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谋

技术治理并不等于机器乌托邦，并不必然与社会主义民主制相矛盾，可以通过制度设计将技术治理驯服为民主制的帮手。这不仅是理论的分析，也是历史经验的总结。

19世纪下半叶尤其是電力革命以来，现代科技变革和改造自然界的巨大威力得以彰显，很自然地，一些思想家想到可以将威力巨大的现代科技成果用于社会变革和改造活动之中，以提高整个社会运行的效率，这就是我所谓的技术治理（technical governance）的主旨。

在过去几年中，我一直尝试从STS（Science & Technology Studies）的角度，建构（或者说重构）一套成体系的审度的技术治理理论。今天这个工作我并没有全部完成，但是基本框架、核心概念都已经出来了。

一、问题引出：为什么研究技术治理

21世纪之交，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技术治理已经成为社会运行领域一种全球范围的普遍现象，我称之为“当代政治的技术治理趋势”。在大数据和智能革命的背景下，这种趋势更是急速推进，日益突出，甚至可以称之为当代社会的根本性特征之一。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当代社会是技术治理社会，简称技治社会。

实际上，在西方，技术治理主义（简称技治主义，theory of technical governance）思想一经产生就引起各种各样的哲学批评。人文主义者指责技治主义者把人视为机器或其上的零件，把人变成机器的奴隶。自由主义者谴责技治主义侵害个体自由，必然导致专制和独裁。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技术治理并非是阶级中性的，它帮助资产阶级压迫无产阶级，为维护既有的资本主义制度服务。历史主义者和相对主义者反对科学优于其他知识的观点，反对将自然科学方法论应用于社会科学和社会实践，主张方法、知识、文化和治理的多元论，打破既有国家与科学的紧密勾连关系。至于卢德主义者，在底层和民间一直存在，主张“停止科学”“砸烂机器”，传播某种机器毁灭世界的末世情绪。

但是反过来，自圣西门以降，技治主义思想传入美国，在美国大兴，又很快传向全世界。并且，技术治理并不止于一种观念或理论，而是在20世纪政治实践中引发了技术治理运动，遍及欧美、拉美和苏联，也极大影响了中国的南京政府。

与之不相称的是，国际和国内的技术治理研究均相当薄弱。这种状况主要有三个原因：首先，20世纪以来技治主义者虽然不少，但实践家多，理论家少;其次，20世纪90年代以来，技治主义遇到强烈的反科学批评，而缺乏对批评意见的必要理论回应，因而促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偏见;再次，虽然当代中国与技术治理制度颇为相关，但采取一种“即学即用、活学活用”的态度。总之，技术治理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一样，均忽视了技术治理的理论研究，甚至视其为自发性、盲目性实践，难以被归纳为统一和一致的思潮与趋势。

更重要的是，与技术治理相关的理论资源呈现明显的两极化，要么是执着于建设科学乌托邦，要么是要将技术治理从政治生活中抹去，对技术治理建设性的反思理论付诸阙如。但是，这种状况并不能改变技术治理实践在信息革命和智能革命的背景下的急速推进。这些都说明技术治理理论建构的重要性。此外，中国在过去40年间取得了举世震惊的成绩，一些海外学人将中国成功经验归结为某种技术治理实践，即所谓“技治中国论”。也就是说，技术治理问题与当代中国发展有很大的关系。

在很大程度上，技术治理理论建构工作在目力所及的英语和中文学界有很强的开创性。这是因为，STS研究是典型的跨学科问题研究，技术治理理论建构不仅涉及哲学，还涉及科学史、经济学、管理学、统计学、公共管理学和社会学等诸多领域，难度很大。

二、研究路径：如何研究技术治理

总的来说，我的研究路径清楚而简单：尽可能地全面总结既有的、零散的技术治理的理论资源与实践经验，这包括三个方面：思想史上支持技术治理的理论资源;诸种技治主义运动的实践经验;思想史上批评技术治理的理论资源，然后在此基础上建构一套新的技术治理理论。显然，新理论会吸收正反两方面的意见以及实践中的教训，不是简单地支持或反对技术治理，也就是说，它不是单纯的技治主义或反技治主义的。它的目标是对技术治理现象予以某种框架性的诠释，说明技术治理的语境、原理、战略、机制等宏观层面的问题，并以此为基础探讨将之引导到有益方向的可能性。所以，新理论暂时被我冠以“审度的技术治理理论”的名称，换言之，技术治理理论是一种技术治理的选择、调适和控制理论。

显然，这里面有一个前提性的问题：技术治理是否可以被选择、调适和控制？在多数批评者看来，技术治理的惟一目标是我称之为“机器乌托邦”的总体化社会工程，没有别的可能结果，而且一经启动就必然走向机器乌托邦。这是错误的观点。先说必然性，这实际上是受到技术实体论的影响，这种观点认为技术自主发展，人不仅不能控制它，反过来还被它所控制。我不赞同这种观点，这实际上是一种新神学，在旧神学中控制人的上帝现在让位于技术。我赞成技术的待确定（uncertained）理论，也就是说，技术发展路径是技术逻辑和文化逻辑共同作用的结果。再说惟一性，这个很好驳斥，因为现实中的技治主义运动差别很大，并不是只有一种模式，而且机器乌托邦并没有真的出现过。当然，我对技术治理的证成、否证和建构逻辑必须进行深入的理论分析，这个工作已有多篇论文发表。

按照基本研究路径，我需要完成的研究内容至少主要有如下四个部分。

第一，支持技术治理的思想史研究。

在思想史上，自称为技治主义者的理论家并不多，但是主张过技术治理立场的非常多，歧义纷呈。其中最为重要的主干有：一是Technocracy（技术统治论）传统。这一传统从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圣西门（Comte de Saint-Simon）、孔德（Auguste Comte）到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iki）、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等人，蔚为大观。二是Taylorism（泰勒主义）传统。这涉及泰勒（Fredercik Taylor）及其门徒的科学管理思想，以及泰勒主义对列宁、斯大林的影响，还有泰勒主义对公共行政运动代表人物如威尔逊（Woodrow Wilson）、古德诺（Frank J. Goodnow）等人的影响。三是制度经济学派的技术治理思想研究，主要包括罗斯托（Walt Rostow）、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等人的观点。四是社会统计学派与社会物理学派的技术治理思想研究。政治算术学派主张用观察和数据等方法对社会经济现象进行研究，国势学派主张以大事与政策记述国家发展，与政治算术学派发生争论，最终德国社会统计学派的兴起结束了上述争论，逐渐使得社会统计学成为一门社会科学。社会统计学与最新的社会物理学研究关系紧密。除了主干之外，重要的思想资源还有：逻辑实证主义再研究，包括纽拉特（Otto Neurath）、卡尔纳普（Paul Rodolf Carnap）和齐尔塞尔（Edgar Zilsel）等人的技术治理思想研究;操作主义的政治构想研究，涉及布里奇曼（Percy Bridgman）、西蒙（Herbert Simon）等人;行为主义心理学的社会工程思想，涉及冯特（Wilhelm Wundt）、华生（John Watson）、斯金纳（Burrhus Skinner）等人;山达基教（Scientology）研究，这是一种与信息通信技术、控制论、人工智能和人体增强技术等发展相关的极端科学主义思潮，主张赋予科学以宗教的内容。

第二，批评技术治理的思想史研究。

对技术治理的批评意见，很多言过其实，但有些批评意见值得认真对待，在重构技术治理模式中加以注意。需要研究的批评意见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如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和芬伯格（Andrew Feenberg）等，后现代主义者如福柯（Michel Foucault）、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和罗蒂（Richard Rorty）等，人文主义者如芒福德（Lewis Mumford）、波兹曼（Neil Postman）等，自由主义者如哈耶克（Friedrick Hayek）和波普尔（Karl Popper）等，相对主义者如费耶阿本德（Paul Feyerabend）等，以及卢德主义者（Luddites）、怀旧主义者的批评意见。当然，对批评意见必须再批评。

除此之外，还要研究技术治理的乌托邦小说如贝拉米（Edward Bellamy）的《回顾》和敌托邦小说如“反乌托邦三部曲”，它们也有许多批评意见。研究政治学领域的经验批评，如斯科特（J.C. Scott）的《国家的视角》、普赖斯（D.K. Price）的《科学阶层》等。还有在大众中非常流行的“专家阴谋论”，虽然理论水平不高，但影响巨大。并且，在研究批评意见的基础上，勾勒批评者眼中“机器乌托邦”的形象。

第三，技术治理运动实践研究。

各种技术治理运动均有自身的特点，尤其提出了一些自己实践措施，如北美技术治理运动提出了社会测量和能量券两项标志性的举措。这部分的研究重点是北美技术治理运动、苏联的控制论运动、拉美技术治理运动和民国的技术治理实践研究。这些研究属于历史案例研究，核心是梳理科技与政治乃至整个社会发展的关系，揭示技术治理在历史实践中的经验和教训，为技术治理理论的重构提供经验素材。

第四，技术治理理论建构研究。

总的来说，我设想的技术治理理论建构起码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技术治理的基本原理，二是所推荐的审度的技术治理理论的要点。除此之外，还可以考虑讨论第三个问题，即若干技术治理的宏观层面的重大操作问题。但是我反思的立场毕竟是偏向于哲学层面的，不会涉及过于具体的问题。这些问题可以是对应用技术治理理论感兴趣的人的工作。

技术治理的基本原理问题，至少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一是前述已经提到的，重构何以可能。二是如何理解科学原理和技术方法，因为只有理解了科技成果，才谈得上将之应用于治理活动之中，我称之为“科学论基础问题”。三是科技成果如何过渡到行动方案，我称之为“治理转译问题”。四是如何理解专家权力及其作用的发挥、调节与控制，我称之为“专家权力问题”。五是技术治理的主要战略和基本机制是什么。

我所推荐的审度的技术治理理论必须要对上述诸问题给出一套比较完整的回答。这种回答建基于审度的科学论的基础上，也就是说，我对于科学技术是持审度的立场，这决定了我说将科技成果运用于技术治理的时候，是不同于其他技术治理模式的。因此，审度科学论作为我的技术治理主张的科学论基础是非常关键的。概而言之，它有三个要点：（1）它主张对科技进行历史的、具体的、语境的和问题式的审视，反对对科技进行总体的、普遍的和一致的判断。不是只有一种Science，而是有很多不同的Sciences。当我们讨论技术治理中的科技时，实际指的是某一个有着历史语境的科技问题，而不是抽象的哲学辩论。（2）它主张同时看到科技的正面价值和负面价值、实际显现的结果和潜在风险，并且注意到科技对社会的影响对于不同的国家、地区、文化以及不同的人群的差异性。（3）它并不是完整而严密的科学论方案，而是偏重于回答如何审视科技对社会的影响，以作为我们行动的前提。换言之，真理和认识问题并不是审度科学论必须要回答的，而是可以搁置的问题，但它必须回答与技术治理相关的科学价值论问题，本质上它是一种科学实践哲学。

在此，我不能详述之，举个例子，面对问题时，遵循“科学第一但不惟一”原则。比如我生病了，第一选择应该是求助于现代医学，但如果现代医学没有治愈我的病，我可能再会尝試别的手段。我想，这是被大多数人接受的科学行动方案。你可以称之为温和的科学主义，多元主义，实用主义，或者常识主义。

至于建构的第三方面，即若干技术治理的宏观层面的重大操作问题，并不要求做体系化讨论。我现在对两个问题已经做了讨论：（1）技术治理与智能革命问题，也就是讨论智能革命背景下的技术治理问题，我称之为“新技术治理”，尤其对智能治理和生化治理感兴趣;（2）技术治理与当代中国问题，一是批判了“技治中国论”，二是讨论了民国时期的专家政治，第三个还有待讨论的问题是技术治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我认为，技术治理是可以为社会主义所用，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

三、理论框架：技术治理理论的主要观点是什么

我尝试对我的技术治理理论进行一个大致的勾勒。

第一，技术治理均坚持“技术治理二原则”。

我对技术治理的定义是，在社会运行尤其是政治、经济领域当中，以提高社会运行效率为目标，系统地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成果的治理活动。技治主义则是指那些支持技术治理的系统理论，种类繁多，差别很大，但都坚持“技术治理的二原则”：科学运行原则，即以科学原理和技术方法来治理社会;专家政治原则，即以受过系统的自然科学教育的专家掌握权力。在实践当中，技术治理的主要战略措施包括：社会测量，即对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进行调查和统计;计划体系，即运用计划手段，既包括国家计划、社会计划，也包括企业计划，在相对较大的范围内尽可能地对生产和分配活动进行统一的配置和安排;智库体系，即制度性地将政治权力的一部分通过智库方式交由专家掌管，实施一定程度、一定范围的专家政治;科学行政，又称为行政科学化;科学管理，这里指的是企业、公司和NGO组织的理性化;科学城市，城市已然成为人类居住的主要场所，科学地建设、运行和维护城市运行的各个方面，如能源、交通、治安、物资、垃圾处理和环境保护等;综合性大工程，这种工程不仅涉及自然改造，还涉及人口、社会和文化等诸多社会因素，既是自然工程，也是社会工程。

我对技术治理的理解有一个关键的突破，就是上面已经提及的，它不再局限于technocracy这个狭窄传统，而是试图囊括更多的东西，并且用战略、战术的追问使之更加明晰和可以深入讨论。比如，科学城市的概括，实际涉及20世纪以来环境、建筑与美学方面的功能主义、“新浪潮运动”、环境规划和深生态主义方面的理论资源。如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的建筑思想所受的泰勒主义、技术统治论的影响，如环境保护运动的技术统治论起源。实际上，贝拉米是最早提出环境保护思想的人，直接影响了美国进步主义时期的环境保护区运动。

第二，现代社会已然成为技术治理社会。

20世纪以来，技治主义思想和运动大兴，到21世纪之交，技术治理已然成为公共治理领域全球性的基本趋势和特征。技治社会的到来，与生产力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有关：科技生产力生产的物质财富已经能够完全满足社会成员舒适生活的需求，于是问题不再是生产更多的商品，而是如何合理地分配它们——我愿意追随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称之为“丰裕社会问题”。技治社会的到来，与人类对自身认识的根本性转变是一致的：人对自身的认识，或者说人的形象，不再由哲学、文学，更不由宗教、神话来主宰，而是越来越多地由科学来勾勒。我称之为“科学人的诞生”，这意味着作为待治理之对象已然成为人的本质规定性。同自然治理不能容忍荒野一样，人之治理不再能容忍野蛮。技治社会是实验室逻辑全社会扩散的结果，这导致它具有一些全新的特点，比如专家权力的急剧扩张，等等。

在“技术治理二原则”之中，科学运行原则是实质原则，而专家政治原则是形式原则。但实际上，专家执政并不一定等于科学执政，以科学为名的治理并不一定等于技术治理，我称之为“伪技术治理”。在技术治理时代，伪技术治理现象大量存在，比如苏联以科学为名的极权主义统治，又比如假智库体系，实际上是政策论证学，而不是真的科学建议。从某种意义上说，伪技术治理是对科学的误读，尤其地，将科学理解为控制术。关于这一点，小说《美丽新世界》有很好的说明。在科学审度论看来，科技并不直接促进自由，但它将其视为控制术，是最恶劣的异化。

第三，技术治理运行模式是待确定的。

在坚持“技术治理二原则”的前提下，技术治理并非只有一种可选择的模式，并且即使是同一种模式，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下，在不同的地区、文化、习俗和民族性之中，它的运行也会有很大的不同，我们实际是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对技术治理的运行模式进行一定程度上的设计、调整和控制的，这就是我所谓的“待确定”的意思。

为什么？首先，科学运行原则需要运用科学原理与技术方法，但对于这两者理解是可以不同的，比如实证主义的、实用主义的、证伪主义的和操作主义的，于是就出现了不同的技术治理模式。很多人认为科学原理与技术方法是机械主义的，这种理解应用于技术治理就可能出现让人担心的状况，即把整个社会变成机器，而每个人是这架机器上的一个可以随时替换的零件，这就是我所谓的“机器乌托邦”。实际上，机械主义科学观已经不再是主流价值观，它是可以选择的，我称之为“科学论选择”问题。其次，专家治国原则也可能有不同的选择，比如专家的范围。这个与不同历史条件相关，比如中国的专家实际上是与废除科举之前的“士大夫”相对应的。再比如专家掌权也有不同选择，是掌握部分权力还是全部权力？激进的乌托邦技治主义者主张将全部权力交给专家，这在现实中从未实现过，实践中出现的都是温和的、渐进的技术治理方案。再次，从科学原理、技术方法到治理方案之间需要的治理转译过程，存在着不同的路径，这也为调整技术治理模式留下了空间。关于“可治理的人的科学”的建构，现在流行的是自然科学化的社会科学，以此为中介转译。除此之外，很多情况下实际上是误译模式，也就是说流行观念披上科学的外衣。还有一种很流行的统计学转译，即用数字方式支持治理方案的合理性。总之，在理论上技术治理存在很多可能模式，在实际历史中它必定受制于国情和实施者的考量。

技术治理的模式选择本质上是政治问题，而不是纯粹的技术问题。对此，我赞同制度主义的立场，即依靠制度设计来控制技术治理的运行，尤其是防范技術治理的风险。当然，制度是伦理、风俗、习惯、文化和传统沿革的产物，制度设计不等于乌托邦推演。在这一点上，我同时赞同哈耶克和波普的观点：前者认为制度是进化的结果，后者认为局部社会工程可以用于消除明显的社会之恶。也就是说，我并不认为制度主义与伦理主义、历史主义相冲突，比如，我并不反对“道德物化”（Materializing Morality）这个设计哲学方案，相反我认为它与技术治理是兼容的。

第四，必须对技术治理的运行进行调控。

技术治理并非是科幻电影中想象的无坚不摧的利器，它的运行必须包容反治理和再治理机制，在受控制中运行。

权力作用必然伴随着反抗行为，技术治理行动免不了反治理行动。研究技术治理中的反治理（我称之为“技术反治理”）的主旨并不是要铲除反治理，而是要理解和控制反治理，实现治理与反治理的一定阈值的平衡。技术反治理问题主要包括技术低效、技术怠工、技术破坏、技术官僚主义和过度治理。技术反治理是不可能完全铲除的，这种企图会导致技术治理机制的崩溃。

技术治理实施过程，存在诸多社会风险，其中最大的政治风险在于：专家权力过大，威胁民主和自由，极端情况下可能导致机器乌托邦。所谓技术治理的再治理，就是思考以何种制度设计防范专家权力过大，其核心问题包括：划定专家权力范围;权力越界的纠错制度。我认为，技术治理中的专家权力应该限制于政治权力的一部分，尤其是建议权和实施权之中。而一个健全社会，应该是学术权力、NGO权力、经济权力、宗教权力与政治权力并行的多元社会。

再治理机制是技术治理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可以防范技术治理与极权主义结合走向机器乌托邦。机器乌托邦笃信总体主义、机械主义、极权主义和经济主义，实质是技术治理走向技术操控，通过规训和洗脑为维护极权统治服务。技术再治理要针对机器乌托邦的特点，设计有针对性的制度预防措施。实际上，治理与操控的区别不仅对于再治理很重要，在技术治理各个领域的实施当中都会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反过来说，简单地拒绝技术治理是错误的。首先，它已经是不能视而不见的普遍现象，未来将更深入地发展。其次，它的正面价值是很明显的，比如智能城市、智能安保和科学行政，不能只盯着它的问题。在我看来，更重要的问题是根据技术治理的规律对它进行引导，兴利除弊。

第五，技术治理可以作为通过工程师提高社会运行效率的工具。

在当代，受过系统自然科学基础教育的专家不止于理工科的毕业生，专家的范围必须包含自然工程师和社会工程师，后者如经济学家、管理学家、职业经理人、银行经济学家、统计学家、心理学家、精神治疗师、经济分析师乃至实证社会学家等，他们掌握的知识可以被称为社会技术。反过来，自然工程师如果参与技术治理活动，不能只了解自然科学知识，还应该通过工程教育了解相关的伦理、政治和人文知识。工程师与学者的区别在于参与具体的社会运行实践。当然，这个区分是原则性的，我赞同当代专长哲学尤其是柯林斯（Harry Collins）提出的“互动型专家”的主张，从理想状态而言，我主张尽量消除文理之间的隔阂，培养通识型的工程师，这可以称之为“专家消解方案”。其中的要点有两个：一是“泛专家”主张，二是工程师人文教育的主张。

总之，工程师研究或专家哲学是技术治理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反对将技术治理视为总体化的乌托邦社会工程，支持局部的、渐进式的社会工程，反对激进的技术治理革命，支持温和的技术治理改良。也就是说，技术治理并不是社会的终极目标，而是向目标前进的工具。历史经验也证明，如果将社会工程控制在适度的范围，是可以起到推动社会发展和提高人类福祉的目标的。

技术治理并不等于机器乌托邦，并不必然与社会主义民主制相矛盾，可以通过制度设计尤其是宪政方法将技术治理驯服为民主制的帮手。这不仅是理论的分析，也是历史经验的总结。当然，我对哈耶克在《科学的反革命》中的担忧相当赞同，所以才有上述的再治理考虑。

一直以来，社会主义尤其是民主社会主义都重视技术治理，它可以为中国特色社会建设事业所用。基尔特社会主义、奥地利马克思主义以及苏联的故事可以为之佐证。改革开放40年，发挥了科技和科技專家的作用，实行一定程度的技术治理对于当代中国的发展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每一代学人都有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的前辈筚路蓝缕，我们这一代学人应该开始和世界全面接轨，在全球平台上进行知识生产的争胜，对世界知识宝库作一点原创性的贡献，而不满足于作知识的传播者或搬运者。实际上，这样的工作，中国的自然科学已经开始，人文社会科学要迎头赶上。也许，现在我们的原创工作还非常幼稚，但无论如何，我们这一代人都应该迈出这一步。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尚国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