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露予 石秋仙

摘要：沈从文乡土小说中的风物净土和性灵带来的是极致的美的感受。然而，美在作品中不是作为主角而独立存在的，在美的包裹下，总有淡淡的如泣如诉的哀愁，像一缕缕薄烟存在着，并且在沈从文的作品中，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清晰，逐渐深沉。本论文将通过悲剧的具体体现，和其源头来论述沈从文小说里的悲剧意识。

关键词：沈从文;悲剧意识;悲剧源头

一、愈发沉重的悲剧意识的具体体现

沈从文小说的悲剧意识，早期是淡淡的哀愁，于悲剧之中总能找出聊以慰藉的存在。而之后愈演愈烈，深沉悲哀回荡在故事的字里行间，使人久久不能忘怀。作者从不同的角度，娓娓道出悲剧的体现。

（一）人物的悲剧命运。小说中的人物看似美好，或纯朴善良，或仗义豪气，或慈爱温厚。但实则，总有种悲剧的意味魂绕在他们身上——黑发人死于事故，白发人死于疲累，本可为夫者远走他乡，本可为妻者孤独等待——他们的结局，支离破碎。

翠翠在读者心中是美的存在，她灵秀、聪慧、娴静、天真，像是纯粹的边城山水孕育出来的小精灵。然而就是这样值得爱怜的人物，她的出生就带有了悲剧色彩。父母因为爱情先后殉情自杀，翠翠虽然有爷爷的关心照顾，她依旧是一只孤雏。没有父母的爱，她是安静的，也是孤独的，内心的情感与想法，她觉得这属于自己，无关他人。她的那份孤独，以她的宁静表现，像一层薄雾，无时不刻地笼罩着她。她安静、孤独，所有的事情她选择默默地藏在心里，无法排遣。她面对天保、二佬的追求，羞于表达，以致顺顺父子对爷爷产生误解。最后天保的死亡，二佬的出走，使她失去了慈爱的爷爷，也失去了爱情。面对人事的一切可能性，翠翠无法捉摸，自己的命運，她更加难以把控。翠翠到最后，只能和一只黄狗孤独地守在白塔旁，等待着或许回来或许永远不会来的二佬。翠翠的是孤独的悲剧，这种悲剧，从头至尾一直萦绕着她，挥之不去。

（二）欢喜的结局悲剧的内涵。这里所谓欢喜的结局，指的是小说人物或事件的圆满性，于悲剧中本该悲惨收场，在这里有了相反的可能;这里悲惨的内涵，指的是抛去小说的欢乐结尾，人或事件依旧反映出了违背常理的社会悲剧。

萧萧是一名童养媳，十二岁时被嫁与还在吃奶的三岁丈夫。不过，在与丈夫圆房之前，家里人却发现萧萧“已被另外一个人抢先下了种”[1]。这是一件天大的事情，萧萧面临的是“沉潭”或“发卖”，不过她幸运地躲过了这场灾难。萧萧这时候的处境，自然比死亡或者含羞忍辱二嫁好得多。对于她自身而言，这是皆大欢喜的结局。然而，萧萧的悲剧又恰恰在此。她是童养媳，在结婚之前是家里的劳力，在结婚之后是一个生育工具，可以说她是一个被利用的女子，被婆婆利用，被丈夫利用。然而“地方规矩如此”，不但是萧萧，她婆婆丈夫，以及身边的大部分人，都只不过是十分麻木地沿袭所谓的规矩。这里的规矩，就是封建愚昧思想。这种思想，像是一剂毒药，蒙盖着人们的心灵，使他们在女学生已然开始呼吁“自由”的时候，“心却还是一颗糊糊涂涂的心”，不懂得时代，不懂得对命运的反抗，这就是萧萧的悲剧。更大的悲剧在于，“萧萧”仍然在不断地出现，她们像扑火的飞蛾，前赴后继地往愚昧的火坑攒动，不断重演着她们悲剧的历史。

（三）美好人性的逐渐消逝。不同于《萧萧》的“半喜半悲”，这里的结局是悲剧的，消逝的过程是悲剧的，内涵也是悲剧性的。沈从文在这段创作时期更注重的是现实，不过他“唯恐作品和读者对面，给读者也只是一个痛苦印象，还特意加上一点牧歌的谐趣，取得人事上的调和”[2]，将悲剧情感冲淡了。他自觉地去追求和谐的传统价值观念，强调人性美，但是又主动打破这个和谐。正如鲁迅所言“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3]，沈从文带着“强烈的爱憎有悲悯的情感”，将美好撕碎与人看，给人以警醒，让他们去认识过去的伟大处和当今的堕落处，也希望带给这个民族勇气和信心。另外，在这个写作阶段的沈从文，正身处城市，和记忆里的一切都离远了。都市的丑恶让他能更加地认识到湘西人们本性的善良与美好，以写湘西小说，给自己以精神慰藉。“作品的乡土情感，混合了真实和幻念”[4]，所以此时的小说内容兼有着传统的和谐与当下的混乱之声韵。

《边城》是沈从文以文字为砖块精心搭建起来的希腊小庙，地方风物，人性的美，让茶峒更加体现出诗情画意的景象。不过在这个乌托邦的世界中，也涌动着辛酸悲凉与孤独的暗流，天保的意外丧生，傩送出走，爷爷去世，翠翠永远守在白塔边等待着那也许永远不回来，或者“明天”回来的人。起始的宁静平和，渐渐笼罩上一层似雨似雾愁苦的氛围，结尾之处，是一种无法言说的淡淡的悲哀与孤独感。尤其是爷爷的死，本身是误解而起，但是给他最致命一击的，是中寨人的恶意中伤。中寨人代表着这个纯朴地方的不和谐的音韵，象征着人性的变异的部分，邪恶而来势汹汹;爷爷代表着最原始朴素的部分，却只是因为外在势力轻描淡写的一句话，便彻底崩坏，这说明善在恶的面前是如此的不堪一击。沈从文正是让读者看见了美好的人性，又将其撕碎，使其消散，从而使人们在对其无限的热爱和惋惜中懂得简朴人性的珍贵之处。又将其与变异的人性进行对比，以达到警醒的目的。

（四）文字里充盈着淡淡的哀愁。与有些作品的激越情感不同，他“把现实生活痛苦印象一部分加以掩饰，使之保留童话的美和平静”[5]，其悲剧的艺术呈现是淡然辽远的，他善于营造哀愁的氛围，虽然在小说的前半段人性的美好得到充分的体现，但是，他渐渐地在行文中悄然埋下哀愁的因子，再通过人物的心理，行为，或者一片景，借此来表达悲剧的哀愁情感，使人在阅读时完全的沉浸在他的氛围里，无法自拔。

在《摘橘子》中，沈从文巧妙地通过人物的对话，展开了一幅远离喧嚣的美好“村居图”，但也阐述了官、税、现代化生产方式对百姓生活水平造成的巨大打击，这些是悲剧因子。在行文末尾，疲倦的水碾子、只剩下乌黑干子的葵花，“一切都说明这个秋天快要去尽了，冬天行将到来”[6]。这里象征着乡土生活即将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诗意地陈述传统美好即将没落的悲剧，沈从文通过凋败的景，营造出凄凉的氛围，行文所到之处尽是淡淡的忧伤。间接地表达出这一现实悲剧。这是作者的惯用笔法，比起更为激越的感情，更加凸显出他对乡土变迁中的事物的爱与憎。

（五）愈发沉重的悲剧。沈从文起先写乡土小说的动力，是为了在冰冷的城市生活中通过回忆湘西的人和事物来得到一丝慰藉。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他阅历逐渐丰富，对人性的认识也逐渐深刻，他的作品对悲剧的呈现愈发沉重起来。

以《丈夫》和《边城》中人性的悲剧来进行比较。《丈夫》当中的人物起先是麻木的，丈夫为了生存的来源让自己的妻子做皮肉生意，面对那些一波又一波的客人，他只是卑微地保持沉默，直到撒泼的客人和粗暴的水保触动着他麻木的神经，他和妻子义无反顾地回到生养他们的土地上通过双手创造生活。这对夫妻的归去代表着人性的复苏，作者借此来赞美人性的伟大，结局是欢喜的。而之后的《边城》，前端写尽了人性美，但是到后来出现中寨人的物质引诱，恶意中伤，都代表着人性的逐渐变异。故事的结局，是翠翠孤独而遥远的等待，更是给小说一种凄凉的氛围。以这两篇小说作对比，沈从文乡土小说前后的变化便很明显了，前期是强调人性的复苏，悲剧中带有欢喜，后期是人性的变异，曾经美好的人性在外界的冲击下行将没落，悲剧愈发沉重了。

二、悲剧意识的源头

沈从文的悲剧意识的形成并非是空穴来风，除了源于他汉苗血统中的率真与善感，外界环境也起到了重要的决定性作用。其一是生长环境——充满奇异色彩的湘西世界;其二是社会环境——常年的战乱和现代城市文明对本土的冲击，最后，是他对文学艺术的追求。

沈从文有湘西血统，因为当地对苗民的歧视，自己的苗族祖母，在为沈家生育孩子后便被驱逐。沈从文知道自己的出生和这段往事之后便对苗族有了更深一层次的亲切感。再者，他生长于湘西，是苗人世代所聚居之地，湘西的民族文化，上至春秋战国，下至清朝，湘西民族都有受外来侵略和压迫的历史。他们在这段绵延了千年的苦难当中，形成了勇猛，倔强，但是又自卑敏感的性格。这一民族性格，深深地烙印在了生于湘西土地的沈从文身上，他的悲悯感，由此而来。

在二十世纪早期，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军阀之间的斗争、国民党对共产党的围剿、日本侵华等等，战争吸的是人民的血，消耗的是人民的命，百姓缺少劳动力，受赋税重压。再加上现代文明对原始文明的冲击——物质条件的变化，必然会带来观念的变化，观念的变化，必然会改变人心。在现代潮流的冲击下，湘西世界原质朴的农民，“性格灵魂被大力所压”、“受横征暴敛以及鸦片烟的毒害，变成了如何穷困与懒惰”[7]。人心似乎被劈成两半，一部分为了生存被迫转换物质思想，一部分又停留在旧的世界，他们成为了一个个麻木、功利、愚昧、顽固的扭曲灵魂的载体。沈从文惊异于这些变化，忧心着新文明的冲击给湘西世界带来悲剧或许会让这个淳朴的土地不复存在。所以他拿起了手中的笔，给人们以警醒，给人们以自信。

沈从文少年时期便背上行囊离开生养过他的土地，远离司空见惯的纯粹的湘西风物，大都市的丑陋的物欲横流的灯红酒绿的世界让他感到这里是一个没有血肉的没有灵魂的扭曲的变异的地方，纯朴的人性在这个地方已经丧失殆尽。他抗拒着都市生活，怀念着曾经家乡的阮水和水边的人们，他发觉“唯其与我已经离开，反而能更加深刻认识”[8]。他希望借怀念故土来给予自己的精神以慰藉。他通过丑陋认识了美，又通过美，更加意识到丑陋的不可存在，他将心里积淀着的悲哀，慢慢地转化为具有悲剧意识的湘西故事。《边城》中描寫了优美的山水，纯朴的人民，又将美好的人性中添加一些不和谐的悲剧性的音韵，“在艺术思维的不断加工和处理之下，使悲剧生命体验自觉地向审美高度跃迁，以深刻、沉郁的审美形态显现人类生存的一般状态和本质特征。”[9]他借悲剧，来表达他对完美人性的追求。

以上通过对沈从文乡土小说的悲剧意识的具体体现，以及悲剧的源头，来阐述他的悲剧意识。可以说，沈从文的乡土小说是他给自己的礼物，在大都市的荒原中，他拿起手中的笔，抒发着他的温柔与悲悯，他梦回故土，飘荡的游子的心终于是有了慰藉，使他在人性漠然之地继续走着他的道路;乡土小说也是给读者的礼物，作者用他自己特有的语言与表达方式，给人们展现了与先前不一样的乡土小说，在带给人们极美的耳目一新的心灵体验的同时，又以他随着岁月的流逝和经历的增加而逐渐成熟的悲剧意识给人们以警醒和信心。

注释：

[1]沈从文.沈从文集[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7：161.

[2]沈从文.沈从文选集[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228.

[3]鲁迅.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297.

[4]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27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14.

[5]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27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14.

[6]沈从文.沈从文集[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7：206.

[7]沈从文.沈从文集[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7：49.

[8]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27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14.

[9]周源.悲剧生命体验与沈从文小说形式[J].山东社会科学（双月刊），1992，04（8）：43.

（指导老师：石秋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