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少军 王小棉

王辉（1911—2005）、王勖（1914—2002）、王勉（1916—2004）三姐妹是潮汕地区较早参加革命的三位女性。三姐妹与她们的革命伴侣沙飞（王辉的丈夫）、谢育才（王勖的丈夫）、杜桐（王勉的丈夫）一生忠于革命，坚守信仰，却又历经磨难，充满坎坷，既让人无比崇敬，又让人唏嘘不已。其中沙飞是中国著名摄影家，革命新闻摄影事业的开拓者;谢育才是海南最早的党和红军领导人之一，是20世纪40年代前期国共博弈的重大事件——“南委事件”的重要当事人。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在很长一段时间，他们对革命的贡献并没有被认可。改革开放以后，真实的历史才逐渐被公众知晓。

女当自强 投身抗日革命洪流

——王氏三姐妹成长经历

王氏三姐妹原籍广东省潮安县彩塘区东里乡。他们的父母亲结婚初期感情很好，生的第一个男孩却因不慎跌伤变成了驼背，祖母迫切希望母亲再生男孩。但是，母亲从第二个到第七个一连生了六个女孩。由于祖母重男轻女思想严重，一连生了几个女孩让她很生气，对母亲的态度很不好，还在父亲面前挑拨离间，使父母亲感情越来越差，以致母亲生了第三个女孩秀荔（即后来的王辉）后，因长时间忧郁、痛苦逐渐耳聋。第五个女孩被取名“亚完”，意思是女孩该生完了，学名王秀芫（即后来的王勖）。谁知再生第六个还是女孩。祖母非常生气，要把她送人，因父亲不同意才作罢，但取名“亚够”“亚止”，意即女孩生够了，该停止了，学名王秀芷（即后来的王勉）。由于母亲深受旧社会男女不平等的痛苦，她用自己的不幸遭遇教育儿女要有志气，要好好读书，有文化，长大后一定要有独立精神，女子一定要经济独立，才能过幸福生活。这使三姐妹从小就种下了女儿当自强的种子。

1936年，三姐妹通过拉丁化新文字研究会认识了汕头许多爱国青年，特别是认识了中共地下党员、国际主义战士李碧山（越南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革命活动多年，越南解放后回国，名李班，曾任越南外贸部长）对她们影响最大。1936年冬，李碧山先后介绍王勖、王辉参加中华人民抗日义勇军华南大队。1937年，王勖由李碧山、方朗介绍参加中国共产党，王辉由苏惠介绍参加中国共产党;1938年4月，王勉由王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秀芫、秀芷此时为自己改名为王勖、王勉，意思是要改掉过去带封建主义重男轻女色彩的名字，从此自强不息。自此，三姐妹都在共产党领导下，于抗战初期积极投身到抗日的洪流中。

1937年8月，汕头青年抗敌同志会正式宣告成立，王勖、王玉珠（即王秀荔）都是发起人之一，均任理事。该会为了开展部队和各县的群众抗日运动，组织第一五五师随军工作队。王玉珠初时参加随军工作队，后被调回汕头组织妇运工作，负责潮汕中心县委兼汕头市委妇女部，对外职务是青抗会妇女部部长，负责青抗会妇女抗日统战工作。她通过第一五五师师长李汉魂夫人吴菊芳做国民党汕头妇女会主任陈瑞莲的工作，共同筹备、成立汕头市妇女抗敌同志会，开展了汕头市各阶层的妇女抗日运动。1939年6月21日，日军大舉进犯潮汕的消息是由潮汕警备司令部秘书徐光兆（参加过南昌起义）用电话告知王玉珠，并委托她迅速通知汕头青抗会。王玉珠不但快速转达给汕头青抗会，并急电各县青抗会报警，使汕头青抗会能及时组织撤退。11月，王玉珠调任中共梅县中心县委妇女部长。

王勖则和她的同事辞掉较优裕的职业，脱产参加了随军工作队。以后党组织又把王勖调到澄海、潮阳等县，以小学教师职业为掩护开展妇女抗日运动和发展党组织的工作，先后任澄海县工委委员兼妇女部长，中共潮汕中心县委潮普惠南分委委员兼妇女部长，中共龙岩县委妇女部长。接着王勖被调到中共闽西南特委，和谢育才同志结婚后，留在闽西南特委工作至1941年。

王勉1938年4月入党后，6月即被党组织派去澄海县莲阳乡接替王勖的工作，后又被调去代替王玉珠电报局的工作，直至1939年端午节日军占领汕头后调离。

由于旧社会恶劣的环境和低下的医疗条件，王家原有九个兄弟姐妹中六个兄弟姐妹相继夭折，仅余三姐妹陪伴母亲。母亲也支持女儿，同情革命，1938年5月，中共潮汕中心县委机关搬到她们家——汕头市新马路79号，家乡潮安县彩塘区东里乡的“大夫第”祖屋也曾在1939年4、5月间成为县委机关所在地。

出生入死 留下中华民族悲壮历史

——沙飞、王辉夫妇

王辉的丈夫沙飞（1912—1950），原名司徒传，原籍广东开平，与王辉是汕头市电报局的同事。1933年两人结婚，为蜜月旅行买的照相机使沙飞对摄影产生了兴趣，逐渐迷上了摄影。沙飞认为摄影应该也一定可以为抗日救亡服务，因此他努力钻研摄影技术。

1936年10月8日，在上海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上，24岁的沙飞第一次见到鲁迅，并为他拍摄了一组照片。其中，照片《鲁迅先生和青年木刻家在一起》广为流传，影响深远。沙飞也深以拍摄鲁迅的这张照片为荣。11天后鲁迅逝世了，沙飞用照相机记录了鲁迅葬礼的全过程。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沙飞立马登程，带着鲁迅的照片底片、朋友们捐助的摄影器材奔赴华北抗日前线，8月底到达太原，任全民通讯社摄影记者，到抗日前线采访。1937年12月，沙飞在河北阜平正式参加八路军。

沙飞是中国共产党及军队第一位专职摄影师，为中共创立了第一个新闻摄影机构，在抗战最艰难时期创办了《晋察冀画报》。

在抗日战争中，沙飞跟随部队，冒着枪林弹雨深入现场拍摄了许多珍贵的历史照片，例如《战斗在古长城》《八路军铁骑兵向塞外挺进》等。这组照片成为反映中国抗日战争最经典、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1938年6月，白求恩率领医疗队从延安到达晋察冀，沙飞记录了白求恩在中国的主要活动。白求恩既是沙飞采访报道的对象，两人又成为战友、挚友、影友。1939年11月12日，白求恩不幸去世，沙飞星夜驰马向战友告别，并拍摄了白求恩遗容。白求恩去世时留下遗嘱将照相机送给沙飞。这部照相机是沙飞一生中最珍贵的物品，一直伴随沙飞至生命终点。

最令人感慨的是聂荣臻将军和被救的小姑娘美穗子的组照。当见到聂荣臻正准备派人将被解救的两个日本小女孩送还日军驻地时，沙飞敏锐地拍摄下来，并对身边的人说，这些照片目前可能没有什么作用，几十年后发到日本，可能会发生作用。1980年，《解放军报》发表姚远方文章《日本小姑娘你在哪里》及未署名的“将军与孤女”照片，日本《读卖新闻》社很快找到了当年的日本小姑娘美穗子，她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这张照片成为几十年后中日友谊轰动一时的一段佳话。

1942年7月7日，沙飞及其战友创办的《晋察冀画报》创刊号出版。这是抗战期间在全国各解放区中出版的第一本以摄影作品为主、有中英文的新型画报，向国内外公开发行。在这期间，沙飞全力以赴，由于时间紧、任务重，生活又艰苦，沙飞累得吐了血。他放照片时，用的就是白求恩送的放大机，因无电源，便把它改成日光放大机，每放大一张相片，几乎要用一个小时。沙飞为了从物质条件上保证办好画报，把一半以上精力放在照相制版、胶卷采购上。沙飞还以顽强的精神排除万难：没有暗房，创制了两个大的棉口袋，一个放大，一个显定;还和大家研究制作出铅皮制版法和轻便印刷机。沙飞从建立摄影科起就规定底片统一管理，采取防污防潮防失散的措施，底片随人携带，人在底片在。1943年12月9日，日军包围画报社临时驻地阜平柏崖村，沙飞在突围中负伤，双脚几乎致残。画报社牺牲了9名同志，掩护突围的工兵连除了一人受伤，其他英勇战死。在那样一个动荡的战争环境下，沙飞自己并组织战友们冒着生命危险随身携带大量的底片资料转移，用鲜血和生命保护下来的宝贵照片底版至今珍藏在中国照片档案馆和解放军画报社，这是一笔巨大而珍贵的文化遗产。

当沙飞在华北战场浴血抗战时，王辉则奉调到八路军办事处筹集与管理抗日经费。1939年春，中共闽粤赣边省委书记方方派王辉从汕头到香港找八路军办事处廖承志等，请示并准备去南洋到华侨中进行抗日救国募捐工作。此次去香港，王辉把两个孩子送到由宋美龄担任理事长的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下属的香港分会保育难童机构——香港保育院。离港前她嘱托友人：孩子的父亲已去华北前线抗日，我也随时都有可能牺牲，如果我死了，请你帮我照顾两个孩子。

1940年9月，王辉随方方离开广东到了桂林。她在李克农领导的桂林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了一段时间，在此她收到香港友人来信，说香港保育院已撤退到贵阳。1940年12月，王辉奉调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她乘八路军军车经过贵阳休整时，有意识地翻阅当地报纸，在报纸下角有关于香港保育院一批儿童到达贵阳的消息，终于在一座被日本飞机轰炸过的破楼里找到了自己的孩子。两个孩子经过长期逃难生活，骨瘦如柴、眼睛发炎、皮肤溃烂，像街头小叫花子。感恩老天，在远隔家乡千里之外落后闭塞的地方，她居然有幸意外“捡回”被迫亲手“送走”的孩子，一家三口得以团聚。经过周恩来的批准，王辉将孩子带到重庆。两个孩子后来跟随叶选平、李鹏等八路军亲属到达延安。

王辉这个名字是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后，由王玉珠改的，當时她担任中共南方局会计兼出纳，她在机要、电台所在的三楼办公，直接受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领导。南方局钱的来源绝密，财务账绝密，王辉的工作绝密。有几次周恩来把她叫到办公室，将现金交给她，让她当场清点。这些款项都是捐款，当时共产党经济十分困难，不少爱国同胞、华侨和外国朋友给予很大支援。周恩来再三嘱咐王辉，钱来之不易，要绝对保密，如果暴露，反动当局就会追查迫害捐款人，将造成极大损失。

1942年下半年，王辉患肺结核病，养病时她看到延安八路军军政杂志社出版的《抗战中的八路军》及沙飞主编的《晋察冀画报》创刊号，华北前线的照片，有的署名沙飞。她看着画报，想了很多。当初沙飞迷上摄影时，王辉万万没有想到丈夫竟然会弃家搞摄影。1938年底，王辉通过《新华日报》文章《模范抗日根据地晋察冀边区》，知道沙飞已奔赴华北前线参加了八路军，现在沙飞在用摄影为抗战服务，他个人生活怎么样了？想我和孩子吗？坚强的王辉掉下了眼泪。邓颖超看到她情绪低落，主动跟她聊天，王辉跟小超大姐谈了自己与沙飞的关系。大姐说，既然你们俩现在都参加了革命，如果他现在还没成家，就应恢复关系。谈话后王辉心情轻松了很多。

1944年3月，王辉奉调前往延安学习。她向从晋察冀边区来的同学打听沙飞的情况，当知道沙飞已经加入了共产党，还没有结婚时，一向冷静、沉着的王辉沉不住气了。她很快到周恩来、邓颖超那里，在谈了沙飞的近况后，要求转封信给他。邓大姐说，应该恢复关系。王辉马上写信给沙飞，“我在延安学习，两个孩子也在延安上学”。周恩来把信交聂荣臻后，聂荣臻发一封电报到晋察冀政治部，沙飞毫不犹豫明确表态，我愿意与她恢复关系。他知道，在自己内心深处始终有她、有两个孩子的位置，这也是他们分离了8年，而他仍然独身一人的根本原因。

1945年7月，王辉一行5人在路上走了一个月，终于到达河北阜平，她与沙飞在抗战胜利前夕团圆，并愉快地度过第二个蜜月。从1937年夫妻分离，到1945年团聚，经过了整整八年抗战的时间，两人不约而同参加抗战，进而又共同迎来了抗战的胜利，这是一件多么值得高兴而又庆幸的事情啊！年底，两个孩子从延安到张家口，一家四口在晋察冀边区胜利大团圆。在以后的4年里，他们又添了三个孩子，成为有7个人的大家庭。

然而，当沙飞、王辉为之奋斗的幸福生活即将来临时，沙飞却突然离世。在艰苦的战争年代，沙飞忘我工作，透支了生命，精神崩溃了。1948年，沙飞因肺病住进了医院。长期目睹残酷战争的沙飞患了精神方面的疾病，在失去自我控制的情况下，打死了一名医生，并为之偿命。

此后，沙飞的作品虽然没有在公众眼前消失，有关鲁迅的展览、画册、书籍及众多媒体大多用沙飞拍摄的鲁迅照片，但多数都没有署名。《战斗在古长城》作品成为纪念中国抗战活动和书籍等几乎必然的选择。

值得庆幸的是，在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沙飞案得到各级领导的重视和相关专家的支持，1986年5月，沙飞的军籍和党籍得到恢复。

2004年5月20日，身着八路军戎装、手持相机、被翠柏鲜花环绕的沙飞铜像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双凤山陵园落成。沙飞最后的13年是在晋察冀度过的，现在让他永远屹立在那里，拥抱他所热爱的土地与人民。

沙飞告别人生时不满38岁，没有一个亲人在身旁。2005年5月3日，几十年一直奋斗在银行系统，曾任广东省人民银行副行长、广东省财政局副局长、广东省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省侨联委员等职的王辉，以94岁高龄离世，骨灰安葬在石家庄双凤山陵园沙飞铜像旁的松树下。从此，两人永远相伴，永不分离。

九死一生 弃子越狱报警南委

——谢育才、王勖夫妇

王勖的丈夫谢育才（1904—1977）出生于海南万宁，1925年参加革命，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7月任中共琼崖特委常委兼琼崖红军总司令部参谋，10月任中共万宁县委书记兼红军第三营营长，发动并领导了万宁农民暴动。因为他参加革命，谢育才家12口人被敌杀害，妻女被卖。全家灭门的惨状让谢育才极度悲愤，更使他坚定信念，誓死与反动派血战到底。

1930年，谢育才在香港、上海两次被国民党当局逮捕。1931年出狱后，由驻上海的中共中央派遣进入中央苏区，后留在福建省委，从此在闽西战斗了10年。

1938年，谢育才与王勖结婚。1940年10月，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成立。11月，闽粤赣省委副书记谢育才调任江西省委书记。1941年5月，谢育才携妻子王勖离开闽西南去江西赴任，7月初抵达江西省委驻地，由于叛徒出卖，在吉安被敌特秘密逮捕。不久，江西省委及所属电台又全部被破坏。敌特阴谋进一步破坏南方党的领导机关——南委，但南委尚不知情。特务加紧了对谢育才的逼供诱降，得到的是谢育才“绝不放弃真理”的铿锵话语。敌人见劝降无效，又用骨肉亲情来软化谢育才。妻子王勖入狱不久即生下一男婴，孩子体弱多病得不到治疗，看守谎称带孩子去看病，将不足半岁的孩子骗出后单独囚禁在谢育才囚室的附近，孩子哭声震耳，让谢育才肝肠寸断。但这一切都无法动摇谢育才的革命信念，他曾向狱中难友表示“革命者为真理正义而流血亦心甚安”，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困在狱中的谢育才对南委的处境非常担心，多次试图带信出去都未能成功，又三次尝试越狱，亦先后失败。第三次越狱被特务发现，他们给他加戴重镣，并加高铁丝网。谢育才再也没有越狱的可能。不久，谢育才从零星传进狱中的消息及特务审讯时透露出的信息判断：江西省委被破坏殆尽，敌人正在想尽办法寻找南委领导人及驻地，南委处于危险之中。此时，谢育才心中再起波澜，他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尽快想办法向南委报警，想来想去，只能采取假自首的办法骗得敌人信任，力争换取离开戒备森严的集中营，早日报信。决心已定，谢育才思潮起伏，辗转不能成眠。个人的名节、生命与组织的安全，哪一个更重要？一个入党10多年的共产党员要签字放弃自己的信仰，这是多么痛苦的决定！谢育才给狱中难友留下一首诗：“为国捐躯身不忧，惟愿正气永存留。成败论定任褒贬，忠奸自让后史修！”

特务们为了钓到大鱼，把谢育才夫妇及未满周岁的婴儿押出集中营，软禁在特务头子庄祖方寓所院内。一天，特务问谢育才：“我们已和南委接通电讯了，南委要你回‘全福处，‘全福处是什么意思？人名还是地名，这你应该知道吧？”谢育才顿时吓出一身冷汗，“全福处”指的是中共福建平和县长乐区委书记张全福处，他负责南委电台的安全保卫工作。难道南委已经暴露？谢育才更加焦急。敌特若找到张全福就可以找到南委了。谢育才急中生智：“‘全福处是地名，在福建龙岩。”实际上这个地方与张全福所在的闽南平和县相距400余里。

情况危急，不能再等了。1942年4月29日深夜，谢育才夫妇趁一个看守外出未归的好时机，忍痛割爱，放弃未满周岁的孩子，跳窗越狱。谢育才把事先写好的两张纸条压在院中石板上，一张条子上写了首诗：“卑躬屈节非顺意，擒住雄心静待时，鸟已高扬人何慕，欲学叔齐与伯夷”，以表明心迹。另一张条子写给庄母：“庄老太太，孩子是没有罪的，請不要因政治信仰不同而杀害他。”

谢育才夫妇冒着敌人追捕的危险，日夜兼程。他们昼伏夜行，风餐露宿，白天躲藏在被盗挖过的坟穴里轮流睡觉，渴了舀坟场积水解渴，天黑了才敢出来匆匆赶路，后来又碰上土匪，将他们身上仅有的几块钱和手表都搜走了。因为心急，他们改为白天走公路，却不料碰上抓壮丁，把他们抓到乡公所……他们历尽艰难险阻，尝尽甜酸苦辣，经过24天步行，行程500多公里，途经赣、粤、闽三省约10个县，终于在5月22日到达闽粤边平和县的小（石示）村，找到南委军事干部刘永生和长乐区委书记张全福。

凭着救南委的决心与毅力，也凭着谢育才在闽粤赣10年游击战的经验与智慧，他们最终赶在敌人前头向南委报警，南委领导对江西省委严重情况才完全明了，因而南委书记方方和南委机关及下属组织均未遭受损失。但是由于南委组织部部长郭潜等疏忽大意，被捕并叛变，使江西、粤北省委和广西工委遭到严重破坏，这就是“南委事件”。可见，谢育才夫妇舍弃儿子越狱救南委这一历史事件是关系南方党安危的重大事件，他们为革命作出了巨大牺牲和贡献。但是，后来发生的“南委事件”把谢育才给牵扯了进去，致使他长期受审查。

1942年7月至1944年冬，谢育才夫妇在闽粤边和三姐妹在潮安的老屋过了两年半的隐蔽生活，直到1944年底潮汕党组织恢复活动后，谢育才被安排为韩江纵队军事顾问，后又担任东江纵队代理参谋长。1946年6月，谢育才夫妇随东江纵队北撤至山东解放区，在中共中央华东局党校审查“历史”的初步结论认为，不管谢当时思想动机如何，但在敌人面前签字自首是一种背叛行为，因此对谢育才补行开除党籍处分;但姑念他在历史上对党有很多贡献及越狱回来救南委，从1945年2月参加韩江纵队起重新入党。1948年中原局复查他的历史，补充复查结论认为谢育才在政治上是信得过的，1945年以前的党龄宜在江西被捕狱中情况清楚后再作处理。对此，谢育才没有怨天尤人，他更期待“历史问题”能得到彻底解决，恢复他1926年的党籍党龄。他耐心等待，更加努力地工作。

1948年5月至1949年10月，谢育才任许昌军分区司令员兼郑（州）洛（阳）警备区司令员。他积极组织剿匪反霸，参加淮海战役，完成阻击任务，做出了成绩。

1950年1月至5月，谢育才任广东省支前司令部参谋长。他出色完成后勤支前工作，对解放海南作出很大贡献。

1950年6月至1951年6月，谢育才任解放后第一任汕头市市长。正当谢育才全身心投入到汕头市城市接管和经济建设工作时，意外发生了。谢育才夫妇在狱中丢下的孩子被特务头子庄祖方收养。解放前夕，庄一家带着孩子逃到香港。解放初，广州市公安局进行策反工作，与庄祖方建立了联系。庄从报纸得知谢育才是汕头市长，表示如谢育才想要回孩子，他愿意送还。谢育才夫妇喜出望外，经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书记叶剑英同意，公安部门办理，孩子终于回到身边。没想到，不久便发生了广州市公安局“两陈事件”（解放初公安部一大冤案。广州市公安局策反原国民党特务头子庄祖方，被错误认为“与敌特勾结”，公安局首任正副局长陈泊和陈坤受到开除党籍、逮捕、监禁等严厉处理，涉案多人。1980年平反），谢育才因“回归孩子”事受到牵连。同时，这一期间发现谢育才离开集中营时在“死结”“密结”上签名没有交代，因此怀疑是假越狱，有意隐瞒，受敌特之意而“潜伏”下来。这几个偶然之事凑合在一起，就成了“严重问题”。谢育才受到严厉的审查，结论措辞严重：“有意长期隐瞒严重的历史关节问题”“叛党与破坏党的行为”等等，谢育才再次被“开除党籍”。

这个结论对谢育才打击很大。其实在“死结”“密结”上签字，是任何人离开集中营均须履行的“手续”，所以他当时就忽略了，着重交代的是“自首书”的签字。但无论是被审查，甚至因某种原因被开除出党，在谢育才的内心，坚持一生跟党走是他不变的初心和坚守的信仰。尽管解放后谢育才一直不被重用，但只要有工作机会，他都认真负责，任劳任怨，作出自己的贡献。

谢育才被开除党籍后，调到华南垦殖局工作。他曾率领百余名专家，踏遍粤桂边及海南的深山密林，进行热带资源有关气象、土壤、种源等的调查，用半年时间初步查清热带资源，编著成册，为大力发展橡胶及热带作物提供依据。1957年，谢育才重新入党，调任海南农垦局局长兼党组书记，后兼任海南行署副主任。他更加日夜奔忙于全岛各农场，组织生产，使橡胶种植面积达100多万亩，是种植最多的年份。他还积极组织大量发展其他热带经济作物。这些努力，为打破帝国主义封锁，建立我国的橡胶工业作出积极的贡献。1960年2月周恩来总理视察海南时非常高兴，表扬广东省和海南地区领导重视发展橡胶的战略眼光，对农垦局领导和职工当面热情鼓励。

十年动乱中，谢育才被定为“叛徒”，并再次被开除党籍。1977年3月25日，一个三次被捕、三次被开除党籍，被定为“叛徒”的老人含冤逝世了。临终前，他一再叮咛家属要代他表明心迹，澄清事实，恢复其1926年的中国共产党党龄。

谢育才去世后，妻子王勖遵照他生前遗愿，继续不断向党组织提出申诉。省委和中纪委先后撤销了十年动乱和1951年对谢育才开除党籍的决定，1999年1月8日，谢育才1926年至1945年一段的党籍党龄也得到恢复。

谢育才悲壮的人生令人扼腕慨叹，但他三次被开除党籍仍要求入党，他对信仰的执着与坚守震撼着我们每个人的心灵！

王勖是谢育才的妻子，也是战友和难友。她与谢育才同时被捕，为了救南委弃子越狱，历经艰辛。作为这一重大事件的直接参与者，她在谢育才历史问题的申诉过程中，书写下这一段不为人知的惊心动魄的历史，为中华民族留下一笔珍贵的精神财富。正是由于王勖和许多有历史责任感的人的不懈努力，历史终于还谢育才一个清白。现在，在四川重庆红岩纪念馆呈现了“1941年南方局江西省委书记谢育才”的名字和照片。

王勖在热科院南亚所所长兼党总支书记职位离休。在离休后的日子里，她几乎就是为了替谢育才申诉而忙碌着，七八十岁的高龄仍四处奔走。2002年，也即谢育才的历史问题得到彻底解决三年后，王勖辞世，享年88歲。她完成了谢育才的遗愿，可以告慰在天国的丈夫。

呕心沥血 为党为民鼓与呼

——杜桐、王勉夫妇

王勉的丈夫杜桐（1912—1967）是我党在潮汕地区一位出类拔萃的文化战士。杜桐出生于广东普宁。他参加了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并在1936年3月31日因参加“抬棺游行”与其他50人一起被捕。在监狱里，他们坚持斗争，毫不动摇，并在一同被捕的地下党员、清华大学学生党支部书记赵德尊的领导下出版了用草纸片抄写的秘密刊物《牢狱之光》《火花》等。杜桐在狱中积极参加斗争，赵德尊因此多次找他谈心，并介绍他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6年6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杜桐出狱后，即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深入北平外围农村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工作。1936年暑假，杜桐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回到潮汕家乡，任汕头市立第一中学国文教员。他提倡“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又和地下党员、“中华人民抗日义勇军”潮汕方面的负责人李平等取得联系，迅速在潮汕扩大一二九运动的影响。

1936年10月，杜桐接受“义勇军”扩大抗日救亡宣传的任务，担任《天声晚报》副刊《海岸线》主编。由于抗日救国立场十分鲜明，文风犀利明快，又富有地方特色，刊物深受读者欢迎，出版第二、第三期后，发行量由数百份骤增到1000多份，在群众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因而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恐慌。他们先是解除杜桐汕头一中教员的职务，后又在1936年12月11日晚上，由汕头市公安局会同驻军第一五五师军法处，派出军警到住处把他逮捕。《海岸线》被迫停刊，杜桐等8人被捕，直到国共合作抗日后才被分批释放。《海岸线》出版虽然不到两个月，但它为潮汕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作了舆论准备。

1937年8月13日，汕头成立“汕头青年救亡同志会”（后改为“青抗会”）。杜桐回到汕头即加入了这一团体，并且很快成为该会的领导人之一和《抗敌导报》编辑。青抗会组织了一批同志参加第一五六师随军工作队，杜桐担任队长兼地下党支部书记。

1940年春，党组织把一些平时已经受到“注目”的青抗会干部调离潮汕，杜桐和已于1939年结婚的妻子王勉被调到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在周恩来领导下工作。杜桐在重庆改名“杜海人”，任南方局青年工作委员会干事，并任《新华日报》副刊《青年生活》编辑;王勉改名“王励”，担任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出纳。在重庆，杜桐意外遇到了一二九运动时的学生领袖蒋南翔。当时，蒋南翔负责南方局青年工作委员会的工作，他关注和重视杜桐向他汇报的潮汕青年救亡运动的情况和他个人曲折的经历，马上要杜桐写成书面材料，这就是后来收藏在中央档案馆的《潮汕青运概况》一文。

在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杜桐和王勉都只是一名小兵，但能在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杰出的革命家身边工作，革命前辈的言传身教，影响他们终生。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夏天，杜桐夫妇辞别美丽的巴山蜀水，前往香港。杜桐的新任务是担任中共中央香港分局书记方方同志的秘书和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在港主办的杂志《正报》负责人，在香港开展方言文学运动。1949年6月任新华社华南总分社副总编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杜桐任中共汕头地委秘书长;1952年任粤东行署文教处副处长，分管文化艺术的领导工作。他重视潮剧改革工作，而且经常到剧团与艺人座谈，了解情况，解决问题，在潮剧艺人中留下很好的印象。1954年，杜桐调省里工作，任广东省委宣传部、文教部高等教育处副處长、处长。

1958年，杜桐被下放到海南岛。在参加农村生产劳动的过程中，杜桐常常听到青年男女对唱情歌。黎族同胞没有自己的文字，民歌民谣千百年来都是口头语言代代相传，很少有人把它转译成汉语。这样，宝贵的民间文学遗产就越来越趋于式微。杜桐觉得应当把它抢救过来。从此，杜桐就利用和群众一起劳动或下乡工作的机会积极搜集民歌民谣，两位黎族青年文艺工作者也做了他的得力助手，日积月累，达到可观的数量。在这些民歌民谣中，有一首广泛流传于五指山系七指岭周围的民歌《甘工鸟》特别引起他的注意，经过一番努力之后创作出黎族长篇叙事诗《甘工鸟》。这部作品在1959年短短几个月内写成，是为庆祝国庆十周年献礼而作。他因此被邀请到北京参加国庆十周年庆典，受到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

1959年冬天，杜桐结束了下放生涯，重新回到广州，担任刚复办不久的暨南大学党委委员、中文系总党支书记兼系副主任。杜桐尊重、爱护知识分子，使得大家心情舒畅，努力工作。在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上，杜桐注意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注意用启发式的方法对学生进行教育，反对简单粗暴。杜桐常常说，暨南大学是一所华侨大学，要注意到侨生特点，因材施教。不少暨大中文系当年的毕业生一提起杜桐，都异口同声地说：“他是一个光明磊落的人。”有的说：“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对我们这些学生的慈爱，不会忘记他君子兰般的风度，要是能活到今天，该有多好啊！”

可惜，在十年动乱中，杜桐在暨南大学被作为“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派”批斗。1967年3月9日，这位坚强的革命文化战士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1978年9月22日，暨南大学为杜桐等同志隆重举行追悼会，为他们公开平反昭雪。杜桐的长诗《甘工鸟》也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再版，并在1980年3月广东省第二次文代会上评为省优秀作品。接着，《甘工鸟》又被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歌舞团改编成舞剧搬上舞台，这部舞剧还参加了广东省和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大会，并在广东省和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中和全国广大观众见面。

王勉在广东省建筑设计院党委书记职位上离休。

三姐妹离休后，仍然关注党的事业和国家的发展，关心下一代成长。王辉、王勖、王勉每年都向希望工程捐款，由王勉代办捐款手续。她们还特别为资助女童的“蓓蕾计划”捐款。这也许与她们早年经历的旧社会重男轻女的伤痛有关。三姐妹还经常聚会，讨论问题，相互支持。让子女们感到敬佩的是，他们从来没有听过三姐妹之间发生过争吵。三对夫妇都只剩下妻子，她们是有血缘关系的三姐妹，更是有过共同革命经历与相似人生磨砺的战友。

进入21世纪的头5年，潮汕王氏三姐妹先后走完了她们光荣而坎坷的人生历程，以两人88岁、一人94岁的高龄谢世。

对于现在年轻的一代，山河的破碎、战争的残酷、英雄的伟业，显得那样遥远。但是，革命前辈为这个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所自觉背负的责任、所坚守的信仰与理想、所作出的贡献与牺牲，将永远铭刻在我们心中。今天，我们正处在继往开来、接续奋斗实现中国梦的伟大时代，同样需要伟大的信仰，同样需要人们对信仰的坚守与持续不懈的努力。传承先辈的红色基因和革命精神，努力实现无数志士仁人为之奋斗终生的理想，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与担当。

责任编辑 / 马永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