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相坤

林伯渠论“初心”

观兄年来志愿，在指导人群归于世界最新之趋势，其后此之精诚与毅力，已决心尽量灌输于社会革命事业。平生自奉俭约，衣履往往不甚完整，令卒遇者略不意其在政治革命中负有盛誉之人。近欲资予往游新俄罗斯。视察苏维埃实际设施种种，以备异日参考。盖其希望理想实现之心事，至为诚挚而迫切，使不遽死，未必不能及身令其怀抱有所发抒成就。

——林伯渠 《〈林修梅遗著〉跋》（1921年12月2日）

在俄国的十月革命中我得到一些新的启示，知道了劳苦大众要得到解放只有推翻资本主义，知道了无产阶级是革命的基本动力，这個阶级的解放事业是与全人类的命运血肉相关的。这些发现是从当时在北京和日本东京几位朋友，其中之一就是李大钊同志寄给我的一些社会主义的宣传品里得到的。他是我二次到日本时拜把的兄弟，经常地寄刊物给我。就依靠这些零碎的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消灭了我的疑虑，渐渐地把握住真理。

——林伯渠 《自传》

一个彻底的民主主义者，他所走向的是共产主义的道路。辛亥革命前觉得只要把帝制推翻可以天下太平，革命以后经过多少挫折，自己所追求的民主还是那样的遥远，于是慢慢地从痛苦经验中，发现了此路不通，终于走上了共产主义的道路。这不仅是一个人的经验，在革命队伍里是不缺少这样的人的。

——林伯渠 《荏苒三十年》

过去我们走过了几许曲折道路，经过多番摸索才确定了的信仰——共产主义，现在不仅为广大青年与一切受压迫的人群所接受，而且胜利地统治着地球上六分之一的地面。今天我们幸运地看到觉醒了的人民，先进的政党，革命的军队，优秀的青年，有了这样雄厚的力量，有了这样空前的进步，我们就有更大的信心来战胜敌人，同时也充满了希望来迎接这个战争与革命的伟大时代。

——林伯渠 《向老战友吴玉章致敬》

专家解读：中国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人之一

林伯渠是经李大钊、陈独秀介绍入党的中共早期党员，是中国共产党少数几个从20世纪初就从事革命活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之一，是延安时期的“五老”之一，他既是中华民国的开国功臣，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为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依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能救中国的结论是这样得出的

林伯渠在确立共产主义信仰前曾是一个爱国主义者。生在19世纪末半殖民地半封建旧中国的林伯渠，曾受到那时流行的“富国强兵”思想的影响。“富国强兵”是清政府洋务派推行的新政。这一新政虽然没有给中国带来富强，却曾一度给人们带来希望。林伯渠“青年时代目睹清廷腐败，外国列强不断欺凌中国，产生了‘强烈的富国强兵思想，赞成维新变法”。维新变法失败后，1904年，林伯渠告别家乡东渡日本留学。这时的日本实际上成为当时中国革命志士从事革命活动的一个据点。后来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都曾到这里求学。这时，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也在日本，并在横滨设立兴中会分会。林伯渠来到日本后，在卢梭、孟德斯鸠等欧洲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民主共和思想的熏陶和留日学生激进派的影响下，日益倾向革命。他听到黄兴与宋教仁常常谈起日本义士官崎滔天讲，广东有个孙文多次组织反清起义，是当代人杰，就心仪其人。1905年7月，孙中山来到日本东京，筹备组党，决定把当时长江中部湘鄂一带的华兴会、江浙的光复会和孙中山在两广领导的兴中会合并，成立中国同盟会。林伯渠参加了欢迎孙文大会，聆听了孙中山发表的演说。孙中山的演说给林伯渠印象最深的是，孙中山说：“铁路是好东西，但怎样成功的呢？英国开初试用木轨，用马拖车;后改铁轨，仍用畜力;最后，终于蒸汽机车实验成功了。政治的进步也与此相同，由皇帝专制，到君主立宪，终于民主共和。我们现在一开始就懂得了这个道理，为什么还要用畜力拖车呢！这岂不是最愚蠢的事吗！”听了孙中山的演说，林伯渠觉得很对，心中豁然开朗，一下子解决了他长期以来模糊不清的问题。林伯渠感到孙中山有一种宏伟的气魄，视野广阔，比同时代的人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他拥护孙中山要救中国就必须革清朝君主专制的命的主张，决心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并要求参加孙中山领导的革命组织。经黄兴、宋教仁介绍，林伯渠加入了中国同盟会。这是他人生中第一个重要起点，从此踏上了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征程。

对这段历程，30多年后林伯渠仍记忆犹新，他说：“留学东京时，忧时忧国之思，无时或忘。看到日本维新后自强不息的苦干精神，深痛清廷的腐败与国运的危急，自己觉得对挽救国家危机应尽一部分责任。当时梁启超办的《新民丛报》风行一时，他倡导的维新立宪学说，及对国内现状尖锐的批评，这些再加上从日译的欧美书报那里知道的关于民主政体的概念，确立了我的革命思想。但还是从民族的爱国主义出发，阶级意识依然是模糊的，甚至以为只要推翻满清建立共和，就可以全部解决中国问题。因此，当1905年孙中山先生在东京组织中华革命同盟会时，我赞同他的主张，并加入了同盟会。时间是当年的8月。”1945年4月23日，《在七大开幕典礼上讲话》中，林伯渠再次回忆这段历史，说：“1905年的时候，孙中山搞同盟会，反对清朝，我那时还是个小孩子，在日本加入了同盟会。当时只觉得清朝很不好，觉得有皇帝的国家不好，应该反对它，这是共和思想。那时对于党的、阶级的道理都还非常模糊;中国还没有共产主义，欧洲的马克思学说也没有传到中国来;我只是愿意推翻满清，愿意把中国搞好，也可以说是富国强兵的思想。”

加入同盟会后，林伯渠先到东北工作了4年，1911年8月调回上海，参加筹备发动辛亥革命。同盟会的领导人宋教仁、陈其美等认为，长江流域中部地区天灾频仍，保路风潮叠起，官逼民反，人心思变，且有新军、会党可供利用，发动起义较易成功。因此在东京召开11省区同盟会代表会议，决定组织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作为筹划起义的领导机关。1911年7月31日，同盟会中部总会在上海成立，推举谭人凤为总务会议议长，陈其美、宋教仁等为总务干事，以联络长江流域各省军队和会党，首先发动两湖起义。由谭人凤前往湖北组织湖北分会，焦达峰等在长沙组织湖南分会，吴玉章等组织四川分会。

林伯渠被派往湘西从事策反西路巡防营的工作。当时湖南共有20个巡防营，分5路驻扎各县。湘西驻有8个营，其中驻在常德有3个营。林伯渠和廖湘芸一道赴常德从事巡防营的策反工作。各营文书等下级官佐多是林伯渠在西路师范时的同学，一经接头串连和宣传爱国反清的道理，他们很快就同意接受白布条，准备届时起义。10月10日武昌起义胜利的消息传出后，全国人心大为振奋，湖南于10月22日首先响应，起义军很快占领长沙，杀了顽固分子中路巡防营统领黄忠浩，随即宣布湖南独立，成立军政府，通电全省各属响应起义，常德巡防营统领陈斌生见大势已去，部下不稳，只得同意起义，西路各县，就此光复。12月底，孙中山由海外回到南京，被各省代表会议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于1912年1月1日宣誓就职。但是，孙中山上任不到50天就被迫妥协，让位给清朝内阁总理大臣、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辛亥革命遂告失败。这对林伯渠震动很大。他后来回忆这段历史时说：湖南独立时，“秩序较紊乱，军政府什么人都可进入。一班旧派人，一方面看不惯，一方面眼红。于是以咨议局及教育会为中心，长沙的豪绅地主秘密集议，谋夺取政权。新军五十标梅某阳虽赞成革命，但思想守旧，由他诱致焦、陈‘会商要事（纵火烧和丰火柴公司，讹言有奸细），要陈副都督出城弹压，于途中突然杀之，并杀焦于旧抚署前。……谭延闿就做了都督。湖南独立，仅一形式而已。这是革命初起时，不懂得迅速建立正规政权的一个教训。”在谈及辛亥革命后同盟会内部发生分歧，孙中山对袁世凯妥协，葬送革命胜利成果的教训时，林伯渠回忆说：“此事与宋教仁很有关系。我与宋教仁是同乡，极熟稔。宋原在常德府中学堂读书，后被告发参加革命，知府朱某通知他出走才到日本。宋治学之心很切，有意要研究日本和欧西各国政治经济，常与日本名士交往。大约在1905年左右，宋组织一专门翻译外文书籍的机关，译英、德、日名著甚多。因之，政党责任内阁制的一种见解，先入为主，便成为他以后的中心政治主张。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政府组织法初步采用美国式的总统制，宋即极力主张修改为法国式内阁制。袁世凯当时拥有北洋重兵，实权在握，一面藉革命党之势迫清廷退位，另一面又挟清廷向革命党要大总统。中山先生是不赞成向袁世凯妥协的，主张培养和扩张南方革命军力量，‘犁庭扫穴，打到北京去，扫除一切旧东西。但是宋教仁偏要搬外国的教条主义，只看重国会、政党、责任内阁这套上层机构;主张国会竞选;同盟会改组，扩大基础，成为国会内最大政党（民国元年春，由宋主持，将许多官僚党派合并于同盟会，改称为国民党。同盟会成分遂起了根本变化）;以为法律是神圣，政党内阁是只铁笼，可以关住袁世凯这只猛兽。黄克强也看不透，觉得不应再起战争，糜烂人民，还是以培养干部、兴办实业为上策。而同盟会当时许多党员，都抱着帝制一倒，万事大吉的见解，或者‘功成告退，或者忙于做官。而最重要的是汪精卫的妥协……极力主张将总统让与袁世凯。……反责中山先生不顾全大局，提倡所谓‘六不做（不做官、不做议员、不治产等），完全放弃了政权斗争。整个形势如此，中山先生以及少数赞成他的主张的人，被迫陷于孤立。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迄今回忆，仍令人痛心不已。”

孙中山将总统职位让给袁世凯后，由于宋教仁热衷于议会政治，力图组织责任内阁，限制、分享袁世凯的权力，醉心独裁、日夜做着皇帝梦的野心家袁世凯，于1913年3月20日派刺客在上海刺杀了宋教仁，由此爆发了革命党人武装讨袁的“二次革命”。同年7、8月间，“二次革命”失败。1914年7月，孙中山为了继续革命，决定在东京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以图恢复同盟会的革命精神。当时规定，凡参加中华革命党的党员，都要打手印，宣誓效忠于孙中山。廖仲恺和林伯渠等少数同志为了革命能够进行下去，不拘小节，毅然打手印，追随孙中山。孙中山从此对林伯渠异常器重。徐特立曾这样称赞林伯渠：“辛亥革命后，同盟会崩溃。中华革命党，欧事研究会，伯渠于其间，严格辨泾渭。纪律打手模，黄兴出反对。伯渠重大节，小节无所谓。慷慨打手模，峥嵘山岳碎。”

1919年7月，林伯渠回到上海，协助孙中山办理党务工作。后来他回忆说：我自五四前后即与（孙中山）先生同在上海国民党中央党部工作，常往返于上海广州，又说：我在上海环龙路住过一两年，看孙中山写《心理建设》《有志竟成》《社会建设》等几篇文章。这期间，由于辛亥革命以来，护国、护法战役不断失败，使林伯渠内心感到十分痛苦，同时也促使他反复思考失败的原因，探求新的出路。他在杭州写下七律《西湖纪游》：“俊游如此才三日，山色湖光取次收。到眼烟云纷万态，何人台榭足千秋。艰难自笑宁非计，历碌看人共一丘。犹有情怀消未得，聚丰园里酒盈瓯。”这首诗表达了他对几年来国内政局烟云多变的感慨，对南北军阀一丘之貉的憎恶，流露出他对革命屡遭挫折的非计、壮志未酬的担忧。这使得林伯渠明显地感到，靠孙中山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无法实现救国救民的壮志。对这一时期的思想轨迹，林伯渠曾写道：“这些时候，一些不能解决的政治问題时常苦恼着我。从同盟会起到民国成立后十年中，自己亲自参加了每个阶段的民族民主的革命斗争，经过了多少的挫折和失败，也流尽了无数志士的鲜血。然而反动势力仍然此起彼伏地统治着中国，政局的澄清总是那样遥遥无期。虽然对于造成这种形势的真正原因不完全了解，但总觉得不能再重复过去所走过的道路，应该从痛苦经验中摸索出一条新路。”林伯渠认为：“从1905年搞到1911年，清朝是被推翻了。但那时仍不晓得怎样建立国家，怎样与人民联系;与人民还隔得很远，在乡村里也没有什么工作。当时有许多运动，许多暴动等革命实践，但由于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许多起义都一个接一个的失败了。不仅太平天国运动失败了，孙中山领导下的同盟会，也有好多次的起义没有成功。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满清，孙中山也提出了建立共和的主张，但在推翻满清之后，还是不能不把政权让给满清的北洋军阀袁世凯。辛亥革命最终还是失败了。民国2年，孙中山又组织二次革命，反对袁世凯，结果又被袁世凯打败，于是，只好亡命日本。后来袁世凯又做了皇帝……我个人是跟着孙中山跑的。孙中山那时思想坚定，继续坚持干革命，但也没有得到什么成就。护国之役，虽然把袁世凯洪宪帝制推翻了，但北洋军阀还是继续存在着。不仅北方的军阀存在着，在南方也有许多军阀……军阀混战，一直打到民国13年（1924年）……总之，在这些所有的革命实践中，都还没有摸出个头绪，没有把事情搞好，不晓得怎样才能搞好……直到民国6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从有些报纸刊物上知道有工农的军队，同时因看了克鲁泡特金的书，才知道有阶级斗争，应推翻私有财产制度;才觉得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革命军队，不能解决问题。”

中国首先接受马列主义的先进分子之一

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等人流亡日本。林伯渠也受到通缉，再次浮槎东渡。二次革命失败，使大多数逃亡日本的革命党人悲观失望，意志消沉。林伯渠一度陷入迷茫之中。他在日记中写道：“抚今思昔，惶悚殊深。盖马齿加长，而知识愈陋;外感太棼，而德业不增。茫茫前路，直不知税驾何所也。”他还写下《宗楼看雪》一诗：“沉沉心事向谁说，袖手层楼看雪霏。远水如云欲断续，寒鸦几点迷归依。欺人发鬓垂垂白，到眼河山故故非。独抱古欢深不语，明朝有意弄晴晖。”在这首诗中，林伯渠真实地抒发了当时那种沉重、痛苦的心情，表达了忠诚革命、继续战斗的强烈决心，他坚信革命最终一定能够成功。

虽然遭到通缉、置身异国，但林伯渠把它视为一个发愤学习的好机会。这期间，除了攻读经济学和法学，林伯渠还广泛研究财政学，同时对簿记学、统计学、工业政策也都潜心研究，渴望在中国“实行新经济学理”。他认为革命要成功，必须不怕困难，奋发努力，“成功者，毅力之结果耳”，要奋然前进，就得“力戒悠忽”，“加意用功用去，方有进境”。这一时期，对林伯渠来说最有意义的一件事，就是结识了李大钊。林伯渠曾说：究竟怎样的干下去才能把革命贯彻到底呢？当时对这样的问题作出圆满的答案是不容易的，似乎尽照着欧美式的议会政治很难完成这个任务。“在俄国的十月革命中我得到一些新的启示，知道了劳苦大众要得到解放只有推翻资本主义，知道了无产阶级是革命的基本动力，这个阶级的解放事业是与全人类的命运血肉相关的。这些发现是从当时在北京和日本东京的几位朋友，其中之一就是李大钊同志寄给我的一些社会主义的宣传品里得到的。他是我二次到日本时拜把的兄弟，经常地寄刊物给我。就依靠这些零碎的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消灭了我的疑虑，渐渐地把握住真理。”

林伯渠是怎样结识李大钊的？又是怎样在李大钊的引领下走上革命道路的呢？李大钊生于1889年，小林伯渠三岁。1913年暑假，李大钊由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后，在进步党孙洪尹的资助下，赴日留学，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马克思《资本论》的日文译者河上肇，即是他的老师。入学不久，李大钊就与志向相近的同学组织经济学会，开始研究有关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1914年1月，他写了《国情》一文，揭露帝国主义与袁世凯暗相勾结的阴谋，痛斥袁世凯美国顾问古德诺、日本顾问有贺长雄关于共和制不适合中国的谬论。1915年日本提出旨在滅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之后，他曾为中国留日学生总会起草了《警告全国父老书》，通电全国，号召全国人民一致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挽救祖国的危亡，在中国留日学生中和国内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林伯渠与李大钊结识发生在1915年底，林伯渠因在汉口、湖南组织反袁斗争接连受挫、再次东渡日本之后。据《林伯渠早年活动大事记》记载，1916年“1月30日 出席易县象等组织的乙卯学会与李大钊等组织的中华学会合并为神州学会的会议，被推举为神州学会的干事，并与李大钊成为挚友。2月26日 与李大钊一起离开东京回国参加讨袁斗争”。对林伯渠此时与李大钊结为挚友一事，李大钊在《太平洋舟中》一诗中也有回应：“浩渺水东流，客心空太息。神州悲板荡，丧乱安所极？八表正同昏，一夫终窃国。黯黯五彩旗，自兹少颜色。逆贼稽征讨，机势今已熟。义声起云南，鼓鼙动河北。绝域逢知交，慷慨道胸臆。中宵出江户，明月临幽黑。鹏鸟将图南，扶摇始张翼;一翔直冲天，彼何畏荆棘？相期吾少年，匡时宜努力;男儿尚雄飞，机失不可得。”这首诗描述的是他与林伯渠一同由日本横滨搭乘法轮回国的情景。诗中“绝域逢知交”，指的就是他在东京与林伯渠结成“拜把兄弟”，而“鹏鸟将图南”“鼓鼙动河北”，则是指林伯渠将去湖南，李大钊将去河北，从事革命活动。

与李大钊结识，使林伯渠有机会了解更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在此之前，林伯渠已经知道了世界上有个著名的伟大人物马克思是主张共产主义的。他第一次留学东京，正是日本早期社会主义思想澎湃的年代。1903年，林伯渠的湘西同乡赵必振，已把日本福井准造的《近世社会主义》译成中文，详细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平和学说。1904年，日本早期社会主义者幸德秋水宣传马克思主义并轰动一时的名著《社会主义神髓》一问世，很快就被翻译成中文，在中国留学生界广泛流传。其后两年，孙中山组织的同盟会在东京出版的机关刊物《民报》上，也登载了朱执信介绍马克思生平和学说的文章《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林伯渠的湘西同乡宋教仁亦在《民报》上发表了《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记述了第一国际与第二国际创立和发展的经过。经历了辛亥革命、护国运动和护法战争的不断失败之后，1917年11月7日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对愁闷中的林伯渠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和震动。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的第三天，国民党《民国日报》，最先以“突如其来之俄国大政变，临时政府已推翻”为标题作了及时的报道。长沙《大公报》也于12月6日在新闻栏中对“俄国政府中心之兵工委员会”作了进一步的介绍。12月28日，《广东中华日报》还在新闻中刊载了《李宁（列宁）取得胜利的原因》的分析文章。这些消息，使林伯渠大为兴奋。他从俄国革命胜利的成就中依稀看到了中国未来的曙光。1918年7月，李大钊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一文。这是中国人正确认识十月革命对世界的伟大意义的最早一篇文章。其后，李大钊在《新青年》《每周评论》等杂志上相继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新纪元》等一系列热情赞颂十月革命的文章。他经常把自己的著作和各地出版的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以及报道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书刊、小册子寄给林伯渠。林伯渠后来回忆说：“约在1918年3、4月，连续接到李大钊同志几次信，详细给我介绍了十月革命情况及一些小册子、文件，并对目前中国形势阐述了他的所见，得到很大启发。”李大钊寄来的著作和书刊，使林伯渠读后顿觉耳目一新，郁结全消。1918年春，他写下《梆衡道中》一诗：“春风作态已媚人，路引平沙履迹新。垂柳如腰欲曼舞，碧桃有晕似轻颦。恰似现象能摸底，免入歧途须趱行。待到百花齐放日，与君携手共芳辰。”抒发了林伯渠在经历长期挫折后找到新路、看到曙光的内心快慰与兴奋之情，表达了他对李大钊向他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感激之情，并希望在革命胜利之时，能与李大钊“携手共芳辰”。

1919年秋冬间，李大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不久，又在北京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国内进步刊物如《新青年》《晨报副刊》《星期评论》以及《建设》杂志等，不断译载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共产党宣言》《雇佣劳动与资本》以及考茨基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河上肇的《马克思唯物史观》等等。此外，在日本的神州学会会员杜国库、邓初民、林顿儒以及田汉、李春涛等，都在学习马克思主义，他们经常将有关日本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报刊、文件寄给林伯渠。就是凭借这些学习材料和愈来愈详细的俄国十月革命的消息，以及自己丰富的社会革命经验，林伯渠逐步认识了马克思主义并且日益坚信它是拯救中国和人类的唯一真理，从此终生不渝。

就在林伯渠思想已发生根本性转变的时候，李大钊从北京致信林伯渠。信中提到陈独秀已在上海发起组织共产党，他和张国焘、邓中夏也在北京组织共产主义小组。信中还介绍林伯渠去上海会见陈独秀。于是，林伯渠在上海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二号同陈独秀如期见面。经李大钊、陈独秀的介绍，林伯渠加入了上海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林伯渠后来回忆说：1920年“我到上海的时候，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民族主义者，而变成了彻底的民主主义者。经过李大钊的介绍……我在上海法租界渔阳里会见了陈独秀，在多次的谈话中，我们谈到了中国革命的前途，俄国革命的经验，以及一些浅显的共产主义的理论。那时候，正筹备把各地的马克思主义小组联合起来，正式的组织中国共产党，他们征求我加入，我的入党就这样在李大钊、陈独秀的介绍下，在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前参加的。”李大钊是林伯渠马克思主义的引路人，对于李大钊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丰功伟绩，他终生不忘。1958年，林伯渠在《题李大钊同志文集》一诗中写道：“登高一呼群山应，从此神州不陆沉。大智若愚能解惑，微言如闪首传真。特抒政理合南北，未许主张泯浊清。尽有胸中无限事，敢抛热血护新生。”

林伯渠参加共产主义小组后，曾和沈定一（玄庐）、李汉俊等进行过几次座谈，讨论《共产党宣言》和共产国际两次大会的决议与文件。从此，林伯渠踏上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征途，以崭新的姿态为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而斗争，而且是终生不懈。1921年上半年，林伯渠在广州尽量利用空闲时间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阅读介绍俄国革命和社会主义思想的文章。这期间，《广东群报》长篇连载陈公博翻译的《马克思的生平和思想》，苏俄、匈牙利等国宪法，美国共产党党纲，以及列宁演说，还经常报道苏维埃俄国工农业文教设施等情况，也连载了不少批判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文章。林伯渠对当时流行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潮进行了比较研究。如果说中国年青一代的知识分子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主要是从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提高政治觉悟开始的，那么，林伯渠转变为共产主义战士，就不仅是读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而是同他多年的革命实践和艰辛阅历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后来，林伯渠在填写履历表或回忆参加革命的历史时，曾多次提到，他是“感于国内广大劳苦群众之受压迫与受十月革命之影响”而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又说：“从自身的经历中，也体验到一个彻底的民主主义者，他所走向的是共产主义的道路。辛亥革命前觉得只要把帝制推翻可以天下太平，革命以后经过多少挫折，自己所追求的民主还是那样的遥远，于是慢慢的从痛苦经验中，发现了此路不通，终于走上了共产主义的道路。这不仅是一个人的经验，在革命队伍里是不缺少这样的人的。”

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发挥重要作用

林伯渠是中国国民党的元老之一，曾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常委、总务部部长、农民部部长，深受孙中山的信任。1919年3月13日，孙中山致信林伯渠兄林修梅，说：“顷令弟伯渠兄来沪，备述近况，并奉惠书，甚慰。湘中频年苦战，皆兄与诸同志历任其难，而兄主义坚定，贯彻始终，尤为吾党坚贞之士。南望郴中，良深注念。……吾人为主义而战，为正道而战，自非奠定真正之共和，不能自卸其责。望兄与诸同人互相策励，力尽救国天职，国事幸甚，一切除面告伯渠兄外，專此奉复。”

尽管林伯渠的政治信仰已由旧民主主义转向信仰马克思主义，但他对孙中山这位革命先行者的伟大人格始终充满敬意。他认为，孙中山从青年时代起，就把身家性命无条件地奉献给祖国的民族民主革命，艰苦奋斗。数十年如一日，已经“用自己的心血给中国人民写下了一段有声有色，充满着光和力的伟大历史”。虽然在革命方略上，孙中山有过不少失误，因而遭到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但他也不断总结经验教训，随着时代的潮流而继续奋进。五四运动前后，林伯渠在孙中山身边工作，亲眼看到这位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在屡遭挫折后，毫不气馁，仍然忙于总结革命经验教训，撰写《孙文学说》，并亲自校对出版。五四运动把北京政府的三个卖国贼赶下台，使孙中山极大地提高了对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的认识，得出学生运动“于此甚短之期间，收绝伦之巨果，可知结合者，即强也”的结论。1921年5月孙中山出任非常大总统后，力树新风，对工人运动采取比较开明的态度，在广东的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能以公开或半公开的方式进行活动。陈独秀应邀担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后，把《新青年》编辑部和发行部也迁到广州，与他的北京大学学生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等改组了广东共产党组织，把其中的无政府主义者清除出去，先后吸收了杨匏安、杨章甫、冯菊坡、刘尔嵩、阮啸仙等先进知识分子和一些工人入党，以《广东群报》作为广东党的机关报，并举办工人补习学校，积极开展马克思主义宣传和工人运动。在外交方面，孙中山坚决反对帝国主义过去强加给中国人民的不平等条约。林伯渠对孙中山的敬意正在于此。正是对孙中山个人的敬仰、对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在未来中国民主革命中的作用的深刻认识，已经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林伯渠继续留在国民党内。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者之一，为此后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奠定了基础。

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根据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正确地分析中国社会状况和世界革命潮流，明确提出了党的反帝反封建纲领和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主张。会议指出：“在中国的政治经济现状之下，在中国的无产阶级现状之下，我们认定民主的革命固然是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于无产阶级也是有利益的。因此我们共产党应该出来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建设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为职志。”这里所说的“民主的联合战线”，实际上就是与国民党合作，林伯渠对党的联合战线的主张是坚决拥护的。他认为，孙中山本人是革命的，他是坚决主张反帝反封建的。林伯渠“曾亲见（孙）先生为海关问题而痛斥当时驻广州某领事，‘关税乃我国应得之收入，不得为外人所有……其时声色俱厉，使该领事瞠目而退。由此可见（孙）先生恨不平等条约对民族之束缚”。在反封建方面，由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取得辛亥革命的胜利，彻底地结束了几千年的封建帝制，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反封建运动。在反军阀方面，孙中山本人深受军阀之苦，他最早发起的护国战争、护法战争等都是结束军阀统治的生动实践。所以，早在辛亥革命时期伟大导师列宁就曾称赞过孙中山。至于国民党自身存在的那些问题，林伯渠认为是可以改造的。

林伯渠回顧这一思想形成的过程时说，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见到孙中山后，就对孙中山讲：“你是中国的民族英雄，不过你这个方法不行，你现在的军队也不行，搞不成功。”他建议孙中山：“你应该有一个很好的、有纪律的、由各阶级各阶层联合的党;开设军官学校，培养革命的军官干部。”孙中山听后，恍然大悟地说：“那么，就请你们给我帮助。以后应该如何搞？也希望共产国际能帮助我。”马林说：“我只是来交涉一下，如何进行我回去问一下。”现在我们在书上看到的1923年越飞与孙文宣言，就是马林回去以后，苏联派越飞来和孙中山订立的。这是一个帮助中国的宣言。当时越飞向孙中山明确提出了要改组国民党，孙中山相信这个话。不久越飞病了，到日本去养病，孙中山派廖仲恺到日本与越飞继续谈判。实际上，改组国民党的工作从这个时候就开始了。国民党的组织叫区分部、支部、执行委员会等，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这一套都是学的苏联的办法。从参与中共中央、共产国际同孙中山谈判的实践中，林伯渠产生了实行国共合作，既要帮助国民党，又要改造国民党的思想。后来的历史正是沿着这个线条发展的。

林伯渠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利用自己在国民党中的特殊身份，积极为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贡献自己的力量。当时林伯渠任国民党中央总务部长，积极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制订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是通过林伯渠向孙中山转达的，还通过他安排陈独秀、李大钊及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苏联政府代表越飞与孙中山会晤，林伯渠本人也曾参与这些会谈。“许多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也都直接间接同他有关。他不但帮助孙中山将国民党改组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并为维护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作出了坚定不移的努力，同反对和背叛孙中山新三民主义与革命三大政策的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22年下半年，林伯渠在上海同李大钊一起，参加了孙中山和越飞的会谈，一连谈了6天。8月28日，在林伯渠的陪同下，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第二次会见了孙中山，马林告诉孙中山：共产国际已建议中国共产党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实行两党合作，帮助国民党尽快恢复革命基础，发展革命力量。孙中山甚为感动并完全同意。他深切地感到与苏俄建立一个更紧密的联盟是十分必要的。这一天，李大钊由京抵沪，参加中共中央西湖会议后，经过张继介绍，也是在林伯渠的安排和陪同下会晤了孙中山，一起讨论了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的问题，并提出中国共产党党员准备加入国民党，真诚帮助他改组国民党。孙中山兴奋难抑，“畅谈不倦，几乎忘食”。在中共西湖会议后的几天里，陈独秀也拜访了孙中山，向他正式转达了中共中央的合作决定。孙中山向陈独秀、李大钊等表示，可以取消打手模、宣誓服从他个人的入党方法，按着民主化的原则改组国民党，并说：“你尽可一面作第三国际的党员，一面加入本党帮助我。”国民党临时执行委员会成立后，林伯渠继续留在上海，协助廖仲恺积极筹备改组国民党的工作。1923年底，他再次来到广州，担任广东《革命评论社》主任，同时为起草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在国共两党和苏联顾问鲍罗廷之间进行磋商。他还为毛泽东、夏曦、袁达时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做过许多努力。当时广州国民党临时中央曾决定，湖南出席国民党一大的代表全部由在粤的湖南省籍的党员中推选。因此一些人反对湖南按上海执行部通知选出的毛泽东等3人为代表。林伯渠积极为毛泽东等人辩护，使问题得到圆满解决。经过一年多的酝酿筹备，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排除各种干扰破坏，终于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和国民党党纲、党章，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反帝反封建主张，重新解释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同意共产党员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这样，就基本上实现了将国民党改组成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成功，宣告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有力地推动了中国革命运动和国民党自身的发展。林伯渠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林伯渠回忆说：国民党过去叫同盟会，以后叫国民党，以后改为中华革命党，最后又改为中国国民党，这些我都知道。因为那时我就是在国民党里办事的人。国民党改组以前，只在外国华侨之中有些党员，每年拿一些钱帮助孙中山，实际上它在中国并没有多大的力量，它的力量大多都是在开始改组以后逐渐发展起来的。……国民党改组之前，虽经辛亥革命的胜利，但他没有办法。那个时候北洋军阀统治着北方，在南方也有军阀势力，孙中山并没有多大的势力。到1922年，他才开始集中力量搞党，在上海环龙路24号开会，搞了个中央党部，是秘密的，但也没有多少事可做。当时中国共产党已经有了，国民党不少的地方组织，是共产党帮助它建立的，例如湖南就是如此。那个时候有一个人叫覃振，即后来南京立法院的副院长，也是湖南人，在上海中央党部工作，他问我湖南你有办法没有？我说有办法。当时毛主席正在上海，我就和他商量，请他回去帮助在湖南建立国民党的组织。北京、湖北、山东、河南的国民党组织，也都是在这个时期由我们党帮助搞起来的。1924年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各省的代表，每个省选举3人，另由孙中山指定3人，其中所选的代表，差不多都是共产党员，这就是国民党的开始组织，它所以能搞得这样大，是由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帮助的。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不但帮助国民党发展了组织，还帮助它组建了军队。刚才我们讲到的苏联派越飞来时就商量了这个问题，以后又派鲍罗廷、加伦（专管军事）来，帮助建立军队，于1924年6月建立了黄埔军校，开始训练军事干部。当时周恩来同志就在黄埔军校负责政治工作。以后编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是周恩来同志任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第二军是李富春同志任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第三军是现在新四军的朱克靖同志任政治部主任，第六军是我在那里任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开始时，一共就只有6个军。……以上这些都说明，国民党之所以能够恢复同盟会时代的革命精神，并发展了它的组织、组建了国民革命军，这都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帮助的结果。孙中山自己也承认这一点。1925年他在遗嘱中讲：“余致力国民革命，凡40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40年之经验，深知欲达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这就是说，经过40年他才知道革命“必须唤起民众”。可是我们共产党一开始就知道唤起民众，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我们不但知道，而且还把这告诉了孙中山，与他合作，帮助他改组了国民党和建立军队。国民党改组以后，不但国民党中央里有我们的人，各省的党部，有许多也是共产党人在那里搞。为什么孙中山搞了40年都没有摸到头绪，没有把封建军阀势力打倒，而国民党改组后，只用了两三年的功夫就把封建军阀势力打倒了呢？不是别的，就是因为有了马克思主义。国民党改组，办黄埔军校，都是因为有马克思主义在那里起了作用。从这一段历史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后，确实帮助和指导了中国革命，所以才有北伐战争的胜利。

鉴于林伯渠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的重要贡献，1960年6月他的战友吴玉章曾作诗：“参加革命忆同盟，民国初成似梦空。重组中华革命党，伯渠襄赞著丰功。十月革命照万方，联俄联共好主张。中山改组国民党，还仗伯渠作桥梁。”高度赞扬林伯渠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发挥的“桥梁”作用。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科研规划部）

责任编辑 / 马永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