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楷文

摘要：新历史主义作为西方文学批评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流派，对传统的历史观和历史题材的创作理念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它不同于旧历史主义和形式主义批评，一反其“文学反映历史”的传统思维模式。新历史主义认为历史和文学文本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强调文本创作的历史背景和文本本身的互动性，其核心是“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二者的有机统一。赛珍珠笔下的《大地》正是一部既承载历史轨迹，又反映历史事实的文本，因此，适合从新历史主义视角解读。

关键词：新历史主义;赛珍珠;历史的文本性;文本的历史性

一、新历史主义理论综述

新历史主义在上个世纪80年代左右产生，其产生原因可以归功于学者对文艺复兴时期文本的重新审视。[3]它的发起者通常被认为是蒂芬·格林布拉特，自他1982年在《文类》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使用“新历史主义”一词后，所有与其有关或者相近的理论著作、思想框架以及研究路径都被冠以“新历史主义”的称谓。自蒂芬·格林布拉特后，在新历史主义学界做出突出贡献的学者主要有海登·怀特、约纳森·多利摩尔、阿兰·辛菲尔德等，每位学者的研究都各有千秋，成就显著。[2]

新历史主义主张文学文本和历史的结合，它强调从政治、文化、历史背景等多个角度对文本进行全方位的关照和解读，认为文本和历史是一个整体的两个方面。在新历史主义的视角下，历史不再是文本的缔造者，文本也不再承载绝对正确的历史，二者是互补与互动的共生关系。文本作为历史的一种反映形式，其创作的本源和所处的时空必然受当时的社会背景、文化因素、政治形态等因素的影响而富有那一时期的特点，即“所有的书写文本——都具有特定的文化具体性，都镶嵌着社会的物质的内容”，这便是“文本的历史性”。同样，如果读者想要深入了解过去某一时期的时代特点，就必须研读该时期遗留下来的文本，因为文本可以把读者带入到最接近那个时期的情景当中。“这些文献不仅带有历时修撰者的个人印记，还是经过保存和抹杀的复杂微妙的社会化过程的结果”，[1]这便是“历史的文本性”。正如蒙特罗斯所说：“我们无法接近一个全面和真实的过去，接近一个没有经过所研究的社会的文本痕迹中介的物质存在。我们不能把那些痕迹而不是其他痕迹的幸存仅仅认为是偶然的，而必须假定至少部分是复杂的选择性保留和抹杀的过程的结果”。[4]

在新历史主义的视角下，文学作品也成为了记录和反映历史事实的工具，因此，通过对文学文本本身的解读和对当时历史情况的分析，即“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的結合，就更能全面的还原当时的历史情境，同时也有助于深入了解文学作品。

二、文本分析

（一）小说与历史的互文

1.文本的历史性

赛珍珠笔下的《大地》描写是农民王龙一生的经历，其借用的社会背景是经历过辛亥革命以后的旧中国，纵观有关的史料记载和民间传说，能够得知当时的中国是一个社会落后，正在经历文化重建的满目疮痍之地。从社会环境与政治背景来看，晚清的统治刚刚垮台，各方势力在暗中蠢蠢欲动。社会动乱、军阀割据与混战、多重政府成为了当时中国社会的一大特点。在《大地》中，对当时中国的这一史实亦有所体现：促使王龙日后成为地主的直接原因并不是他勤劳朴实的性格和对土地的热诚，而是在南方逃难时，偶然的参与到了一场穷人洗劫有钱人家的暴乱当中并且获得了一笔巨额财富。这与当时的社会动荡不谋而合，旧中国正在进行财富的重分配，王龙正好是这一时期夹在变革大潮中的典型分子之一。

2.历史的文本性

变化的社会环境与政治背景也会带来思想的交替和文化的冲突。王龙在《大地》中的形象，是一个思想保守依附，执拗传统的农民。即便在新婚之日，没有长辈的建议，他也不会把自己的辫子剪掉。当妻子在简陋的屋内单独生产完以后，王龙首先想到的不是妻子的身体状况，而是孩子是否为男孩。当他有了自己的儿子，又赶忙到土地庙中去祈求土地爷保佑儿子健康。在南方逃难时，当他看到宣传单上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他的反应不是尊敬，而是恐惧——把传单上的人想象成一个受到惩罚的人，而不是神明。这些不仅是王龙的生活，也是当时社会中人民对新观念的接受与否存在疑虑的缩影。在这一点上，赛珍珠没有掺杂过多的主观性和偏见，而是在深入了解中国人的所思所想的基础上，客观的呈现出社会变化对人的影响。

（二）小说人物与现实人物的交错

1.王龙

赛珍珠在小说中对王龙的刻画可谓面面俱到：当他去城里迎接阿兰时，他也会高兴，把自己打理一番，当他第一次见到儿子时，会兴奋的抱着儿子给他的父亲看，当时值荒年，他带着一家老小去南方逃荒时，他对未知也充满恐惧，当他日后成为地主，而渐渐冷落阿兰时，心中的愧疚也让他对阿兰避而远之或者态度冷漠……我们从小说中可以看出，王龙也是一个充满各种感情的矛盾体，同时也夹杂着当时社会环境下小人物的挣扎与无奈。而当日后王龙成为地主时，扭曲的社会意识形态又迫使他要去青楼找妓女寻欢作乐，买荷花为姨太太，如果当时的中国没有男尊女卑的思想，而是像今天一样倡导男女平等，赛珍珠亦不能以这种现象为基调去塑造一个中国农民的形象。

在赛珍珠的笔下，对王龙性格特点的描写也体现出她的写作风格，王龙是一个典型的旧中国农民的形象，他热爱土地、思想保守、重男轻女，对阿兰的态度某些方面更像是对待一只动物，从这一方面来看，也体现出了她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固守和对中国女性的同情。在某些方面，赛珍珠思想沿袭了泰戈尔、罗素等旧时的学者，譬如，都坚守传统，即在落后时期的中国依旧承认中国传统思想的可取之处，这种思想必然与当时中国的先进分子形成激烈的对抗，以至于受到他们的排挤。

2.阿兰

阿兰在小说中不乏进取精神，她的勇敢与坚韧、顽强与勤奋，成为那时中国农村妇女正面形象的标杆，在王龙娶她之前，她是一个长相平凡、默默无闻在地主家里干活的丫鬟，去到王龙家以后，她几乎包揽了全部的家务，甚至在刚生完孩子以后就拿起农具去田地里耕作，在赛珍珠的笔下，她是一位朴实无华又吃苦耐劳的中国女性，在旧中国的社会中，这样的女人比比皆是。在逃荒南方的艰难环境里，她比王龙更聪明、更勇敢，经验更丰富、谋生方法更多，成了全家的精神支柱。在日后王龙有钱有势后，要抢走她怀里的珍珠送给青楼的荷花时，她又是一个无比心碎、招人同情的柔弱女子。在男尊女卑的意识形态下，她别无选择，只能默默承受。

在《大地》这部小说中，阿兰的形象也同样经典，赛珍珠在阿兰的塑造上，避免了单一的软弱，而是将阿兰描绘成一个在旧中国父系社会的金字塔下一面屈服，一面抗争的坚强个体，阿兰的顽强，从身体到思想，再从语言到行为。她以一己之力默默承担着家庭内外的各种工作，在这一点上，赛珍珠将中国女性巾帼不让须眉的铿锵性格展示给了读者，但同时，阿兰作为一个处在旧中国社会底层的女性，也注定难逃体制的束缚和悲凉的结局，她最终还是没能撼动男权统治的支配地位，最终的平等，是历史的车轮缓慢轮转的结果，是万千女性齐心协力才可以争取到的珍贵果实。

三、结语

赛珍珠笔触下的《大地》为读者全面生动的展示了一个时代——上个世纪旧中国的面貌，作品中的一幕幕场景俨然已经成为对当时中国社会的经典回顾。通过新历史主义来看这部作品，我们能更好的体会到当时社会历史进程与文本之间强有力的互动性，同时亦赋予小说新历史主义的解读形式，也能更好的理解赛珍珠对中国那一段历史独到的见地与思考。

参考文献：

[1]刘青.《雨中的猫》的新历史主义解读[J].南昌教育学院学报，2018.

[2]张月.新历史主义的视域与研究路径[J].中州大学学报，2018.

[3]王进.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M].暨南大学出版社，2012.

[4]孙培培，方文开.新历史主义视角下的《余音袭袭》[J].文学教育，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