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永军

《韩非子·外储说右下》载：“公孙仪相鲁而嗜鱼，一国尽争买鱼而献之，公孙仪不受。其弟子谏曰：‘夫子嗜鱼而不受者，何也？对曰：‘夫唯嗜鱼，故不受也。夫即受鱼，必有下人之色；有下人之色，将枉于法；枉于法，则免于相。虽嗜鱼，彼必不能长给我鱼，我又不能自给鱼。既无受鱼而不免相，虽嗜鱼，我能长自给鱼。此明夫恃人不如自恃也，明于人之为己者，不如己之自为也。”

公孙仪“不受鱼”的故事，常被今人与宋相子罕“不受玉”相比较。认为公孙仪的“不受”，固然值得称赞，但出发点值得斟酌，基于怕“受鱼而免于相”归根结底还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官位，格调不高、境界有点低。就“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三层次分析，属于“不敢腐”，而子罕不受玉因“我以不贪为宝”，则处于“不想腐”的思想高地。

自然，我们不能用现代人的标准去框定古人拒贿的境界。无论古今，只要不是嗜贪之人，在寻常物什面前，“不受”并不难做到。但面对送上门的尤物，尤其自己嗜爱的东西，要做到“不受”就需要定力。像子罕那样以“我以不贪为宝”，从根本上就“不想腐”当然最好。但“洗心无俗情”，这里需一个前提条件，就是有一颗纯净的心，即“见理明而不妄为者，尚名节而不苟取者”。身处尘世，就大多数人而言，正如公孙仪这般考量：“如果接受他人送的鱼，必定有不敢责求别人的表现，有不敢责求别人的表现，必将违法曲断；违了法，就要被免去宰相的职务，这样的话，即使喜欢吃鱼，这些人也不会再送了。”从“如果不接受别人送的鱼便能保住相位，继而能靠自己吃上鱼”的角度考虑，成为“畏法律、保禄位而不取者”，似乎更符合常人心理。

实际上，公孙仪的这个拒贿价值观，就是我们今天反腐倡廉所强调的底线思维。仅据原文分析，至少有三个价值看点：其一，知道风险点在哪儿。“受鱼”就有风险，风险点在于送鱼者动机的不确定性，究竟是出于关心，还是包藏祸心？不得而知。底线思维要求，凡事必须向最坏处准备。于是，就有了“夫受鱼而免于相，虽嗜鱼，不能自给鱼”的清醒和自警。其二，知道自己的底线在哪儿，就是谨防“受鱼而免相”。于是，“受鱼”便成了风险防控的必控底线。其三，知道自己的坚守点是什么，就是“毋受鱼”，确保“不免于相”，进而获得“虽嗜鱼”又“能长自给鱼”自由。两弊相衡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故，公孙仪“嗜鱼”而“弗受鱼”，与其说是从政官德的胜利，不如说是底线思维的胜利。

底线思维，本质上是一种自控意识，要义是将风险置于可控、能控范围，凡事自控不了，决不抱侥幸心理。某亿万富翁遗孀以50 万年薪招聘一名贴身司机，几百名应聘者技术遴选至最后三人，由老太太亲自面试定夺。她只问了一个问题：要是前面有个悬崖，凭你的技术能把车停在离悬崖多远的地方？第一个说，我可以稳稳当当地把车停在离悬崖一米的地方；第二个说，我可以把车安全地停在离悬崖30 厘米的地方；第三个说，我看见悬崖就停下，决不往前走。结果第三个胜出。个中道理并不深奥：不管你驾驶技术有多好，在无可预知的种种偶然面前，所谓的“保险系数”都是侥幸的，而“不往前走”，恰恰正是安全的底线。很显然，老太太的考核已超出了单纯驾驶技术的范畴。

底线思维，其实也是自知之明。清楚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自己做不到的，坚决不去做，半点不含糊。《大学》有云：“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知止”，就是知底线、守底线。反观古今官场种种龌龊事，说行为人一开始就龌龊不堪，就有些人而言似乎有点冤枉，但说其源于没有守住底线，则是公允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公孙仪“嗜鱼”而“不受”的底线思维，以及“知止”而“后得”的自由，闪现着超越时空的毫光。