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文武，王若男，成 丽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沈阳 110136)

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企业面临的经营风险逐渐加剧，如何更好地控制成本、提高成本管理能力是企业面临的挑战。自成本粘性概念提出以来，对成本粘性的研究成为热点[1]。成本粘性是企业在剧烈变化的外部环境下调整资源的反应程度，是企业适应竞争环境的动态能力的体现。基于成本粘性的隐蔽性，国内外学者对成本粘性展开了激烈的探讨，迄今为止，学术界对于企业成本粘性的存在性形成了一致性的结论：NOREEN[2]发现成本费用对收入上升的反应比对收入下降的反应更为敏感；美国学者ANDERSON[3]等通过对美国上市的7629家公司面板数据进行分析，验证了费用粘性的存在；NICOLA[4]对意大利中小公司样本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证实了粘性现象在劳动力总成本中存在；SUBRAMANIAM[5]等研究发现美国的制造业上市公司“销售费用、一般费用、行政费用”中存在较强的费用粘性；孙铮[6]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经验证据首次证实了费用粘性存在于我国企业之中，开启了我国学者对成本费用粘性研究的先河。刘武[7]实证证实了我国制造业和信息技术业存在较强的成本费用粘性；韩飞[8]和周国强[9]实证检验了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成本粘性的存在。对于成本粘性的成因，主要观点集中于契约观、效率观、机会主义观以及调整成本、代理问题等[10-13]。对于成本粘性的影响因素，孔玉生[14]等证实了行业属性、公司属性对成本粘性的显著影响，房曼[1，15]研究发现经济增长强劲时期企业管理者乐观预期增强，促使管理者增加投资扩大生产规模，使得成本粘性增强；CALLEJA等[16]研究发现公司治理和监督体系的差异带来的成本粘性大小有所不同，JENSEN等[17]、CHEN等[18]、MASULIS等[19]研究发现健全的企业治理结构能够降低管理层自利行为产生的动机，减少代理成本，降低成本粘性；DIERYNCK等[20]、KAMA等[21]发现激励措施也影响着企业的成本管理行为。综上，通过对以往文献分析发现，对成本粘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成本粘性的成因及影响因素，从企业规模视角研究成本粘性的成果仅散见于一些文献中，而生产规模不同的企业往往处于不同的成长阶段，其资源配置及内部治理结构等方面的差异使得成本粘性的大小及控制难度都会有所不同，因此从企业规模视角分析成本粘性具有重要意义。

制造业的发展是我国综合国力提升的标志，其核心能力是我国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为了提高我国制造业的综合实力，国家推出了“中国制造2025”计划。制造业企业较多的生产设备、较大的生产规模以及较高的劳动力成本使得资产密集度或劳动力密集度相对较大，相应地成本粘性问题较为突出。由于成本粘性隐含在企业日常生产经营过程之中，不易被发觉且难以消除，因此对制造业企业成本粘性的研究成为不容忽视的重要领域。基于此，本文选取2007-2016年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平衡面板数据，借鉴ABJ模型，运用Stata15.0软件进行回归分析，以期找寻不同规模公司间成本粘性的差异与产生差异的原因，为企业有效控制成本粘性提供理论支持。本文研究为不同规模的企业提升成本管理水平提供理论借鉴。

1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不同规模的企业成长性、内部治理结构、资产结构等方面均有所差异，成本粘性的大小也不尽相同。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企业面临的风险逐渐加剧，而中小企业面临的市场竞争环境更加激烈，管理者扩大生产规模的乐观预期等因素使得业务量下降时成本调低的难度要高于处于成熟期的大规模企业，成本粘性程度也要高于大企业。

第一，从制造业企业的资产密集度来看，机械设备等固定资产越多，资产密集度越大。当企业的业务量降低时，调整资源配置的成本较高，促使成本降低的幅度较小，成本粘性较大。大企业的固定资产较多，资产密集度较高，单位收入中所承载的资产成本较高，业务量下降时不能在短期内降低总成本，使得成本粘性较大。中小企业固定资产较少，资产密集度相对较低，单位营业收入中承载的资产较少，业务量下降时产生的成本粘性较小。

第二，从制造业企业的劳动力密集度来看，劳动力密集度越大，单位收入中承载的劳动力成本越高，业务量降低时如果不能立刻减少劳动力投入将加大成本粘性。虽然大企业劳动力绝对数量较多，但相对于较高的营业收入而言，单位收入承载的劳动力成本较低，劳动力密集度反而较低，业务量降低时产生的成本粘性较小。处于成长期的中小制造业企业，不断开发产品、扩大市场份额，雇佣的劳动力相对较多，尤其是研发人员的薪酬支出不能立即取得经济回报。相对于较低的营业收入而言企业支付的薪酬较高，劳动力密集度较大。当业务量下降时，调整成本更高，加之管理者乐观预期，由此产生的成本粘性较大。

第三，从制造业企业产生的自由现金流量来看，单位资产拥有的自由现金流量越多，管理者自由裁量权越大，在自利动机下越容易产生代理问题，成本粘性较大[22-23]。大企业治理结构比较健全，社会的监督效应更显著，产生的受管理者自主支配的现金较少。而中小企业频繁波动的业务量迫使企业留有部分自由现金，促使管理者产生自利行为，加大了企业的成本粘性。成本粘性与企业规模相关性影响机理如图1所示。

图1 成本粘性与企业规模相关性机理示意图

由此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1：规模不同的企业成本粘性的大小有所不同。

对于大企业和中小企业成本粘性不同的原因，提出假设如下：

H2：资产密集度越大，成本粘性越大。

H3：劳动力密集度越大，成本粘性越大。

H4：单位资产产生的自由现金流量越多，成本粘性越大。

2 模型构建与变量定义

2.1 模型构建

美国学者ANDERSON等(2003)在研究“销售费用、管理费用、一般费用”(简称SG&A)存在费用粘性时首次提出了检验费用粘性存在性的模型——ABJ模型，此模型提出之后便被大量学者借鉴，已成为研究成本粘性问题的经典模型。孙铮(2004)[4]、孔玉生(2007)[14]、房曼(2013)[15]、杨晶晶(2018)[24]等众多学者均以ABJ模型为基础展开研究。因此，本文借鉴此模型展开研究，模型如式(1)所示。

(1)

其中，Costi,t表示第i家企业t年的总成本，用营业成本、税金及附加、销售费用与管理费用之和表示。Revi,t表示第i家企业t年的业务量，用主营业务收入表示。di,t是虚拟变量，当第t年的收入大于t-1年的收入时，d取0；当第t年的收入小于t-1年的收入时，d取1。β1衡量了收入上升1%时成本增加的百分数，β1+β2的和衡量了收入下降1%时成本减少的百分数。由于成本粘性的存在，当收入上升1%时，成本上升的百分数大于收入下降1%时成本下降的百分数，可以预测出β2是一个负数，并且β2的值越小成本粘性就越大。

从资产密集度(capint)、劳动力密集度(labint)、自由现金流量(FCF)三个角度分析成本粘性与企业规模相关性机理，由于β2值表示企业成本粘性的程度，构建研究模型如式(2)所示。

β2=γ0+γ1·capinti,t+γ2·labinti,t+γ3·FCFi,t-1+εi,t

(2)

考虑时间因素的影响，只有企业的前一期产生的自由现金较多，才会促使管理层在本期产生自利行为，因此模型中选用自由现金流量的滞后一期作为解释变量。将式(2)带入式(1)中，整理得

(3)

方程(3)为成本粘性与制造业企业规模相关性机理检验模型。其中，γ1为资产密集度对成本粘性的影响幅度，γ2为劳动力密集度对成本粘性的影响幅度，γ3为自由现金流量对成本粘性的影响幅度。由于β2为负值，如果资产密集度、劳动力密集度、自由现金流量与成本粘性成正相关关系，则γ1、γ2、γ3均为负值，且数值越小即绝对值越大表示对成本粘性的边际增加幅度越大。运用此模型来检验以上三变量与成本粘性的相关性，进而分析成本粘性与企业规模相关性的机理。

2.2 变量选择及定义

2.2.1 被解释变量

成本变化率。总成本用营业成本、税金及附加、销售费用与管理费用之和表示。

成本变化率=ln[(第t年营业成本+税金及附加+销售费用+管理费用)/(第t-1年营业成本+税金及附加+销售费用+管理费用)]

2.2.2 解释变量

(1)主营业务收入变化率

主营业务收入变化率=ln(第t年主营业务收入/第t-1年主营业务收入)

(2)资产密集度

企业的资产密集度越大，每单位营业收入所承载的资产越高，调整成本越大，成本粘性的控制难度越大。由于不同规模的企业资产密集度不同，因而选取资产密集度作为衡量企业规模大小的变量来研究与成本粘性的关系。

资产密集度(capint)=固定资产/营业收入

(3)劳动力密集度

从调整成本的角度，劳动力密集度大的企业单位营业收入所承载的劳动力成本高，当业务量降低时，如果不能及时调低成本，产生的沉没成本增加，使得调整成本提高，成本粘性的控制难度加大。而由于劳动力密集度在规模不同的企业中表现形式不同，因此选取劳动力密集度作为解释变量以研究同成本粘性的相关性。

劳动力密集度(labint)=应付职工薪酬/营业收入

(4)自由现金流量

企业可由管理者自由支配的现金流量的存在是代理问题产生的重要原因，管理层可自由支配的现金越多，越容易产生成本粘性。自由现金流量在规模不同的企业中有较大差异，本文将自由现金流量滞后一期与总资产之比作为解释变量，以衡量成本粘性与企业规模的关系。

自由现金流量(FCF)=(t-1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构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分配股利和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t-1年总资产

2.2.3 虚拟变量

当第t期的收入大于t-1期的收入时，d取0；当第t期的收入小于t-1期的收入时，d取1。

2.2.4 分组变量

本文按照公司规模的大小，将全样本划分为大型企业与中小型企业，以从企业规模的视角展开研究。其中，公司规模用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衡量。

公司规模(size)=ln(总资产)

模型中变量定义如表1所示。

表1 研究变量定义表

3 实证检验与分析

3.1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选取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2007-2016年面板数据，剔除了S、ST、*ST类上市公司，删除了各变量数据缺失的企业，整理出692家制造业上市公司10年平衡面板数据。为消除极端数据的影响，对各变量进行了1%的Winsorize处理，数据来源于国泰安——CSMAR 中国上市公司财务报表数据库，使用的数据处理软件为Stata15.0。客观上，宏观经济环境、产业政策和国际金融市场的波动会对我国沪深市场股价带来一定影响，从而引起上市公司各项经济指标的变化，使得企业资本结构、资产结构、盈利能力等方面发生改变。但由于全部制造业上市公司共同受到宏观环境影响，同时本文使用面板数据，故认为其对研究结论不会造成实质影响。

根据企业总资产对数的大小划分为大企业247家(size>23)，中小企业249家(size<21)。表2为资产密集度(capint)、劳动力密集度(labint)和自由现金流量(FCF)描述性统计情况。由表2可以看出，大企业的资产密集度均值为0.803，劳动力密集度均值为0.014，单位资产所产生的自由现金流量均值为0.050；而中小企业资产密集度均值为0.511，劳动力密集度均值为0.019，单位资产产生的自由现金流量均值为0.052。从中可知，大企业资产密集度较高，而劳动力密集度与单位资产产生的自由现金流量均较中小企业低，与前文分析结论一致。

表2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注：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

3.2 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

3.2.1 成本粘性与企业规模相关性检验

运用方程(1)对中小企业与大企业分类样本进行回归分析，以检验成本粘性与企业规模的相关性。鉴于每个企业所处的地区、制度不同，生产经营所面临的风险不同，可能存在不随时间而变的遗漏变量，存在个体效应，混合回归可能不一致。为了检验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通过豪斯曼检验进行分析，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通过异方差检验，应使用稳健的标准误，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成本粘性与企业规模相关性回归结果

注：括号内为t值，***、**和*分别表示在1%、5%、10%的置信水平下显著，下同。

由表3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中小企业当业务量增加1%时，成本增加0.859%；当业务量减少1%时，成本减少0.71%(0.859%-0.149%)，成本粘性值为-0.149。大企业当业务量增加1%时，成本增加0.953%；当业务量减少1%时，成本减少0.827%(0.953%-0.126%)，成本粘性值为-0.126，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可知中小企业成本粘性程度要高于大企业，由此假设H1得证，认为企业规模与成本粘性负相关。

3.2.2 成本粘性与企业规模相关性机理分析

用式(3)对全样本以及大企业与中小企业样本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分别检验资产密集度、劳动力密集度、自由现金流量与成本粘性的相关性，以分析成本粘性与企业规模相关性机理，结果如表4所示。

由表4模型(3)回归结果可知，资产密集度(capint)对成本粘性影响程度的值为-0.059，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与成本粘性正相关，说明资产密集度对成本粘性有促进作用。模型(4)回归结果表明劳动力密集度(labint)对成本粘性影响程度值为-0.055，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与成本粘性正相关，说明企业劳动力密集度越大，成本粘性越大。这与孔玉生等研究结论相一致[14]，说明在传统的要素投入驱动下，资产密集度与劳动力密集度的增加会加大成本粘性水平。自由现金流量(FCF)对成本粘性影响程度的值为-0.119，如模型(5)回归结果所示，说明自由现金流量与成本粘性正相关，在一定程度上也证实了牟伟明(2018)自由现金流量较多时会增强费用粘性的研究结论，但回归结果并不显著说明制造业企业治理结构较为规范，由自由现金流量产生的自利动机逐渐减弱，成本粘性程度得以弱化。

表4 成本粘性与企业规模相关性机理检验结果

对于成本粘性与企业规模负相关的机理根据上述研究结论解释如下：

第一，从企业资产密集度的角度来看，由表2描述性统计结果可知，大企业的资产密集度高于中小企业(大企业资产密集度均值为0.803，中小企业资产密集度均值为0.511)，这可能是由于大规模制造业企业机器设备等固定资产较多，单位营业收入中承载的固定资产成本较高，使得大企业资产密集度较大。当业务量下降时，如果不能立刻调低成本，会使企业生产总成本增加，使得大企业由资产密集度产生的成本粘性高于中小企业。由表4中模型(6)与模型(9)回归结果可知，表示中小企业资产密集度对成本粘性边际影响的值为-0.0283，大企业资产密集度对成本粘性边际影响的值为-0.106，由于γ1的绝对值表示资产密集度对成本粘性的边际效应，可知大企业资产密集度对成本粘性的边际效应比中小企业大。

第二，从劳动力密集度的角度看，由表2描述性统计结果可知，中小企业劳动力密集度高于大型企业(中小企业劳动力密集度均值为0.019，大企业劳动力密集度均值为0.014)。这可能是由于大型制造企业处于稳定期，员工人数较为稳定，企业的营业收入较高、劳动力密集度较低，而中小企业营业额波动较大，为维持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超前雇佣劳动力。同时中小企业迫切进行产品开发的需要也会超前雇佣大量高素质的研发人员，使得企业劳动力密集度较高，当业务量降低时，不能立刻裁员，单位产品所耗用的劳动力成本较多，使得中小企业由劳动力密集度引起的成本粘性大于大型企业。模型(7)与模型(10)表明中小企业劳动力密集度对成本粘性影响程度的值为-0.0405，大企业劳动力密集度对成本粘性影响程度的值为-0.0323，可知，中小企业劳动力密集度对成本粘性的边际效应要高于大企业。

第三，从自由现金流的角度看，由表2描述性统计结果可知，中小企业单位资产产生的自由现金流量高于大企业(中小企业单位资产产生的自由现金流量均值为0.052，大企业单位资产所产生的自由现金流量均值为0.050)。这可能由于大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较大，社会监督效果更为显著，促使企业提高信息披露度，同时股东为了维持自身的利益会加强对企业管理层的监督，能够有效减少内部治理涣散、内部人控制等问题。而中小企业处于高速成长期，市场波动性大，为应对快速波动的经济业务，企业会留有部分闲置资金以备不时之需，使得可由管理者自主支配的现金增多。由此加大了管理者的自利动机，从而使得中小企业由自由现金流量引起的成本粘性大于大型企业。模型(8)与模型(11)回归结果表明中小企业自由现金流量对成本粘性影响程度的值为-0.379，大企业自由现金流量对成本粘性影响程度的值为-0.224，中小企业自由现金流量对成本粘性的边际效应也要高于大企业。

综合以上三方面因素，可知中小企业劳动力密集度与自由现金流量对成本粘性的边际效应要高于大企业由资产密集度引起的成本粘性的边际效应，因此，成本粘性与企业规模负相关。

3.3 稳健性检验

自由现金流量受企业管理者及政策波动的影响较大，很可能与模型中不可观测变量产生内生性问题。由于企业规模受政策变化及其他波动的影响可以忽略，固定资产也不能轻易变卖，上一期的自由现金流量占总资产的比重不会改变且以上变量与本期自由现金流量高度相关。为了考虑自由现金流量的内生性问题，选取企业规模、固定资产占总资产比重以及上一期自由现金流量占总资产比重作为工具变量，对样本数据进行IV估计。经过豪斯曼内生性检验及D-W检验，模型确实存在内生性问题。通过过度识别检验，认为此内生性检验模型的设定是合理的，表5为IV估计与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的对比结果。

表5 IV估计与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

由表5可知，考虑自由现金流量内生性问题之后，表示成本粘性存在性的β2值为负，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成本粘性值变小，说明成本粘性幅度变大。表示资产密集度、劳动力密集度和自由现金流量对成本粘性影响的值均为负值，证实资产密集度、劳动力密集度和自由现金流量与成本粘性成正相关关系。两种回归结果的略微差异不改变前文所得结论，说明本文研究结论是可靠的。

4 结论

成本管理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企业的经济效益，对成本粘性的有效控制有助于企业降低成本，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本文从企业规模视角出发，对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2007-2016年财务数据进行实证研究，验证了不同规模的制造业上市公司成本粘性的差异性，探讨了成本粘性与企业规模间负相关的机理，阐述了规模视角下企业成本粘性控制难度差异的原因。研究发现，资产密集度与企业规模正相关，劳动力密集度和自由现金流量与企业规模负相关；企业的资产密集度和劳动力密集度、自由现金流量与成本粘性成正相关关系。中小企业劳动力密集度与自由现金流量对成本粘性的边际增量要高于大企业资产密集度对成本粘性的边际增量。虽然当前我国宏观的波动对沪深市场股价及企业经济效应带来一定的影响，但由于制造业整个行业所面临的宏观环境及政策影响相似，此影响不会对本文研究结论产生实质性影响。中小企业在发展中，要合理进行资源配置，努力转变生产方式，提高生产效率，降低劳动力密集度。同时要规范内部治理结构，健全激励监督机制，提高成本管理水平，降低企业自由现金流量较多时的管理者自利动机，降低成本粘性。对于大规模企业，虽然企业处于成熟期，成本粘性相对较小，但在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下，受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及“三去一降一补”政策的影响，企业成本调整的速度和方向必然会受到冲击，对成本粘性的影响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而“三去一降一补”政策对企业成本粘性产生的影响也是未来的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