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鹏

摘要：本文以生死观为切入点，分析了孔、庄思想产生的根源及其理论体系，揭示了两者的思想分歧与共通点，同时阐述了他们各自的生死观对中医生命观的影响。

关键词：孔子;庄子;生死观

一

孔子在《论语·八佾》中谈到：“身居高位而无宽厚之德，行禮时却无恭敬之心，参加丧礼时亦无哀戚之情，这样的情形，我怎么看得下去呢？”《论语·阳货》又记载宰我说，服丧三年，时间太长了，一年差不多就够了，夫子很不以为然：小孩生下来，到三岁时才能离开父母的怀抱;服丧三年，是天下之通则，故批评宰我太不仁义。在孔子看来，仁为礼之本。临丧而哀，才是仁人君子应有的行为。

由上可见，孔子对待丧礼是非常慎重的，但是相较而言，庄子却表现得十分冷漠：《养生主》说，老聃死，好友秦失前来吊唁，干号三声便从屋里出来了;《至乐》直言庄子的妻子过世，他鼓盆而歌。在生死大关前，庄子的表现异于常人，与他对生死的通透认识有关：“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若死生为徒，吾又何患！”（《庄子·知北游》）可见，庄子的坦然源于他的生死齐一，认为生死都是自然现象，是气的聚散而已。因此，他能摆脱生与死的困局，逍遥游世。

孔子、庄子之于丧礼，看起来态度截然不同，但实际上他们都有对个体生命价值的关注，从重生这一角度看，他们的思想又是可以相通的。仅从表面上观察，庄子确实比孔子冷漠很多，好像已然看透生死，悟彻人生，可是如果我们仔细重读文本，就会发现他对生命的顾念，不然何以主张保身、全生、养亲、尽年，直至逍遥游呢？他对生死的旷达，正是基于对生命真谛的领悟。

孔子与庄子生活的年代虽然相差一百余年，但他们所面临的社会历史背景大体相同，由西周确立的分封制、宗法血缘社会正土崩瓦解，与此同时，新的以地缘关系为中心的政治体制逐渐形成。此时，人们的观念与行为都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孔、庄两家共同的思想起点是对人心邪恶的确认和对“天下无道”的忧惧，如何面对眼前生活的挑战，怎样安身立命成为了他们共同的关切。如果说古希腊哲学属于纯思辨式的，那么，孔子的儒家、庄子的道家都表现出与之完全不同的思想特质，他们应该归属于生存技术式哲学，毫无疑问，这与孔、庄所生活的时代背景息息相关。

二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者认为，仁德的丧失和“礼崩乐坏”造成了当时社会的混乱不堪。要使社会恢复三代时的和谐，个体的生存条件得到质的改变，首要的工作就是“克己复礼”。因为礼具有积极的社会功用和政治功能，利于社会稳定，尤为重要的是，通过礼的实践能激发潜藏于人心的“仁”。《论语·泰伯》说，有德的君子厚待亲人，百姓就会效仿兴起仁德。孔子认为，孝悌为仁之本。仁的基础是源于人性的亲亲之爱。朴素的血缘亲情是仁德养成的起点。一个人只有首先爱自己的父母兄弟，才有可能“泛爱众”，将亲情之爱加以扩充，而去爱社会上的其他人。这便是孔子对礼学的重大贡献——以仁释“礼”。孔子所讲的礼，不仅仅是玉帛、钟鼓等这些外在的“仪”，更是内在的“情”的表达。倘若没有恭敬之心的驱动，没有仁爱之意的触发，一切礼仪都是虚设。于此，礼不再是繁琐的程式，也不再是强加于人的规范，而成了践行仁德的自然要求和自觉意识，内化于心。在内曰仁，在外言礼，实现了思想和行为的完美统一。

庄子思想的焦点不在于社会伦理和政治，因而不像儒家那样具有强烈的济世情怀，“知其不可而为之”，他所追求则是“安之若命”，是精神上的绝对自由与人格上的绝对独立。庄子认为人世间的一切困苦和争斗皆是“人为物役”的必然结果，常人追求的名利、智巧等只会让人心束缚，本性迷失。因此，唯有做到物物而不为物所物，才能体道，才能摆脱现实的苦难而获得人格独立与精神自由。故而以求“道”为旨归的庄子人格——心灵哲学为中国传统士大夫开辟了一块重要的精神栖居地，可以让他们在人生不如意时找寻到某种慰藉。于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也就成了许多士人的对孔、庄思想的融通。

概而论之，孔子体“仁”，庄子寻“道”，都只是各自对生命价值的一种诠释，是儒、道两家所秉持的两种不同的生存方式。

三

生命观是人们对自然生命的根本观点和根本看法，属于世界观的一种，它包含着对生命起源与本质的探寻，对生命运动规律的总结、对认知生命方法的凝练以及对待生死时的态度。孔、庄两家以其独特的生死观，对中医生命观的产生和发展形成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此前很多学者往往根据《论语·先进》“未知生，焉知死”句，判定孔子忌谈死亡话题。近些年随着儒家生死观问题研究的深入，这一说法逐渐得到修正。且不论子夏所闻“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极有可能出自孔子，在《论语》中，我们也可以读到孔子有关生死问题的直接表述。比如《述而》篇云：“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里仁》篇：“朝闻道夕死可矣。”这些都显示孔子审视生死大限是基于生命价值的视角，儒者不惧死，但必须死得其所。“比干谏而死”就是“杀身以成仁”的典范。孔子强调的是，在追寻天命与仁道的过程中，明确生命的价值，从而消解对死亡的恐惧，实现人体自然生命的超越。

论语中还有一处关于死亡命题的探讨，尤需我们注意。《论语·先进》：“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贡，侃侃如也。”孔子看到弟子们的仪态，很高兴，但转头又说：“若由也，不得其死然。”为什么孔子会料定子路不得善终呢？正是因为他看到了子路“行行如也”，太过刚强，违背了中庸之道。孔子讲人要避免两个极端——“过”与“不及”，秉持中正之道，做到不偏不倚、适度合宜，这是立身行事的重要原则。儒家的中庸思想深刻影响了中医学当中的中和思维，就生命观而言，中医学认为，万物的化生都是在阴阳的中和协调交感之中实现的，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也是在“中和”的状态下存在、发展和变化。中医的总体追求便是“以平为期”，健康的人是为“平人”。可以说，孔子所提倡的中庸，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医生命观的完善与发展。

庄子对死生的淡然，可以从前文所引的秦失吊老聃、妻死鼓盆而歌的故事看出，更有甚者，《列御寇》篇讲到庄子自己临终前，弟子们准备厚葬他，而他却坚持把尸体置于野地即可。庄子的这种达观超脱态度，源于其等同生死的思想认识。《大宗师》说，生死由“命”，就像“夜旦之常”，“翛然而往，翛然而来而已”。既然死生是极其自然的事，更是人事所不能改变，那么，对个体生命来讲，能做的就是“安时而处顺”，顺任自然。不惟如此，庄子还指出，外生死是体道的前提：“已外生矣，而后能朝彻、见独。”抛弃生与死的执念，心境才能通彻;心境通彻了，而后才能体认绝对的大道。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庄子主张气化理论，认为人的生死就是氣的聚散而已。因此，孙广仁教授概括说，庄子构造了一个独特的宇宙生成及运动的模式，即“道—气—物（人）—气—道”。道的运动而产生气，气的变化又产生万物的形体，形体的存在便孕育了生命，人亦在其中;人死之后，生命终结，形体分化，回归于气，合于道。这一观点对中医学气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有直接影响，中医学也主张，气是人体生命的动力，是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根本。有气则生，无气则死。

《大宗师》又云：“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庄子试图告诉我们，死亡并不可怕，它是向大自然的回归，是向永恒的道的回归。这一点对中医临床上的临终关怀也具有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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