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武（贵州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一、引言

进入21 世纪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都非常重视科技决策咨询和相关制度建设，在保证重大科技决策民主化、法制化和科学化做了一系顶层设计。当前贵州省经济社会发展是处于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关键时期。要科学地利用当前历史的机遇和政策性的机遇，要正确地应对前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必须建立和完善贵州省重大科技决策咨询制度，确保重大科技决策问题不会引起发生系统性风险和颠覆性的错误，成为贵州省党组织和各级政府决策面临一个亟待解当务之急。因此，贵州省迫切需要借鉴国内外科技决策咨询制度建设经验，构建具有贵州特色科技决策咨询制度，探讨贵州省重大科技决策咨询制度建设路径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二、国内外相关文献梳理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增强，科学政策成为公共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科技决策咨询也成为公共决策咨询的占有重要地位。科技决策咨询制度有关问题成为国内外学者们关注的热点问题，出现一系列相关研究成果。纵观国内外相关研究，国外研究主要集中在科技决策定位及其决策过程研究、政府决策模型研究、决策咨询的机制研究和智库研究等方面，而国内研究主要集中关科技决策模式历史变迁研究、科技决策影响力下降原因、科技决策体制研究

（一）国外相关研究梳理

（1）国外学者注重科技决策定位及其决策过程研究。美国隆瓦斯教授为政府进行科学决策前的正确定位提出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对政府而言，科学决策正确定位“政府的职责是掌舵而不是划桨”。美国公共行政学家安德逊对决策过程进行了研究，他认为是决策过程是包含着若干行动的“具体功能”过程，是一种程序的行动方式。美国财政部长鲁宾认识到决策品德重要性，认为决策的品德往往比决策结果更重要。美国学者普遍认识到西方公共决策过程是不断妥协的过程，美国学者希而斯曼发现，“政策是各种互相矛盾的目标不取得一致的情况下达成妥协的产物”。

（2）国外学者重视政府决策模型的研究。如西蒙批评完全理性决策模型所要求达到的基本条件，在现实生活中几乎是无法实现的，通过修正理性决策模型，提出了有限理性决策模型；林德布洛姆分析的渐进决策合理性，提出“渐进决策”模型，认为渐进决策需要遵循按部就班原则、积小变大原则、稳中求变原则三个基本原则。这些学者都比较注重研究在不同的决策环境下政府决策模型的构建，注重行政系统环境的研究，注重从决策模型构建过程中对如何优化行政决策路径的研究和探讨。

（3）国外学者注重决策咨询的机制研究。斯通认为决策咨询内在机制的核心问题就是学术到技术的转变机制，而海伍德和亨特则认为政策咨询的内在机制政府内外部利益团体的相互作用，他们认为“如何做到决策公开化、透明化,以及做到什么程度”是决策咨询机制的关键问题。海伍德和亨特（1982）在考察英国政府的决策咨询的基础上，认为政府内外部利益团体的相互作用是决策咨询的内在机制。此外，登汉姆（2007）对来自五个洲的20个国家的公共政策咨询机制进行了对比研究。

（4）国外学者注重咨询主体智库的研究。国外很多学者都对决策咨询智库的兴起进行了深入研究，出现大量对咨询主体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1971 年保罗·迪克森出版了《智库》一书，对美国智库形成与发展作了介绍。邓海姆等在《英国智库及舆论环境》一书中，详细介绍了英国智库发展的历程。1991 年美国学者詹姆斯·史密斯出版了《思想捐客——智库与新政策精英的崛起》，作者重点探讨了保守主义智库，全面梳理了政治精英和智库专家在美国的兴起和历史发展，认为政治制度是美国智库发展的重要因素。德国学者约瑟夫·布雷姆在2006 年中以法律、资金和制度等多种环境因素进行了比较，认为环境对于智库的组织架构、行为模式和战略选择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外，西方学者们也还对咨询主体智库的组织结构、行为模式等相关内容进行研究广泛的研究。

（二）国内相关研究梳理

（1）国内学者注重国外科技决策咨询制度研究。李明德（1990)从微观上入手对美国的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具有双重作用进行了分析。我国学者王春法（2012)美国体制内外咨询机构进行了介绍。他认为，在体制内美国的各类顾问委员会，特别是对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承担对总统进行科学技术咨询职能，在体制外美国科学院、科研院所、大学院系所，以及企业研究机构这些科技决策咨询机构，能够为美国政府提供多方面科技决策咨询服务。韩燕萍（2016）通过比较分析方法，分析美、英、日三国的科技决策咨询发展情况，提出要借鉴美英日三国科技决策咨询制度，以完善我国科技决策咨询制度。

（2）国内学者注重科技决策体制机制的研究。科技决策体制机制研究一直学界研究的热点。陈金德以具体案例为参照,分析了国内外发达地区政府决策咨询机制建设的现状、特征及启示,提出完善广东省政府科技咨询机制的对策建议。徐冠华（2007）根据不同类型的科技决策中应发挥作用的程度，提出政府应积极转变职能，建立健全专家参与决策的体制机制。李海波等（2015）学者认为，针对我国科技政策咨询机制现状和问题认为要构建优化国家科技政策咨询的导向机制、制约机制、协同机制和保障机制，以优化我国科技政策咨询机制。

（3）国内学者注重对科技决策影响力的研究。汝鹏和苏竣（2010）两位学者以“863”计划为例，以863 计划为例，归纳了科学家科技决策影响力的决定因素,分析中国科技决策中科学家影响力的演变动因,分析了科学家在我国科技决策影响力中下降的过程，认为非科技知识需求增加、价值分歧程度增大以及制度框架大幅度调整等是导致科学家决策影响力下降的原因。熊立勇（2018）认为科技政策智库是加快提升国家科技政策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水平的重要力量，剖析科技政策智库影响力的主要影响因素，提出了提升中国特色新型科技政策智库影响力的对策建议。

（4）有关贵州科技决策咨询的研究。贵州科技决策咨询研究主要集中在科技咨询机构的研究上，王伟苗和童传贵（2017）对贵州省科技智库建设发展现状及对策进了研究，他们从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和深化对外交流合作四个等方面提出加快贵州省的科技智库建设的建议。党明确指出,要"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丁胜（2017）对贵州高校新型智库建设进行研究，认为要围绕"进体系、进平台、进云端"和"有通道、有导向和有支持"等方面入手，加强贵州高校新型智库建设。王培（2018）运用"智力资本"理论分析框架,对贵州高校智库建设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对贵州高校智库建设提出对策和建议。

三、文献研究述评

纵观国内外的诸多文献中，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从不同侧面对科技决策咨询有关内容进行了探讨，为贵州科技决策咨询制度研究提供了较为丰富的文献参考，为进一步研究贵州科技决策咨询制度问题奠定理论基础，但是现有有关研究，都没有针对贵州科技决策咨询制度实践中的具体问题进行系统优化对策设计和专题研究,现有的研究主要在四个方面显得研究不够充分：

（1）现有研究没有构建好科技决策咨询制度的分析框架。现有科技决策咨询制度研究没有较好的制度的界定其科学内涵，从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和这些规则的执行机制等三个层面来确定科技决策咨询制度研究范围，使得有关科技决策咨询制度研究过于狭窄，主要限定在对科技决策咨询机构研究上，有关研究对实际科技决策咨询制度建设指导作用不大。缺乏对贵州科技决策咨询制度分析框架进行系统的理论探讨，现有贵州科技决策咨询制度的有关理论研究存在不足。

（2）现有研究缺乏对国内外科技决策咨询制度建设的经验借鉴研究。尽管国内外科技决策咨询制度研究已经广泛展开，但是缺乏对发达国家科技决策制度实践经验的总结性成果，也缺乏对国内先进省份建设经验总结性的成果。贵州科技决策咨询制度建设研究在国内外经验借鉴研究存在不足。

（3）现有研究缺乏贵州科技决策咨询制度调查实证研究。现有贵州科技决策咨询制度研究多是以定性研究为主，少有用调查和实证的方法来进行分析研究，使得贵州科技决策咨询机构体制机制现状研究存在一般化的现象，有关完善对策趋同，无法得出合乎贵州科技决策咨询的实际的具有针对性的完善对策。现有贵州科技决策咨询制度研究缺乏调查实证研究

（4）现有研究的有关对策缺乏系统性和操作性。现有的贵州科技决策咨询制度研究没有从宏观进行顶层制度设计和从微观进行具体机制制度设计，使得贵州科技决策咨询制度优化对策较为抽象，无法较好指导贵州科技决策咨询制度建设实践，发挥应有作用，缺乏实际指导意义。

四、研究展望

基于在国内外的现有研究表明，在科技决策咨询制度的分析框架研究、在国内外的科技决策咨询制度经验借鉴研究、有关贵州科技决策咨询制度实证研究、在贵州科技决策咨询制度系统优化对策研究等方面存在不足，为贵州科技决策咨询制度提供了研究空间。因此，贵州科技决策咨询制度研究应该着重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研究：

（1）开展理论基础研究。要在介绍决策咨询制度的主要理论的基础上，要接界定科技决策、科技决策咨询和科技决策咨询制度等核心概念，吸取精英理论、治理理论和协商民主理论等理论营养，重点确定科技决策咨询制度建设的分析框架，为贵州科技决策咨询制度建设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

（2）开展科技决策咨询制度建设经验借鉴研究。主要介绍美国和韩国等国，以及广东等国内主要省份的科技决策咨询制度建设实践做法，通过国内外实践做法比较，为贵州科技决策咨询制度建设提供国内外经验借鉴。

（3）开展贵州省科技决策咨询现状调查实证研究。通过对党政决策部门、科技咨询专家、咨询机构工作人员的访谈和问卷调查分析，对贵州重大科技决策咨询制度的现状、面临的问题及成因进行调查研究。

（4）开展贵州省科技决策咨询制度建设系统性和操作性对策研究。吸收和借鉴国内各省市的重大科技决策咨询制度经验，针对贵州科技决策咨询中存在问题，对贵州省重大科技决策咨询制度进行宏观顶层设计和微观的具体的体制机制建设，对贵州省科技决策咨询制度建设进行系统性和操作性对策研究。

本文受到贵州省科技厅2017 年基础研究计划项目《贵州省重大科技决策咨询制度建设研究》（编号：黔科合基础[2017]1520-2）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