)敏锐地体察出宋诗况味与前后两个时代的差异。虽则不专指“桃源意象”，却能使人窥探出不同时代的文艺特色。

二、杏花酒与田园梦

宋代文人“醉饮杏花”之风尚与前朝后世相比并无二致，对于意境的营造却独具特色。整体画面优雅而不失真实，虚实界限十分模糊，而这一印象在普遍植入乡村意象后尤其明显。

宋时，文人笔下众多有关杏花酒的诗词中，极易描摹出一幅以杏花、酒、村庄为主要意象构建而成的田园生活图景，携裹着浓郁的乡土气息，画面生动而真实。由于各人书写角度存在差异，具体细节不尽相同。杏花、村、酒里有牧童遥指：“红雨随风散落霞，行人几误武陵家。牧童若向青帘见，应认枝头作杏花。”［15］(P115)“向郊原踏青，恣歌携手。醉醺醺尚寻芳酒。问牧童、遥指孤村道，杏花深处，那里人家有。”［16］(P30)有酒旗飘飘：“杏花无数连村落，也有人家挂酒旗。”［17］(P98)“山行喜遇酒旗斜，无限桃花续杏花。”［18］(P83)有出墙春色：“东风吹雨水平沙,下却篮舆访酒家。行役不知春早暮，墙头红杏欲飞花。”［19］(P44)“小立青帘卖酒家，味虽薄薄胜空茶。今年春满疏篱外，数点轻红出杏花。”［20］(P39398)有离愁别绪：“春风杨柳岸，寒食杏花村……又作匆匆别，相逢席未温。”［21］（P382)有缱绻情思：“家近旗亭酒易酤，花时长得醉工夫。伴人歌笑懒妆梳。户外绿杨春系马，床前红烛夜呼卢。相逢还解有情无？”［22］(P51-52)诸如此类，不胜枚举。从杏花、村、酒布景来看，整体画面朴实自然，呈现情境鲜活而真实，一幅悠然闲适的田园生活场景跃然纸上，使人顿生流连之意。

宋人诗词中“醉饮杏花”所营造的场景大都寻常无奇，注重凸显寻常人的俗世生活轨迹，并未逾越日常生活范畴。只是因整体画面描摹过于完美而显得意境缥缈，如梦似幻，难免给人亦真亦幻之印象，这恰是宋代文人笔下杏花酒意象相关诗词中最显著的特色。即使是相当诗意化的情境，亦不乏简单真实的生活构图。陆游诗曰：“桃花烂漫杏花稀，春色撩人不忍违。俗客年来真扫迹，清樽日暮独忘归。鱼行池面红云散，鹊起枝头绛雪飞。莫道颠狂无诉处，卧看香篆掩斋扉。”［23］(P2124)极尽春暖花开、万物复苏之美，野趣盎然，其中“斋扉”一词则点出了诗人内心的隐秘，即寄情山花与樽酒、醉老田园之美好愿望。

宋时文人对“醉饮杏花”不厌其烦的吟咏叹赏，诗词中以杏花、酒、村落为主要意象构建而成的武陵“桃花源”式理想生活场景普遍存在。“醉饮杏花”与其说是一种人生理想，不如说是文人群体内心深处对人世间现实生活悠然闲适之趣的无限追求，具有集体性特色和广泛代表意义。有学者指出：“（以理性著称的宋代文人）以其特有的求真、求实、格物、穷理的精神在诗歌领域走出了一条大异于唐代诗歌的创作道路。表现在对桃源传说的接受与阐释上产生新的思考——桃源世界并非虚幻不实的神仙幻境，而是可能现实存在的人类社会。这种解说是前代桃源诗歌中所没有的全新的阐释。”［24］

三、杏花酒中有真意

宋代文人笔下以杏花、酒、村庄为主要意象构建而成的田园生活图景，寄寓着该群体对现实生活的美好憧憬与探求。纯粹以杏花酒为书写意象描摹的情境中，又因其独特的理想色彩显得虚无缥缈，如梦幻般浮沉于文人群体的理想追求中。如果说桃花的仙隐印象赖于陶渊明武陵“桃花源”式理想情境所造就，那么，宋代文人笔下杏花所具有的集仙、隐、世俗于一体的特殊意象之形成，便不得不引人思考。杏花相对桃花之神秘色彩而言显得“亲民”许多。即使同在仙隐意境中，凸显更多的也是一派鲜活而真实的日常生活场景，给人以触手可及的真实感，携裹着浓郁的俗世情境，宁静祥和之感深入人心，较之桃花背景下的桃源生活更真实可信。即一个具有远离尘嚣的神秘性，一个却是深入俗世的真实感知。这难免引人深思，杏花尤其是与酒之融合，何以呈现如此特殊印象？杏花酒何以能够承载诠释宋代文人内心深处理想生活情境之梦想？如此种种，无一不与杏花酒自身特性密切相关。

第一，杏花是我国传统农业社会中常见花卉，宜居亲民。乡村农舍、房前屋后种花植杏相当普遍，因而，杏花极易以还原现实生活场景之形象出现于世人想象中，营造出欢乐鲜活的田园生活图景，成为宋代文人编织田园生活梦想的重要载体。诸如：“麦畴连草色，蔬径带芜痕。布谷叫残雨，杏花开半村。吾生老农圃，世事付儿孙。但遇芳菲景，高歌酒满樽。”［25］(P1971)“山茶风香酒微波，杏花日长人笑歌。儿孙欢拥白发婆，煮菜解醉不厌多。”［26］(P141)“杏花天气喜新晴，白首书生乐太平。小陌秋千虽隔世，名园祓禊尚关情。山林自古流觞地，弦管谁家送酒声？”［23］(P3701)无不充满欢然乐趣，蕴含浓郁的乡野气息，一幅触手可及的“世外桃源”式生活图景跃然纸上。隐与不隐模糊难辨，所写既是现实又是理想，界限不甚分明，折射出文人群体内心深处将生活理想根植于现实又高于现实的典型状态。

第二，杏花艳丽妖娆，繁茂多姿，适逢春暖花开季节更易引人入胜，浮想联翩。春暖之际，正是万物复苏、心情畅爽、踏春赏花时节。关于此，刘勰有一段精彩论述：

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盖阳气萌而玄驹步，阴律凝而丹鸟羞；微虫犹或入感，四时之动物深矣。若夫珪璋挺其惠心，英华秀其清气；物色相召，人谁获安？……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一叶且或迎意，虫声有足引心；况清风与明月同夜，白日与春林共朝哉！是以《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沈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27］(P264)

刘勰从阴阳二气交替、物候变换、人心畅爽等角度予以阐发，慨叹春秋季节“物色相召，人谁获安”。因自然物象变迁而致于“引心”，使人生发出丰富的情感体验，而“《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更是常见现象。心思敏感细腻的文人雅士在春天自然物候感召之下，欣然出门踏青赏花、饮酒作乐，悠然自得。

面对杏花繁茂盛景，世人“心亦摇焉”，文人雅士更是难以自矜，吟咏书写不绝，对杏花之感官体验——美，充满慨叹赞赏。文人笔下杏花之美，首先，姿态繁茂妖娆：“正艳杏烧林，缃桃绣野，芳景如屏。”［28］(P218)“剪裁用尽春工意，浅蘸朝霞千万蘂。”［28］(P241)“梅雪飘香，杏花开艳燃春昼。”［2］(P1218)不难想象，花开密密匝匝布满枝头、繁盛如锦之热烈景象。其次，颜色艳丽诱人，杏花“二月开，未开色纯红，开时色白微带红，至落则纯白矣”［29］(P98)，变换之间具有强烈视觉冲击，足以使杏花在春日群芳争奇斗艳中占据一席之地，给人以深刻印象。面对如此景象，为文人所吟咏之杏花颜色自然更显美妙：“细雨裹开红杏，新妆粉面鲜明。”［2］(P124-125)“天然淡泞好精神，洗尽严妆方见媚。”［28］(P241)最后，芳醇芬郁，香气氤氲：“红杏飘香，柳含烟罩拖轻缕。”［30］(P431)无论如何，在姿态、颜色、气息等方面独具特色的杏花，的确有优势艳压群芳，从而成为文人笔下春日里的宠儿。李冠就曾热情洋溢赞美道：

杏花好、子细君须辨。比早梅深、夭桃浅。把鲛绡、淡拂鲜红面。蜡融紫萼重重现。烟外悄，风中笑，香满院。欲绽全开俱可羡。粹美妖娆无处选。除卿卿似寻常见。倚天真、艳冶轻朱粉，分明洗出胭脂面。追往事，绕芳榭，千千遍。［2］(P80)

李冠对杏花颜色、香气、姿态等极尽美誉，甚至赋予其娇艳的人格化特征，怜爱之意不言而喻。

总之，杏花因自身娇美艳丽的天然属性，加之春暖花开的物候特征，早春独占群芳，逐渐成就了文人心目中唤醒希望之花的美好印象，使得承载这一群体内心深处生活理想与人生追求成为可能。

第三，杏花具有“仙性”，属于“仙花”。众多杏花题材“桃源意象”诗词作品中，杏花往往被赋予或明或暗的仙者形象，散发着特有的仙逸气息，与构建“桃源意象”之意完美契合。韩琦咏杏花：“颗颗装成药灶牙，日边开处近彤霞。真宜相阁栽培物，更是仙人种植花。高行出群犹仰慕，香名超格合洪夸。诸贤继有寻芳会，欲奉欢游决自差。”［31］(P406)赞美之余赋予其浓郁的“仙气”。张炎曰：“仙子锄云亲手种。春闹枝头，消得微霜冻。可是东风吹不动。金铃悬网珊瑚重。社燕盟鸥诗酒共。未足游情，刚把斜阳送。今夜定应归去梦。青蘋流水箫声弄。”［32］(P114)仙逸印象更加分明。董嗣杲诗：“笑携琴册上昆仑，分坐溪头藓石根。崖树有霜飞老叶，野泉无雨落秋痕。几番闲借樵人屐，何许追寻隐者门。多种杏花依此住，要知董奉得仍孙。”［33］(P9)直言不讳仙逸情怀。其他诸如:“白纻春衫杨柳鞭，碧蹄骄马杏花鞯。落英飞絮冶游天。南陌暖风吹舞榭，东城凉月照歌筵。赏心多是酒中仙。”［22］(P50-51)“携来仙种手亲栽，春闹枝头满意开。正拂文君酒垆上，莫教蜂蝶等闲来。”［34］（P134)无不如此。文人笔下的杏花已然化身为“仙花”，置身其中，阵阵仙气飘溢开来，晕染或明或暗的仙逸情怀，画面中却是欢声笑语、乐声悠扬，一派热闹鲜活景象，颇为引人注目。

除“仙气”外，杏花还具“隐气”，被赋予某种隐逸色彩。董嗣杲诗：“古翠深中拥紫烟，幽行先酌石溪泉。未能耕野安愚分，且乐游山趁壮年。五色在前难障碍，连镳来此可留连。杏花林里闲风月，况有宗人演地仙。”［33］(P16)徜徉杏花林中，隐者形象跃然纸上。黄裳诗：“数子苦醉俱分飞，夕阳含山空翠微。乃自曲肱卧芳草，蝴蝶与周何所疑。红杏风来吹我起，黄粱成饭还多时。醉亦如醒梦如觉，勿于四者分毫釐。聊与物化天地中，愿君与我闲相从。”［35］(P709)表现出亦仙亦隐的疏狂姿态，寄寓抛却世俗、卓然世外的人生愿景。韩元吉诗：“官曹邂逅得情亲，一赋松斋遂绝尘……我欲邀君寺南住，春风聊与杏花邻。”［17］(P73)亦有隐居山林之意趣。

与世隔绝的隐逸生活同羽化成仙的意境相比，皆有置身世外特质，以卓然姿态享受宁静淡泊的人生，一副与世无争的从容与淡定。艺术想象中仙与隐之间本无十分明显界限，在历代文人不断吟咏与塑造中，杏花便逐渐跨越仙、隐两者原本模糊的鸿沟，承担起营造既仙又隐意象的双重角色。因而，即使是常见的“醉饮杏花”也往往充满仙风道骨，整体给人以仙气氤氲之感。

第四，杏花与酒紧密结合，得以完美诠释此种仙隐情怀。宋代文人对理想生活场景的描摹多以花、酒为重要点缀，借酒浇愁、对花抒怀，两者嫁接具有独特的消遣心绪效用，无可替代。前述“醉饮杏花”里文人群体寄意山林原野、仙隐秘境，享受闲云野鹤般的悠然闲适生活愿景，“饮狂插红杏，醉倒藉苍苔”之现象比比皆是，至于蔚然成风。杏花与酒紧密相连，吟哦咏叹中流溢着广大文人的阑珊意兴，蕴含着深沉的生活渴望与人生理想。

概而观之，“醉饮杏花”里潜藏着宋时文人对自由美好生活的无限追求与向往。彰显该群体试图探寻一种既真实可行的现实生活路径又置身世外、安享平和宁静的双重人生理想之努力，渴望于现实与理想之间寻求平衡，此类兼顾的人生理想在杏花、村、酒意象构建而形成的田园生活场景中得以实现，藉以达到内心的某种满足。此外，宋代文人关于杏花酒的吟咏常常不忘掺入仙气、隐气，实则是探寻自由闲适的生活愿景，充斥其间的是淡泊洒脱的人生情怀及与世无争的处世态度。“去年曾醉杏花坊。柳色间轻黄。重觅旧时行迹，春风满路梅香。”［2］(P1376)“林深路转午鸡啼，知有人家住隔溪。一坞闹红春欲动，酒帘正在杏花西。”［36］（P77)诸如之类看似寻常却又充满理想色彩的吟咏在宋人诗词中频繁出现就成了常态。

四、余 论

宋人诗词中以“醉饮杏花”为题材构建的“桃源意象”独具时代特色。杏花酒里浓郁的乡土气息与仙隐色彩交织互动，呈现出亦真亦幻的生活场景，给人以祥和安宁的画面真实感，不唯是遥不可及的理想之所在。

宋代是中国古代历史进程中一个特殊发展时期，大批寒门子弟通过科举取士进入国家统治阶层，颠覆前朝门阀世袭地主对政权主导地位之局面。宋代士大夫这种多元化出身及对中下层民众生活的体悟与同情，使其具有深重的民族忧患意识和社会使命感。加之，王朝内忧外患不断，如沉疴般伴随着国家存亡之始终。面对外患侵扰及国家疲弱，文人群体有着深刻体悟。潜藏于内心深处的满腔济世情怀和社会责任感在国势不振的残酷事实面前显得苍白乏力，无奈与焦虑弥散开来。此种矛盾驱使下表现出明显的集体性自信不足。反映在精神层面便是以唐朝为代表的前朝士人所具有的建功立业之豪迈与自信急剧萎缩，取而代之的则是深沉内敛的心性品质和敏感细腻的性格特征。

面对国家和个人命运浮沉擅替，文人们充满无法把握的无奈与沮丧，深切感到生命的脆弱与世事无常，表现出集体性的“内向”追求，甚至有些“颓丧”的避世心理。转而寻求内心的某种满足与自适，呈现出淡泊宁静的心理旨归与追求。借助酒、花之类事物麻醉自己，取得一时的满足与愉悦，同时渴望在此空虚中建立一所理想的精神家园，诗、酒、花中的“桃花源”式理想生活场景便应运而生，成为宋代文人咏叹吟哦中的常见意象。“醉饮杏花”里其努力营造的桃花源式生活场景，恰是一方和谐安宁的心灵净土。终宋一朝，诗词中此类小桥流水、人畜和谐之泉林野趣比比皆是，带有天然的隐逸色彩，时而仙风缥缈，时而亲切可见，在意境塑造中始终以其和谐美好的绝佳印象吸引着文人们徘徊不去。本质上，其所追求的不过是此间那份闲趣与宁静而已，是自我麻醉和逃避的一种无奈之举。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却蕴藏着文人天然的责任感和复兴国家的历史使命感，闪耀着特有的时代光辉，属于集体性“颓丧”的一种表征。这种文人精神特质与赵宋王朝国运江河日下衰微之势相伴相生，流溢着末世的悲壮情怀。［37］

另外，六朝以来形成的儒释道三家思想融合之势到宋时进入成熟阶段。以儒家积极入世为主导，道家清静无为、佛家随缘任运思想继之，三家思想融会贯通，同样对宋代文人思想修养、精神风貌、处世心态产生重大影响。时人云：“以佛修心，以道养生，以儒治世可也。”［38］（P544）深刻反映儒释道三家思想的独特旨归与侧重之处。佛家随性禅意情趣对文人思想和作品产生深刻影响，同时又与儒家积极入世的进取精神、道家淡泊淳朴之追求相结合，塑造了宋代文人群体追求内心平和安宁与自我解脱为主旨的清远淡然思想情怀，表现出规避现实、注重内心修养的整体精神风貌。在酒与杏花营造出的寻常田园乡村风光里，该追求某种程度上得以实现，尤其是诗词中反复出现的“醉饮杏花”意象，仙隐气息与俗世情怀交织互动，实则是文人寻求内心自我精神解脱及对人生理想诉求的一种体现，在宋代社会独特的贫弱政治环境和浓郁的文化背景下相当引人注目，也是不同于其他朝代文人群体精神风貌的特殊之所在。李泽厚指出宋世隐逸之风盛于前代，是宋人“一种心理上必要的补充和替换，一种情感上的回忆和追求”［39］（P206）。宋代文人在出世与入世、激进与恬淡之间寻求心灵的适意与平衡，探索现实生活的安然意趣，“醉饮杏花”作为一种常见的消遣方式，又因杏花之娇艳、美酒之醇香赋予其更加诗意、洒脱的人生理念。此外，“醉饮杏花”中蕴含“人生苦短、及时行乐”的集体性慨叹亦具代表性，也是这时期文人思想情怀的另一特色。

以桃源为主题的诗词描写中，把桃源世界当作现实社会是宋时对桃源母题接受史的新变。［24］但宋时文人群体间盛行的以“醉饮杏花”为突出特色的桃源意象之描摹，既属秉承前代文人墨客之闲雅风情，又对后来者影响深远。隋唐时代除继续前代以桃源为隐逸之地解说外，开始出现以桃源为仙乡福地的阐释，表现出对神仙生活的欣羡［24］，诗文中大都以桃花源为神仙居所而借以阐发己意［40］。面对这种嬗变，学者们敏锐地发现，齐梁至唐代在神仙道教影响下，世外桃源变成了桃源仙境，与唐人对荣华富贵的执着和享乐心理相结合，桃花源成为世俗人生的极乐世界。而元明清三代的桃花源多是隐逸思想的表现。元清两代源于异族的入侵，明末源于宦官的乱政，原因不尽相同，但归隐态度却一致。［41］以上追溯到宋时文人群体间浮沉于心的满腔家国情怀和济世忧思，继而于仙隐气息弥漫的桃源意境中寻求解脱的心理旨归恰是一脉相承。因而，某种程度上以桃源为意象所展示的隐逸之风始终承载着历代文人的思想寄托，这也是桃源意象掩盖下若隐若现的隐逸情怀在中国古代文学书写中历久不衰的根源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