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攀

摘要：《书舶庸谭》是一部日记体著作，记录了近代董康四次赴日本访书的经过。在近代赴日本访书的中国学者中，董康是比较早将注意力放在中国古典小说、戏曲等俗文学文献上的。本文章以《书舶庸谭》为线索，就董康访求俗文学文献的背景、经过与成就、俗文学观等几个方面展开论述。

关键词：董康;俗文学文献;《书舶庸谭》

董康是中国近代著名法学家、藏书家，他一生曾多次赴日本搜罗汉籍。《书舶庸谭》，又名《董康东游日记》，记录了董康1927年、1933-1934年、1935年、1936年四次赴日本访书的经历。董康与日本汉学界、出版界渊源很深，早在1906年赴日考察司法期间，他就结识了岛田翰，并刊印其《皕宋楼藏书源流考》，引起国内学者的震动。董康在日访书，颇得他的日本朋友，如小林忠次郎、田中庆太郎、狩野直喜、内藤湖南等的帮助。

董康在《书舶庸谭》的自序中提到在日本访书的宗旨，一是搜罗旧椠孤本，记其版式，存其题识;二是访求小说、戏曲等俗文学文献[1]。胡适称赞董康是近十年来搜罗民间文学最有功的人[2]。董康寻访俗文学文献，一方面出于个人的爱好;另一方面，也与近代以来，中国俗文学研究的兴起有关。

一、董康访书与近代俗文学研究的兴起

俗文学是通俗的文学、民间的文学、大众的文学[3]，主要有歌谣、小说、话本、戏曲、传奇、弹词等形式。俗文学是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中国俗文学的保存与研究状况并不太好。董康为其《曲海总目提要》中，统计：元传奇之存者，惟施惠《拜月亭》、高则诚《琵琶记》。按徐子室《元谱南词九宫正始》所引，多至一百二十余种[4]。由此可见，中国俗文学文献的保存状况不太好。有两个原因。首先，受“文以载道”理念的影响，士大夫阶层一贯具有鄙俗崇雅的倾向。如唐朝张鷟的《游仙窟》，被批评为俳谐浮艳之词，因而在中国早已失传。其次，历代政府出于净化民风、排斥异端的考虑，对小说、戏曲等屡加毁禁。明代瞿佑的《剪灯新话》被毁禁即是明证。

近代以来，随着外国文学作品和理念的传入，中国的俗文学研究逐渐起步，俗文学地位显著提高。王国维、胡适、鲁迅、郑振铎相继对小说、戏曲开展研究。同时，中国学者也在大力寻访挖掘俗文学文献。自从杨守敬从日本访书之后，中国学者赴日访书络绎不绝。日本保留了大量汉籍，包括小说、戏曲在内，如在中国久已失传的《游仙窟》和《剪灯新话》。

董康是藏书家，也是出版家，他对小说、戏曲兴趣很浓厚，不以小道视之，相继出版了《曲海总目提要》、《景宋残本五代平话》等著作。在俗文学研究兴起的时代背景下，董康将俗文学文献作为赴日访书的主要目标，也是情理之中的。

二、董康访求俗文学文献的经过

《书舶庸谭》记载了董康四次赴日访书的经历，1926-1927年董康被军阀通缉，赴日避祸，这是他访书最勤，收获最大的一次。1933-1934年1月，董康应邀赴日讲学中国法制。1935年，董康赴日参加汤岛圣堂落成仪式。1936年，董康赴日避暑。

在日本期间，董康遍访东京、京都的图书馆、私人藏书家、寺院、书店等，遇到重的文献加以抄录或影印。据董康著录，日本藏有的俗文学汉籍文献比较多的机构有内阁文库、静嘉堂、尊经阁等机构。董康寻访的俗文学文献主要有小说、戏曲、敦煌变文等类。

1927年3月23日、25日、4月1日，董康赴日本内阁文库寻访馆藏的小说、戏曲，典藏部主任樋口龙太郎接待了董康。樋口龙太郎对董康的来访，有如下记述：今年（1927）1月，他（董康）来到东京，每天都在宮内省图书寮探究宋元明版的精妙，并与帝国大学文学部中国学研究室（主任为盐谷温）讨论静嘉堂文库中的宋版问题[5]。陪同董康前去的有田中庆太郎、胜山岳阳、稻叶岩吉等。樋口龙太郎赠送董康《内阁书目》一册，董康据此整理出《日本内阁藏小说戏曲书目》。董康辑录了内阁文库所藏《全像古今小说》、《二刻拍案惊奇》、《醒世恒言》、《喻世明言》的目录，他对《二刻拍案惊奇》很看重，先后托内藤湖南、盐谷温等介绍影印此书。1935年5月，董康又赴内阁文库查阅《辽海丹忠录》等书。

1927年2月，在田中庆太郎的陪同下，董康前往东京大学文学研究室，会见了研究室主任盐谷温，并获允将《苏门啸》杂剧影印。

董康从私人藏书家处也著录、影印了很多俗文学文献。他从狩野直喜处阅览了冯梦龙评点《西游记》、《还带记》、《醒世恒言》、《传奇汇考》。从内藤湖南处，董康抄录了敦煌卷子中的《明妃曲》、《瞬子至孝》、《二十四孝押座文》等。从好友出版家小林忠次郎处，董康购买了《剪灯丛话》、《剑啸阁批评出像隋史遗文》。从久保天随处，董康著录了《排闷斋温柔乡》、《又解金貂》、《张玉娘闺房三清鹦鹉墓贞文记》、《一笠庵汇编卿忠谱》、《碧天霞》等小说。

在访书过程中，遇到文献价值高的汉籍，董康还做了提要。早年董康曾在北京法源寺刻书，作为一名刻书家，遇到重要的俗文学文献，还会抄录或影印出版，比如从神田喜一郎处借阅李卓吾评点《西厢记》，将其图画补入《千秋绝艳图》，图画极为精美。黄裳先生曾说：我对晚明版画发生兴趣，是在看到董康以‘忏绮生名义印成的两册《千秋绝艳图》之后，这是他搜集明刻《西厢记》插图七种，用珂罗版印本精印的图册。为了刊印俗文学文献，董康曾两次购买古梅园的墨邮寄上海，可见其对俗文学文献的重视。

三、董康的俗文学观

董康搜求俗文学文献，不仅是出于个人喜好，同时也反映了他的俗文学观。董康认为，弹词演义自然有“调性网于古道，托惩劝于稗官”的作用，我国书坊流传甚少的原因是禁网密布，视之为妖妄之言[6]。他在《书舶庸谭》中提到：励学之方，径轨至繁，不宜囿于门户以狭其涂。由经史诸子古今名家撰述以进者固是，小说章回亦未可概斥为非。董康认为，经史文章有其作用，小说戏曲亦有其作用，不可将小说戏曲一概排斥以为非。董康认为，中国小说、戏曲大量失传，主要是宋代理学兴起导致的。

在访书的同时，董康在俗文学的理论研究方面也取得了重要成果。1927年初，狩野直喜将《传奇汇考》送给董康研究。董康用《传奇汇考》与《曲海总目提要》对勘时，对元、明代杂剧和传奇所用曲调问题有了新的发现。

董康在《曲海总目提要》序言中说：杂剧用北词，传奇用南词，不容少紊。（明）中叶以后，《盛明杂剧》所收，多用南词，若传奇且杂以北词[7]。也就是说，中国的传统戏剧，杂剧用北曲，传奇用南曲，明代中叶之后南北曲才混用。而一年之后，董康在查阅《传奇汇考》中元代沈和甫撰的《分镜记》时，发现该书称南北调合腔始于元代的沈和甫。这一发现，也是董康对戏曲史上的“南北调合腔”问题的贡献。[8]

董康在日本寻访俗文学汉籍文献，取得了很大成就，部分文献还通过大东书局等机构印刷发行。他的访书，上承杨守敬等人，同时期的傅增湘、胡适等学者都对其访书行为表示赞誉。《书舶庸谭》的日记体体例，保存内容很丰富，但理论性和系统性稍显不足。董康之后，孙楷第等人相继赴日本访求俗文学文献，在系统性和理论性方面有很大进步。从这一角度讲，董康的访书行为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参考文献：

[1]董康.书舶庸谭[M].北京：中华书局，2013.11-12.

[2]董康.书舶庸谭[M].北京：中华书局，2013.5.

[3]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M].北京：作家出版社，1954.01.

[4]董康.曲海总目提要[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04.

[5]范凡.1927-1928年到日本内阁文库访书的中国学者—樋口龙太郎相关文章解读[J].大学图书馆学报，2015.02.100-106.

[6]董康.书舶庸谭[M].北京：中华书局，2013.11.

[7]董康.曲海总目提要[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04.

[8]董康.书舶庸谭[M].北京：中华书局，2013.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