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威

摘要：作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移民文学”最具代表的作家之一，严歌苓及其笔下的“花儿与少年”以一种独特的气质立身于北美華文作家群。她虽身处北美，但其写作重点仍多为“大陆经验”，创作出了一系列纯粹的“大陆故事”。而在那些仅以北美生活为背景的作品中，更是把笔锋偏向了“大陆人”中间，如《花儿与少年》中的徐晚江与洪敏二人，流露出了新移民形象对北美社会的“融入不了”。“身在北美，书写大陆”是对严歌苓及其作品最深刻的写照，在她的作品中往往都有着一种强烈的“大陆”气质。严歌苓笔下的“花儿与少年”是活着的、有个性的，在美国华文文学中独树一帜。

关键词：严歌苓;女性;《花儿与少年》;“花儿”;个性

作家严歌苓以自己可谓是传奇的一生作为素材，塑造了无数个性鲜明且极具张力的女性形象，个个跃然纸上，无不是用自己的笔墨书写着具有“严歌苓式”风味的女性故事，为美国华文文学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一、走近作家——严歌苓

严歌苓，海外华文文学史上一位传奇的女性。很难想象，她既是部队跳红色芭蕾舞的文艺女兵，也是对越自卫反击战前线的一名战地记者，更是一名作家与专业编剧。人生多年来的沉淀与积累、各行各业的闯荡与阅历、直接或间接的经历和经验都成为了她文学创作的无限源泉，这也正是她的女性小说在华文文学中独树一帜的根本原因。在她的作品中，无论是对大陆与北美文化魅力的独到见解，还是对爱情和人性的探索与思考，都体现了她深刻的哲思与批判意识，流露出了只属于严歌苓一人的独有气质。

“在一个男权社会里，她为女性群体发出了最理智的声音。”

的确，纵观严歌苓的作品，她的笔下从来不乏个性鲜明的女性角色和颠覆传统女性小说千百年来套路的故事情节。她说，“女人比男人有写头，因为她们更无定数，更直觉，更性情化。”在她的文学世界里，不再是王子拯救灰姑娘，也不再有阿尔芒拯救玛格丽特，而更多的则是女性的自我觉醒、救赎与解放。秦淮河上的犹抱琵琶半遮面的“金陵十三钗”，在侵略者的蛮横肆虐面前，以血性方刚之气毅然赴一场“鸿门宴”，如此，既是保全教堂女学生们的性命，更是一场悲壮的自我救赎。

二、《花儿与少年》——二十一世纪的“雷雨”[1]

“开成花灾的玫瑰不是灿烂，而是荒凉。”

《花儿与少年》是作家严歌苓的创作世界的冰山一角，但也独具特色。小说中的“花儿”名叫徐晚江，“少年”名为洪敏，在一次机缘巧合中，两人与美国人瀚夫瑞相识，晚江为了追求物质上的幸福，与丈夫洪敏离婚，远嫁美国。十年后，前夫来到美国，在两个家庭的抉择下，徐晚江竟发现自己内心深处爱着的依旧还是她的那个“少年”和她自己的孩子们……

小说以“花儿”徐晚江和“少年”洪敏的爱情为线索，穿插进了美国人瀚夫瑞、儿子九华、女儿仁仁等主要人物，不管是人物性格的鲜明突出，还是故事情节的跌宕起伏，都使得这部小说具有着浓厚的严歌苓式的风味。

“花儿”徐晚江是军区的一名舞蹈演员，而严歌苓也曾是一名部队里跳红色芭蕾舞的文艺兵，所以徐晚江的身上就或多或少有些作者自己的影子;“她”为了追求物质上的幸福远嫁美国更是与严歌苓远渡重洋定居美国的经历高度契合。不难想象，作者严歌苓或许在借着这样一部作品诉说着属于自己的些许故事。

“枯燥乏味的资产阶级家庭，专横的老人和激情的少妇，温情脉脉的面纱下对生命的严酷压制，逃脱的冲动和反抗的恶意，暧昧的天伦险境……”[2]

细细读来，严歌苓的《花儿与少年》似有几分曹禺《雷雨》的影子。徐晚江带着儿子女儿远嫁美国，嫁给了一个足足大了自己三十岁的美国老男人，却把心留在了大陆，留在了前夫洪敏和自己的儿女身上。她和洪敏时不时地通过各种手段在暗地里“偷”着联系，两人通话的电话铃声与《雷雨》中一声声震天的雷鸣一样惊心动魄;瀚夫瑞的儿子路易又对这对中国母女迷得深沉。尽管冒着被现任丈夫瀚夫瑞这个“正义世界”的“法官”发现的危险，他们也都享受着这种“地下世界”的快乐，享受着成为一个怀着猥琐快感的欺骗者。“花儿”与“少年”更是慢慢地产生了期盼瀚夫瑞死后继承其遗产的“恶念”，而这样的恶念并非是预谋，而是随着事情地推进一步步失去控制、一步步沉沦。就这样，他们一直过着一种危险与幸福共存的双重生活。唯一与《雷雨》有所出入的地方，便是《花儿与少年》并没有一个悲惨的结局，甚至没有结局，故事戛然而止，仅停留在那层“窗户纸”将破未破之时……

三、严歌苓笔下的“花儿”与“少年”——个性鲜明、极具张力

不仅是《花儿与少年》一部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如此，纵观严歌苓的作品，不难发现，其中满是个性鲜明、极具张力的“花儿”和“少年”们，他们构成了严歌苓在不同时期或不同创作背景下的文学世界。

《金陵十三钗》中，秦淮河边的十三位风尘女子，在1937年的南京，日军残暴，战火纷飞，却以最“下贱”的身份成为了保护教堂上下性命的英雄。十三位女子各有千秋，玉墨自有她的沉稳自重，作为娟妓领袖，她始终树立着一种“淑女”形象，以扳正世人对风尘女子的看法;豆蔻也有她的俏皮纯情，为了给浦生弹一曲琵琶，愿用生命换取琴弦……她们本是极尽风骚的艳丽佳人，却在这大难临头之际，替那些还曾辱骂过她们的女学生慷慨赴难，人性的光辉由此从她们的身体中散发出来，可贵至极。

同样，这部作品的“少年”也个个特色鲜明。

英格曼和阿多那多神父是这座教堂的守护者，他们本与战争毫无关系，却毅然选择守护这片净土。尽管在一次次被人请求收容保护时犹豫，但这也毫不影响他们高尚的人格，因为他们心中一直坚守着保护教堂这群孩子的初心。只有一张洋人面孔的他们，能做的很少，但一直在做……

“你跪着，总是对一切痛楚和罪孽全身心接受，以一抹谜样的微笑面对生活和苦难。”小说《扶桑》中的扶桑，被拐美国，虽只能倚门卖笑从事皮肉生意为生，却以一种“容忍一切的脾性”终究没有被社会给吞没。暴乱中被强暴，竟也是以一种“苦难中偷欢”的心境待之，眼神“平实而真切”，不露任何淫荡，露出的是“沉默而心甘情愿的笑”，这足以见得她柔弱宽厚之外的麻木放荡，包容和容忍至极就是一种麻木。扶桑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弱者，命运不幸的现实和她内心本有的柔弱宽厚使得她宽容接纳一切命运的不公。

不仅如此，小说《第九个寡妇》中的寡妇“王葡萄”也是一个个性极为突出的人物形象。就如同她的名字“葡萄”一样，在她那娇嫩剔透的外表中藏着“葡萄皮”般的坚韧。她既是扭秧歌时举手投足间恰到好处的王葡萄，更是动用智慧和勇气去抵挡骚扰和挑衅的王葡萄，“她的背是紧的，腰肢是会扭秧歌的，该凸的地方凸，该凹的地方凹，全身没有一处败笔、一处附庸，举手投足充满恰到好处的风致”。正是因为她的一生都处在社会的最底层，而这里又是实在够得上凶险的，所有的困境和苦难方才磨练出了她的韧性。

再如《芳华》中的何小曼、《小姨多鹤》中的日本少女多鹤、《陆犯焉识》中的祖母冯婉喻、《一个女人的史诗》中的田苏菲等等角色，她们都是严歌苓笔下充满个性的女性，她们成为了这个时代和社会的主角。她打破了对女性单一、封闭的审美规范，建立了各种各样的令人钦佩的属于“严歌苓世界”的女性形象。

“两性绝非是对立的存在，女性也会在一定的时代背景之下成为主角。”她的世界里，早已颠覆了女性在女性小说作品中千百年传统固有的“弱势”形象，甚至许多男性的人物形象都是依靠女性建立起来的，女性不再以单一面貌示人，而是从不同身份之中彰显女性魅力，如作品《芳华》与《陆犯焉识》，逐渐摆脱了需要依靠男性“救赎”才能得以解放和生存的旧状，取而代之的是把女性真正放在了时代的中心，由女性自我救赎、自我解放，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同花儿一样自由绽放。

在严歌苓看来，“生而为人，被摧毁，被吞噬，有时是多么轻而易举！但唯有坚若磐石，韧如蒲苇的人才能活下来。”

参考文献：

[1]李敬泽.二十一世纪的《雷雨》[J].十月，2003（1）.

[2]百度百科词条：《花儿与少年》严歌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