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妙”论书思想历程探绎

2019-12-11邓威

书法赏评 2019年5期

邓威

一、“妙”字肇始析源

清段玉裁《说文解字》（见图1）载：“(玅)急戾也。陆机赋。弦幺徽急。疑当作弦。从弦省。少声。于霄切。二部。按类篇曰。弥笑切。精微也。则为今之妙字。妙或作玅是也。”清《康熙字典》载：“《广韵》《集韵》《正韵》弥笑切，音庙。神妙也。”“妙”，会意兼形声，从女，从少，美妙少女，本义指“美”“好”如宋陆游“尽所历妙”；二有“神妙”之义，如《世说新语·文学》“其当是其妙处不传”；三有“精妙”“精微”之义，如《吕氏春秋·审分》“虽妙必效情”；四有“巧妙”“高明”之义，如《后汉书·张衡传》“皆服其妙”；五有“细微”“幼小”“年少”之义，通“眇”，如曹植《求自试表》“终军以妙年使越”；史料记载我国迄今为止可以见到的第一篇专论书法艺术的文章为东汉时期崔瑗的《草书势》，我国书论由此进入自觉阶段。文中在强调草书的动态之美与书法可达情遣兴的特征之时提到“纤微要妙，临事从宜”，［1］此“妙”应是“精妙”“精微”之义，此句成为古代书论之中以“妙”论书的先声，至此开后世的论书祈尚。

图1 经韵楼藏版（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局部

二、初期应用阶段

图2 唐摹本王羲之《妹至帖》25.3cm×5.3cm 日本东京中村富次郎私人藏

魏晋时期随着玄学的兴起，书法实用性的目的逐渐减弱，“意”“象”等审美价值观念成为书法艺术和书法理论所竞相追求的主要对象。王羲之的书论便体现了晋人尚意重韵的艺术祈尚，而“妙”与“风神”“意韵”等密切相关，如王右军《论书》中“须得书意转深，点画之间，皆有意，自有言所不尽，得其妙者，事事皆然”［2］之句，体现了以“意”论书的倾向和重视字里行间“神妙”的趋势。王羲之（见图2）作为四贤之一，其论书依据对后世书学思想及论书趣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侧面对以“妙”论书的应用和发展产生了极大的积极作用。南朝之时，王僧虔传王羲之衣钵，一生著述颇丰且笔耕不辍，于理论技法皆有深诣。于“天然、功夫”“形质、神采”问题在书法理论史上发挥着不可磨灭的作用。其论书也多求天然神采之“神妙”，如《论书》中评孔琳之书“但功夫少，自任过，未得尽其妙”；《笔意赞》中称赞书法用笔和结体之时的“骨丰肉润，入妙通灵”，［3］由此以王僧虔为例我们可以看出此时期对论书之时“神妙”的追求，也进一步奠定了后世以“妙”论书的发展地位。庾肩吾《书品》上承羊欣、王僧虔、袁昂评书之言，下开李嗣真、张怀瓘、朱长文、包世臣品书之论，其论严格采取“九品论人”的方式，可谓开后世“神”“妙”“能”三品论书之先河。是以“妙”论书理论的发展与进步，亦是理解层面的深入与思考问题的多元化。如评四贤书法“妙尽许昌之碑，穷极邺下之牍”“若探妙测深，尽形得势，烟花落纸，将动风采”［4］以此来表现“天然”与“功夫”的差异之所在；其“殆善射之不注，妙斫轮之不传”表现对妙趣的向往；“子敬泥帝，早验天骨，兼以掣笔，复识人工，一字不遗，两叶传妙”“德昇之妙，钟、胡各采其美”［5］之类表现对前人书之妙趣的认同。《书品》是汉魏以来书论之中人物品评的杰出代表，体现了其时的审美趣尚，确立了后世品书论书的基本形式内容，更对以“妙”论书的历史地位及应用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三、渐趋发展至高峰阶段

隋代短暂一现，却在书法史与书法理论史上发挥着递进至初唐时期重要的过渡作用。而初唐文化的空前繁荣与书法的高度发展与时代及帝王的推崇亦有绝大的关系。以“妙”论书在此时期得到了长足的、多元的发展。欧阳询作为唐代重视法度的代表，其在《传授诀》中亦提到“妙”，“细详缓临，自然备体，此是最要妙处”，［6］不过此处之“妙”应为点画“精妙”“精微”之义。唐太宗李世民极其推崇王羲之在书史上的地位，为其作《王羲之传赞》，开篇便有“伯英临池之妙，无复余踪”之语，后《指意》中又有“所资心副相参用，神气冲和为妙”［7］来继承王右军的说法。帝王之好，上行下效，此一来也大大立于以“妙”论书的发展和推行。虞世南论书继承了王羲之重意尚韵的主张，同时也强调书法艺术的神韵和玄妙。其《笔髓论》中曰：“心为君，妙用无穷，故为君也”强调书之妙用，又特有《契妙》一节强调书意之精妙，百余字间出现“妙”字近十余处，极大地推动了以“妙”论书的发展。原文如下：

欲书之时，当收视反听，绝虑凝神，心正气和，则契于妙……故知书道玄妙，必资神遇，不可以力求也……且笔妙于水……心悟非心，合于妙也……假笔转心，妙非毫端之妙。必在澄心运思至微妙之间，神应思彻。又同鼓瑟纶音，妙响随意而生。［8］

以上之论将书法的奥妙与玄妙描绘的淋漓尽致，在以“妙”论书的发展历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李嗣真论书以“逸品”为倡，其《续画品录》评张僧繇“至于张公骨气奇伟，师模宏远，岂惟六法精备，实亦万类皆妙”。孙过庭论书继承了前人的言论，又基于其广泛临习与实践探索，如《书谱》（见图3）中的“思则老而逾妙，学乃少而可勉”“假令众妙攸归，务存骨气；骨既存矣，而遒润加之”［9］之句，他的以“妙”论书融合了他的理解与思考，较前人之论和而不同，创新推动了以“妙”论书的延伸与拓展。盛唐张怀瓘于书法理论上确立了“神”“妙”“能”三品论书的原则，于以“妙”论书论而言更是里程碑般的意义，使得以“妙”论书成为论书三大宗旨之一的正统之论，以“妙”论书客观意义上达到了其书学思想发展过程中的巅峰。如《文字论》中“加之以玄妙，故有翰墨之道生焉”“书道亦大玄妙”来肯定书法的地位；《六体书论》中“书是妙迹，乃秘而不传”和《书议》中“玄猷冥运，妙用天资”来强调书道玄妙的特质；以及《文字论》中“玄妙之意，出于物类之表”“探文墨之妙有，索万物之元精”之类，皆表现了张氏对“玄妙”的推崇。其评书之论，更甚如此，《书断·神品》说史籀“令妙迹虽绝于世，考其遗法，隶若神明，故可特居神品”；评杜度“创其神妙，其惟杜公”；评张芝“精熟神妙，冠绝古今”；评蔡邕“体法百变，穷灵尽妙，独步古今。又创造飞白，妙有绝伦”；评卫瓘“采张芝法，取父书参之，遂至神妙”；《书断·妙品》说嵇康“妙于草制，观其体势，得之自然”；评张弘“其飞白绝妙当时”；评萧子云“妍妙至极，难与比肩”；以上皆是张氏以“妙”论书之例，由此也可知“妙品”之所指得心应手、出神入化之深境。［10］其又在《论用笔十法》中说“其于得妙，须在功深”；在《评书药石论》中说“为书之妙，不必凭文按本，专在应变无方”；张怀瓘书论的出现以及“神”“妙”“能”三品论书的形成，使得以“妙”论书更趋成熟和完备，同时反映出当时的书法与书法批评的繁盛。

图3 唐孙过庭《书谱》局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在张氏论书的影响下，窦臮窦蒙兄弟论书之时也偶提妙趣之论。如窦臮《述书赋》“斯之法也，驰妙思而变古，立后学而宗祖”；［11］窦蒙“千种风流曰能，百般滋味曰妙”，也是对以“妙”论书的继承之说。后李华《授笔要说》一文将“妙”引申到书法技法上，说“夫书之妙在于执管”书法的玄妙之处在于执笔也是以“妙”论书的创新之论。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二《论画体工用拓写》道：“夫失于自然而后神；失于神而后妙；失于妙而后精；精之为病也，而成谨细。”此说法明显源于张怀瓘的三品论书之说。此外在《论画》中有“陆探微精利润滑，新奇绝妙”；《论名阶品第》也有“夫大画与细画，用笔有殊，臻其妙者，乃有数体”之论。可见张彦远以“妙”不仅论书，论画亦是同理，也是以“妙”论书的援引拓展之论。

北宋之时开启了书法史上的尚意书风，欧阳修提倡“学书为乐”，故其评虞世南《千字文》曰：“右虞世南所书，言不成文，乃信笔偶然尔，其字画精妙，平生所书碑刻多矣，皆莫及也。”其用“精妙”来评价虞氏之书，谓继承唐人之趣尚。宋四家之一的蔡襄论书标举“神气”讲求书之神妙，如其评前人书法之句：“欧、虞、褚、柳，号为名书，其结构字法皆出王家父子，学大令者多放纵，而羲之投笔处皆有神妙。”随后朱长文《续书断》的出现使以“妙”论书又掀起了发展之中的第二次高潮。《续书断》仿张怀瓘《书断》之体例，将唐宋书家按上、中、下（即神、妙、能）三品加以评述。如《续书断》中说：“杰出特立，可谓之神；运用精美，可谓之妙；离俗不谬，可谓之能。”“书之至者，妙与道参，技艺云乎哉！”又《墨池编·卷一》《徐浩书法论》后说“理之至妙者，文字所不能传”；［12］朱长文《续书断》由以人为本的思想为起发点并重书家之学养，为以“妙”论书赋予了更为丰富的内涵。

图4 宋苏轼《至孝廷平郭君》尺牍26.5cm×30.5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苏轼作为宋四家之一的尚意书风的代表人物，将书法的技艺通于大道（见图4），提出“道与艺合”的主张，提出天资、学养之于书中“妙趣”的重要性。如：“作字之法，识浅，见狭，学不足，三者终不能尽妙”；《书黄子思诗集后》“予尝论书，以谓钟、王之迹，萧散简远，妙在笔画之外。”；《送参寥师》“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13］苏轼论书包含对人生的思考与自然的体悟，加之对淡泊简远的向往与自身学养、阅历的广博渊深，造就了他异于常人的艺术风格特征，也涵养发展了以“妙”论书思想。苏门四学士之一的黄庭坚讲求“以禅论书”，禅门重妙语，故黄庭坚论书自然与以“妙”论书关系密切，如：《书赠福州陈继月》“学书时时临摹可得形似，大要多取古人书细看，另入神，乃到妙处”，讲出书法入神之妙；又《跋为王圣子作序》告人学书之法云“王右军初学卫夫人小楷，不能造入妙，其后见李斯、曹喜篆，蔡邕隶、八分，于是楷法妙天下”，讲出悟通书法之妙；进而黄庭坚又提出“得妙于心”的论书主张，在《道臻师画墨竹序》中说：“夫吴生之超其师，得之于心也，故无不妙……故余谓臻欲得妙于笔，当得妙于心。臻问心之妙，而余不能言。”黄山谷以吴道玄得画于心入妙之例来告诫学书者“得妙于心”之于书法技法实践与书法理论研究的重要意义，亦是以“妙”论书的又一发展趋向实例表现。

四、迂回发展阶段

米芾论书习书提倡自然率真的“真趣”之说，其论书代表集萃《海岳名言》言“学书须得趣，他好俱忘，乃入妙”，此“妙”乃“神妙”之义。晁补之作为苏门四学士之一，论书与苏、黄一脉相承，晁氏认为书法能臻其妙的原因在于胸中意会之所得。其在《跋谢良佐所收李唐卿篆千字文》曰：“学书在法而其妙在人，法可以人人而传，而妙必其胸中之所独得……妙不在于法也。”又在《跋化度寺碑后》有言：“以其习之专，守之不易，故各能尽其妙。”晁补之通过人的品格修养、胸中意会与“妙”相结合，故得出了无意求工而自然工妙的书学境界。黄伯思尚古守法，其在《论书八篇示苏显道》中以张怀瓘之例表现书之契妙。文曰：“若逸少草之佳处，盖与纵心者契妙，宁可以不逾矩议之哉……及造微洞妙，则出没飞动，神会意得。”观上引诸例我们可得知黄伯思书学思想的要义，也可窥见以“妙”论书于此时期的迂回发展的详细脉络。

董逌《广川书跋·卷十为张潜夫书官法帖》言：“古人大妙处不在结构形体，在未有形体之先，其见于书者托也。”意在说明作书之时的主观因素，即天资、学养、思想情感等方面的影响，故书法则是书家意志精神的寄托与载体，主客观因素完备则书“妙”尽显，董逌此论将书之妙道的形成给出了确切的理论说明与实践方法，极大地推动了以“妙”论书实践应用与理论研究的进步。宋徽宗时内臣奉敕所撰《宣和书谱》论书重书家胸次涵养，强调品行与学养之于书法创作的重要性，故继承了扬雄的“心画”之说。如评诸葛亮“以是心画之妙，可以不学而能，盖绪馀以及于此耳”；评薄绍之“婉丽清闲所以论其常，而发越照映所以言其变，此心画之妙兼得乎为人耳”。以“心画”联系“书妙”来评述前人之书，不仅光大了扬雄的“心画”之说，于以“妙”论书之说也注入了源头活水，增加了新的内涵。

宋高宗赵构论书标举趣味，而趣味与书之微妙、神妙、妙趣紧密相连，如其说：“余尝谓：甚哉字法之微妙，功均造化，迹出窈冥……稽古入妙，用智不分。”赵构以上古文字发挥圣人幽妙思想为例，指出品行修养对书法笔墨之外的妙趣的影响。后评米芾道：“高视阔步，气韵轩昂。殊不究其中本六朝妙处酝酿，风骨自然超逸也。”赵构肯定米书的妙趣意韵，故对以“妙”论书之说多有认可推崇。陈槱论书多引前人或前人之论为例，借李阳冰论篆书“惟阳冰擅其妙……此盖其造妙处”；借黄山谷之论评篆法“摹篆当随其口呙斜、肥瘦与槎枒处皆镌乃妙”；陈槱以上既可看作是对前人书论的继承与发展，也可侧面看出对以“妙”论书的肯定。南宋姜夔论书承孙过庭之余绪，强调风神变化，注重个性情趣，其《续书谱·真书》道“古今真书之神妙，无出钟元常，其次则王逸少”“然极须淘洗俗姿，则妙处自见矣”。姜夔强调书之妙趣及妙有绝伦的书法境界，并一定意义上有利于以“妙”论书在特殊时代背景下的发展与维持。

在赵孟頫尊古、崇晋的书学思想的指引下，开启了元代的论书思想。虞集《跋子昂书阴符经》道“吴兴公书妙一世”，以“妙”宣扬赵子昂至高无上的地位。由郑杓作、刘有定注的《衍极》，叙述历代各体书法流变、历代书家兼及执笔之法，如刘有定注曰“若夫执笔之妙，书道之玄”将书学之“妙”延伸至执笔之法；又《衍极·造书篇》“知造书之妙者为独少”“至则妙，未至亦不为迷”，将书写之“妙”延伸至造字之妙；《衍极》及其注文体现了元人的书学思想及书学实践的管窥，客观程度上反映了鲜明的时代风气，为以“妙”论书之说的延伸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五、总结至低回阶段

明初陶宗仪《书史会要》中书如其人思想下论书的“心画”之妙；解缙《春雨杂述》中功夫精熟思想下论书的“精熟”之妙；祝枝山学古创新思想下论书援引黄山谷的“夺胎”之妙；文徵明笃法求逸思想下论书的“精微”之妙；丰坊《书诀》博采诸家思想下论书的“笔势”之妙；杨慎风韵婉媚思想下论书崇晋的“虚澹萧散”之妙；徐渭媚胜思想下论书的“用笔”之妙；王世贞标举古雅思想下论书的“古质天然”之妙；孙鑛天趣思想下论衡山翁书时的“无意”之妙和论颜真卿《祭侄稿》时的“使转”之妙；项穆《书法雅言》中贯穿中和思想下论书的“中和”之妙；汤临初《书指》中形势思想下论书的“字法”之妙；晚明董其昌巧妙古淡思想下论书的“淡雅”之妙；赵宧光《寒山帚谈》中追求格调思想下论书的“用笔”之妙；李日华性灵说思想下论书的“神摹”之妙；黄道周书品思想下论书的“遒媚”之妙；以上论书思想横跨整个明初、中、晚期，不仅见证了时代的发展，更见证了书论思想的进步，故以“妙”论书之说更具说服性和时代的真实性表达。同时再次说明了古代书论中以“妙”论书之于书法实践和书学思想的重要作用。

图5 唐云题签王文治《王梦楼五律轴》128.5c×3.5cm 1799年

清朝学风丕变，书法理论趋向大致分为复古格局与金石书法、帖派书学观念延续、传统理论系统总结三个方面。第一方面占据较大比重，以“妙”论书说于二三方面有所涉及。清初宋曹《书法约言》［14］中布置、神采思想追求下运笔、运心的“自然”之妙；冯班《钝吟书要》中本领说引导下用笔、结字的“学古”之妙；傅山人格修养思想下论书的“无心、天然”之妙以及所言汉隶的“朴拙、自然”之妙；被王文治（见图5）跋为笪书中无上妙品的笪重光《书筏》中主张用笔、布白思想下的“虚实相生”之妙；姜宸英神明说思想下论书的“灵动自然、出自天机”之妙；清中期梁同书主张变化成法而有自家面貌思想下论书的“不似而似”之妙；［15］以上大多是帖学主张学者对以“妙”论书的继承。至清中后期，随着碑学的盛行，书法理论与时风契合且广为流传，此时书之妙道变成了陈奕禧、何焯等人欣赏北碑之美思想下的“苍茫、古法”之妙，如陈奕禧言：“贵乎心领名制，留神古翰，再览旧镌，乃其至也，及能苍茫，几于妙矣”“则书古法本妙，不可删废”。此论开启了对北碑之妙的再认识，后随着金石书迹的大量出土，开启了对北碑的全面系统研究。阮元《南北书派论》以南派江左风流，疏放妍妙；北派中原古法，拘谨拙陋，将南北分为两派。包世臣《艺舟双楫》书学思想称扬北碑，继承张怀瓘、朱长文三品论书之说发展为五品论书说，于神妙能三品加逸品与佳品二类。包氏称酝酿无迹，横直相安，曰妙品。一定程度上是以“妙”论书的最后一次发展高峰。其后曾国藩论书崇尚“奇气”之妙，赵之谦则曰：“六朝古刻，妙在耐看。”对古今书法作了风格的划分。刘熙载认为书法之妙，妙在性情，高韵深情，坚质浩气，缺一不可以为书。又提出书法形式上的章法的相避相形、相呼相应之妙。［16］康有为《广艺舟双楫》继承阮氏、包氏的理论倾向，展开了对六朝碑刻的全面研究，如其《碑品第十七》按神、妙、高、精、逸、能六品分十一等为六朝碑刻划分等级，又以雄、古、奇、逸的审美妙趣评论北碑，至此以“妙”论书结束了古代书论中的发展历程。

小结

综上，我们可以得知以“妙”论书思想的重要性意义，更了解了以“妙”论书说的出现、应用、发展、拓展延伸的全过程。历代先贤致力于书法实践、书论思想研精体悟，形成严密的以“妙”论书的书学思想体系，对当代的书法创作实践与书法理论研究具有非凡的引导和借鉴意义。同时亦丰富了书法艺术的表现内涵，对于提高书法艺术的技法应用价值、理论实践意义，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注释：

［1］何炳武，《中国书法思想史》，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71 页。此文为2019 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居间人：明代书画市场中介群体研究》（编号：19YJC760085）阶段性成果。

［2］王羲之，《书论》，崔尔平《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 年，第29 页。

［3］王僧虔，《笔意赞》，崔尔平《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 年，第62 页。

［4］庾肩吾，《书品》，王镇远《中国书法理论史》，黄山书社出版社，1990 年，（一）第72 页。

［5］庾肩吾，《书品》，王镇远，《中国书法理论史》，黄山书社出版社，1990 年，（一）第74 页。

［6］欧阳询，《传授诀》，王镇远《中国书法理论史》，黄山书社出版社，1990 年，（一）第95 页。

［7］李世民，《论书》，王镇远《中国书法理论史》，黄山书社出版社，1990 年，（一）第99 页。

［8］虞世南，《笔髓论》，王镇远《中国书法理论史》，黄山书社出版社，1990 年，（一）第101-102。

［9］孙过庭，《书谱》，崔尔平《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 年，（一）第128 页。

［10］张怀瓘，《书断》，王镇远，《中国书法理论史》，黄山书社出版社，1990 年，（一）第132 页。

［11］窦臮，《述书赋》，王镇远《中国书法理论史》，黄山书社出版社，1990 年，（一）第145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