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凌 刘莺倩

【摘要】 学海堂从道光初年开始刊刻书籍，其凭借丰富的种类、精审的校勘，一度居于粤省书院之冠。学海堂刻书活动的兴盛得益于清代中期以降广东经古之学的传播、私家藏书的盛行、刻书业的进步，以及充裕的经费和完善的管理章程。学海堂出版的书籍不仅满足了广东学者的治学需求，还辑存了大量地方文献，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学海堂充分发挥书院教学、出版的功能，促进了岭南地区文化的繁荣。

【關  键  词】学海堂;刻书;广东经学

【作者单位】陈凌，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刘莺倩，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

【基金项目】2017年度《广州大典》与广州历史文化研究博士学位论文资助项目（2017GZB）。

【中图分类号】G239.2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19.20.029

嘉庆末年，阮元（1764—1849）仿诂经精舍之例，在粤开设学海堂，将江南考据学风引入岭南。此后，广东兴起考据风尚，汉学逐渐取代性理之学，成为学术的主流。随着经史古学影响范围的扩大，广东书籍匮乏的问题愈发凸显。徐信符（1879—1947）在《广东版片记略》一文中提出：“文化事业，首在图书，图书流布，端赖印刷。”由此可见，书籍刻印不精、流通不广，严重制约了广东学术的发展。阮元督粤期间，力倡刻书，又培养实学人才从事校勘。阮元离粤后，学海堂学长主持教学、刻书事宜，编辑出版了大批校勘精善的书籍。经古之学的发展与刻书质量的提高，渐渐改变了广东文化闭塞、学术滞后的面貌，也使长久以来价廉质劣的刻书业转向价廉质精。学海堂作为岭南地区古学研究的中心，在引导地域学风方面成就显著，是清代中晚期广东最具象征意义的文化符号和地域标识。

一、学海堂刻书活动

明代广东刻书业发展迅速，刻印质量虽不甚精良，但价廉工速，颇有优势。入清以来，广东刻板因讹舛较多，备受学者诟病。康熙年间，顾嗣协（1663—1711）出宰新会，重刻《白沙子全集》，称粤板不精，嘱咐其弟顾嗣立（1665—1722）雇江南良匠开雕。尽管如此，广东出版业凭借费用低廉的优势，依然能够吸引省外的书商和学者。乾隆年间，浙江书商周学先入粤翻刻《国朝诗别裁集》，并将板片带回江南刷印发卖;袁枚（1716—1797）听闻广东刻工不佳，但工价便宜，考虑在广东刊印自己的志怪小说集《子不语》。嘉庆三年（1798），阮元主持纂修的《经籍籑诂》编成，嘱托总编臧庸（1767—1811）赴粤刻板;嘉庆二十二年（1817），阮元总制两广，任职期间开雕《江苏诗征》《揅经室集》《两浙金石志》等著作。其幕僚江藩（1761—1830）也刊印了《国朝汉学师承记》《隶经文》《国朝宋学渊源记》等著作。

之后，阮元开局重修《广东通志》（1818），延揽了一批广东名儒，又创设学海堂（1820），培养经史人才。粤中学风为之一变，通经学古者蔚然而起，士人亦以典籍为重，书籍校勘、刻板的质量大幅提升，学海堂生徒的《梓人诗》云，“即论梓匠亦绝好，要与异地争矜奇。勾挑点画少差错，贴零排叠无瑕疵”，“北人为车南人梓，吾粤剞劂天下无……江浙书坊甲五都，坊板半出南方沽”。道光以降，广东刻书之风大兴，官刻私刻日渐繁多，出版了《皇清经解》《岭南遗书》《粤雅堂丛书》《海山仙馆丛书》《广雅丛书》等多部大型丛书。诸书之中，以阮元主持编纂、学海堂刊刻的《皇清经解》影响最为广泛。

书院刻书较之官府刻书更为灵活，较之书坊刻书更为精严，顾炎武（1613—1682）云：“闻之宋、元刻书，皆在书院，山长主之，通儒订之，学者则互相易而传布之。故书院之刻有三善焉，山长无事而勤于校雠，一也;不惜费而工精，二也;板不贮官而易印行，三也。”[1]学海堂兼具学术研究、图书收藏、书籍刊印的职能，创建初期并无实地，仅在广州城西文澜书院虚悬一扁，师生膏火全赖阮元所捐廉俸;道光四年（1824）新堂于粤秀山落成，道光六年（1826）堂侧筑成文澜阁，用以贮存书籍、庋藏书板，又有田租息银充作经费。与省城三大书院粤秀、越华、羊城相比，学海堂的经费最少，但刻书最多。据容肇祖（1897—1994）《学海堂考》、周康燮《学海堂志补编》考证，学海堂于道光至光绪年间刊书41种3276卷。

阮元督粤前，粤中书院多课时文，士子竞习帖括，崇经尚古者寥寥。书坊售书以科举用书为主，省内少有经史子集书板，贩自外省的书籍售价昂贵，寒素之士无力购买。为了解决书少价昂、学者治学不便的问题，学海堂大量刊辑图书，经史子集四部悉备。其中，经部有《皇清经解》《春秋大事表》等5种，史部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学海堂志》等16种，子部有阮元文集、学海堂课艺集等17种，集部有《广博物志》《北溪字义》《数学精详》3种。不仅如此，学海堂还向外出租书板，扩大了图书的流通范围，推进了经典教育的普及。

学海堂最早出版的《学海堂初集》与《皇清经解》是由阮元组织辑刻的。道光五年（1825）正月，阮元选编的《学海堂初集》刻成，收录了他与方东树（1772—1851）等5位省外学者的诗文，以及97位学海堂学者的课艺之作;八月，阮元开始纂辑《皇清经解》，弟子严杰（1764—1843）总司编辑，阮元之子阮福（1801—1878）以及学海堂学者吴兰修、何其杰收掌监刻，学海堂生徒担任校勘，出身盐商之家的李秉绶（1783—1842）、李秉文（1788—？）兄弟捐资刊刻，历时4年刻竣。道光六年（1826），阮元移督云贵，行前订立《学海堂章程》，实行学长制，此后学海堂由学长负责料理季课，管理刻书事宜。阮元离粤后，学海堂学长谨守阮元成例，不尚时文帖括，专课经史诗文，依照《学海堂初集》之例选刻《二集》《三集》《四集》，编入堂中300余位师生的课作。《皇清经解》汇集了清初至嘉道年间73位学者的183种解经著作，不仅丰富了广东士人的阅读资源，改善了治学条件，还广为印行，供全国学者使用，甚至传入朝鲜，极大提升了学海堂的影响力。

咸丰七年（1857），英法联军攻陷广州，兵据粤秀山，学海堂、文澜阁被毁，藏书荡然无存，《皇清经解》刻板毁失大半。咸丰十年（1860），两广总督劳崇光（1802—1867）筹措经费8000余两白银，在城西设局补刊《皇清经解》，聘岭南学者郑献甫（1801—1872）、孔广镛，学海堂学长谭莹（1800—1871）、陈澧（1810—1882）为总校，于翌年刊成。同治二年（1863），学海堂重修告竣，《皇清经解》等书板存贮于新建的启秀山房。

学海堂的刻书活动主要围绕教学展开，同时也注重辑存乡邦文献。光绪年间，学海堂出版了游粤学者方信孺（1177—1222）、杭世骏（1696—1772）书写岭南风物的著作，以及15位学海堂学长、1位理学家朱次琦（1807—1881）的撰作。这些著述的刊行，推动了岭南文化与学术的传播。

二、学海堂刻书活动兴盛的原因

清代中期，广东经济繁荣，私家藏书渐成风气，推动了刻书业的繁盛。广州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一口通商”的政策，成为中西贸易的中心。行商独揽对外贸易，积累了巨额的财富，因此有“边钱堆满十三行”之说。行商对广东文化、教育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以潘、卢、伍、叶四大家族为例，嘉庆十六年（1811），潘有度（1755—1820）首发倡议，十三行巨贾捐资，于城西创建文澜书院，潘、卢、伍、叶四家递年轮值管理;嘉庆二十五年（1820），阮元在文澜书院倡办学海堂，获得了伍秉鉴（1769—1843）提供的1600余两白银作为办学资金;道光六年（1826），阮元捐银4000两，交文澜书院董事四家生息，以充经费。藏书方面，叶梦龙（1775—1832）的风满楼，潘仕成（1804—1873，潘有度堂侄孙）的海山仙馆，伍崇曜（1810—1863，伍秉鉴子）的远爱楼、粤雅堂，皆聚书宏富。除了热衷聚蓄书籍，行商还致力于出版事业，潘仕成辑印《海山仙馆丛书》、伍崇曜汇刻《岭南遗书》《粤雅堂丛书》，均延请谭莹校订，这三部丛书卷帙宏富、校勘审慎，使粤中学者“不出门而坐拥百城”[2]。

学海堂学长之中，富于藏书者颇多，吴兰修的守经堂、曾钊（？—1854）的面城楼、黄培芳（1778—1859）的岭海楼、张维屏（1780—1859）的听松庐、梁廷枏（1796—1861）的藤花亭、谭莹的乐志堂、陈澧的东塾书楼、陶福祥（1834—1896）的爱庐、谭宗浚（1846—1888）的希古堂、林国赓（1849—1897）的軥录庵，都是闻名岭南的藏书楼。私家藏书的盛行，为学者从事考证工作、刊印图书提供了有力支撑。学海堂学长不仅重视收藏图书，还积极参与地方志的修纂。阮元重纂《廣东通志》时，吴兰修、曾钊、吴应逵、熊景星（1791—1856）、仪克中（1796—1838）皆被延入志局。学海堂设立后，多位学长编修志书，积累了丰富的校勘经验。学海堂学长藏书、修志的经历，对于图书刊辑大有裨益。

刻书之事，关键在于书藏、资金、校者。顾广圻（1766—1835）云：“尝论刻书之难有三，所据必善本而后可，一难也;所费必多赀而后可，二难也;所校必得人而后可，三难也。”[3]张之洞（1837—1909）亦云：“刻书必须不惜重费，延聘通人，甄择秘籍，详校精雕。”[4]道咸以降，广东藏书家联翩而起，所藏之书不乏珍本、善本，可资辑佚校勘;官吏、商人提供大量资助，保障了学海堂经费充足;学海堂学长大多具备深厚的经史、小学根柢，加之长期从事校勘活动，实践经验丰富，保证了书籍出版的品质。

除此之外，学海堂刻书活动的发展还得益于完备的制度。学海堂依靠阮元制订的章程以及后任督抚、学长的不断完善，维持近百年，笃学好古之士代有承续，共同发扬了刻书传统。学海堂专门制定《藏板章程》《文澜阁章程》，对书板的贮藏、修补、刷印做出了详细规定，如“书坊有愿刷印者，先具领到堂，交纳板租，然后定期开工。其板片甚多，不能搬远，该匠人等每早到文澜阁下刷印，薄暮散归”[5]，“每印经解各书，某日发板，某日收板，俱要依期，不得随便多发，亦不得过期不收”[5]。规范的管理有助于保存书板、加快书籍流通，也确保了书院刻书的正常运转。

三、学海堂刻书活动的影响

学海堂是江南考据学风向岭南传播的重要媒介，从嘉庆二十五年（1820）成立到光绪二十九年（1903）停办，一共汇聚了600余位学者研治古学。他们形成交流网络，引领学术风潮，使得广东的学术面貌大为改观。在学海堂学者的努力下，学海堂成为经古书院的典范，发展水平不逊于其最初效仿的对象——诂经精舍，黄以周（1828—1899）云：“近时贤大夫之崇古学者又思矫其失，而习非成是，积重难返。不得已别筑讲舍，选高才生充其中，专肄经史辞赋，一洗旧习。若吾浙江之诂经精舍，广东之学海堂，其较著者也。”[6]学海堂在岭南地区颇具示范意义，陈澧主讲菊坡精舍，考课经史文笔一如学海堂成法，张之洞创立广雅书院，“直欲驾阮傅学海而上之”，均吸取了学海堂的办学经验。

学海堂的出版活动以满足教学之需、存扬本土文化为目的，不追求商业利益，改变了广东地区缺少经史典籍的情况，使广东士人能够接触到大量校刻精审的书籍，有益于书籍流通与学术研究，也推进了文化整合的进程。学海堂刻印学长著述和生徒习作，不仅促进了学术交流，赢得了岭南以外学者的认同，还为后世保存了丰富的文献资料。学海堂之后，菊坡精舍与广雅书局广印书籍以惠学者，为广东地区的学术传承贡献良多。

同治六年（1867），广东巡抚蒋益澧（？—1874）、盐运使方浚颐（1815—1889）于粤秀山建成菊坡精舍，聘学海堂陈澧为掌教。陈澧依据学海堂学规，制定《菊坡精舍章程》，又仿照学海堂课士之法，专课经史古学。陈澧颇重刻书，有诗云“教士有良法，首在多刻书”，又谓生平得意之事在于刻书，故而乐此不疲。除了陈澧，学海堂还有40余位学者进入菊坡精舍，其中10位选为学长。出身学海堂的学者促进了菊坡精舍的发展，而承传学海堂实学宗旨的菊坡精舍，又扩大了广东汉学的阵地。菊坡精舍刊书13种，以经部为主，进一步推动煽衍了考据之风。

光绪元年（1875），张之洞在四川学政任上撰《书目答问》，所列之书就有学海堂的刻本;光绪十三年（1887），张之洞在两广总督任上创办广雅书院，课程分经学、史学、理学、经济四门，旨在培养博古通今、明习时务的人才，又开设广雅书局，继承阮元志业，大力编刻图书。广雅书院与广雅书局聚集了多位学海堂与菊坡精舍学者，他们成为张之洞在粤兴行教化的重要推动者。广雅书局规模宏大，章制严密，承担了广雅书院的刻书职能，刊印书籍数量居全国书局之首。广雅书局刻书共362种6254卷，四部皆备，其中史部对清代撰述网罗殆尽，足与《皇清经解》媲美。晚清兴起的官办书局专司刻书，集编辑、印刷、发行于一体，提高了出版行业的专业化水准，一些书局不仅注重保存旧学，还积极传播新知，以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然而在知识转型、教育改制的冲击下，不仅旧式书院被裁改，官书局也快速走向没落。

作为清代岭南地区第一家经古书院，学海堂不仅推动了考据学话语的传播，还改变了区域书籍文化的面貌。广东文化的进步与学海堂的刻书活动密不可分，學海堂出版的书籍成为学者研经治史的基础，以及分享学术理念的载体，直接影响了知识传播、人才培养、学术传承。学海堂开启了粤中刊刻经史的风潮，官方和私人的大型刻书活动均有学海堂学者参与，使得出版业焕然改观，至咸丰年间，粤板质量已与苏板不相上下。在重臣大吏、名儒硕学、士绅商贾的共同努力下，学海堂凭借高水准的教育和出版活动，造就了晚清广东学术的繁荣景象，影响流衍省外，为全国经古之学的发展树立了典范。

|参考文献|

[1]顾炎武. 日知录（第二册）[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708.

[2]（光绪）广州府志[M]//陈建华，曹淳亮. 广州大典（第二七一册）. 广州：广州出版社，2015：43.

[3]顾广圻. 顾千里集[M]. 北京：中华书局，2007：200.

[4]张之洞. 书目答问[M]//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 张之洞全集（第十二册）.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9975.

[5]林伯桐，陈澧，周康燮. 学海堂志[M]//黄国声. 陈澧集（第五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661-680.

[6]黄以周. 儆季文钞[M]//清代诗文集汇编（第七〇八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477-4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