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世勇

我长大了，父亲却老了，染来的这黑发，却已不是青春的颜色。

近些年，父亲上了年纪，耳朵越发的不好使了。叫唤他不应后，母亲常常向我抱怨，玩笑着说他像是故意的，任凭别人吼破了嗓子叫唤就是不应。只怕是和他说个话，要让全寨子的人都听得见才作罢。

说到老时，许多人可能都会想到弯腰驼背，总也要在白花的头发上做文章，我也不例外。父亲的背虽不怎么佝偻，白发却是一天多似一天，若是隔段时间不染一染，便是满头的白。

父亲办过学堂，当过教书先生，单他一人，只教授语文和数学。我当过父亲的学生，在他的学堂里念了三年书。父亲只教一二年级的学生，到了三年级，就得去村里的小学念书。头两年念完时，父亲说我还小，村里的小学离得远，来回的小路要走上几小时，怕我这一来二去跟不上别人，就让我再复读一年。待长大了些，再去学校念书。

那些年，家里的院坝还没有铺上水泥，到处都是泥巴。清明过后总爱长出些杂草来，下了课，拔草便成为我童年时的一大乐趣。父亲曾以奖励糖果的方式鼓励我们拔草，但从不占用上课时间。

那时房屋的侧面还有几棵树，夏天长出来的果实虽不能吃，但是可以卖些钱。顽皮一点儿的学生课间总爱往树上爬，坐在枝丫上拼命摇摆。因为害怕父亲的责备，又实在看着痒痒，我也偷偷爬过几回。当着父亲的面，倒是没有学生敢爬。父亲害怕爬树的人从树上摔下来，因此每每看到，就严声喝住。实在拿我们没办法，就往树干上抹上了屎，这一来也就没人再爬了。

上课铃声是用个小铁锤子敲一根空心的铁筒发出来的，特别地悦耳，整个寨子都能清晰地听到。有一回父亲下到地窖里去取红薯，我便敲了那钟几下。待父亲上来时，我问父亲是否听见了铃声。父亲回答说那是当然，还说不论在哪里都能听得到。

教室被简陋地安排在厕所旁边的小柴房，课桌是一块块长长的木板，凳子也是父亲做的长凳，黑板是涂着黑漆的木板，唯独粉笔和课本是买来的。上课的时候学生不能专心，睡觉的睡觉，打闹的打闹，发呆的发呆。因为离着厕所只有像栅栏一样的抹着牛粪的竹排，所以时常在天气炎热的时候发出些恶臭，不时还伴着几声猪叫。没有办法用心听课，父亲亦是拿我们没办法。只得时时提醒，处处用心。

中午休息的时候，如果阳光正好，父亲会搬来一只凳子慵懒地坐在台阶上让学生给他拔胡须。有时拔着拔着他就睡着了，但是等到快要上课的时候，他就能自然地醒过来，敲响下午的预备铃。

父亲除了当过教师，还当过“理发师”。初中以前，我的头发都是父亲给剪的。起初父亲用的是一般的剪刀，后来买来了推剪，理发就变得更简单了。除了我，寨子里上了年纪的人也曾让父亲帮忙理过发。他们说舍不得花钱，而且父亲的技术不错，干脆就让他理了。

父親的学生也成了受益者，经常排着队让父亲给理发。父亲不厌其烦，一一帮他们理了。每隔一段时间，那些剪下来的头发就能装满一个垃圾桶，像理发店。我曾开玩笑地说：“若是每剪一个收两块钱，都可以赚不少了。”可父亲笑着说：“帮人家理个发，不值得什么钱”。

待我上高中，邻居家买来了电推剪，父亲常常向人家借来用，不过此时的我和父亲交换了角色，我成了理发师，父亲成了我的顾客。父亲坐在板凳上一动不动，如同小时候的我，但又不像。因为我比父亲顽皮得多。坐在凳子上的我，总是动来动去，不耐烦地问父亲剪好了没。父亲的回答总是那句“快好了。”

如今在帮父亲理发时，常常是我剪到一半的时候父亲就酣眠了，于是我在想：“是我剪得太慢，还是父亲老得太快了？”越是剪到最后，父亲的白发越是暴露在我眼前，那可是老去的象征啊。

剪完头发后，父亲总要拿着他买来的药水把白发染黑。用小刷子蘸着药水往头发上抹。后脑勺的地方他看不到，需要我帮忙。我一遍一遍地把药水往他的头发上刷，心中满是感慨——我长大了，父亲却老了，染来的这黑发，却已不是青春的颜色。（作者系贵州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音乐学专业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