卿鸿宾　钱玉趾

关键词：余秋雨;《文化苦旅》;《都江堰》;信马由缰

都江堰是驰名中外、举世无双的水利工程，是世界水利史的一大奇迹，是人类优秀文化遗产的一座丰碑。《辞海》列有“都江堰”的词条，言为“我国著名水利工程之一。”[1]2000年，都江堰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对都江堰这个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的水利工程，人们都会怀着崇敬的心情前往瞻仰。

余秋雨是中国著名文化学者、理论家、文化史学家、散文家，曾获“中国最值得尊敬的文化人物”荣誉称号。毫无疑问，他对都江堰应该了如指掌。可是，他在《文化苦旅·都江堰》中却这样说：“我去都江堰之前，以为它是一个水利工程罢了，不会有太大的游观价值。只是要去青城山玩，要路过灌县县城，它就在近旁，就趁便看一眼吧。因此，在灌县下车，心绪懒懒的，脚步散散的，在街上胡逛，一心只想看青城山。”那么，余先生究竟看到了什么，又写了什么呢？他的美文《都江堰》真有那么美吗？

一、关于“索桥”的建造材料

余先生“只是要去青城山玩”，“一心只想看青城山”，因为（都江堰）“就在近旁，就趁便看一眼”。这时候，他“心绪懒懒的，脚步散散的”，他看到了什么？《都江堰》是这样写的：“看到了一条横江索桥。桥很高，桥索由麻绳、竹篾编成。跨上去，桥身就猛烈摆动。越是犹豫进退，摆动就越大。在这样高的地方偷看桥下，一定会神志慌乱。但这是索桥，到处漏空，由不得你不看。一看之下，先是惊吓，后是惊叹。”

彭述明、肖帆等说：“都江堰建成之后，一直用竹、木、卵石修建灌溉、防洪工程。1952年春以后，开始从渠首到灌区的干、支渠进口，用钢筋混凝土陆续修建闸坝，干渠用钢筋闸门，支渠用木闸门并逐步改为钢闸门;由手摇绞车、丝杆、葫芦启闭逐步改为电动启闭……”[2]

这座“索桥”古名珠浦桥，又名笮桥、绳桥、竹桥、竹藤桥，最后改名“安澜索桥”。桥以竹为缆，以木为桩。1962年，其竹底索改为钢索;1964年，木桥桩改为钢筋混凝土桥桩。1974年安澜索桥迁建于原址100米处。走上安澜索桥，都江堰的景观可尽收眼底。

据知识出版社《文化苦旅》初版时间（1992年3月）推算，《都江堰》一文的初样当完成于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此时安澜索桥的竹索改为钢索已有20多年。余先生这时上此桥游览，他看到的应该是钢索，而不是“麻绳、竹篾编成”。是因为他“心绪懒懒的”看错了吗？或者是看清楚是钢索，因它早先是竹索而这样写呢？即便把时间上推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此时的安澜桥也是钢索、是钢筋混凝土的桥桩，走上桥不会有丝毫惊吓感;认为是麻绳、竹索的人反而可能会感到惊吓。难道余先生是1962年或之前游过都江堰，他的《都江堰》是在追述少年时的经历？余先生出生于1946年。

《都江堰》写成后，收入《文化苦旅》。癸巳年（2013年），余先生在新版《文化苦旅》的《新版小叙》中说：“我对新版《文化苦旅》做了些必要的删补……由我自己选编。”新版《文化苦旅》于2014年4月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第1版。为避免错讹，本文主要依据2016年1月第14次印刷的版本。[3]

二、关于“四川平原”与“成都平原”

《都江堰》篇首写道：“一个两千多年前的水利工程……直到今天还一直执掌着亿万人的生计。”“万里长城当然也非常伟大……实际功能历来并不太大，而且早已废弛。都江堰则不同，有了它，旱涝无常的四川平原变成了天府之国……每当中华民族有了重大灾难，天府之国总是沉着地提供庇护和濡养。”

中国有四大平原，其名称与面积如下：东北平原（35万平方公里）、华北平原（31万平方公里）、长江中下游平原（20万平方公里）、关中平原（4万平方公里）。而成都平原面积9100平方公里，在四川盆地的西部，只有四川盆地面积（20万平方公里）的4.5%大，是上述四大平原面积总和（90万）的1%，这些应该是地理学常识。它们也意谓着：除成都平原外，中国富庶的产粮区还很多。目前四川在九大产粮区（所谓“九大粮仓”）里排名还靠后。历史上，尤其是唐宋时期及抗日战争时期，四川作为战争的大后方，所出税赋、粮食在全国占比的确很大，但不宜强调过了头，什么“每当”“总是”一类的词，用得太绝对、太火爆，令川人尴尬，川外之人瞠目。

这里还要说一点：《都江堰》把“成都平原”写成“四川平原”——正规的地理书上没有这个说法吧？

三、关于都江堰的主体工程

最早记载“都江堰”的是《史记·河渠书》：“蜀守冰，凿离堆，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浸，百姓飨其利。”又载：“太史公曰：余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西瞻蜀之岷山及离堆……而作《河渠书》。”

冯举、谭继和、冯广宏《成都府南两河史话》说：“李冰建堰，最艰巨的工程是在岷江左岸坚硬的砾岩山坡上，开凿出一个20米宽的进水口，现称宝瓶口。分离出去的山堆，就叫离堆。现在离堆上面有一座伏龙观，成为名胜之区。那种砾岩，就像是天生的混凝土……开凿十分费力……成都二江从宝瓶口开始，向东南分出两条航道：一条名叫郫江……一条名叫流江”[4]。

顾浩《中国治水史鉴》说：都江堰枢纽工程，“主要是鱼嘴、飞沙堰和宝瓶口。鱼嘴……建筑在岷江江心，把江水分成东西两股。西股叫外江……东股叫内江……李冰又在鱼嘴上游的江心砌了一条堤堰，解决了内江的进水量问题……宝瓶口，是凿穿玉垒山的引水口，是控制内江水量的咽喉。其宽约20米，高40米、长80米……被水分开的玉垒山末端称为离堆……飞沙堰处于金刚堤尾部和离堆之间……如遇特大洪水，飛沙堰会自动溃决，使洪水直泄外江……二是飞沙，将上游挟带入内江的泥沙和卵石排入外江……这是李冰的又一项独具匠心的设计。”[5]

彭述明、肖帆说：“都江堰渠首工程由鱼嘴、飞沙堰、宝瓶口三大主体工程（组成）……鱼嘴位于三大工程之首……鱼嘴、金刚堤把岷江分成内外二江……主要用于泄洪排沙……灌溉……飞沙堰是位于金刚堤下段的泄洪低坝，上距鱼嘴700米，堰口宽240米……把水拦入宝瓶口，保证成都平原用水;当内江引水量超过宝瓶口警戒水位时，多余的水便从飞沙堰自行溢出;如遇特大洪水，飞沙堰会自动溃决”[6]。

余先生的《都江堰》是这样写的：“一个两千多年前的水利工程……它就是都江堰……我已站在伏龙观前——眼前，急流浩荡，大地震颤……奔着奔着，遇到江心的分水堤，刷的一下裁割为二，直蹿出去……他（李冰）未曾留下什么生平故事，只留下硬扎扎水坝一座。”

我们在《都江堰》中细细寻找，只找到都江堰、伏龙观、分水堤、水坝四个词语，而不见都江堰渠首三大主体工程鱼嘴、飞沙堰、宝瓶口等词语，更不见类似《史记·河渠书》所载“穿二江成都之中”的描述。司马迁在《河渠书》中两次说到离堆，今在离堆的岸壁上镶嵌着“離堆”这两个擘窠大字，十分显眼，可余先生竟一次没说及。那个“分水堤”是指鱼嘴还是金刚堤？那个“水坝”是指飞沙堰吗？“堰”是较低的挡水构筑物;“飞沙堰”是泄洪低坝，遇特大洪水，“会自动溃决”。我们多次看到的飞沙堰，流水都从堰顶漫过。“坝”是拦水的构筑物，比堰要高，一般说会把水流拦断，如拦河坝。“坝”与“堰”是有区别的。都江堰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理由最重要的一条是“以无坝引水为特征”。如果说只建造了一座“硬扎扎水坝”，那么，“都江堰”就要改名“都江坝”了。

四、关于都江堰水利工程的主要功能

司马迁在《河渠书》里说：“蜀守冰，凿离堆，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溉浸（灌溉）”。这是说，李冰治水的目的是避水害、行舟、灌溉，灌溉排第三位，而行舟（航运）排在前面。顾浩《中国治水史鉴》说：“李冰等人通过详细勘察，制定出了防洪、灌溉和航运的综合治江规划”[7];彭述明、肖帆说：都江堰水利工程“形成了一个具有防洪、灌溉和航运相结合的综合性水利工程。”[8]

冯举等《成都府南两河史话》说：“在《史记·河渠书》里，是把都江堰放在航运工程这一类中来叙述的，突出地描写了两条;一是开凿出著名的离堆，二是新开出成都二江……兴修都江堰的实际目的，等于是开运河，让岷江改道通成都……成都二江从宝瓶口开始，向东南分出两条航道……两条航道保证率更高……都江堰修成之后，效益就不仅是航运了……成都和成都平原便真正地成为天府之国，做到了‘水旱从人，不知饥馑。”[9]

余先生的《都江堰》说：“公元前三世纪出现过一项并不惹人注目的任命：李冰任蜀郡守。据我所知，这项任命与秦统一中国的宏图有关。本以为只有把四川作为一个富庶的根据地和出发地，才能从南线问鼎长江流域。然而，这项任命到了李冰那里，却从一个政治计划变成了一个生态计划。他要做的事是浚理、是消灾，是滋润，是灌溉。”其中，说到了消灾（防洪）、灌溉，没有说行舟、航运。

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资深馆员、著名水利史专家冯广宏先生（今年88岁）曾任四川省水利研究所总工程师，对都江堰的研究既长久又深入，其《李冰送来一个“天府”》说：“请不要误会，李冰当时修这座大堰，目标并不是为了灌田……是为了开凿运河……这些河渠皆可行舟;如果水量有余，就用来灌溉农田”[10]。

以上论述，与《史记·河渠书》“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浸”的历史记录是吻合的。

史禄（监禄）修建的著名的灵渠工程，主要为了航运。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派尉屠睢率兵50万向岭南征战，因为交通不便，一度受挫。出于军事征战需要，秦始皇遂派史禄修凿灵渠（在今广西兴安县）。顾浩《中国治水史鉴》说：史禄“调用兵卒数十万人，花了5年多时间，于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凿成了灵渠……灵渠始终是南北交通的要道（秦军顺利进军岭南）……灵渠不但可以通漕运，而且可供农田灌溉和城镇用水……京广、湘桂铁路陆续通车后，灵渠逐渐失去了当初的航运功能。”[11]

在李冰之前的蜀郡守是张若（秦军将领）。他上任后镇压蜀人的反抗，诛杀了几任蜀侯，巩固了蜀地的统治。此时，秦军以蜀为基地开始伐楚。冯举等《成都府南两河史话》说：“前280年，司马错就募集了10万巴蜀兵卒，用一万艘战舰载着军队和600万斛大米，沿岷江、长江航线顺流而下，进攻楚国，占领了楚黔中……3年之后……张若起兵伐楚，攻占了巫郡和长江南岸土地……先秦时期的秦国肯花大量人力、财力来兴修工程（包括都江堰），恐怕并不是着眼于为民造福，而是为长远的统一战略服务的。”[12]这是依据《华阳国志·蜀志》的叙述。

冯广宏老先生对李冰研究的新见更令人敬佩。其《把李冰的生平还给李冰》一文说：都江堰外江出的李冰石像，颔下没有胡须，应是青壮年像。“秦人一向崇尚军功。李冰的前任张若，本是领兵作战的将领，推李冰的田贵，也是惠文王的中尉（卫队长）。李冰能够节节提升，直到担任郡守……而以军功提升高位。”[13]

具有军官身份的李冰升任蜀郡守之后，重要职责是要贯彻执行秦国朝廷军事政治的方针政策。因此，冯举、谭继和等说：李冰修建都江堰“恐怕并不是着眼于为民造福，而是为长远的统一战略服务的。”此说有一定道理。李冰修建都江堰、穿二江成都之中的航运功能不应小视（具体航运功能略）。没有航运功能，都江堰灌区的粮食运不出去，将是大问题。杜甫《绝句》有“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句，可想那时的航运是多么发达。只是近代汽车、火车、飞机等交通运输业的高速发展，成都平原的水路航运才逐渐式微，甚至被人淡忘。余先生的《都江堰》不知为什么偏偏不提都江堰旧时第一重要的航运功能，而只是说：“这项任命到了李冰那里，卻从一个政治计划变成了一个生态计划。他要做的事是浚理，是消灾，是滋润，是灌溉。”余先生的叙事思维令人不好理解。起码，这表明他读史的马虎。

五、关于都江堰出土的石人像与李冰石像

都江堰渠首共出土5尊石人像。其中，李冰石人像是公元168年所造，持锸石人像造像年代大致相近;其余三石人像可能造于建安四年（公元199年）左右。按新近的观点，五尊石人像应是地面建筑中的立人像，与立于江中测量水位无关。

都江堰市文物局馆员刘文强、徐军《都江堰渠首出土石人相关问题探讨》说：都江堰渠首出土的石人像，“1974年1尊、1975年1尊、2005年2尊、2014年1尊。”此文具体说：“1974年迁建安澜索桥，3月3日在开挖外江三号桥基……出土大型石人造像一尊……通高290厘米、肩宽96厘米、厚46厘米……石像头上戴冠……身着衣饰三层，均为右衽，最外层为交领直裾深衣，腰间束带，两手交置胸前……石像两袖和衣襟上有隶书题铭三行……中为‘故蜀郡李府君讳冰;左为‘建宁元年闰月戊申朔二十五日都水掾（注：公元168年）;右为‘陈壹造三神石人珍（镇）水万世焉（注：水官陈壹）……此件石像亦多被称为李冰石像。”[14]

上文又说：1975年1月18日，“再次出土大型石刻人像一尊……东南距李冰石像出土地约37米……残肩缺头……两手出露于袖外，右上左下持锸而立……与李冰石像的斜布纹雕刻技法一致。石像整体残高185厘米、肩宽70厘米。锸高28厘米，宽25厘米，锸把长134厘米……锸柄下部似有题铭……无法辨认……2005年3月4—6日……出土两尊石人造像及一些其他遗物……邻近李冰石像的出土位置……均为青石圆雕而成，头部残缺……2005-1石像残高209厘米、肩宽82厘米……2005-2石像残高194厘米，肩宽82厘米……2014年4月24日……发现石刻圆雕人像一尊……造型风格与2005年所发现两尊石像基本一致……残高238厘米，肩宽65厘米、厚46厘米。”李冰石像高290厘米、肩宽96厘米，按此数据折算，上述4个残缺石像的原来身高分别应为：247.6（或260）厘米、211.4厘米、211.4厘米、196.3厘米。按李冰石像头、肩比例折算，持锸人像约高260厘米。

此文最后說：《华阳国志》“述说的是李冰曾做三石人立于水中以测量水位的变化……《蜀中广记》卷六引《古今集记》载：‘李冰使其子二郎作三石人以镇湔江……”，“此五尊石人应与《华阳国志》所载的以作测水之用的三石人无关……当为东汉晚年对古代治水先贤特别是与都江堰相关的治水英雄的祭祀类地面建筑中的神像。”以上论说论据较多，应较可信。

关于出土石人像，《都江堰》说：“李冰在世时已考虑事业的承续，命令自己的儿子做三个石人，镇于江间，测量水位。李冰逝世四百年后，也许三个石人已经损缺，汉代水官重造高及三米的‘三神石人以测量水位。这‘三神人其中一尊，居然是李冰的雕像。这位汉代水官一定是承接了李冰的伟大精魄，竟敢把自己尊敬的祖师放在江中用于镇水测量。他懂得李冰的心意，唯有那里才是其最合适的岗位。石像终于被岁月的淤泥掩埋。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出土时，有一尊石像头部已经残缺，手上还紧握着长锸。有人说，这是李冰的儿子。即使不是，我仍然把他看成李冰的儿子……出土的石像现正在伏龙观里展览。”

《都江堰》一文沿袭《华阳国志》旧说而做出判断及描述，这没有错，问题是1974年出土的李冰石像高290厘米，这是当时报道了的（如《文物》1974年第7期王文才文），进入90年代后更为广泛讨论，作为学者的余先生不可能不知。可是他偏要随心所欲，在《都江堰》里称李冰石像“高及三米”，多说了整整10厘米。他甚至还说：“汉代水官重造高及三米的‘三神石人以测量水位”。从词句理解，“三神石人”都高及三米，实际上，最高的2.9米，其次只有2.47米、2.11米、1.96米（按残缺像测量更矮）。再说，1974年出土一石人像、1975年出土一石人像，20世纪70年代只出土2尊石人像;时隔30年、39年，又出土3尊石人像。余先生在写《都江堰》时只能看到2尊石人像，在2013年对《文化苦旅》删补时，已有4尊石人像出土。其体形尺寸国内皆有报道，余先生却懒于核对，信马由缰，在治学上不算严谨。

还有一项需要探讨。《华阳国志》记载说：“于玉女房下白沙邮作三石人，立三水中（测水位变化）……”，《蜀中广记》卷六引《古今集记》载：“李冰使其子二郎作三石人以镇湔江”。首先，《史记·河渠书》没有这类记载，上述说法不知有何依据？在历史、考古范畴，没有丝毫证据可证明持锸人像是李冰之子，考古学家不会认可那是二郎石像。刘文强、徐军说：“鱼嘴之下内江水位变化400厘米……（石人高度）满足不了内江水位的变化量（不能测水位变化）……无法提供足够的固定能力可使石人像应对强大的水流冲击而不倒……李冰立三石人测水是分立于不同位置，而此五尊石像几乎发现于一处，出土地点的记载亦与《华阳国志》所载的以作测水之用的‘三石人无关。”[15]其说有理。《华阳国志》《古今集记》相关记载的最大问题是：石人像立于水中，如何承受强大的水流冲击而不倒？因此，学者著作引用相关书刊，包括典籍应该具有自己的分析和判断力，不要人云亦云;即便是文学作品选用历史旧闻也当慎重其事。

六、关于都江堰的“三字经”“八字真言”

《都江堰》写道：“他当然没有在哪里学过水利。但是以使命为学校，竭力钻研几载，他总结出治水三字经（‘深淘滩‘低作堰）、八字真言（‘遇弯截角‘逢正抽心），直到二十世纪仍是水利工程的圭臬。他的这点学问，永远水气淋漓。”余先生这里说的“他”指李冰;但“三字经”却非李冰所总结，是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知成都府事文焕根据李冰以来四川人民2000多年的治水经验而撰，凡20句，60字。其开头两句即：“深淘滩，低作堰。”这两句倒有可能是李冰总结的，后人称为“六字诀”（不是“三字经”）。有人说，它早在1400多年前的西魏或北周时期就被“刊碑古堰”。但我们能查到的最早资料乃见于元人揭傒斯的《赐修蜀堰碑》（载杨慎编《全蜀艺文志》卷之四十七）。那上面说，都江堰之“北江（即郫江）少东为虎头山，为斗鸡台。台有水则。……乃书‘深淘滩，低作堰六字其旁，为治水之法。皆冰所为也。”至于“八字真言”的形成，也与“三字经”一样，是后人的总结，撰者为清光绪元年（1875年）的成都府水利同知胡均。

早期的历史文献对于李冰的记载都很简略，李冰有没有儿子、有几个儿子、是否协助过李冰治水、李冰写过治水六字诀吗？都不清楚。冯广宏老先生考证说，李冰是山西（解县）人，约生于公元前305年，卒于公元前235年，约33岁（公元前273年）任蜀郡郡守，开始修建都江堰。他后来去上郡（陕西延安地区和内蒙古南部）任郡守，继任蜀郡郡守的是“蜀守宣”（后为“蜀守武”，不是李二郎）。明末曹学佺《蜀中名胜记》说：“（什邡县）章山后崖有大冢，碑云：‘秦李冰葬所。”其实此非李冰真正的墓葬，不可信。史料证明，李冰并没有在蜀郡守的职位上终老，晚年让儿子接班继任的可能性也很小（即便有儿子在身边）。

随着岁月的流逝，都江堰的功效越来越显著，李冰的名声越来越响亮。李冰原是蜀郡守，至汉代，被封为大安王;至唐代，被封为赤诚王、济顺王。到宋初赵匡胤诏修崇德庙，在李冰之外，又给他增添了一个作为助手的儿子，即增塑了二郎神像。据《岷阳古帝墓祠后志》记载：在灌口，原有一座祭祀杜宇的望帝祠，公元5世纪末迁至郫县（称望丛祠），原望帝祠改为祭祀李冰的崇德庙。到了清雍正五年（1727年）该庙始称“二王庙”。

关于李冰的历史资料，有真实的记载，也有较多的传说（如三字经、李二郎之类）、附会（如李冰斗江神、水怪之类）。作为一个严肃的学者，切莫轻易相信道听途说，而应注意查证史料，去伪存真，给后人一个可靠的交代。

七、关于“拜水都江堰，问道青城山”对联

《都江堰》篇末写道：“那天我带着都江堰的浑身水气，在青城山的山路上慢慢攀登。忽见一道观，进门小憩。道士认出了我，便铺纸研墨，要我留字。我当即写下了一副最朴素的对子：

拜水都江堰，

问道青城山。

我想，把‘拜水和‘问道这两件事当作一件事，那么，也就领悟了中华文化的一大秘密。”

《現代汉语词典》（第5版）“对子”释义为“对联”。白雉山《对联的基础知识》说：“对联，雅称楹联，俗称对子。”“对联必须做到”：上下联字数相同、句法相似、平仄协调、对仗工整。“上下联各字，应平仄互对（可一、三、五不论，末字要互对）……讲求平仄与对偶是对联的精髓所在。”[16]白雉山所言，其实是对拥有一千多年历史的对联做法的一种陈述，那是做对子者必须遵循的规则，否则就不叫做对子了。余先生去过的青城山的真武殿就有一副对联（是唐代杜光庭写的诗句）：“树红树碧高低影;烟淡烟浓远近秋。”这应是对得非常好的对联。

在二王庙李冰神殿，有一副楹联（对联）：

六字炳千秋，十四县民命食天，尽是此公赐与;

万流归一统，八百里青城沃野，都从太守得来。

上下联平仄对仗都较好（第一、三字可平可仄）。若将“万流”改成“万水”，就变成“仄仄”对“仄仄”了。

“拜水都江堰（仄仄平平仄），问道青城山（仄仄平平平）”这十个字中，只有堰（仄）与山（平）对好了，其他都没有。这不像深谙古代文化的学者、文人所为，令人扼腕。张大成有《余秋雨也开黄腔》一文说：“对联不是快板诗或顺口溜，它在格律上要求甚严……对联格律中最忌讳的毛病，在这副短联中具备齐全，不能不使人遗憾！”[17]言之甚切。

八、结语

余先生认为都江堰水利工程“没有太大的游观价值。只是要去青城山玩……就趁便看一眼吧”。他“心绪懒懒的，脚步散散的”看了之后，却如此写出了《都江堰》。其思想也是懒懒的，行文也是散散的，学术上疏于考证，逻辑上不能自圆。他对都江堰的“拜水”，对青城山的“问道”，看来诚意尚不够，虔敬也差些，所以徒留把柄让人指点。

有评论说：余秋雨是“文采、学问、哲思、演讲皆臻高位的当代巨匠”[18]。还有评论说：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和史学意义上的文化价值……文采飞扬，知识丰厚。多数评论认为《文化苦旅》是余秋雨的代表作，《都江堰》是《文化苦旅》中的名篇之一，是经典散文。

在上述评论面前，我们开始怀疑自己的鉴赏水平出现了严重问题。于是，陷入思索。我们想道：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我们又想道：中国画有工笔画、有写意画、甚至大写意;在欧洲的美术史上，有写实主义、有印象派、立体主义、野兽派等等;毕加索的后期作品，人的两眼可以画成一正一斜。还有，中国的诗歌，从四言发展到五言、七言，到唐宋诗词，都有严格的格律，讲究特定的平仄、押韵与对仗。可是，现在许多人写出的所谓旧体诗词，却不要格律或不谨守格律;新诗也不要押韵，只是散文句子长长短短地排列组合;有些诗连大学文学教授都看不懂，竟能获奖。思索又思索，我们需要再学习，快跟进。因此，对于《都江堰》，我们只是诚实地道出自己的看法;至于它里面是否藏有常人不能领悟的格局和智慧，则还需要方家高人指点。听说《都江堰》已经收入人教版高中选修的语文教科书，对此，我们只能发出一声叹息。

注释：

[1]辞海编辑委员会（主编：夏征农）：《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版。

[2][6][8]彭述明、肖帆等：《都江堰水利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研究》，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第4页，第10页。

[3][18]余秋雨：《文化苦旅》（新版），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29页，篇首“余秋雨”简介。

[4][9][12]冯举、谭继和、冯广宏：《成都府南两河史话》，四川民族出版社1998年版，第44—52页。

[5][7][11]顾浩：《中国治水史鉴》，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1997年版，第12页，第32页，第34页。

[10]冯广宏：《李冰送来了一个“天府”》，《文史杂志》2018年第2期。

[13]冯广宏：《把李冰的生平还给李冰》，《文史杂志》2018年第3期。

[14][15]刘文强、徐军：《都江堰渠首出土石人相关问题探讨》，《中华文化论坛》2019年第1期。

[16]白雉山：《古今楹联选集》，湖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1页。

[17]张大成：《余秋雨也开黄腔》，《当代杂文》2007年2月8日，邵建华等主编《新时期四川杂文随笔选》，人民日报出版社2007年版，第138页。

作者单位 卿鸿宾：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钱玉趾：四川省科学技术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