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雨婷

摘要：韓国电影《寄生虫》在2019戛纳国际电影节上斩获了韩国电影历史上首个金棕榈奖。影片通过荒诞的叙事手法，讲述了来自底层社会的一家四口费尽心机住进富人别墅后发生的一系列荒诞故事。电影借由荒诞的故事外壳描写了现实社会对底层人物挤压的真相。本文试图解读电影《寄生虫》中的这种荒诞叙事下的底层书写，并探讨其“寄生”的隐喻及揭露的人类文明悖论。

关键词：荒诞叙事;底层书写;《寄生虫》

卢梭曾言：“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1]卢梭似乎早已预知了现实的荒诞和不幸，但是浪漫主义让人类还残存一丝希望，期待借由浪漫的外壳掩盖生命本身的悲凉。到了19世纪末，尼采的“上帝死了”唤醒了人类对世界对人生的清醒意识。随后，卡夫卡、加缪、陀思妥耶夫斯基等文学家不断将人生的“荒诞感”清晰的呈现在世人面前，人们开始探索那所谓的“自由”背后的“枷锁”。韩国导演奉俊昊的电影《寄生虫》就是一次苦涩的尝试，借由荒诞的故事外壳刻画了底层社会小人物的悲哀。影片描述了一个来自底层社会的贫困家庭费尽心机住进富人别墅后发生的一系列荒诞可笑却又悲凉讽刺的故事。虽然电影《寄生虫》的定位是“一部含有喜剧元素的惊悚片”，但影片中的“喜剧元素”更具讽刺的凸显了底层人物的荒诞和悲哀，显示出一种浓重的黑色幽默之感。本文试图解读电影《寄生虫》在荒诞叙事下对底层人物的书写，并探讨其“寄生”的隐喻及揭露的人类文明悖论。

一、荒诞的叙事

哲学和艺术上的“荒诞”强调的是一种人类对现有生存状态的感知。“‘荒诞乃理性发展到较高阶段后人们才有可能达成的一种对世界和人生的深度体验与清醒意识。”[2]谈到“荒诞”终究绕不开一个作家——弗兰茨·卡夫卡。卡夫卡将自己对人生的荒诞体验熔铸于作品之中，通过荒诞无稽的情节和扭曲变形的人物反映现实生存状态下人类的分裂和不幸。

《寄生虫》从头到尾都带有一种“卡夫卡式”的荒诞叙事。电影开始，这个贫困的四口之家住在一个半地下室里，屋内有一扇窗与屋外的地面齐平，那半截土的风景里他们能看到的往往只有醉汉在他们眼皮底下撒尿。接着镜头向下落到儿子基宇脸上，他正在半地下室的角落里寻找着手机无线信号。这让人联想到塞缪尔·贝克特笔下那个下半身埋在土丘中的温妮，又让人想到卡夫卡笔下的格里高尔，导演用一种虫子的视角刻画着这一半截在地下半截在地上的底层贫困人家。这家人居住的半地下室和后来他们费尽心机想要住进的那座富人别墅之间构成了一种强烈的戏剧空间的冲突，地下室和别墅构成了整部影片的矛盾核心，也是整部电影荒诞叙事最直观的体现。

这个居住在半地下室的四口之家，父母二人皆是无业游民，儿子基宇、女儿基婷双双辍学在家，一家四口仅靠为披萨店折包装纸盒赚得的微薄收入维持生活。基宇在朋友的引荐下来到富豪朴社长的家中，为其女儿做英语家教，由此所有人的命运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故事开篇看似符合底层社会的生活现实，但总是无意中透露出一种“卡夫卡式”的悲凉。随着一家四口“寄生”计划的展开，妹妹基婷成了富家儿子的“艺术理疗师”，父亲替换了富家原来的司机，母亲也替换了富家原来的女佣，一家人费尽心机为富家设下各种圈套，至此片名所谓“寄生”的隐喻由此展开，即贫穷家庭依附于富人家庭的比喻。荒诞的情节加强了电影的叙事张力，情节的展开中又夹杂着导演的黑色幽默，荒诞笔法下不断透露出导演对社会阶层固化深刻而又悲观的批判。

二、底层的书写

现阶段文学、电影等艺术作品中所表达的“底层”大多是一些出处于社会边缘的“小人物”，他们与贫困有着某种不可分割的关系，他们生来被贫穷击中。电影《寄生虫》中的一句台词说：“钱就是熨斗，能把一切熨平，没有一丝褶皱。”导演借由男主人公的这句话击破了如今社会财富、阶层、尊严之间的种种现实，似乎金钱可以掩盖一切的不堪和丑陋，但真实的贫穷却永远掩盖不住。

根据学者刘旭在《底层能否摆脱被表述的命运》一文中的表述，“从1989年开始，印度的底层研究者们转向了底层如何被表述的研究，即底层在统治者的历史中如何被扭曲的，扭曲的目的和作用是什么。”[3]可见“底层”似乎一直处在被表述的立场，像他们的生而贫穷的命运一样，他们生来就不存在“话语权”，他们只能存活在被表述的命运中。电影中基宇的爸爸说：“人生永远无法跟着计划前行。”于是他们被动的接受着命运给他们安排的贫穷以及荒诞的人生。尽管他们费尽心机将富人玩弄于股掌之间，但是当暴雨成灾他们落荒而逃时，他们发现，即便披上了镀金的外衣，他们是生来是底层且贫穷这一事实终究无法改变，一场大雨就可以将其打回原型。在《寄生虫》这部电影中，底层人物的贫穷似乎变成了一种“原罪”，变成了一种与生俱来的伤疤。导演奉俊昊在电影中反复用“气味”这一概念诠释这无法摆脱的贫穷，底层的“贫穷”已经变成了一种深入骨髓的气味，电影中反复强调基宇一家身上的气味，这也是诱发基宇的父亲最终杀死富人朴社长的关键因素。真正的贫穷终究无法掩盖，它已经变成了底层人物身上如影随形的屈辱印记。

电影《寄生虫》是一部充满东方式人文关怀的作品，影片中对底层的刻画虽颇具讽刺意味，但是透露出的无奈又显示出导演对底层人的同情以及对社会阶级固化，底层难以改变自身命运的悲哀。若钱真的可以熨平一切，那是否有一天社会上的那些底层人也会像有钱人熨斗下的褶皱一样轻而易举的被抹平。显然，导演想要帮助以基宇一家为代表的底层人物说诉说些什么，像是卡夫卡想为格里高尔诉说些什么一样，但是现实让他们诉说都变成了“卡夫卡式”的黑色幽默。

三、寄生虫的隐喻

“虫”的隐喻从卡夫卡开始就寓言着被资本、文化、阶级、权力驯化的一类人，是“丧失了原始的动物性活力”的个体。电影《寄生虫》借由“寄生虫”的隐喻，描绘了被阶级分割在“地上”和“地下”的两类人，揭示了“地下”人终究无法到“地上”生活的社会现实。通过深入思考发现，《寄生虫》看似在描写着社会阶级的固化，底层人物的悲哀，实则它似乎在预示着一种更为宏大的母题——它揭示了当今全球化背景下难以言说的文明悖论。人类亲手构建了所谓的“阶级文明”，然而这种文明在如今却成为操纵与敌视他人的异己力量，当文明意味着罪恶时，我们所倡导的这种文明是否俨然成为了一种“文明霸权”。《寄生虫》借由这个荒诞戏谑的故事从“阶级”的角度探讨了这种文明悖论。

电影《寄生虫》中有许多包裹在“寄生”主题下的隐喻，比如影片中不断出现的上下的台阶以及上下切换的镜头，这是导演奉俊昊对“阶级”最为直观的体现。此外，导演不断的用“虫”的视角提醒观众这个看似完整底层贫困家庭将要面对的撕裂，从阳光明媚的别墅草坪到昏暗阴冷的地下室，画面的上下切换击碎了观众心中残存的最后一丝希望。这生来就被贫困所击中的一家中终究无法摆脱荒诞的命运，他们只能在地下室出生又在地下室死去，像卡夫卡笔下那只在黑暗房间里孤独死去的甲虫。《寄生虫》相比于卡夫卡的《变形记》来说似乎更为苦涩和残忍，卡夫卡所描写的是人变成虫的荒诞故事，强调的是现实社会对人性的倾轧和异化，而《寄生虫》中的底层人物似乎生来就有虫的躯壳，他们只能靠寄生在他人体内存活，他们早已放弃了挣扎的希望，他们无力改变自己的命运，他们永远在被驱逐却又永远生生不息。

四、结语

无论是荒诞戏谑的故事情节还是充满东方式人文关怀的底层书写，电影《寄生虫》都将带给观众一次视觉和心灵的冲击。从卡夫卡笔下的一只甲虫到导演奉俊昊镜头下的一群寄生虫，艺术创作者们一直在提醒人们思考自己和世界的关系。某种意义上电影《寄生虫》像是对卡夫卡《变形记》的一次致敬，令人感到悲哀的是人类终究还是没能摆脱虫的命运。

参考文献：

[1]卢梭.社会契约论[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8.

[2]曾繁亭，蒋承勇.浪漫主义与“荒诞”观念的形成[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5）：113.

[3]刘旭.底层能否摆脱被表述的命运[J].天涯，2004（2）：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