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青哲

摘要：《晚安啦，妈妈》中玛莎·诺曼通过不在场的男性建构了一个女性世界，使女儿杰茜和母亲塞尔玛成为该剧焦点，颠覆了女性被边缘化的叙事模式，从内部深刻剖析了男性话语体系下女性的生存困境。剧中不在场的男性以其男权价值体系剥夺了杰茜和母亲塞尔玛的主体性，使她们无法关注自我、实现自我。男权价值体系不仅使女性沦为受害者，也使她成为了戕害同伴的施暴者，女性团体内部存在隔离，松散且脆弱，无法与男权社会抗衡。杰茜将目光从外部世界转向自我内部，通过自杀重获了自主权。由外向内的主体性构建方式成为了玛莎·诺曼笔下的女性走出生存困境的唯一出路。

关键词：《晚安啦，妈妈》;生存困境;自主权;女性主义

当代美国戏剧家玛莎·诺曼（1947-）的经典剧作《晚安啦，妈妈》，自1979年于百老汇首演以来就引起了轰动。玛莎·诺曼也凭借该剧于1983年获得了普利策奖。《晚安啦，妈妈》围绕着杰茜和母亲塞尔玛之间的对话开展开来，母女俩就杰茜自杀的决定展开了激烈的讨论。通过对话的开展，杰茜控诉了男权社会对女性的摧残，揭露了女性的生存困境。

伴随着美国民权运动和女权运动的开展，美国剧坛中涌现出一批女性戏剧家，她们拒绝被男性戏剧家定义的女性形象，试图创作出能够真实反映美国当代女性生活境地的作品。玛莎诺曼的《晚安啦，妈妈》就是这样一次大胆且成功的尝试。《晚安啦，妈妈》中的不在场男性设置颠覆了以往以男性为中心的戏剧叙述模式，杰西母女成为了全剧的中心。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剧中的男性虽然并没有直接出现在剧本中，但是他们给剧中女性所带来的阴影却是挥之不去的。

一、沦为“客体”的杰茜和塞尔玛

玛莎·诺曼在《晚安啦，妈妈》构建的女性世界中，杰茜和母亲塞尔玛为男权价值观所操控，努力成为男性眼中的合格女性，而一旦杰茜母女身上出现与主流社会价值不吻合的特征，她们就会被社会所隔绝和边缘化。与此同时，被男权社会剥夺了自我主体性的她们对自我的存在感到困惑，这样的生存困境导致了自我的分裂。

剧中不在场的男性涉及到杰茜的父亲，兄长，丈夫以及儿子，他们否定了杰茜的个体价值，使女性在父权社会中成为了附属物。首先，如何成为一名理想的“家庭天使”是男权社会中女性关注的焦点。在婚姻中，杰茜也曾努力使自己成为一名合格的妻子，为了控制住自己的病情，她努力多做锻炼，保持清醒。然而，她的丈夫还是因为她的癫痫而选择离开。她成为了婚姻中的失败者，两性关系中的弃儿。杰茜也是一名失败的母亲，儿子里基喜欢偷盗，母亲的身份也没能给杰茜带来成就感和价值感。其次，杰茜和父亲的关系也是比较淡漠的，杰茜虽然想要亲近父亲，但是父亲却拒绝杰茜母女俩走入自己的内心世界，潜意识里排斥杰茜和塞尔玛。杰茜无法与父亲亲近证明了女性无法与男权社会建立联系。杰茜同样在兄长道森那未能赢得尊严和平等对待，他尤其喜欢窥探杰茜的隐私。可见，杰茜努力成为能被社会所接受的合格甚至理想的女性，在这个过程中，她个体的身份完全被男权社会给抹杀了。她既无法融入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又无法建构自己的身份，这种生存困境造成了杰茜自我的分裂，正如她在面对自己小时候的照片所说，“那才是生活一开始时候的我……是我从来就不是的那个人，也许是我想当，而永远没有当成的人，我永远等待而总也不来到的人，永远也不会来的人。”[4]

杰茜的母亲塞尔玛同样也因被剥夺了自我身份而对生活感到无力。塞尔玛婚姻中处于被支配的一方。塞尔玛的丈夫和别人说是他把塞尔玛领回家的，从此“她”便在那里了。塞尔玛在婚姻中的出场方式就是被动的，缺乏主体性的。丈夫不愿意与塞尔玛进行沟通，直到丈夫去世，他都拒绝与塞尔玛说话。塞尔玛说道，“那是他最后一次机会不理我，所以他充分利用了这个机会。”[4]塞尔玛本人也将婚姻的不幸归咎到自己身上，认为根源在于她不具備丈夫想要的一切。丈夫的冷漠使她对自我的存在产生了怀疑，她说道，“杰茜，我也不知道自己到这世界上是干吗来了。”[4]

由此可见，《晚安啦，妈妈》中塑造的女性世界中的女性个体已经沦为了男权社会的“客体”，她们按照男权价值观塑造自己。然而，却发现她们既无法成为男性眼中理想的女性进入男权社会，又丧失了个体身份，这使她们陷入了生存困境，造成了自我的分裂。

二、脆弱的女性团体

《晚安啦，妈妈》中，玛莎·诺曼不仅仅描述了女性个体身份的丧失，同时也刻画了以男性为中心的价值体系下脆弱的女性团体。

该剧中，杰茜母女俩的关系是玛莎·诺曼女性世界缩影中的最突出的女性关系。母女关系本应该是最亲密的女性关系，然而，玛莎·诺曼笔下的母女关系却显得格格不入。激进女性主义认为，“同婚姻一样，母亲在父权社会中以及被制度化了”。[3]她们认为母亲或许会向女儿输入父权价值观。母亲非旦没有向女儿揭露父权社会下女性生活的真相，反而用父权社会的标准来塑造女儿，这就直接导致了母女二人的对立。

《晚安啦，妈妈》中，杰茜虽然与母亲朝夕相处，但是彼此却互不理解。母亲塞尔玛一直以来都依照男权社会的价值观试图主导杰茜的生活。母亲塞尔玛认为杰茜需要一个丈夫，便为她找来了一个丈夫，可见母亲也对父权价值体系所提倡的婚姻是女人最重要的命运这一论调表示赞同。对于女儿的疾病，母亲塞尔玛一直采取的是逃避的态度，她拒绝带女儿治病，试图隐瞒女儿有癫痫的事实。母亲对女儿疾病的逃避事实上是她思想里的男权价值观念在作怪，她为有癫痫的杰茜而感到羞耻，因而不愿意承认杰茜是男权社会中的异者。母亲的存在事实上加剧了男权社会对女儿杰茜的摧残，同时，这也削弱了女儿杰茜对母亲的信任度和亲密感。[5]

更重要的是，母亲塞尔玛已经被男权社会所“奴化”，被剥夺了主体性的母亲并没有对自我的生存困境进行反思，而是选择接受男权社会给她带来的摧残。当女儿杰茜告诉母亲，她决定通过自杀，来获得自我的控制权，摆脱生存困境时，母亲塞尔玛反复强调“我不去想”，“事情发生了，尽力而为就是了，并且等着瞧底下又发生什么事”，“不。不。我……也可能还没……想过……你所说的一切。”[4]可见，母亲已经不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她对自己的生存困境感到麻木。因此，母亲塞尔玛是无法真正理解女儿自杀的动机，正如剧中杰茜反复强调的“我感觉怎么样，您根本不知道。”[4]

此外，該剧中，除了探讨母女关系以外，还涉及了女性朋友的关系。艾格尼丝作为母亲塞尔玛的朋友，因杰茜的癫痫，而选择不再造访塞尔玛家中。在艾格尼丝眼中，杰茜是另类，是死亡的象征，这让她感到害怕。同亲情一样，友情在玛莎·诺曼的女性世界中显得异常脆弱。

玛莎·诺曼主要通过聚焦女性世界中的母女关系探讨了女性团体的脆弱性。母亲是大多数女性的缩影，她们被父权社会剥夺了主体性之后便不再具备认识父权社会本质的洞察力，更不具备为女性找到一条出路的能力。她们固守父权价值观念，以男权视角评判同伴，加剧了女性的悲剧，削弱了女性对彼此的信任感和亲密度。而被“奴化”的女性无法理解觉醒的女性，二者之间无法建立亲密关系，从而无法建立牢固的同盟关系，与男权社会进行抗衡。

三、杰茜的自杀：从关注外部转向关注自我

玛莎诺曼在该剧中探讨了女性两种出路，即通过关注外部世界和关注自我来走出困境。在玛莎·诺曼看来，女性关注自我、重获自主权成为了她们唯一的出路。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女性主义试图解构“身体/意识”这一二元对立。该剧开篇就暗示了杰西试图打破男性认为女性无法既掌握自己身体又掌控自己思想的偏见：杰茜凯茨“四十岁上下，面色苍白，看上去有点手足无措。也说不清楚她为什么感到把握不住自己的躯体，但事实确实如此。然而近年来她决心保持自己对躯体的控制。”[4]杰茜的癫痫使她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身体的不可控成为了她获得对自我生命控制权的一大障碍。因而，杰茜决心保持住自己对躯体的控制可视为她尝试获得自主权的关键一步。此外，杰茜选择了一种暴力而非温和的方式来宣告自己的自主权杰茜在剧中说道，“我对自己的生活也无能为力，没法儿改变它……我要决定如何对待我的生命。它这就要中止了，是我要它中止的。”[4]。玛莎诺曼通过设置杰茜的自杀打破读者对女性温顺的刻板印象，用暴力宣告女性个体的自主权的方式不仅能够唤醒女性的觉醒同时也是对父权社会有力的一击。

反观母亲塞尔玛、艾格尼丝，她们关注的是外部世界，试图通过改造外部世界来宣告自主权。不幸的是，二人均未能在这个过程中找到自我存在的意义。

母亲塞尔玛试图通过占有房子来寻找在父权社会中丧失的自主权。她对自己的房子有着极强的占有欲和支配欲。例如，“杰茜，你得注意礼貌，先问问，家里的什么东西你都可以拿。”[4]母亲之所以对房子具有极强的迷恋之情是因为对房屋的控制权给她带来了极大的满足感。通过占有一幢房子，母亲试图弥补自己在男权社会中丧失掉的控制权。此外，为了重获控制权，母亲渴望占有的不仅仅是一幢房子，还有自己的女儿杰茜。波伏娃在《第二性》中认为，有些母亲将孩子作为“拥有和支配”的对象。[2]母亲塞尔玛在杰茜的人生中干涉的痕迹非常明显，母亲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塑造杰茜。母亲发出的那句感慨，“你是我的孩子啊！”[4]说明在她眼中，杰茜从出生就成为了她的“所有物”。因而，当杰茜决心要自杀时，母亲感到异常害怕，自杀意味着母亲对杰茜支配权的终结。然而，不论是试图控制房子或是女儿杰茜，母亲塞尔玛都没有真正地走出生存困境。此外，母亲塞尔玛的朋友艾格尼丝，也同样是一位试图通过控制外部事物重建自身主体性的女性。艾格尼丝纵火烧房，酷爱养鸟，以及在自己的脖子上挂许多口哨，这一切都让她显得怪诞。塞尔玛说艾格尼丝喜欢有所作为，想方设法使生活变得充实。事实上，艾格尼丝将自己塑造成一位放火狂实际也是向外宣告控制权的一种方式。然而，同塞尔玛一样，艾格尼丝也并没有打破男权社会灌输的价值观，面对男权社会定义的异类杰茜时，仍旧采取疏远的态度。

四、结论

美国当代戏剧家玛莎·诺曼在《晚安啦，妈妈》中打破了女性被边缘化的叙事模式，将目光聚焦杰茜母女二人身上，关注女性的内心世界，通过杰茜母女二人的对话揭示了女性的生存困境。该剧中，涉及的男性均不在场，然而他们给女性世界带来的阴影却无处不在。杰茜和母亲塞尔玛按照男性的标准塑造自己，成为了“客体”，丧失了自主权，然而最后被男权社会所隔绝，导致了二人的自我分裂，对生活感到绝望和无助。男性的阴影不仅笼罩着女性个体也危害着女性团体。玛莎·诺曼通过描绘母女关系影射了男权社会下女性团体内部的隔阂和脆弱。面对生存困境，以母亲塞尔玛为代表的大多数女性试图从外部世界获得缺失的掌控权，来抵抗男权社会的压迫。而她们并未意识到男权社会剥夺的是她们对自我的控制权，使她们不能按照自我的意愿塑造自我。杰茜是为数不多的能够找到正确出路的女性，她的自杀宣告了个体身份的重建。在《晚安啦，妈妈》中，玛莎·诺曼并非倡导自杀这一行为，而是这一行动背后的意识自主权。因而，将诉求寄托在外部世界的方式注定是失败的，只有将目光转向内部，关注自我，重建自我的主体性才是女性唯一的出路。

参考文献：

[1] Norman，Marsha.What Will it Take to Achieve Equality for Women in the Theater？[EB/OL].https：//www.americantheatre.org/2009/11/01/not-there-yet/，2009-11/2019-07-06.

[2]屈明珍.波伏娃女性主义伦理思想研究[D].长沙：中南大学，2010.

[3] Gatlin，Rochelle.American Women Since 1945[M]. 1987.103，151.

[4]玛莎·诺曼.黄宗江，张全全译.晚安啦，妈妈[M].外国独幕剧选.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91-115.

[5] Paige，Linda Robrer.“Off the Porch and into the Scene”：Southern Women Playwrights Beth Henley，Marsha Norman，Rebecca Gilman，and Jane Martin[C].Krasner，David.A Companion to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n Drama.Blackwell Publishing Ltd.2005：388-405.

[6] Krasner，David.A History of Modern Drama[M].Hoboken：Wiley Blackwell，2016：254-2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