矫婷羽

摘要：《娜塔莎与其他故事集》（Natasha and Other Stories，2004）通过主人公马克成长过程折射了移民者在社会边缘挣扎谋生并奋力融入社会主流的故事。本文结合斯图亚特·霍尔的文化身份相关理论讨论此小说集中移民者文化身份的构建过程。

关键词：文化身份;文化融合;移民文化

短篇小说集《娜塔莎与其他故事集》（Natasha and Other Stories，2004）是犹太裔加拿大作家大卫·贝泽摩吉斯（David Bezmozgis，1973-）的处女作。作者贝泽摩吉斯出生于拉脱维亚，于1980年同父母移民加拿大多伦多，而后定居于此。这部移民小说是一部短片小说集，以伯曼家庭为主要叙述对象，通过男孩马克·伯曼的视角描述了这个拉多维亚家庭移民加拿大多伦多并在异国生活的经历和文化体验，同时也记录了其他移民家庭的生活历程。小说跨越23年，从马克的儿童时期写起，沿着他的成长轨迹，将一幅犹太人在异国生活的画面——从艰难度日，到渐渐融合到都市生活——向读者娓娓道来。小说再现了外来犹太人在努力融入西方社会时遭受的歧视和付出的努力，以及他们如何积极在异域寻找、确立自己的文化身份。

斯图亚特·霍尔认为有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来理解文化身份。其一，就一种共享共有的文化而言，文化身份是一种“一个真正自我”的集合，其隐藏在其他的、更为肤浅或者认为强加的“自我”之下，并且为那些同一历史和祖先的人们所共有。在霍尔看来，文化身份在经历了沧桑改变后，仍能反射出共同的历史经历和文化准则。在《娜塔莎和其他故事集》的第一个故事《泰帕卡》中，当伯曼家庭刚搬到多伦多不久，他们便和那霍姆斯基家渐渐熟络。那霍姆斯基夫妇是来自从明斯克来的移民，和伯曼家一样逃离了苏联。这两个家庭对于多伦多来说完全是陌生人，并不能很快顺利的融合进城市中。因此，有无形的纽带使两个家庭联系起来。这两个新移民家庭体现的是文化身份的“同一性”。这种“同一性”是移居国外的苏联人共同的本质。他们都属于刚刚踏入西方社会的外来者，语言不通，生活艰难，对于新生活即憧憬又无奈。语言在这里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因为它使他们意识到自己属于一个群体，有着共同的历史和文化背景。

其二，除了有很多相似点，也有很多深刻并且意义重大的差异点构成了“我们究竟是谁”，或者说——由于经历了历史变迁——“我们变成了谁”。文化身份有历史，但也在无时无刻发生改变，它不会固定在某一点，而是会随着历史、文化和权力等变化。这种差异性可以从两个角度分析：一个是成长着的小说人物体现的自身文化身份的差异;另一个是不同小说人物的文化身份之间的差异。

马克·伯曼是这个故事的叙述者，他的变化也贯穿着整个故事集的始终。他的成长经历也反映了他的文化身份的改变。《泰帕卡》中，马克由于自己的失误致使邻居家的狗泰帕卡遭遇车祸，但他胆小怯懦不敢承认错误承担责任。原先马克只是无忧无虑的小学一年级学生，但是随着泰帕卡事件的结束，他不得不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代价——并不是金钱上的赔偿，而是内心发生“悄无声息但巨大”的改变。自此他的身份不再是天真孩童。在接下来的故事《按摩技师，罗曼·伯曼》马克知道了异国求生的艰辛及父母的不易，因此体恤父母，并帮忙分担父母的负担。

马克文化身份的一次最明显的改变发生于《娜塔莎》中。娜塔莎是马克的舅姥爷新娶的俄国移民伊娜的女儿，她和马克在地下室发生性接触。在他俩的事情败露后，马克又一次胆怯了，没有去营救她，而且马克看到娜塔莎和他朋友混在一起时，马克并没有诉诸于武力，而是选择了文明的方式——放下过去，忘记痛苦，开始新人生。“在我到家的那一刻，我已为自己精心刻画了一个新的身份”（110）。马克的文化身份的变化正印证了霍尔的分析“我们不要把自身看成已完成的……而应把身份看做一种‘生产，它永不完结、永远处于进程中”。

在霍尔的另一本书《文化身份问题》中提及了关于小说中不同人物的文化身份差異问题。霍尔在总结前人对于“身份”研究成果时得出结论“身份是通过‘差异来构建，而不是在‘差异外部独立存在”（4）。《娜塔莎与其他故事集》中的移民虽然大部分苏联犹太人，但是他们的民族背景、移民时间、文化水平以及社会环境导致每个家庭、每个人之间都迥然不同。

在讨论霍尔的第一种立场时提到的那霍姆斯基家虽然和伯曼家有着很多相似处，但很多地方也体现了差异。书中很直白得指出“他们在加拿大一个人都不认识……更孤独，年龄更大，没有子嗣……我父母发现帮助比我们更可怜的人是很令人满足的事情”（4）。在没做比较之前，他们是社会的底层人员，但当与那霍姆斯基家比较后，他们发现自己的处境好于别人，并在帮助别人时获得优越感。对于文化身份的要求因此从简单的求生存向更高层次过渡，也正是这些差异促成了诺曼夫妇文化身份的构建。

家庭之间差异的另一个例子是伯曼家和一个来自哈尔科夫的移民家庭的比较。当这两家在当地犹太医生科布鲁姆家做客时，这个移民家庭的男主人格纳迪把一切能表达自己痛苦的事物都展示给科布鲁姆看，只因为科布鲁姆可能会帮助他们摆脱困境。格纳迪的儿子西蒙行为顽劣，偷拿科布鲁姆家的玩具。虽然伯曼家只是说实话，但是在说谎话的格纳迪家的比较下，他们的行为更端正、人品更为高尚。伯曼家的文化身份在这种差异的对比下得以提升。

霍尔文化身份观的两个立场为本文讨论文化身份的同一性和差异性提供了理论基础。《娜塔莎与其他故事集》不仅体现了此两个观点，而且处处体现了拉脱维亚裔、俄裔以及其他族裔的犹太移民在大都市为争取美好生活、宗教信仰以及文化身份所做的艰苦付出。

参考文献：

[1]Hall， Stuart.‘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in J.Rutherford（ed.）Identity： Community， Culture， Difference.London：Lawrence&Wishart.，1990.

[2]Hall， Stuart.“Cultural Studies and its Theoretical Legacies”， in L.Grossber， C.Nelson， and P.Treichler（eds），Cutural Studies.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2.

[3]王宁.流散文学与文化身份认同[J].社会科学，2006，11.

[4]王宁.文学研究中的文化身份问题[J].外国文学，1999，4.

[5]王宁.叙述、文化定位和身份认同—霍米·巴巴的后殖民批评理论[J].外国文学，2002，6.

[6]邹威华.族裔散居语境中的“文化身份与文化认同”——以斯图亚特·霍尔为研究对象[J].南京社会科学，2007，2：83-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